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之門》：清晰的文化邊界真的存在嗎
東歐國家的歷史，素來難稱是個熱門領(lǐng)域。不過在蘇聯(lián)解體之后，由于若干個國家的歷史從“蘇聯(lián)史（實際是俄羅斯史）”的框架里掙脫了出來，關(guān)于這些國家的中文歷史讀物總算稍有可觀。具體到烏克蘭而言，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后進入讀者視野的著作（譯注）就已經(jīng)有了好幾種，比如《俄羅斯與烏克蘭關(guān)系研究》（王慶平著）《非常鄰國——烏克蘭和俄羅斯》（顧志紅）《烏克蘭：沉重的歷史腳步》（趙云中著）以及《烏克蘭史》（保羅·庫比塞克著，顏震譯）等。2019年3月，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的美國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所所長浦洛基（Serhii Plokhy，以下簡稱“作者”）大作《歐洲之門：烏克蘭2000年史》（以下簡稱“本書”），便是其中的最新一本。
浦洛基先生生于俄羅斯，成長于烏克蘭。但本書并不是一部單純的烏克蘭“民族史”，而是關(guān)于諸多不同民族在現(xiàn)在的烏克蘭這塊土地上起自古希臘“歷史之父”希羅多德時代，止于當下的“長時段”內(nèi)滋乳生生的“地區(qū)史”。由于這個原因，本書之內(nèi)的人名地名專有名字牽涉甚廣，作者與譯者也不免顧此失彼，偶有疏忽了。譬如作者將伊凡三世稱為首個采用沙皇頭銜的莫斯科君主，但歷史上第一位沙皇實為其子，著名的“雷帝”伊凡四世；又譬如，斯摩棱斯克是座位于今天俄羅斯與白俄羅斯邊界的城市，可是本書附圖中的“斯摩棱斯克公國”卻移到了包括車臣在內(nèi)的北高加索地區(qū)。除此之外，對于歷史上唯一一個信仰猶太教的游牧民族，譯者也沒有采用通行的“可薩（突厥）”的譯法而是改譯“哈扎爾”；雖然這無可厚非，總歸感覺與“馬扎爾（匈牙利）”或是“哈扎拉（在阿富汗）”易于混淆了。
不過，這些白玉微瑕之于本書的確是無關(guān)宏旨。在作者筆下，烏克蘭境內(nèi)兩千年的歷史風云變幻躍然紙上。最引人注目的無疑是本書的主標題——“歐洲之門”。這一表述似乎與地理課本上的提法不相一致，卻可能是作者“西歐中心主義”潛意識的流露。在很長時間內(nèi)，“歐洲”的定義是模糊不清的?！皻W羅巴”這個地理概念源自于古希臘的傳說，從一開始它就既未得到清晰界定，也不常用。最初，“歐羅巴”所指為希臘本土，后來才把愛琴海諸島包括進來。在古希臘人眼里，世界的中心就是希臘，舍此皆為蠻邦。亞歷山大大帝時期，“歐洲”一度向東擴展，除了希臘本土、愛琴海諸島之外，還包括小亞細亞，這是亞歷山大東征和征服波斯的結(jié)果。到了羅馬帝國興起之后，地中海成為帝國的內(nèi)海，因而文明世界的中心就是地中海世界。公元二世紀，托勒密以頓河為界，分割了亞洲與歐洲，這一分界一直沿用到十七世紀。最后，就像本書也承認的那樣，“俄國重繪歐洲地圖，把它的東部邊界一直推進到烏拉爾山”——當代地理教科書中的歐洲東界。
聯(lián)想到本書完成于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導(dǎo)致俄羅斯聯(lián)邦與西方關(guān)系急轉(zhuǎn)直下之后，再考慮到布熱津斯基在上世紀末出版的《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zhàn)略》里所做的論斷（“若烏克蘭不屬歐洲，俄國就不能屬于歐洲，但若俄國不屬于歐洲，烏克蘭卻仍可屬于歐洲”）；本書中“歐洲之門”的潛臺詞仿佛呼之欲出：地理上處于東歐腹地的烏克蘭成了歐洲（西方）文化的東部邊界。
拋開當代的政治意味不論，這樣的提法在歷史上似乎也能找到一定的依據(jù)。畢竟烏拉爾山脈和另一條歐亞分界線（土耳其海峽）一樣，在歷史上從來不是將歐洲與亞洲截然劃開的天塹。一方面，小亞細亞半島與今天我們稱為“歐洲”的這塊土地之間的聯(lián)系，在古希臘時期就已經(jīng)十分頻繁而密切。另一方面，烏拉爾山也同樣即沒有阻止住匈人和蒙古人的西侵，也沒有妨礙俄國哥薩克的向東擴張。本書作者因此提出，將烏克蘭一分為二的“歐亞大草原與東歐稀樹草原”的分界線“至關(guān)重要”。
