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只有一張工作證” ——訪編輯家、作家周明
夏日午后，室外陽光熱烈明晃，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C座一層的辦公室里，濃蔭下的窗戶間，卻有絲絲涼風穿過。下午兩點，編輯家、作家周明如約而至，步伐輕健、笑容明亮，絲毫看不出已是85歲的高齡。周明笑言，“是文學給了我支撐，給了我力量。”
周明上世紀50年代大學畢業(yè)，就進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工作，一待就是半個多世紀。50多年中國文學的風雨兼程，他親歷了；50多年重要作家的春華秋實，他親見了。他說，“我一生只有一張工作證，就是中國作協(xié)的工作證，并也為此感到無比榮光。”
做編輯，要愿為人梯
“在從事編輯工作中，有許多難忘的經歷、難忘的老師。”周明回憶說：“最初剛剛由大學校門走進編輯部做編輯工作時，啟蒙老師是著名作家、評論家黃秋耘。那時，我在中國作協(xié)的青年文學刊物《文藝學習》編輯部工作。作為見習編輯，先從收發(fā)、登記稿件做起，幾個月后開始看一般來稿，從中挑選出可供版面用的稿件送組長、編輯部主任復審和審定。黃秋耘幾乎每天都要來翻看一下我們幾個見習編輯處理的稿件，告訴我們這一篇為什么可選，那一篇為什么不可用，結合來稿，談題材，談人物塑造，談故事結構，談寫作技巧，談如何發(fā)現(xiàn)和培養(yǎng)青年作者等等。他講得動情，我們聽得入神。他對于我，真是手把手地教，言傳身教，一步一步引導我學會做編輯工作?！?/p>
后來，由于工作調整，周明又進入了《人民文學》編輯部工作。在這兒，周明又先后在張?zhí)煲?、陳白塵、李季、韋君宜、張光年、嚴文井、袁水拍、李希凡、葛洛、王蒙、劉心武等直接領導下工作?！八麄儌€個都是文壇驍將，個個主編刊物都有自己的獨特風格和新鮮招兒。張?zhí)煲?、陳白塵的辦刊方針開闊而開放，團結了許多作家，組織發(fā)表了許多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優(yōu)秀之作。李季擔任副主編時提出：人人當主編，人人心中要有一本《人民文學》，讓每個編輯放手工作，大膽工作，獨當一面。張光年的膽識與魄力令人難忘和欽敬，劉心武的《班主任》、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等優(yōu)秀作品的面世，都有賴張光年的果斷拍板而及時發(fā)表。”在周明的編輯生涯中，這些文學前輩的言傳身教使他感到深刻難忘，循著他們的軌跡，他不敢懈怠，努力地在耕耘中收獲。
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冰心的《咱們的五個孩子》、黃宗英的《小木屋》等至今仍被報告文學界稱道的作品，都與周明的策劃、編輯相關。如果說編輯是為他人做嫁衣的人，周明這個巧手裁縫做的嫁衣，可謂件件美觀大方、賞心悅目。這其中可有訣竅？周明笑言，只有一顆不敢懈怠的心。
在《人民文學》擔任散文、報告文學編輯期間，為了能迅速及時反映現(xiàn)實生活，需要經常深入實際生活中去了解情況，一旦發(fā)現(xiàn)可寫的題材線索，就馬上物色和組織作家采寫。許多重要作家作品的采訪和寫作過程，都有他的陪同和參與。徐遲寫作《哥德巴赫猜想》采訪陳景潤期間，冰心采訪“五個孤兒“的故事期間，周明都在一旁做詳細記錄，為作家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陪同作家的采訪過程也讓周明獲益匪淺。他認為，編輯在某種程度上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個體，不應當將自己變成一個編輯匠，在一定的時候應當也可以參與和幫助作家的寫作。
巴金曾在一次文代會上的講話中深情地說：許多做編輯工作的人不是不會寫東西，不是不能寫東西，許多人是具備創(chuàng)作條件的，是能夠大有作為的。只是他做了編輯，要幫助別人，培養(yǎng)別人，必須做出犧牲。這段話，在周明看來，是理解，是勉勵，也是公正的評價。
著文章，不能只是用筆
由于工作關系，周明與眾多作家成為了好朋友。周明說：“可不是吃喝的朋友關系，是在生活、工作和創(chuàng)作上相互關心、幫助和交流的真誠而難忘的友情?！币虼?，周明對作家的創(chuàng)作有深入的了解，對作品的判斷有獨到而準確的視角。
周明所看到的作家們的成功之作，都不是輕易得來的，都源于各自深入生活、觀察生活的深刻體驗?！摆w樹理就是長期生活在農民群眾中的一位作家?！敝苊骰貞浾f，1961年1月，一個春寒料峭的日子里，他長途跋涉，輾轉來到了趙樹理的家鄉(xiāng)沁水縣，想請他撰寫一篇能夠鼓舞人們戰(zhàn)勝暫時困難的作品。沁水縣招待所的服務員一聽說是從北京來，又是趙樹理的客人，顯得格外熱情，主動說起了許多關于“老趙”下鄉(xiāng)的生動故事。作為一名縣委書記，平時他根本不待在縣城，連個固定的辦公室也沒有，大量的時間是在鄉(xiāng)下，是在農民群眾中，他自個兒的家也安在了農村里。見到趙樹理后，還沒等周明說明來意，他就情不自禁地滔滔不絕地對周明講述許多農村中的新人新事。同時，也談及當前農村中許多困難和存在的問題。對公社、生產隊和社員的具體事兒他都如數(shù)家珍，聽到他這般拉家常似的談話，使人感到非常親切。
