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反思
錢鍾書去世后，楊絳宣稱：“他曾明明白白說過，他不愿進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1]作為作家的錢鍾書，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有獨樹一幟的表現(xiàn)，有自覺與整個文學界保持距離的矜持態(tài)度。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不多：一部長篇小說（《圍城》），一部短篇小說集（《人·獸·鬼》），一部散文隨筆集（《寫在人生邊上》），幾種舊詩集（《槐聚詩存》僅是晚年自訂的刪略本）；還有為數(shù)可觀的批評文章，也可放在通常文學研究的視野中。創(chuàng)作少，絕非常見的“江郎才盡”，甚至也并非擔心“多產(chǎn)只增加了讀者們的負擔”（《靈感》）?！秶恰穯柺篮笫艿健皣ァ?，錢鍾書致信友人，自稱“腹中尚有小說數(shù)部”，[2]連同已經(jīng)開始寫了的《百合心》，一起就此擱筆。受到外在環(huán)境沖擊就立即中斷了文學生涯，這相較于同時代大多數(shù)作家的表現(xiàn)，可見他對時勢更為清醒的判斷。錢鍾書又是學者，回觀文學古今之種種流變，兼以中西修辭技藝與思想的對照進行疏鑿源流、分別正偽，這比現(xiàn)身說法來得隱蔽安全，且可能更深刻地切中問題。從錢鍾書的學術與文學的關系切入本文主題，可看到他的學術研究和文學批評具有很強的當下問題意識，不見得是在文學創(chuàng)作道路阻滯之后才變得寄寓幽深起來，反倒是其一生談詩論藝的底色。
一、世界性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界就提出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將純時間意義上的20世紀作為一個整體，建構起五四傳統(tǒng)和新時期的統(tǒng)一性，并將五四傳統(tǒng)的先聲追溯到戊戌變法失敗后的文學改良運動。[3]這無疑是當時學術界自覺排除社會政治史觀、革命史觀干擾文學史分期所造成問題的一種表述意見，至今仍有很大影響，并成為學界對于文學史時間概念界定上的一個重要觀點。但是在其時間框架和整體主題的認識上，一直還有些新的學術觀點，對此提出挑戰(zhàn)。比如1898年前后政治改良派提出的文學革命和思想啟蒙之設計方案，在19世紀更早的時間存在著先聲和萌芽，傳教士文學對清末中國文學現(xiàn)代化構想早就提供了基本主題的源泉。
錢鍾書關注的明清文學部分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框架里的時間上限有交集，對中西文學交流主題懷有極大研究興趣，可提供我們從“世界性”這個意義上重新審視中國文學在前幾個世紀里的很多模糊不清的線索。
今天談到“世界性”，談到文化交流，容易聯(lián)想到文化霸權的問題、歐洲中心主義的問題。因此在中國近代歷史（包括文學史）敘事中，如何體現(xiàn)出本土文化自主、自發(fā)的進展理所當然是一個重要的表現(xiàn)方式。80年代初鐘叔河編纂“走向世界叢書”，強調的就是“中國本身擁有力量”，是感慨于近代中國文明落后于人而奮起追求富國強民之路而發(fā)。[4]錢鍾書主動要求給這個叢書寫序，其中表現(xiàn)了與鐘叔河不同的審視視角：“一些出洋游歷者強充內行或吹捧自我，所寫的旅行記——像大名流康有為的《十一國游記》或小文人王芝的《?？腿兆T》——往往無稽失實，行使了英國老話所謂旅行家享有的憑空編造的特權（the traveller’s leave to lie）?！盵5]充內行或是自我吹捧的表現(xiàn)，一是對于似懂非懂的新鮮事物強加解釋、亂做聯(lián)想，二是幾乎貫穿整個晚清時期的“西學中源”說，把所有西方文明的智慧成果都說成中國本來都有的。[6]然而，錢鍾書又很重視這些晚清海外游記詩文的資料。他關注造語擬象，從語言與形象的思維活動中發(fā)現(xiàn)不同文本間的聯(lián)系。這在研讀涉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手文獻時具有重要意義，因為中國學術文化以及語言文學傳統(tǒng)本來都是底蘊極為豐厚的，但是面對異域的世界圖景，特別是面對西洋近現(xiàn)代文明時，過去順理成章的經(jīng)驗都變得不知所措了。如何調動腹笥中有活力的個人才思，來完成描述、評價自己旅行觀感的體會，其實是一場很大的文化較量。在一篇書評里，錢鍾書議論在異域生活的“游歷者”，認為異質文明在旅行寫作里，最初所長于記述的方面往往流于感官上的浮表：“這種游記常常膚淺荒謬，可是有它的趣味。并且議論愈荒謬，記載愈錯誤，愈引起我們的好奇心，觸動我們的幽默感，因此它也可以流傳久遠?！盵7]關鍵在于游歷者自身文化品味的包容度，無此則即使“睜眼看世界”，亦無甚進步可言。晚清海外游記文學里包含的知識活動與審美思想可以合二而一，“走向世界”背后的民族主義觀念最終是可以破掉的，破掉的方式就是這種世界主義的觀念。
在錢鍾書的文學思想里面，這種世界主義觀念由來已久。他在牛津大學的文學士論文，題《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里的中國》（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是在當時已有類似研究基礎上的進一步闡發(fā)。后來他寫作《歐洲文學里的中國》而未完，從身后才發(fā)表的殘稿看，剛剛處理完對于古希臘羅馬文獻的梳理，其中有超越了法國學者戈岱司名著《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àl'Extrême-Orient, 1910）之處。