只不過，這條看似意義重大的邊界真的存在么？誠然，在古時在其一側(cè)的確居住著諸如斯基泰人或者保加爾人這樣的草原游牧部落；而在另一側(cè)，由于維京人（“瓦良格人”）的征服或者開化（蘇聯(lián)時代的歷史學家對此堅決予以否認），東斯拉夫人也建立自己的早期國家——基輔羅斯。無論是俄羅斯、還是烏克蘭抑或白俄羅斯，今天都把自己的文明源頭追溯到了這一古國。本書作者倒是無意糾纏于這場祖先之爭，而是做出了持平之論——“基輔羅斯的崩潰則催生了烏克蘭和俄羅斯”。然而，這條看似“涇渭分明”的邊界早在公元13世紀就已不復(fù)存在了。就像本書記述的那樣，突如其來的蒙古征服與接踵而至的“韃靼之軛”（更通行的譯法似乎是“韃靼桎梏”），導(dǎo)致整個東歐平原（包括草原與林帶）都被置于金帳汗的權(quán)威之下了。
從那時起，另一條（東西方基督教的）分界線似乎在烏克蘭的歷史演進中浮出了水面——一如作者所言，羅斯的精英需要做出決定，“是選擇草原游牧民族和拜占庭基督教傳統(tǒng)共同代表的東方，還是選擇承認羅馬教皇權(quán)威的中歐君主們代表的西方”。作者同樣提及賽繆爾·亨廷頓在大名鼎鼎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里繪出的“東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分界線正好穿過烏克蘭”。人們都還記得，在這位美國政治學家看來，文化的“絲絨幕”已取代意識形態(tài)的“鐵幕”，成為歐洲最重要的分界線。這條界線穿過烏克蘭，使烏克蘭成為一個“具有兩種文化的割裂的國家”。
只不過，作者緊接著就否定了亨廷頓的論點，“在烏克蘭這樣的國家，畫出一條清晰的分界線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異常困難的……所有的文化的邊境地區(qū)都是如此”。而且“17世紀初，要想在烏克蘭境內(nèi)畫出一條東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清晰分界線，比現(xiàn)在更加困難”。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烏克蘭“被這條線歸于天主教一側(cè)的地方幾乎沒有羅馬天主教的痕跡”：這里的“烏克蘭希臘禮天主教會”雖然承認羅馬教皇的權(quán)威，但其宗教儀式與東正教別無二致。
同樣耐人尋味的是，被作者視為“近代烏克蘭雛形”的哥薩克國家，恰恰誕生于前一條邊界線附近，也就是草原與林帶的交會之處?！案缢_克”的詞源可能來自突厥語，第一批哥薩克是游牧民，但他們同時又是說斯拉夫語的東正教徒。過去曾經(jīng)彼此對立的兩者此時已經(jīng)合而為一。作者強調(diào)，正是由于“哥薩克國”的“很大一部分正好位于被早年間的波蘭和法國制圖師稱為‘烏克蘭’的草原地區(qū)”，故而“不久以后，哥薩克國將以‘烏克蘭’之名為人所知”。
到了1667年之后，第聶伯河兩岸的哥薩克人都開始使用“烏克蘭”來稱呼他們的祖國。在此之前，哥薩克人已經(jīng)做出了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決定：通過《佩列亞斯拉夫協(xié)議》（1654年）與沙皇俄國聯(lián)合起來。后世的蘇聯(lián)歷史學家曾經(jīng)以不容置疑的口味告訴讀者，“這是兩個斯拉夫民族的重新合并，烏克蘭人民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渴望與俄羅斯重新合并，如果沒有合并，烏克蘭民族不可能得到拯救”。但本書作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它既不是烏克蘭與莫斯科沙皇國的重新結(jié)合，也不是兩個‘兄弟民族’的再次攜手”——因為當時沒有人會從“族群”的角度看待這份協(xié)議。