周明說，趙樹理的創(chuàng)作不是先有了個什么主題，而后再下鄉(xiāng)去搜集素材，挖空心思地去編織作品。他下鄉(xiāng)首先想到的是和農民“共事”，即共同生活、共同勞動、共同商議，用行動去和農民兄弟一起改變農村面貌。他把自己看作是農民中的一員，與農民同呼吸、共命運，急農民所急、想農民所想、干農民所干的活，所以他的許多反映農村生活的優(yōu)秀作品的誕生，大都是從實際生活中有感而發(fā)、有的放矢的。趙樹理也曾多次說，如果作者對某件事、某個人物并不感動，要寫出感動別人的作品是不可能的。相反，要是你深受感動的事，甚至到了非寫不可的程度，那時你寫出來，就很有可能是感人之作、成功之作。
或許因為工作的原因，周明更偏愛報告文學作品。他認為，報告文學是與時代、與現(xiàn)實聯(lián)系最為緊密的文學樣式。很多有為的報告文學作家都成了時代的在場者，他們盡記者之職，為歷史和人民記錄現(xiàn)實。報告文學作品必須承擔與新聞同等的歷史和時代的記錄任務，同時它又是文學作品，應當充滿激情和思考，并且能夠通過塑造典型的形象為社會起到一定的影響作用。
在上世紀80年代，報告文學與社會現(xiàn)實緊密相連，對整個社會都形成了一種推動作用。漸漸地，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入80年代中后期，報告文學中的反思性越來越強。周明說，“只有對社會問題進行揭露，才有可能讓國人保持清醒；只有把暴露出來的問題一個一個解決，我們才能更好地前進，這才是我們民族希望之所在?！?/p>
為文學，做好“火種”傳播人
晚年的巴金，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的建立牽腸掛肚、奔走呼吁，并不斷地為文學館捐款，除了從自己的稿費中拿出15萬元作為文學館的建設基金，后又陸續(xù)捐出自己的再版稿費，帶頭捐了幾批藏書和資料近萬冊（件），冊冊件件都是他親自挑選的珍品。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的建立曾被巴金稱為“甜蜜的夢”。巴老在他的文章和歷次談話中都述說著建立現(xiàn)代文學館的重要性：通過文學館展示中國作家的輝煌成果，通過中國現(xiàn)代文學，讓世界認識我們的國家，了解中國人民的過去和現(xiàn)在、認識中國人民優(yōu)美的心靈。
巴金老人和眾多文學名家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建設的大力支持和真情投入，令所有的后來者感動。周明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工作期間，全力以赴，盡心盡力，四處奔波。即使后來退休了，他也愿意繼續(xù)奉獻自己的力量。其中，“柏楊文庫”的建立和“柏楊研究中心”的籌劃，就是周明“退崗不退休”的真實寫照。
柏楊是臺灣享有盛譽的小說家、雜文家和學者，其作品擁有眾多讀者。臺北的病榻前，將56箱近萬件珍貴資料“搶”了回來的經歷雖曲折，卻意義非凡。周明說，他曾先后四次去臺灣和柏楊及家人商量手稿文物捐贈事宜。當時，柏楊此舉在臺灣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質疑。質疑者說，柏楊吃臺灣的米，喝臺灣的水，怎么可以把東西捐給大陸？然而柏楊十分堅定，在接受各方采訪時說，“臺灣人與大陸人同文同種，使用的都是華文，都是中國人”，“中國只有一個”。2007年，柏楊親筆寫下“重回大陸真好”，正式將自己數(shù)十年珍藏的1萬多件文獻文物捐贈給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儉樸而隆重的捐贈儀式在柏楊寓所舉行，柏楊的朋友和學生參加了儀式。當時已經退休的周明受館長陳建功所托，赴臺灣主持了捐贈儀式并代表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致辭：“此舉乃柏楊先生的義舉和善舉，其意義重大而深遠。這些寶貴的數(shù)據(jù)雖然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所珍藏，但它將為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qū)所共享?！迸R行前，柏楊堅持起床給周明一行送行，并語重心長地說道：“這件事是一種緣分，我是不動搖的。希望大陸的同胞多來臺灣走走，能對臺灣增加好印象；希望臺灣人也多到大陸去看看，增加對大陸的好印象。這樣，情況就會慢慢好起來。等我病好了，我還想回大陸呢。”離別的一幕深深印在周明的記憶中?！拔移鹕砀孓o，請他先回臥室，我站在客廳目送老人，我看到他的眼睛濕潤了，而我也同樣落淚了。此時，只見他坐著輪椅進臥室，忽然他背著身舉起右手向后擺了擺，自然是表示再見，卻頭也不回……”
周明說，如今的現(xiàn)代文學館堪稱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聚寶樓”，它不僅珍藏歷史，更珍藏著一段段難以忘懷的文壇記憶。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大門外的彩色巨石上鑲刻著巴老的一段話：“我們的文學是散播火種的文學，我從它得到溫暖，也把火種傳給別人。”周明希望自己也能做好這火種的傳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