戴錦華：文化研究最終關注的是人的福祉
主題：破鏡而出：戴錦華的電影、女性主義和文化研究
時間：2018年11月24日14：30
地點：民生現代美術館一層公教廳
嘉賓：戴錦華 學者，北京大學教授
毛 尖 影評人，作家，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孫 柏 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
主辦：北京大學出版社、北大博雅講壇、北大培文
被譽為“中國蘇珊·桑塔格”的戴錦華教授出身于北大中文系，曾在中國電影第四代和第五代崛起時任教于北京電影學院。戴老師有著深厚的文學與電影學養(yǎng)、廣博的閱讀量和閱片量，同時，她還永遠站在時代潮頭，關注當下脈動，這使她在身為中國性別研究、女性文學研究、電影與文化研究先驅者的同時，一直與時俱進，保持著超高的人氣，其智慧與鋒芒已成學界“傳奇”。而面對日益喧囂的當下，戴老師又有著怎樣的新思考與犀利見解？
選擇每一個題目
都是因為自己的生活和生命
有那樣的困惑和那樣的渴求
孫柏：北京大學出版社這兩年再版了戴錦華老師三本代表性的學術著作——《浮出歷史地表》《霧中風景》和《隱形書寫》。這三本書代表了戴錦華老師學術研究的三個面向：女性主義、電影研究、文化研究。這三本書都堪稱相關領域的開山和扛鼎之作。最早一本是1987年出版的《浮出歷史地表》，然后是《霧中風景》，《霧中風景》的篇章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一直貫穿整個90年代，最后在1998年結集出版。《隱形書寫》是1999年出版的。
我想要求證于戴老師的問題是，文化研究這樣一個思想路徑是怎么在您這兒發(fā)生的？因為我覺得這不僅僅是戴錦華個人學術的發(fā)生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文化研究在中國的一個開端。
戴錦華：最近有時候有人會說我是什么“明星學者”，有人說我成名很早。其實你們大家不知道，1996年《霧中風景》文稿編輯完成之后，兩年輾轉在很多出版社當中被拒絕。最后是北大出版社一個年輕的音像編輯，因為他個人對我的喜愛，在北大社出版了《霧中風景》。這個故事大概已經足夠說明，我的學術道路不是那么順暢的。
有了北大培文之后，我的出版不再是問題，他們一直在幫助我打開我的出版之路，并通過出版讓我擁有更多的讀者。作為一個學者最慶幸的一件事，大概就是書類似于蒲公英的種子，隨風飄散的時候，絕大多數都落在水泥地上了，但說不一定有哪一顆落在哪里，也不知道它長出什么，讀者會怎么接受它。這三本書同時再版我非常高興，到我這個年齡，我已經開始思考和擔心我的生物學死亡會不會晚于符號學死亡發(fā)生，但是還能夠有一點點安慰。我的學生很了解我，所以努力、使勁兒地安慰，說它是有意義的、有作用的、有啟示的。
回到孫柏所說的問題，我坦率地跟大家說，如果我的書籍比我的生命先于被大家遺忘，我也沒有什么遺憾的。因為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整個學術的過程，所有書的寫作過程完全是我生命的內在組成部分，從來不是要切割出來，什么時候我去生活，什么時候我去寫作，什么時候我去教學。因為我選擇每一個題目的時候，都是因為我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有那樣的困惑和有那樣的渴求。坐在桌前寫到腰酸背疼，那個過程一定是辛苦的，但是總的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活著的過程，是一個游戲的過程，是一個迷戀的過程，是一個給自己解惑的過程。
我偷偷問別人
什么是Cultural Studies
他們說你做的那些就是
戴錦華：《隱形書寫》的出現和后來我居然掉進一個叫作“文化研究”的坑里面，是有大概十年左右，我被認為背叛了電影、遺棄了電影。