中國文學中接受西洋文明的早期文獻，也是他關注的論題。1948年，他寫了關于朗費羅《人生頌》之早期漢譯的英語論文，后來擴充為更加旁征博引的漢語文章，[8]漢語版中提到，“當時計劃寫一本論述晚清輸入西洋文學的小書”。[9]《管錐編》中征引明清人記錄西洋飲饌、器物及語言的文獻非常廣博，但《手稿集》里讀相關文獻的批注，信息更要龐大數(shù)倍。那部“小書”的已完成部分中描述了西洋文學是如何遭到多數(shù)晚清海外旅行者的忽視：“公使里像郭嵩燾的詩和古文、張蔭桓的詩和駢文，都不愧名家，薛福成的古文也過得去。曾紀澤作得很好的詩，又懂英語，還結合兩者，用不通的英語翻譯自己的應酬詩。參贊里的黃遵憲更是開派的大詩人，黎庶昌作古文不亞于薛福成。這些中國詩人文人仿佛‘只掃自己門前雪’，把隔了一垛語言墻壁的西洋詩文看成‘他家瓦上霜’，連撿起一點兒道聽途說的好奇心都沒有?！盵10]他后來說：“鐘叔河同志編訂郭嵩燾日記未刊手稿，使我看到《使西紀程》里刪節(jié)的部分”，才注意到郭嵩燾日記里提到過莎士比亞，但仍對其到英國不足一月便聲稱“文章禮樂不逮中華遠甚”的自負有所批評。[11]錢鍾書舉出例外之處的，是李鳳苞與張德彝的游記。李鳳苞《使德日記》篇幅不大，錢鍾書除了在文章里提及李鳳苞記錄歌德生平著作外，讀書筆記里還注意到此人見過博物學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輝煌名著《宇宙》（Kosmos）之手稿。錢鍾書在讀書筆記里對張德彝已刊日記發(fā)掘出更多的文學交流史料，他除了摘錄《叢鈔》中的《航海述奇》和從《四述奇》拆散了的幾種隨使日記外，還將單行本《四述奇》與《八述奇》做成札記數(shù)條。[12]張德彝長期作為翻譯隨員出國，日記有聞必錄。今人稽考他所記載詳細的西方戲劇多達十幾種。[13]錢鍾書的讀書筆記批注仍有不少重要的發(fā)覆之見，為已有研究所忽視的。例如，《八述奇》光緒二十九年10月26日，三十年11月13日，兩度記述西敏公學（Westminster School）演出拉丁語戲劇，根據(jù)人物名稱和故事梗概，可確定前一部是普勞圖斯的《仨錢兒銀幣》（Trinummus），后一部是泰倫提烏斯模仿希臘喜劇家米南達所作的《安德羅斯女子》（Andria）。這都是西方文學傳統(tǒng)里的古典名著，遠比他看過的《浮士德》《哈姆雷特》或者《八十天環(huán)游地球》重要得多。此外，有幾位在歐美國家傳播漢語文學的晚清著名人物，如王韜、戈鯤化、丁敦齡以及陳季同等。錢鍾書因關注過朱迪特?戈蒂埃（Judith Gautier）譯《白玉詩書》，[14]因而注意到她的家庭教師及合作者丁敦齡（Tin-Tun-Ling）。《談藝錄》補訂中曾以一頁多的篇幅議論此人，首先以張德彝《再述奇》里記述在法國會晤后的印象（“品行卑污”）為基調，繼而揭露其冒充舉人、文理不通的劣行，并且還冒充詩人，將自己的詩與李白、杜甫、蘇軾等并列一集。最后指出“譯詩者而不深解異國原文”，則不能審察原作佳劣的問題。[15]《容安館札記》還提到了丁敦齡以法文寫的小說《偷小鞋》（La petite Pantoufle），自序中杜撰捏造說：“Khoung-Fou-Tseu a dit: Pou-Toun-Kiao-Toun-Li. —Les religions sont diverses, la raison est une”，錢鍾書譏為“已開今日留學生在歐美演講中國文化法門”。[16]
而錢鍾書的閱讀視野早已決定了他對中西文學交流的考察并不局限于五四、清末甚至是晚清這個范圍。他父親曾驕傲地聲稱近代讀明清集部之書的人沒有比得上他父子的，他自然不會忽視晚明到清代中期以前那一股西學東漸的潮流在中國文學里的影響?！度莅拆^札記》第748則，讀馮夢禎《快雪堂集》至卷59日記部分，錢鍾書注意到有和來華耶穌會士利瑪竇接觸的記載，于是提到多種集部文獻、學問筆記乃至“兔園冊子”里出現(xiàn)過的與利瑪竇交游或是評價其思想的資料，“皆未見人稱引”。相對于晚清人士有機會暢游海外，在聲光化電的世界里“熱鬧熱鬧眼睛”，晚明文人更多是從心性的思想交流上看待西方文明。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錢鍾書對李世熊《寒支集》的一些摘錄：“西學之粹者，與吾儒何殊？所說天堂、地獄，留此影跡，供人彈射，解者無可辨，亦不必辨。至其推步測算、制器尚象、挾情按隱，中國所未有，將來與經(jīng)典并垂也”（《二集》卷二《與雷扶九》）；“大西人問年壽，每以見在者為無有，如賤辰七十，則云：‘已無七十者。’此語凄痛。”（《答王振子》）指出西學精要處與中國思想并無分別，又注意到其學術思想為中國所缺乏的優(yōu)長之處。就在上面這段引文之后，錢鍾書得出了一個極有概括性的評斷：“明季人于西教尚稍識，真遠勝清季人之妄誕?！鼻寮救藢τ谖鞣轿拿鞯摹巴Q”態(tài)度，不僅存在于他們沉溺于器物層面的新奇熱鬧，也不僅是凡事要攀附一個“西學中源”或是“中體西用”。晚清接受西學的問題在于文學表達習慣，西洋女子會被稱為“鬼婦”“貘母”，照相術、留聲機都能夠給中國人帶來巫法幻術的邪惡想象，洋餐洋酒也時常成為中國人的腸胃無法消受的可怕折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異”，演化為“怪異”的“異”。華夷之辨的問題本身因滿清統(tǒng)治者的敏感反而會被更錯誤地進行移用和渲染，針對外來文明的仇視敵對態(tài)度，使得本來看似可以交流溝通的文明對話變成一種怪誕的（grotesque）修辭傳統(tǒng)。
1978年，錢鍾書在意大利發(fā)表英語報告，題《意中文學的互相照明：一個大題目，幾個小例子》（The Mutual Illumination of Italian and Chinese Literature），認為中、意文學一定存在著尚未揭示的古代交流途徑，“它們很值得研究”。[17]在錢鍾書看來，至少晚明中國文學確確實實已經(jīng)在培養(yǎng)著這種世界感，我們并非是因為挨打的屈辱才走向世界的，文學交流是文學發(fā)展自身必要的一個核心主題。故而《談藝錄》的序言里標榜“東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宗旨，這本身就是宋代心學家發(fā)明，被明代人反復加以發(fā)揚的老話頭。不過，晚明的耶穌會中文文獻錢鍾書所見甚少，曾感慨“惜不得天主教舊譯書一檢之”，[18]這一盲點也正是今天相關研究大有可為的所在。我們的現(xiàn)代和西方文藝復興，其實一直有很多同步之處?；氐奖竟?jié)開始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主題，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建立聯(lián)系時段本來就更長遠，盡管中間也可能存在著其中某個時期這種聯(lián)系的斷裂、停滯甚至退步，但從長時段看，這種聯(lián)系，并非是一方對于另一方的單向影響，而是存在著豐富的互動，以及在尊重彼此傳統(tǒng)的前提下走向共同發(fā)展的努力。由此來說，現(xiàn)代文學的中西之同，就在于跨語言、跨文化交流背景的必要性。
二、在近現(xiàn)代作家之中