這聽上去有些令人詫異，但很有可能就是《佩列亞斯拉夫協(xié)議》的歷史真相。畢竟如此重大歷史意義的協(xié)議正本居然已經(jīng)丟失；更有甚者，按照俄羅斯古文獻學家彼得·沙夫林的考證，即便副本也有可能是沙皇偽造的！根據(jù)本書的論述，在與（東正教）俄國簽訂《佩列亞斯拉夫協(xié)議》之前，哥薩克人曾經(jīng)與韃靼人的（伊斯蘭教）克里米亞汗國結(jié)盟；曾經(jīng)承認（伊斯蘭教）奧斯曼帝國素丹為宗主；同樣考慮過（重新）效忠（天主教）波羅國王。甚至在簽訂《佩列亞斯拉夫協(xié)議》之后不久，哥薩克人還曾企圖與北歐的（新教）瑞典結(jié)盟。盡管他們“每一次改變陣營，都會失去更多的主權(quán)”，但是無論從哪方面看，都絲毫不見“文化”的界線在哥薩克人令人眼花繚亂的縱橫捭闔中起過什么作用。
起初，哥薩克以為與沙皇聯(lián)合形如“就像給溺水的人投去救生圈”。然而等待他的是“未卜的將來”。莫斯科并不是慈祥的解放者。革命導(dǎo)師恩格斯對此洞若觀火：“俄國首先的和主要的貪求，就是把所有的俄羅斯部落都統(tǒng)一到沙皇的政權(quán)之下，沙皇自稱為全俄羅斯其中也包括白俄羅斯和小俄羅斯的專制君主?！鄙郴手鸩饺∠烁缢_克人的自治權(quán)力，取而代之的是與俄羅斯本土一致的行省體系；甚至“烏克蘭”的名稱也遭到禁止，被更加政治正確的“小俄羅斯”取而代之。隨著俄國的向西擴張與三次瓜分波蘭，過去的哥薩克人土地在十九世紀時已經(jīng)被兩個帝國——俄羅斯帝國與奧地利帝國——分割殆盡了。
從表面上看，這兩大帝國間的國界不僅是政治分界線，同樣也是天主教與東正教“文明”間的界線。但本書告訴讀者，事情并非如此簡單。十九世紀是民族主義的時代，這當然要歸功于拿破侖·波拿巴與其士兵，他們“用歌聲和槍尖將民族和人民主權(quán)的觀念傳遍整個歐洲”。在烏克蘭，當然有認同“大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在這方面通過用俄文撰寫《欽差大臣》、《死魂靈》等作品被躋身著名作家之列的尼古拉·果戈里就是一個典型。但塔拉斯·舍甫琴科卻對他嗤之以鼻——“這個人根本不用自己的語言寫作”。舍甫琴科雖然身處彼得堡，卻堅持用烏克蘭文創(chuàng)作，因此而被視為烏克蘭最偉大的民族詩人。
舍甫琴科無疑代表了另一股思潮，認同“烏克蘭”的民族主義。作為“想象的共同體”，烏克蘭民族認同并未追溯到遙遠的基輔羅斯，而是活躍在幾個世紀前的哥薩克國。對此，作者也給出了他的解釋：“在19世紀的烏克蘭，擁有土地的精英階層與當?shù)厝斯蚕硗环N文化的唯一地區(qū)就是前哥薩克國?！?/p>
結(jié)果，新生的烏克蘭民族主義恰恰又一次頗為吊詭地無視了文化界線（如果存在的話）。一方面，“（奧地利）加利西亞的平民主義者和他們的出版物成為俄羅斯帝國境內(nèi)的烏克蘭愛國者的天然盟友”，另一方面，“加利西亞的烏克蘭人將基輔的烏克蘭愛國者的思想變得更加激進，讓一個獨立于泛俄羅斯帝國版圖之外的烏克蘭民族進入了他們的想象”。一言以蔽之，“當一方的情況惡化，另一方的活動家就會接過火炬，并向他們的同胞施以援手”。
對這樣的局面，俄羅斯帝國的統(tǒng)治者似乎無計可施。古老的羅曼諾夫王室已經(jīng)垂暮，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突然死亡。1917年11月20日，烏克蘭中央拉達宣布成立“獨立、自由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幾乎在此同時，聽命于莫斯科的烏克蘭布爾什維克宣布成立“蘇維埃共和國”。在1919年前后，在歐洲國家的近代史上還不曾有哪一個國家像烏克蘭一樣經(jīng)歷如此激烈的內(nèi)戰(zhàn)、政府權(quán)力如此徹底的癱瘓。在烏克蘭一度同時存在多達六種互相仇視的武裝力量：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軍隊——也就是人們熟知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佩特留拉匪幫”、布爾什維克的紅軍、反布爾什維克的鄧尼金白軍、協(xié)約國軍隊、波蘭軍隊和形形色色的無政府主義者武裝。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古城基輔竟然在“佩特留拉匪幫”、白軍、紅軍、波蘭軍隊間五次易手。奧斯特洛夫斯基曾經(jīng)生動地描述了市民在這種局勢下無所適從的窘境：“……要是搶劫猶太人，那就準是佩特留拉的人，要是‘同志們’，那一聽說話，也就知道了……隔壁的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維奇就是因為沒看準，糊里糊涂地把列寧的像掛了出去。剛好有三個人沖他走過來，沒想到就是佩特留拉手下的人。他們一看見列寧像，就把格拉西姆抓住了。好家伙，一口氣抽了他二十馬鞭……”最后，保爾·柯察金為之奮斗的蘇維埃紅旗戰(zhàn)勝了“佩特留拉匪幫”的藍黃旗（今天烏克蘭共和國的國旗）和其他的勢力，烏克蘭成為了蘇聯(lián)的創(chuàng)始成員之一。