我的文化研究的延長線是第三世界研究，我又一去經年，很久很久以后才返回到我仍然非常熱愛的電影上面，是因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中國社會的劇變。對于你們來說，都是史前史，非常非常遙遠。對于我來說那是個人生命和中國歷史的一個大跌宕和大轉折。我們曾經對中國、對歷史、對文化、對世界有一種理解，我們按照我們的理解去參與、去推進、去創(chuàng)造。結果沒有想到，我們的參與召喚出來了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的“怪獸”。突然世界變得很陌生，中國變得很陌生。
那個時候對我個人來說，我大概在很多地方說過，不好意思，再重復一遍，我真的會半夜無眠，坐起來開始痛哭失聲。就是因為一切曾經你認為你依憑的東西都破碎了，朋友們風流云散，你不再知道你的位置，你不再知道你的未來，你覺得你的語言是如此沒有意義。個人的生活是這樣的一個狀態(tài)，同時，我當時那么愛電影，可是突然發(fā)現，所有在電影上、熒幕上發(fā)生的事情不能經由電影自身得到解釋，這時候很多別的角色來了，資本的角色、國際電影節(jié)的角色、藝術家被派定的他們自覺或不自覺的身份，都解釋不了。
在這種過程當中，我的三本書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你一定會有一個位置是跟學術、跟大學或者跟出版、跟寫作有關的，但是你別讓這個位置囚禁了你。所以當我覺得完全走不出去的時候，我可以轉移一下我的目光，轉移一下我的視野，看一看正在發(fā)生著的那些坦率地說我并不喜歡的東西，比如圖書市場的出現、商品化的過程、當時的新媒體、廣告。我大概是中國第一則廣告的觀眾，也算是研究者，我想通過它們來試一試能不能回答我對生命的困惑、我對社會、對文化的困惑。
所以開始寫了，最早的不是《隱形書寫》，是《救贖與消費》，是《想象的懷舊》。中間我同時作出我個人生命當中一個當時很痛的抉擇，就是我告別電影學院回到北大。別人覺得你一個小小的電影學院的老師跑去北大，你還不光榮地跪下來么？但我是因為別無選擇才離開電影學院，我覺得我?guī)缀醢盐业那啻荷冀o電影學院了。
在這個過程當中，剛到北大不久，有很多國際交流的機會。我講過一百次這個故事，到了國外別人就說，這位是中國文化研究學者，這是中國的電影學者，這是中國第一個女性主義者。那是1994年的時候。當時沒有人要叫女性主義者，因為當時“女性主義”是臟字。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Cultural Studies。所以我偷偷問別人，什么是Cultural Studies，他們說你做的那些就是。我說老天啊，我做的就是？我去讀文化研究的著作，其實我并沒有從他們那兒獲得更多新的方法，我在那兒明確的是我認同文化研究的訴求，就是打破學科的壁壘，打破學科的講解，試一試撞撞學院的墻，重新把我們自己跟社會連接在一起。我認同這個東西，我認同文化研究整體非常老土的、非常落伍的訴求，就是文化研究最終關注的是人的解放。
我還是覺得
當我們是剩下的那個99%時
我會比較安心，比較快樂
戴錦華：所以在這之后我就說，好吧，我明確了我所做的，是對文化工業(yè)、對大眾文化，包括對電影在內的文化現象，透過它們看中國和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然后通過這樣一種透過文化把握政治經濟的脈絡或者走向，進而再度把自己擺回到社會之中去。我也認同了文化研究的基本思路，現在可以比較明確地說，真的去看到、認知那99%的所在，并且試一試和他們在一起。