錢鍾書自己的文學活動，自然屬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里的一個部分。他身上帶有作為“一零后”出生作家那代人某些成長的共性：童年經(jīng)過半新不舊的發(fā)蒙，然后在新式學校接受西化的教育。雖然十歲之前就已經(jīng)讀完主要的傳統(tǒng)儒家經(jīng)典，并且旁涉子史諸書，但接受教育的目的已經(jīng)不在于科舉考試等實際需要。而與此同時他也受了一些西方文學的影響，同很多現(xiàn)代作家一樣，其文學觀的世界性，最初也是從“林譯小說叢書”開始的：“商務印書館發(fā)行的那兩小箱《林譯小說叢書》是我十一二歲時的大發(fā)現(xiàn)，帶領我進了一個新天地，一個在《水滸》、《西游記》、《聊齋志異》以外另辟的世界?！佑|了林譯，我才知道西洋小說會那么迷人。”[19]這是1920年代初期，身處無錫縣城里的少年錢鍾書似乎還完全沒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他感到特別迷人的西洋小說，包括哈葛德、華盛頓·歐文、司各特以及狄更斯的作品，從文類來看，大多是冒險、歷史類作品，狄更斯屬于西方大作家里不受新文學家重視的特例；從錢鍾書后來的讀書筆記和相關資料來看，他對凡爾納與柯南·道爾等小說家終生懷有的強烈愛好，也是屬于從小培養(yǎng)起來的文學口味。根據(jù)楊絳所述，錢鍾書從小所喜愛的“書攤讀物”都是《說唐》《說岳》一流的演義小說，中學時仍以《小說世界》《紅玫瑰》《紫羅蘭》等雜志為消遣，這些是典型的“禮拜六派”通俗文學刊物，尤其是《小說世界》，乃是茅盾接手《小說月報》改組后商務印書館為處理舊稿件專門創(chuàng)立的與新文學陣營“勢同水火”的雜志。[20]也在這時，錢鍾書任性肆意的閱讀興趣遭到了他嚴厲的父親的阻撓與干涉，“乃得知《古文辭類纂》、《駢體文鈔》、《十八家詩鈔》等書”。[21]由三個傳統(tǒng)詩文選本而與清代文學最重要的總結成果發(fā)生聯(lián)系：姚鼐的桐城派文章眼光，與“林譯小說”的文筆相呼應；陽湖派的李兆洛，代表了錢鍾書家鄉(xiāng)所在的常州文章傳統(tǒng)；而曾國藩主導了清代后期最有聲勢的宋詩派或謂“同光體”的詩歌主張。
錢鍾書少年時代“好義山、仲則風華綺麗之體，為才子詩”。[22]對李商隱的愛好可能就是從《十八家詩鈔》確定下來的，義山是涉足杜甫門庭的一個基礎；黃景仁更像是他個人的選擇，這也是創(chuàng)造社作家郁達夫傾心自擬的抒情詩人之前身。后來之所以脫離“風華綺麗”的詩學偶像，在清末詩人陳衍的敘述中，是與這位忘年交老輩的指點不無關系的。作為“同光體”的詩歌批評家，陳衍擔憂錢鍾書原來那種作詩的方式會損傷自身的“元氣”，他提出勸告：放棄傷春悲秋、過于消耗情緒的創(chuàng)作，稍以讀書學問為詩歌根基。[23]同光詩人的名家多與維新派關系緊密，陳衍在《石遺室詩話》里多處肯定改良派“詩界革命”以及表現(xiàn)新學新知之作。與陳衍年齡相仿、存在亦師亦友之關系的陳三立也不是守舊不化的詩人，《圍城》里的人物說：“我那年在廬山跟我們那位老世伯陳散原先生聊天，偶爾談起白話詩，老頭子居然看過一兩首新詩，他說還算徐志摩的詩有點意思，可是只相當于明初楊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憐了?！薄疤蓱z了”這個四字考語，和錢鍾書40年代末札記里評價《眉庵詩集》的“秀處纖弱，和處馳懈”差不多，[24]正是“石遺丈”對青年“中書君”詩作的擔慮之處。實際上，1924年，徐志摩曾陪同泰戈爾到杭州訪問過陳三立。若是以陳三立在清末民初宋詩派的地位看，把徐志摩比作明初的詩人，絲毫算不上什么稱贊。和徐志摩交游更多的是鄭孝胥，這位同光體重要代表詩人歷來追摹的范圍更為廣泛，錢鍾書晚年的讀書筆記里曾記載《鄭孝胥日記》所記胡適、徐志摩上門拜訪的事。由此來看，在錢鍾書的視野里，新、舊詩人之間并非是隔斷的兩個世代，然而自己卻不免像他小說主人公所講的那樣：“我對新詩不感興趣”。他自己會使用白話文寫散文、小說和論文，卻絕不肯寫白話詩?！秶恰防锾K文紈的作品，是楊絳替他從中世紀德國謠曲里翻譯的，《管錐編》里的外國詩文則皆譯為文言。
然而錢鍾書也并非一味推崇舊體詩，《圍城》除了有對現(xiàn)代白話詩人的嘲謔，同時也譏諷了同光體老輩和當代遺少。錢鍾書談詩論藝甚少無保留意見地全然褒揚之詞，這與他一向反感門戶之見的立場是一致的。褚慎明這種虛構的人物，因接觸同光老輩而以承接舊詩正統(tǒng)沾沾自喜，甚至表現(xiàn)出比老輩還更守舊、更強調門限家法的態(tài)度，這在錢鍾書同代人中也絕非少見。錢鍾書倒也曾正面表彰過新詩的成就。他在評價清華學生詩人曹葆華詩集《落日頌》（1932年，新月書店）的文章里，拿嶄露頭角的新進詩人作為批評對象，號稱是一種對自己審美敏銳度的考驗，他提出曹葆華的詩雖然缺少變化，滿篇是摹仿他人的痕跡，但有一點值得期待，即里面有一種神秘的成分。這與他在《談藝錄》時代頻頻關注西方神秘主義詩學、想在中國詩學傳統(tǒng)里找出相應之表現(xiàn)的思想是一致的。他父親錢基博所著《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1932年），是在同題著作里非常別致的一部，主要篇幅都是在談論傳統(tǒng)詩文在近代的表現(xiàn)，白話新文學只占很少一部分。而就在這部著作問世的同時，錢基博致信錢鍾書，說“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不喜汝為胡適之、徐志摩”，這可被視為錢氏家風。錢鍾書的讀書筆記，也確實沒提過任何現(xiàn)代中國白話文學作品。
對于錢鍾書讀林譯小說而對西洋文學發(fā)生興趣并以此為學業(yè)，陳衍同樣表示了惋惜：他認為林紓翻譯的目的，在于由此引導青年“進而學他的古文，怎么反而向往外國了？”這是當時晚清一代文人學者幾乎共同的看法。錢鍾書后來感激林譯小說給他童年賦予的“后來孩子們看野獸片、逛動物園所獲得的娛樂”，[25]寫作《林紓的翻譯》一文，重新審視文學翻譯的方式，并提及陳衍當時的評價。文章著重剖析了“譯才”這一文化身份認同上的時代心理，反過來替翻譯辯護，尤其是表彰林紓的世界主義眼光：“好多老輩文人……不得不承認中國在科學上不如西洋，就把文學作為民族優(yōu)越感的根據(jù)。在這一點上，林紓的識見超越了比他才高學博的同輩?！盵26]不顧親疏關系而加以褒揚（林紓與錢基博略有恩怨往事），這和《石語》里非議林紓自視甚高的古文之學是不同場合不同角度的表述?！读旨偟姆g》一文里通過《巴黎茶花女遺事》，說明“古文慣手的林紓和翻譯生手的林紓仿佛進行拉鋸戰(zhàn)或蹺板游戲”，此后的林譯逐漸放開手腳，認識到“‘古文’的清規(guī)戒律對譯書沒有任何裁判效力或約束作用”了。
錢鍾書對林譯小說的“化譯”路徑做出了很多肯定的意見，這與他一向對于魯迅所代表的“直譯”表示異議大有關系。后來《管錐編》里討論魏晉六朝的佛典漢譯，曾指出嚴復的“信達雅”口號實源于支謙《法句經(jīng)序》?！靶拧保ㄥX鍾書解釋為“依義旨以傳，而能如風格以出”）本身就包含了“達”和“雅”?！把拧辈⒉皇强吭鲲棟櫳珌硗瓿傻?，但很難說清“信”與“達”的關系。錢鍾書心目中的“達而不信”者，正類如林譯小說；而言“未有不達而能信者”，則矛頭指向的是所謂“直譯本”（la traduzione letterale），背后則是對魯迅為代表的翻譯思想的否定。[27]
