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家是習慣“隱身”的讀者
《文字傳奇：十一堂法國現(xiàn)代經(jīng)典文學課》
對法國文學稍微有點兒興趣的讀者經(jīng)常會碰到袁筱一這個名字：在盧梭、米蘭·昆德拉、安德烈·高茲、勒克萊齊奧等人的著作封面上，她以譯者的身份出現(xiàn)。去年11月，袁筱一還憑借翻譯蕾拉·斯利馬妮的《溫柔之歌》獲得了第十屆傅雷翻譯出版獎。
如今已是華東師范大學外語學院院長的袁筱一早就是翻譯界內(nèi)頗有名氣的才女：10歲開始學“第一外語”法語，16歲考上華東師范大學法語系，18歲的時候即以一篇用法語寫的小說《黃昏雨》獲得法蘭西青年文學大獎，本科畢業(yè)后在南京大學任教，同時讀完了碩士和博士，正式開始了翻譯的生涯。
2004年，袁筱一回到華東師范大學，并于次年開設了“當代法國文學”的全校公選課。2008年，公選課講稿出版圖書《文字·傳奇：法國現(xiàn)代經(jīng)典作家與作品》。近日，這本書再版，名為《文字傳奇—— 十一堂法國現(xiàn)代經(jīng)典文學課》（以下簡稱《文字傳奇》）。所有讀者都能聆聽到教師于課堂上的妙語與灼見，是一件幸事，但給人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恐怕還是《文字傳奇》留存下的作者對法國文學的激情。
重新審視自己十年前寫下的文字和情緒，袁筱一說自己“有些沒來由的怕”。她承認，《文字傳奇》是完全的非學術寫作，當時寫下這些文字的目的只是為了上課，而這門課也絕不是一門“文學批評”，更為重要的其實是閱讀。在上課之前，她將更多的時間花在了閱讀上，“那是我非常享受的兩三年，除了熱愛，就是熱愛”，講稿的出版和再版，“都是為了能和更多的人分享當時的這份激情”。這份情緒無疑屬于十年前更為年輕的袁筱一，再次修訂時她卻不愿把它改掉，因為它雖然“毛糙”，卻也真實、年輕、鮮活，“它是人生的某一個階段，是在文學當中讀到人的存在和自己存在的時候可能有的一種欣喜，或是悲傷”。
除了自身享受閱讀的過程，這門課本身的目的也在于閱讀，袁筱一想帶領學生們一起來讀這些被稱作是“現(xiàn)代經(jīng)典”的法國文學。在作家的選擇上，她考慮了學生的接受程度，但他們同時也是私人化的——薩特、波伏瓦、加繆、杜拉斯、羅蘭·巴特、薩岡、羅布·格里耶、勒克萊齊奧和米蘭·昆德拉?！盀槭裁礇]有普魯斯特和尤瑟納爾？”有人會問。袁筱一說，自己當時執(zhí)行了一個“非常愚蠢”的標準：這9位作家都是20世紀以后出生的，“這9位作家當然不能代表法國20世紀文學的全貌，但也提供了一個切口”。
從薩特開始，他們是突破性地承繼了法國小說傳統(tǒng)的一批人，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完美地詮釋著福樓拜、普魯斯特和紀德所奠定的現(xiàn)代法國小說傳統(tǒng)的一批人。袁筱一想要陳述的，不是理論所規(guī)定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價值觀，而是這些小說家們在突破具體界線時所呈現(xiàn)出來的無奈、勇氣和悲傷以及他們的希望與向往。
讀者，這個詞對袁筱一來說很重要，它表明了她的出發(fā)點和角度：譯者首先是讀者。方法論從來不是譯者在談及文學時所要考慮到的東西，一般情況下，譯者會較少介入理論層面的外國文學批評。但這個身份“或許能夠讓嚴肅的‘文學批評’打開另一扇大門，照亮先前一切文學批評的方法論未必能夠照亮的風景”。
翻譯是袁筱一進入作品的方式。在《最難的事》一書里，袁筱一把它比作“愛”，是最有煙火氣息的一件事情，“調(diào)動所有概念的、非概念的精力去愛了，慢慢地走近一個人，慢慢地塑造一個在此之前你絕對無法料到的自己，然后，再慢慢地離開你所接近的目標——如果從肯定的角度去說，這個人卻已化作絲絲縷縷，嵌在了你的生命里”。如此對待翻譯的態(tài)度，顯然已不能用“認真”二字來簡單概括，這是譯者與一個個語詞的肌膚相親、短兵相接。對此，毛尖評價得準確。她說，袁筱一出入過法國文學的身心，而它們也“構成了她的血肉”。
在文學面前，什么才是好的讀者？答案當然不是唯一的，袁筱一說，簡單的讀者也是好的。簡單的讀者可以放下先前所有的一切對價值觀所作出的種種規(guī)定，可以放下要學習到一點什么的目的性，能夠聽憑自己在文字的世界里漂浮和輾轉(zhuǎn)，只是隨著作品所開啟的風景去發(fā)現(xiàn)寓言世界的美。譯者，無疑就是這樣的“簡單的讀者”，他們“一個詞一個詞地過”，作品里的一個段落，一句話，一個詞就可能為他們帶來一種顛覆性的快樂。而在閱讀“迷宮”一般的現(xiàn)代經(jīng)典小說時，對簡單的讀者而言，最大的樂趣或許“恰恰在于迷失”。