這個大概是剛才孫柏當眾表揚當中我認同的東西，就是我們都是“下流學者”，我們向下走，我們向下流，我們覺得我們能夠跟多數在一起。而在上面，那1%們，越來越強大，越來越占有世界性的財富。我還是覺得當我們是剩下的那個99%的時候，和這樣的人在一起，和他們一起去看世界、看電影、看文化、看社會，我會比較安心，比較快樂，比較踏實。我會覺得活著是有意思的。
當然，還是村上春樹的說法，到我這個年齡應該上一堂新課，就是學會死亡，迎接死亡。死亡是很難的功課，人類從來沒學會。我一點不消極，我非常積極樂觀地說應該擁抱生活，擁抱生命，同時要真正地去看，我已經踏上生命的歸程。
可是我在這兒真誠地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剛才說，這些書的寫作是我個人生命的一個過程，就像《隱形書寫》，它把我?guī)С瞿莻€學術的困境，也把我?guī)С鲆粋€可能性，就是我繼續(xù)作為一個電影學者，會以越來越成熟的、自己的模式去自我復制。當我走過文化研究，走過第三世界研究，重新回到電影研究的時候，我以為我不一樣了，我以為我的電影研究變得更有意思一些。所以，我熱情地推薦大家，如果你們愛藝術，如果你們做文化，如果你們寫作，我希望你們能像我一樣，在你們的每一個工作階段，都是一個在沉迷狀態(tài)當中去游戲的階段。
剛才毛尖揭我的短，比如我大概有三四年的時間沉迷于吸血鬼文化，沉迷于作為思想史、作為文化史、作為電影史的吸血鬼文化。把吸血鬼作為這樣一個入口，在那個過程當中我非?？鞓?。很好玩兒的是，這個題目什么都沒產生，我乘興而來，盡興而歸。但是我不覺得我浪費了我的生命，因為我不是為了產出一些論文或者一些專著而活著，因為這本身是生命的汲取和創(chuàng)造生命快樂的一部分。
我奢望的夢想是，你們在讀這些書的時候分享到的也是快樂，而不是一種論文寫作方式，那我的快樂就會加倍、無限增值了。
世界電影最大的悲哀
就是每個導演都是看電影拍電影
不是看人生拍電影
毛尖：問一個可能不太友好的問題。因為我也會分享一些看到的東西，但是也一直會和戴老師看到的東西有不同的感受，包括戴老師對姜文電影、對賈樟柯電影的感受。如果姜文和賈樟柯一起落水了，你先救誰？
戴錦華：前提是我落水了嗎？我不會游泳，所以誰也不救。
我比較不愿意談姜文，這一點是非常個人的。長久以來，姜文使我保持著強烈的期待。我一直認為，中國的導演和中國的學者一樣，最早推動我們進入學術、進入創(chuàng)作的是某種愛，一定是某種很純粹、很單純的東西。但是經常當我們做出了一點點東西的時候，非常不客氣地說，我們經常容易把我們做出的那點放得太大了。
我還是用王朔的語言——我們經常像哄孩子一樣把自己當人看了。自己寫了兩本書，覺得自己是大學者，拍了兩部電影就覺得自己是大導演。一旦這種感覺出現的時候，好像愛就煙消云散了。最早讓他進入到這個場域當中的動力就消失了，以后就會變成一種很匠人、很匠氣、很職業(yè)性的復制，或者簡單地說，很容易轉向媚權、媚錢，用自己愛的東西換，換取一些俗世的利益。錢、權我都愛，但是我經過我愚蠢的、智商太低的計算以后，覺得不值得。要贏得那些東西，我付出的代價，算完以后我就覺得不值。這就解釋了我為什么這么失敗，在社會各種衡量標準中我是個失敗的人，我什么位置、什么權柄都沒有。這些朋友知道我什么都沒有還喜歡我，謝謝你們。
對姜文長久的期待是我覺得姜文一直表達出一種對電影自身純凈的愛，甚至在《陽光燦爛的日子》使他很快成名，當時是才子型的明星變?yōu)閷а?，影片如此出色之后，他也一直表現了這種純正的愛。而同時，正因為他是從演員變?yōu)閷а?，他又不大在電影史、電影行業(yè)的路徑上。世界電影最大的悲哀就是每個導演都是看電影拍電影，不是看人生拍電影。不論多有才氣，看人生拍電影還是會遭遇到無數電影擋住你的路不讓你走，最后只好在電影當中找到一點點出路、一個裂縫、一個窄門擠出去。
姜文就是個人的才氣足夠，同時因為他不是作為一個導演被教養(yǎng)出來的，不是作為一個那樣的藝術家被教養(yǎng)出來的，所以他的原創(chuàng)性是充分的，這是我對姜文始終保持著期待的原因。所以在這樣的意義上，到現在為止，我非常喜歡《太陽照常升起》，但是《太陽照常升起》某種意義上是姜文的滑鐵盧，票房的慘敗對姜文的挫傷或者說創(chuàng)傷是很重的，他后來一直試圖回應這件事。