錢鍾書與魯迅更多的“潛在對話”，在于古典文學方面。他憑借幼年對中國古典小說的興趣，著述與札記中時常注意增補魯迅小說史研究的資料之缺漏，屢有“補周氏《小說舊聞鈔》之遺”、“皆徵小說舊聞者所未及”的自鳴得意之語。[28]《容安館札記》《中文筆記》里對于中國古典小說的閱讀頗為豐富，有不少精彩的議論，雖然日后沒有專門的論文問世，但他的《管錐編》續(xù)編計劃里很可能還會以《紅樓夢》《西游記》等書為主干。需要指出的是，這一學術興趣的養(yǎng)成，和五四傳統(tǒng)對古典小說研究風氣的推動不無關系。錢鍾書的筆記里對于古典小說名作的某些看法并不遵從名家意見，譬如于《封神演義》作者問題，就不認可魯迅根據(jù)明刊本卷二題署所提出的許仲琳一說；也不贊同劉半農(nóng)斷定《西游補》作于明亡之前。盡管如此，他也擺脫不了前人的大體格局。比如魯迅、劉半農(nóng)、周作人等對于《何典》《常言道》《鐘馗傳》《西游補》等一類作品的發(fā)現(xiàn)或是重視，發(fā)掘所謂“游戲筆墨”下反叛傳統(tǒng)的修辭表現(xiàn)力和文化批判力，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錢鍾書對這類作品的留意和讀解。[29]他特別熟悉和重視的《醒世姻緣傳》，固然影響來自更早的李葆恂、黃遵憲等一代人，從其讀書筆記看，他對作者為蒲松齡的看法，仍幾乎照搬了胡適的《醒世姻緣傳考證》（1931年）。
最值得一提的是《儒林外史》與錢鍾書的關系，這特別能反映出他對現(xiàn)代中國重建“經(jīng)典”的不同意見。1917年，錢玄同和胡適表彰第一流古典白話小說，都列出《水滸傳》《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三部。[30]陳獨秀贊許這部小說客觀地“刻畫人情”；錢玄同也強調“描寫真切”、思想健康，適合青年學生閱讀的特點，并認為吳敬梓具備新思想。影響更大的是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里的意見，肯定其“戚而能諧，婉而多諷”，為中國諷刺小說之始。胡適贊同魯迅的意見，認為吳敬梓是“有學問有高尚人格的人”，能夠“公心諷世”，相比之下，晚清小說家“所譴責的，往往是當時公認的罪惡”，容易引起響應，[31]這是寫小說罵人為糊口的謀生思路而已。錢鍾書卻在《小說識小續(xù)》中說：“近人論吳敬梓者，頗多過情之譽；余故發(fā)凡引緒，以資談藝者之參考”，[32]就是針對以上意見而發(fā)的異議。他自己在40年代上海寫成的長篇小說《圍城》發(fā)表后至今，一直被人們稱為“新《儒林外史》”，但在錢鍾書自己的意見里，他未必以為《儒林外史》算得上第一流的小說。《小說識小續(xù)》刊于《圍城》連載后不久，有很大篇幅論及《儒林外史》，開篇即說：“吾國舊小說巨構中，《儒林外史》蹈襲依傍處最多。”[33]按照這一指摘意見的標準，翻過來審視《圍城》，我們發(fā)現(xiàn)后者的確在小說的藝術創(chuàng)造力方面大有建樹。[34]《林紓的翻譯》中錢鍾書補注說，《儒林外史》“沉郁痛快處似尚不如”《醒世姻緣傳》，[35]謂其針砭與譏刺不夠深刻。這也許正是“公心諷世”所致，大多只能放在八股制藝的層次來進行描述，這置于五四新文化語境之中，自然大受推重?！秶恰穯柺篮?，評論界往往覺得雖然有出類拔萃的小說技巧，卻是才勝于情。這是停留在《儒林外史》的標準來審視《圍城》所致，錢鍾書自己對于這個標準是并不滿意的。
錢鍾書和周作人的關系也比較復雜。他在學生時期就寫過《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書評，反對周作人“言志”“載道”的兩分法以及將新文學溯源至晚明公安、竟陵的觀點；短篇小說《貓》中以“日本通”而“通日本”的人物明顯是對周作人加以影射；60年代又在給黃裳的信中，評價其師文風之“骨董葛藤酸餡諸病”，后來因為收信人公布信件而為世人所熟知。[36]從這些方面看，錢鍾書對于周作人主要持反對和批評的立場；然而其復雜之處在于，錢鍾書的早年閱讀經(jīng)驗里存在著知堂的影響，雖然說可能隨后即自信超越之，故反而一再對周作人的愛好與觀點甚至文風進行批評。[37]
從個人的閱讀史角度看，魯迅、周作人兄弟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們所吸納融匯或只是經(jīng)手傳遞的中西古今文學資源極為豐富。錢鍾書絕對是足夠可以與之相抗衡的現(xiàn)代文學家了。對于周氏兄弟受惠于中國文學傳統(tǒng)之處，錢鍾書因長期浸淫古典群籍，容易找到或遠或近的關聯(lián)。高恒文曾指出《談藝錄》第69則論陶詩存在著與魯迅觀點的潛在認同，[38]這倒也許還并不是特別準確的一個例證?！豆苠F編》討論《列子》張湛注，以及《太平廣記》《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所輯錄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占去了全書一半以上的篇幅。尤其是最后這部書，是研究魏晉六朝文章最為完整的文獻總集。從讀書筆記和《容安館札記》來看，錢鍾書下過長期而深厚的功夫，《管錐編》里的意見就是從他16歲被嚴厲的父親責令讀《駢體文鈔》以來最終的一個總結。涉及《與山巨源絕交書》里“最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險的”那句話，“非湯武而薄周孔”，錢鍾書也發(fā)表了一個篇幅不小的嵇康、阮籍合論，其中有一段提及：“《家誡》諄諄于謹言慎行，若與《絕交書》中自道相反而欲教子弟之勿效乃父者，然……接物遇事，小小挫銳同塵而已，至是非邪正，絕不含糊恇怯，勿屑卷舌入喉、藏頭過身?！蚣矏褐毖裕鍪卤惆l(fā)，與口不議人過，立身本末大異，正忤世取罪之別于避世遠害也?！盵39]可看作是針鋒相對地反駁魯迅名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里“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兒子象他自己的父親哩”的說法。而陶潛在魯迅和錢鍾書那里的理解，其實也并不存在什么暗合之處。魯迅對于《閑情賦》的看法是“很摩登”，認為“那些胡思亂想的自白，究竟是很大膽的”（《“題未定”草·六》），“《文選》不收陶潛《閑情賦》，掩去了他也是一個既取民間《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選本》）。即肯定其中人欲的合理性，伸張追求愛情的勇氣?！豆苠F編》特別指出“閑情”之“閑”乃是“防閑”之“閑”，即《說文》認為通“闌”字的意思，乃是阻攔、防止，絕非《大學》“閒居為不善”的“閒”，賦中有“始則蕩于思慮，而終歸閑正”的話。錢鍾書以為其實陶潛并未落實全篇的文旨，終究是“懸羊頭而賣馬脯”了，因此《昭明文選》不收此篇。討論的角度有所不同，雖然下文也對魯迅所贊許的那段“十愿”大加賞鑒了一番，卻并不以為是思想情感上的獨特表達，只能算是同類文體之定式里完整傳世的一個作品而已。