在經(jīng)歷了工業(yè)化、大饑荒、肅反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看起來蘇聯(lián)成功解決了“烏克蘭問題”。原屬捷克斯洛伐克與波蘭的“西烏克蘭”并入烏克蘭意味著族群邊界與政治邊界終于相互重合——即烏克蘭的西部國界。作者進一步提到了約瑟夫·斯大林為達到這一目的而強行進行的“人口交換”。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希臘與土耳其之間的人口交換廣為人知，相比之下，二戰(zhàn)結(jié)束后波蘭與烏克蘭之間的類似舉動卻顯得籍籍無名。按照本書的說法，在烏克蘭，七十八萬波蘭人被“遣返”回國，反過來，世代居住在波蘭的十四萬烏克蘭人也被從家鄉(xiāng)趕走了。結(jié)果，曾經(jīng)以波蘭人口占主導(dǎo)的利沃夫，從此成了烏克蘭極西部的中心城市。東正教的東部烏克蘭與天主教的西烏克蘭的文化差異盡管依舊存在，似乎也已經(jīng)變得無足輕重了——斯大林的繼承者赫魯曉夫保證，“會在不遠的將來在電視上播出最后一名宗教信仰者的鏡頭”。
當然，赫魯曉夫未能如愿。他大概更不會想到，“牢不可破的聯(lián)盟”在他去世后不到三十年就宣告解體了。正是烏克蘭的獨立，給了“819”事件后已然奄奄一息的蘇聯(lián)最后的致命一擊。1991年12月1日的烏克蘭全民公決的結(jié)果是耐人尋味的。盡管烏克蘭人有著錯綜復(fù)雜的文化背景：俄羅斯族或烏克蘭族，東正教徒或天主教徒，說俄語或是烏克蘭語……但“投票率高達84%，其中支持獨立的選民超過90%”。
其中，作者特別提到了克里米亞。這塊韃靼人的故土是在1954年才由俄羅斯改隸烏克蘭的。在作者看來，“盡管官方宣傳機構(gòu)竭力把克里米亞半島的移交描述為兩個兄弟民族情誼的證明，這一行動的真實原因卻沒有那么浪漫”。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摧毀了克里米亞的經(jīng)濟，從俄羅斯來到當?shù)氐囊泼褚矡o法適應(yīng)當?shù)氐沫h(huán)境。因此赫魯曉夫認為“烏克蘭有責任幫助這個陷于經(jīng)濟困境中的地區(qū)，也相信烏克蘭的農(nóng)業(yè)專家知道該如何對付干旱和在干草原地區(qū)種出糧食”?！盎诘乩砗徒?jīng)濟考慮而非出于族群因素”，克里米亞才成了烏克蘭的一部分。在1991年的全民公決中，克里米亞超過三分之二的居民是俄羅斯族，但最后贊成獨立的克里米亞選民同樣超過了一半。這就意味著很大一部分俄羅斯族人也選擇了與“俄羅斯母親”的分離，類似的情形也發(fā)生在烏克蘭東部的其他俄語地區(qū)。
作者在本書的末尾進一步強調(diào)，即使在2014年開始的動蕩與沖突之后?？死锬妨謱m也“未能得到俄軍直接控制地區(qū)之外俄羅斯族居民的支持”。占烏克蘭總?cè)丝诎俜种叩亩砹_斯族人中的大多數(shù)人依然認為“烏克蘭是我的祖國，俄語是我的母語”。以此看來，“現(xiàn)實中很難找到一條將不同文化背景的烏克蘭各地區(qū)分隔開來的清晰文化邊界”。相反，在這些人身上，看到的并不是文化的界限，而是彼此的融合。從這個角度而言，本書中用作政治隱喻的“歐洲之門”一詞盡管看似“彈眼落睛”，其實倒是些名不副實。還是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在烏克蘭，“今天人們看到的是一張由各種語言、文化、經(jīng)濟和政治交會地區(qū)連成的網(wǎng)絡(luò)”。如果這也算是一扇大門的話，恐怕其上也早已是千瘡百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