有一次成功的回應就是《讓子彈飛》。《讓子彈飛》剛好是姜文作品當中我個人評價并不是很高的，以他的聰明和才氣操作一個商業(yè)電影的模式不是難事，他很成功地操作了一個商業(yè)模式的電影。在這部電影中我仍然保持著我的某一種認同，那個認同就是，在中國電影當中我們太難找到一點最樸素的聲音講一講社會正義和社會公平了。所以那個電影中大聲疾呼“公平、公平、公平”，已經變成了一種難能可貴的社會的表述，因為聽不到。
姜文電影經常失敗的地方
就是他滿懷自戀地表現自戀
戴錦華：接下來的《一步之遙》和《邪不壓正》，姜文真的向我們表現了這樣一個非常典型的時代的困境，就是觀眾和社會的批判、原創(chuàng)性的表達和已經存在于那里的大資本的運營。不是說我有藝術表達，我沒錢拍，這是我們熟悉的困境，或者因為太多的錢使我們忘記了藝術，這也是我們熟悉的困境。姜文顯然是不甘，他有著強烈的要原創(chuàng)、要自我表達、要給自己在電影史上命名的訴求。但同時，可能是送到手上的巨大資本的額度，正如奧遜·威爾斯所說的，“電影是發(fā)明給成年人最好的玩具”，讓他很想去玩資本，來運轉游戲。我只能說，這樣的一種困境本身造成了兩部影片的尷尬處境。
姜文從《讓子彈飛》開始，他把后面的三部電影命名為“北洋三部曲”。北洋是非常特殊的時段，在某種意義上是權力真空，在權力真空的狀態(tài)下是最赤裸、強權暴力的血腥世界，是沒有任何穩(wěn)定系數的世界。這是《讓子彈飛》成功的理由。到《邪不壓正》的時候，有一個太重要的事情出現了，就是日軍侵華，日軍開進北京城。對我來說，這樣一個明確的歷史時刻，這樣一個我認為每一個活著的中國人都會有身體疼痛的時刻，我不允許解構，我個人不接受解構和游戲。坦率地說，這并不直接構成我對姜文的批評，但是構成我和這個影片之間完全不可抵達的一個障礙。所以這是姜文。
提問：戴老師說特別喜歡姜文的《太陽照常升起》，對這部電影我有一點想法，有人評價這部電影是姜文極度自戀的投射。在后面有幾個鏡頭是老唐妻子找到他，他在山頂上，把槍一舉，宣告一種獵人打到獵物的勝利性的標志，他跟他妻子最后一段在火車上飛舞的鏡頭，那是體現相當自戀的行為，您怎樣看待這種評價呢？
戴錦華：老實說，電影里世界盡頭，佇立著一只手的標識，那個女人走走走，走到世界盡頭，姜文從背后很酷地出來的時刻，我覺得挺雷的。盡管我這么愛這部電影，但是那個場面我也覺得挺雷的。那個場面是姜文的自戀表達破壞了藝術原創(chuàng)，我認同，我同意。
我喜歡這部影片的是，整個在造型、在想象上的極度飛揚。我認同于他飛揚的想象力，有點奇詭的想象和造型形成的那樣的畫面，對我形成一個有趣的、不一樣的“文革”表述。那是“文革”親歷者的表述，不是“文革”主體的表述，而是在“文革”結束時還是一個孩子的姜文對那段歷史做出的非常有趣的表述。關于荒誕、關于深情、關于背叛、關于情欲，關于很多東西，在這個意義上的成就感壓倒了這個小小的自戀。
姜文電影始終有自戀的問題，我完全不諱言這一點。姜文電影經常失敗的地方就是他滿懷自戀地表現自戀。自戀是一個永恒表達的主題，姜文做得非常好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最后也毀在自戀，馬小軍自戀了，非常棒的故事，到那兒有一點塌下去的感覺。他能夠戰(zhàn)勝自戀的時候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但是有的時候他被自戀俘獲，懷抱自戀表達自戀，所有的觀眾都會被推出去。因為每個人都很可悲，每個人都很自戀，人們并不想分享他人的自戀，而想看到對自戀某一種呈現或者某一種諷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