如果說錢鍾書與周氏兄弟還因其背后的文化傳統(tǒng)而存在各種對話，那么他同其他現(xiàn)代著名作家的關系就更多停留在淺層次的往來上。他與茅盾在70年代末也偶有書信往來，[40]從茅盾回信的文字（“憶有《宋詩選注》，似出先生手筆。近來有何著？”）來看，兩人并不熟悉。1985年4月26日錢鍾書致李國強信，提到李編當月《廣角鏡》刊載的秦德君《我與茅盾的一段情緣——愿以本文，引起健在者的追憶與補充》一文。順帶提及社科院兩位學者林非、劉再復所著《魯迅傳》完全不提魯迅原配妻子朱安，這與他與別人談話時的意思差不多。[41]錢鍾書這些被公開的私下議論，往往被人們理解為是對言行品德的非議，但其實他的意思主要是不滿于文學研究者“替賢者諱”，掩飾文學家活生生的真實一面，而片面突出其偉大之處。錢鍾書在牛津的學術導師以文本校理見長，其治學經(jīng)驗被人總結的表現(xiàn)之一就是廣泛借助傳記、文學史和辭書等手段研究文學作品，從掌故、淵源和語義及語境的變化中來研究作家。[42]錢鍾書也并不反對通過對作者生活之側面的考察認識來加深某種理解，挖掘作者私人生活的隱秘，和經(jīng)史文獻上的考據(jù)學問，有相通處：“文獻征存之考真妄，與帷薄陰私之話短長，殆貌異而心同者歟?！盵43]他對于盛名之下的不同意見多懷寬容，惟不喜歡不恰當?shù)墓ЬS。我們不要忘了他還說過這樣的話：“用談話和舉動為自己制造出來的公開形象，往往是一位成功作家的最失敗的創(chuàng)作，當然也許是一位壞作家的最好的創(chuàng)作。”（《和一位攝影家的談話》）
此外的現(xiàn)代作家，如胡適、羅家倫、朱自清、鄭振鐸、俞平伯、朱光潛、李健吾、林徽因、蕭乾、冰心、卞之琳、何其芳、沈從文、張愛玲、邵洵美、吳興華等人，也或多或少與錢鍾書有往來，在此囿于篇幅，無法也不必再一一述說。但需要看到，錢鍾書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獨特風格，以及他論詩談藝的批評觀念，對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主題里的某些缺失也是一種極有啟發(fā)意義的補充甚或矯正。
三、風格與觀念
作為現(xiàn)代文學家的錢鍾書，其文學風格無疑具有獨特之處。這個獨特之處大多是借助于“它山之石”才得以展現(xiàn)出來的。先后有幾位西方漢學家重視過《圍城》的文學風格。最初，夏志清指出，“《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jīng)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一部。作為諷刺文學，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類的著名中國古典小說；但它比它們優(yōu)勝，因為它有統(tǒng)一的結構和更豐富的喜劇性”。從上文可知，錢鍾書是要在《儒林外史》并不擅長的修辭創(chuàng)造力上與古典小說爭勝的，他其實不會認可這種并不真切的贊美：結構統(tǒng)一、喜劇的意涵更豐富，也許都只是現(xiàn)代小說本身所具備的條件，并非《圍城》作者錢鍾書真正和《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說之作者比較高低的所在。
耿德華（Edward M. Gunn）曾將40年代錢鍾書、楊絳和吳興華、張愛玲不同文體的作品界定為一種“反浪漫主義”的文學風格，[44]然而《圍城》里面具有更多超越性的關懷和眼光，并不僅僅滿足于站在對立面上。雖然小說《圍城》有一個戰(zhàn)爭背景，面向日語譯者的問詢時，錢鍾書拈出《史記》給他看，是一種政治情感的表現(xiàn)。在這個中國出典里，魯仲連“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本身就是一種完整的回答。答曰“吾不忍為之民也”，更顯鋒芒，但在此重要的意思是吾“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這顯示出錢鍾書清醒而超脫的政治立場，正如后來楊絳別有深意的譯詩：“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45]也像是錢鍾書本人的寫照。這是一種文化品格，也是清醒的政治態(tài)度，即始終自覺保持距離，非出于“幻想破滅”才如此。胡志德（Theodore Huters）早年分析《圍城》章節(jié)布置的“功能序列”，提示研究者對形式的關注。最值得重視的可能是結尾的安排。錢鍾書早就稱許文學家寫出的那種“富于包孕的片刻”，[46]就在于“問而不答，以問為答，給你一個回腸蕩氣的沒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沒有下文”，《圍城》的結尾，“無意中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于一切語言、一切啼笑”，豈不正好就“像韓立德（Hamlet）臨死時所說，余下的只是靜默——深摯于涕淚和嘆息的靜默”。[47] “沒有下文”的結局和整部小說的圓形線索，[48]都使得整部小說富于言外之意，耐人尋味，與同時期所著《談藝錄》再三為“神韻”派詩學張本、喜談圓形思維的“神秘宗”思想大有關系。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在為《圍城》英譯本所作序言（2003年）里也有幾個值得提及的見解，其一就是小說家錢鍾書描述了許多骯臟、丑陋之物：“《圍城》充斥著膽汁、嘔吐物和粘液。人體——不光是方鴻漸的人體——通過口鼻的通道而一再呈現(xiàn)不適狀態(tài)。暈船、暈機、暈車、吐酒、嬰兒噴出的唾沫及口水，還有鼻涕?！@些時刻存在著比諷刺更多意味的東西?！盵49]錢鍾書（同周作人一樣）早就贊許過路吉阿諾斯《蒼蠅頌》這樣的帶有“突降法”色彩的體物小賦，對于明清人的“登坑曲”“坑廁賦”這種游戲文章以及拉伯雷的類似趣味也都很熟悉，《容安館札記》里沒少討論經(jīng)史詩文戲曲小說“丑的歷史”。他找出西方文學里也有和《何典》卷首“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這樣的句子，目的是以降格的“審丑”之術來挑戰(zhàn)徒有空殼的現(xiàn)實秩序。他還認真詳細閱讀過沃爾夫岡·凱澤爾（Wolfgang Kayser）的《怪誕論》（Das Groteske，1957，中譯本題為《美人和野獸》），可知趣味風格的產(chǎn)生與文學理論視野存在著互相印證的關系。在果戈里《狂人日記》作品的分析段落下，有個批注：“《狂人日記》襲”，這不算獨家發(fā)明，但代表了錢鍾書認識到的魯迅小說風格的外國文學資源，[50]而兩人之間由此也存在著相通之處。
可以說，錢鍾書對風格與趣味的標榜，在于重視修辭命意的中西比較與文字背后的心理活動或精神現(xiàn)象。比較修辭命意乃是品鑒文藝中因循蹈襲的水平高下之分，與不同民族語言文化間相通的構思規(guī)律之同，錢鍾書曾目之曰“淵源學”，[51]將修辭上的才思作為一種具有歷史意義的精神成果，在歷代不同語言不同作家那里建立正確的關系，從而彰顯同類修辭手法的先后使用者產(chǎn)生雷同、暗襲、翻案等不同情況的時間序列?！墩勊囦洝分写笃C正清代《隨園詩話》以來性靈、神韻派之缺失，有意思之處在于，所論其實又并不僅是一個文學批評史的問題，這與現(xiàn)實的中國語言文學狀況緊密相關。錢鍾書認為，“學人每過信黃公度《雜感》第二首‘我手寫我口’一時快意大言”，[52]再三批評“流俗”以直抒胸臆為借口，不知鍛煉修辭筆力，不懂以學問思想來涵養(yǎng)文章，淺嘗妄作、畏難取巧之徒多而好學深思者少。他提出“培養(yǎng)性靈”，必須從學問的“記聞”來入手。由此可見錢鍾書的文學觀念在于“文”（文藝）、“學”（學術）合一，不將二者割裂。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中卷《文學總略》里認為“以文辭學說為分者，得其大齊，審察之則不當”，除了涉及文筆之辨，主要是就文學的“感性”和學術的“知性”的簡單二分法進行批評：文辭優(yōu)美者也可以蘊涵事理，學說高明者也能夠感動人心。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受十九世紀西方文學史觀念演變的影響，采取以藝術為中心的角度，重視藝術經(jīng)驗、情感影響等因素，從此忽視史志、論辯等類型的學術文章，只以詩歌、戲劇、小說和難于界定的“散文”作為文學來認識，而且以文體自限，較少追求長于哲理或是論辯、考據(jù)的文學創(chuàng)作道路。
以往文學批評家詬病錢鍾書文學風格的問題，多在于他的“掉書袋”這種炫學特點。原因當然就在于錢鍾書并不認可“文”“學”割裂的二分法。錢鍾書早年就談到，“思想的影響文筆，正不亞于文筆的影響思想”,[53]后來論駢文反而善于議論，因為事理往往有正反二端，駢偶句式恰好可以每個推斷步驟都從正反兩端來展開，那是他提的一個很高理想。這可以看作是對上引章太炎論點的一個增補和延伸?？桃庾非笪霓o駢儷對仗，會難免出現(xiàn)強硬拼湊、不成義理的問題；但如果運用得當，駢偶文辭可以發(fā)揮出更精妙的效果來。因此，“駢體文不必是，而駢偶語未可非”。[54]針對駢體文時常為人所非議的“隸事”“駢語”這兩個問題，錢鍾書常以“世間事理，每具雙邊二柄”論之。[55]在一般文家心目中，駢體因為操作上的復雜與困難，似乎并不適合論理。錢鍾書認為，駢偶成對，出語盡雙，反而是駢文發(fā)表議論的長處，故曰“非以兩當一，而是兼顧兩面，不偏一向”。錢鍾書的駢散結合觀念，本與近代散文的走向和很多新文學作家的實際思路暗合。他在30年代曾經(jīng)表態(tài)：“近日風行之白話小品文，專取晉宋以迄于有明之家常體為法，盡量使用文言，此點可征將來二者未必無由分而合之一境?！盵56]這里依然指向周作人一派的散文觀念，認為晚明的性靈文學早有淵源，就在于六朝時“橫生出一種文體來，不駢不散，亦駢亦散，不文不白，亦文亦白，不為聲律對偶所拘，亦不有意求擺脫聲律對偶，一種最自在最蕭閑的文體，即我所謂家常體”。[57]《管錐編》中較少出現(xiàn)《談藝錄》里那么長的排比對句，只是偶而摻和一二駢語而已。但是，文體也好，修辭也好，終究語言的才能關系思想之活力。
錢鍾書評價林譯小說的文體是林紓自己“心目中認為較通俗、較隨便、富于彈性的文言”，“通俗”就是雅俗文體之間互相啟發(fā)的一種嘗試，“隨便”乃是“游戲筆墨”的心態(tài)下自由無功利目的地施展才力。惟“彈性”一詞值得展開申說一二，這與他跟友人解釋采用文言寫作專著說的“借此測驗舊文體有多少彈性可以容納新思想”，[58]是有一致之處的，這種文體上的“彈性”為的是容納外來的新內容。而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范圍里，舊的文言文體的“彈性”，也是新文體產(chǎn)生后的一種良性反應。作為小說家和散文家的錢鍾書是使用白話文的高手，《舊文四篇》《也是集》里的論文證明他也有以白話論學的能力。1934年發(fā)表于《國風》半月刊的《與張君曉峰書》，是錢鍾書表達關于文言白話問題之意見的重要通信。他認為白話文學的發(fā)展需要和文言詩文互相借重，提出“白話至高甚美之作，亦斷非可家喻戶曉，為道聽途說之資”；不贊許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以來對于“用典”的排斥，反對文學標準因“啟蒙”或“革命”宣傳的功用而片面追求簡樸、淺易。最后他說：“白話文之流行，無形中使文言文增進彈性（Elasticity）不少?！薄皬椥浴奔词腔盍?，絕非固執(zhí)一端，不以文體、語體、門戶、流派、理論、主義為黨同伐異的藉口，一切都依靠作者自家本領的發(fā)揮來成就。錢鍾書不認可五四文學革命所云“活文學”“死文學”這種說法。他諳熟西方文藝復興時期之文學，自然知道“新拉丁語”如何在近代持續(xù)其生命力，與俗語文學共同發(fā)展，并從古典學的復興運動中持續(xù)向近代民族語言輸入資源與能量，長達數(shù)百年之久。反過來審視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興起，20世紀太多與傳統(tǒng)堅決割裂的聲音了，絕少人會說起雙方互相參考、互相借重、互相滋養(yǎng)的可能，錢鍾書的意見幾成絕響。
四、結語
《談藝錄》結尾提出“同時之異世，并在之歧出”，使得布局首尾相扣，整體呈現(xiàn)一“圓”象。這呼應了全書開篇引席勒之言：“所謂古今之別，非謂時代，乃言體制”，“體制”（Manier）即“體式”“風格”。從個體作家身上體現(xiàn)出的自相矛盾之處，延伸到各個時代各個國家都存在的無法簡單統(tǒng)一說明的文學與思想趨向，為“時代精神”“地域影響”這等概念名詞所無法涵蓋。我們一方面可體會到錢鍾書胸中涌起接通中西而產(chǎn)生“同時性”的世界感，另一方面又當理解文學史的演進發(fā)展并不應該只是關注新的“時代主題”，之所以存在“異世”，是因為“新”未必應該取消“舊”的存在資格。此即后來錢鍾書在談話中表述的：“在人文科學里，至少在文學里，新理論新作品的產(chǎn)生，不意味著舊理論舊作品的死亡和拋棄。”[59]錢鍾書將迎“新”而不辭“舊”的文學史現(xiàn)象，看作為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最為本質的區(qū)別。這也許是《談藝錄》在文化整體觀和歷史意識方面最大的創(chuàng)見。[60]而由此想見，對20世紀中國文學想當然以割裂傳統(tǒng)為現(xiàn)代性之獲得手段的憂患和反思，自然就是壓在紙背最關切當下的現(xiàn)實關懷了。同時，這種文化整體觀和歷史意識也不能僅僅依靠文學研究獲得足夠的支撐，正如錢鍾書后來認識到的那樣：“我們講西洋，講近代，也不知不覺中會遠及中國，上溯古代。人文科學的各個對象彼此系連，交互映發(fā)，不但跨越國界，銜接時代，而且貫串著不同的學科?！盵61]這成為《管錐編》中努力追求的目標。
從錢鍾書的讀書筆記手稿中，可以看出他對西方文學古典傳統(tǒng)在現(xiàn)代文學中的延續(xù)問題極為關注。他非常熟稔羅曼語文學家?guī)鞝柼釣跛顾稓W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Europ?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62]此書寄寓著作者在二戰(zhàn)前后對于“岌岌可危的德意志精神”的憂慮，處處體現(xiàn)了歐洲文學統(tǒng)一體的信念，將文學傳統(tǒng)從中世紀上溯至于古希臘羅馬時期。庫爾提烏斯指出，一切現(xiàn)代文學的價值都在于將一部分古典傳統(tǒng)復活，“過去的文學”并非死去，而是隨時可以在當下活躍起來的內容，這揭示著文學的本質特征即“永恒的當下”（zeitlose Gegenwart）。[63]錢鍾書的“同時之異世”說法，與之不謀而合。錢鍾書不該是一個被人們供起來的高高在上的神話，而是應該讓他的種種關切到當下的批評意見，從難以接近的淵博論說中走回漢語文學的現(xiàn)場，對當下和未來能夠有所啟發(fā)。
注釋：
[1] 楊絳2001年1月9日“致徐偉鋒轉舒乙同志信”，楊絳：《雜憶與雜寫：一九九二——二○一三》，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年，第272頁。
[2] 錢鍾書1950年3月16日致沈鵬年信，見引于沈鵬年：《行云流水記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4年，第172頁。
[3] 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1-26、39-49頁。
[4] 鐘叔河：《中國本身擁有力量》，《走向世界：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465-471頁。
[5] 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第157頁。
[6]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第1537-1539頁。
[7] 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第242-243頁。
[8] 即收入《七綴集》中的《漢譯第一首英語詩<人生頌>及有關二三事》，英語論文題為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s "Psalm of Life"，《錢鍾書英文文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374-387頁。
[9] 錢鍾書：《七綴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2年，第133頁腳注。
[10] 錢鍾書：《七綴集》，第151頁。1879年，郭嵩燾回國船上見到凡爾納四種小說，有譯員為之解說，郭斥為“語涉無稽”，便無下文。見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84年，第922頁。
[11] 錢鍾書：《七綴集》，第162頁，尾注71。
[12]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46-50頁；第20冊，第207-224、252-320頁。以及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671則。錢鍾書晚年可能不知道早在1985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整理公布了謄清稿中缺少的《七述奇》手稿全文（刊載于《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
[13] 尹德翔：《晚清使官張德彝所見西洋名劇考》，《東方文學研究通訊》2005年第1期；羅仕龍：《〈茶花兒〉與〈天神與貓〉：張德彝〈述奇〉系列兩出中國題材戲劇新探》，《中正漢學研究》2014年第24期。
[14]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13冊，第520頁。此頁下半部分開始摘錄Saint Denys編譯的《唐詩》（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1862）一書，批注引斌椿《乘槎筆記》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中文筆記》第14冊，第300頁）、張德彝《再述奇》同治六年六月初二日，均提及這位“德侯”。
[15]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372-373頁。
[16]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82則，第142頁。法文譯作：“孔夫子有言：不同教同理”。
[17] 錢鍾書：《錢鍾書英文文集》，第403-408頁；《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第109-111頁。由讀書筆記批注刪削而成。見《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6冊，第92頁；第9冊，第642頁；第24冊，第417頁；《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699則，第2565頁。
[18]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490頁。
[19] 錢鍾書：《林紓的翻譯》，《七綴集》，第80頁。
[20] 胡朝雯：《媒介文化視域下的報人小說研究：1920—1929》，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年，第68-74頁。
[21] 錢鍾書：《談藝錄》，第346頁。
[22] 吳忠匡：《記錢鍾書先生》，《隨筆》1988年第4期。
[23] 陳衍：《石遺室詩話續(xù)編》卷一：“余見其多病，勸其多看書少作詩也”，“湯卿謀不可為，黃仲則尤不可為，故愿其多讀少作也”?！妒z室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第549頁。
[24]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1冊，第309頁。
[25] 錢鍾書：《林紓的翻譯》，《七綴集》，第81頁。
[26] 錢鍾書：《林紓的翻譯》，《七綴集》，第113頁注釋60。
[27] 參看《七綴集》，第77-80頁；《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84則“魯迅直譯之祖”，第146頁。參看周汝昌：《大師遺札——記錢鍾書先生的一封信》，《人民政協(xié)報》2002年12月20日。
[28] 詳見范旭侖：《容安館品藻錄·魯迅》，《萬象》2005年第3期。
[29] 參看張治：《清代小說關于“怪誕”風格的修辭試驗》，《廈大中文學報》第3輯，2016年。
[30] 錢玄同：《寄陳獨秀》，《新青年》第3卷第1期，1917年3月；胡適：《再寄陳獨秀答錢玄同》，《新青年》第3卷第4期，1917年6月。后文多出一部《西游記》。
[31] 胡適：《〈官場現(xiàn)形記〉序》（1927），《胡適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62頁。
[32] 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第151頁。
[33] 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第148頁。
[34] 詳見張治：《<圍城>與<儒林外史>》，《漢語言文學研究》2012年第3期。
[35] 錢鍾書：《林紓的翻譯》，《七綴集》，第110頁注41。
[36] 參見袁良駿：《錢鍾書兩評周作人》，《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3月15日；劉緒源：《也說錢鍾書與周作人散文》，《文學報》2013年6月27日。
[37] 參見范旭侖：《容安館品藻錄·周作人》，《萬象》2012年第9期。
[38] 高恒文：《讀〈管錐編〉、〈談藝錄〉札記》，陳思和、王德威主編：《史料與闡釋》（2012卷合刊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91-292頁。
[39] 錢鍾書：《管錐編》，第1725-1727頁。
[40] 北塔：《茅盾與錢鍾書交往解讀》，《傳記文學》2018年第3期。
[41] 汪榮祖：《槐聚心史》，“魯迅與蔡元培品德皆不足取”云云，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第13頁。
[42] Michael D. C. Drout, J.R.R. Tolkien Encyclopedia, Taylor & Francis, 2007, p. 89.
[43]錢鍾書：《管錐編》，第1228頁。
[44] 耿德華：《被冷落的繆斯：中國淪陷區(qū)文學史（1937—1945）》，張泉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65-278頁。
[45]是蘭德（Walter Savage Landor，1775—1864）的一篇名作《老哲人彌留之語》（Dying Speech of an old Philosopher），或被題作《生與死》。
[46] 錢鍾書：《讀〈拉奧孔〉》，《七綴集》，第48-56頁。
[47] 錢鍾書：《談中國詩》，《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第164頁。
[48] 參看《管錐編》論《左傳》“昭公五年”記事，“此節(jié)文法，起結呼應銜接，如圓之周而復始”，第378-380頁。
[49] “Foreword”, in Fortress Besieged, tr. by Jeanne Kelly, Nathan K. Mao, New Directions, 2004, p. x.
[50]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15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668頁。
[51] 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第151頁。
[52] 錢鍾書：《談藝錄》，第206頁。
[53] 錢鍾書：《中國文學固有的一個批評》，《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第133頁。
[54] 錢鍾書：《管錐編》，第2290頁。
[55]《管錐編》，第64-65頁，論“比喻之兩柄”；第66-67頁，“比喻有兩柄而復具多邊”；第760頁，“比喻兩柄多邊，故指（denote）同而旨（signify）不必同”。又偶言“兩端”，如第558頁：“禪人之‘出語盡雙’，與仕宦之依違‘兩端’（double-think，doubletalk），乃語言眷屬也”，也可參詳。
[56] 錢鍾書：《與張君曉峰書》，《國風》半月刊第5卷第1期，1934年。
[57] 錢鍾書：《〈近代散文鈔〉》，《新月》第4卷第7期，1933年6月。
[58] 柯靈：《促膝閑話中書君》，《讀書》1989年第3期。
[59] 錢鍾書：《粉碎“四人幫”以后中國的文學情況》，《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第129頁。
[60] 《補訂》中說：“此書成后十年，始知余所謂‘同時之異世，并在之歧出’，亦今日西方文學史家所樹義”，并列出幾家學說。見《談藝錄》第613-614頁。
[61] 錢鍾書：《詩可以怨》，《七綴集》，第133頁。
[62]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16冊，第190-305頁。
[63]庫爾提烏斯：《歐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林振華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