書鄉(xiāng)專訪
書鄉(xiāng)：您對法國當代文學的熱愛源自何時？翻譯的第一本法國文學是什么？
袁筱一：我的中學是在南京外國語學校念的，在中學的階段就要學習語言，進了大學以后才是名正言順的專業(yè)。也許很多女性作者都會有類似的經(jīng)驗，在少年時代，會隱隱約約地希望自己做一個寫作者，再加上我又學了法語，不知不覺就會引上這樣一條道路。上大學的時候，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時間，我可以不用上專業(yè)課，因為法語之前自己都學過了，算是高起點吧，所以那個時候有很多時間讀書。對法國當代文學喜愛的建立應該就是從大學開始的，雖然當時教學資源不像現(xiàn)在這么豐富，但翻譯文學迎來了又一個高潮。不過，我進入翻譯是再遲一步的事情，我翻譯的第一部作品是在1994年，在南京大學期間，與李焰明老師合譯的勒克萊齊奧的《戰(zhàn)爭》，勒克萊齊奧后來在2008年也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書鄉(xiāng)：為什么您的個人趣味會寓于法國當代文學？
袁筱一：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在讀大學那段時間，中國迎來了新文化運動后的又一次文學翻譯的高潮，當時著重譯的還是十九世紀的文學，但也開始轉(zhuǎn)向當代文學，法國的當代文學在其中占了比較大的比重，所以我受的文學教育會受到現(xiàn)當代的文學影響更大一些，這是無意中養(yǎng)成的。九十年代是一個“名著復譯”的高潮，但我譯的所有的東西基本上都是二十世紀的作品，從來沒有介入過“名著復譯”。
書鄉(xiāng)：法國文學和世界其他地區(qū)的文學相比有什么不同之處？
袁筱一：在啟蒙運動的時候，法國文學可能更多的還是承載著思想，法語文學傳統(tǒng)是將思想與文學融為一體。法國的二十世紀文學是一部“難”的歷史，在閱讀上并不討巧，閱讀的愉悅感比較少，它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吸引讀者或許在于它很“先鋒”，但這“先鋒”不是沒有緣由的，它是立于傳統(tǒng)之上的“先鋒”。假如我們突然在一個橫截面上看到這些文學，會覺得很有新鮮感，但所謂的這些先鋒的技術，在它的背后是有很深層的變化的。文學中也有不變的東西，文學里的不變就是寫人，20世紀的寫作技術再先鋒，但是我想始終沒有消失的就是人。在十九世紀所謂法國文學最好的時候，它的敘事節(jié)奏和社會的變化是吻合的，它迅速地世俗化，有娛樂大眾的一面，也有雨果所持的那種觀念，認為文學是社會的引領。在法國，純文學和暢銷文學也有界限，雖然這個界限可能會被打破，但基本上分屬兩個領域。在文學范圍內(nèi)寫作的寫作者，我覺得他們還是基于對文學本身的思考在從事寫作，他們有更多的對寫作本身的認知，會想自己要為寫作帶來點什么。文學在今天可以做點什么？如果我們今天還從事文學，又是為了什么？這些認知在好的作家身上都能看到。
書鄉(xiāng)：您曾經(jīng)說過，翻譯就像是“先結(jié)婚后戀愛”。
袁筱一：閱讀也會有第一眼眼緣這回事，決定了你會不會讀下去，但譯者因為有契約在先，有時深入“交往”之后才會體會到一些好，譯著譯著會產(chǎn)生感情。我覺得譯者是一個可以“放下身段”的人。作家、批評家在做文學批評的時候，即使真的很喜歡某個作品，也會克制一些，保留自己的理性。但譯者因為基本上已經(jīng)習慣了自我的“隱身”，所以不太會考慮到自我的存在，可以更投入地，更無所顧忌地表達和情感投入。譯者的工作是非常實際的，一個字一個字地過，它不允許我們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心理，它要求我們“在里面”，忘掉自己的身份，這種閱讀習慣會被保留下來。對批評家而言，他考慮的不是文本本身，文本只是他的一個出發(fā)點，他考慮的是文本背后更為宏闊的文學。但翻譯家可以說，文本本身就是我的目的，它就是我目前的唯一。
書鄉(xiāng)：在翻譯《溫柔之歌》之前，您已經(jīng)很久沒有翻譯虛構類小說了。
袁筱一：原因也有很多，首先是因為你會對完全當代的東西沒有辦法判斷，法國本身當代的寫作也沒有給人一個明確的面貌，再加上世界化，面臨的對象和寫作的社會都開始趨同，蕾拉的小說如果換成是別的國家的作品，讀者也覺得可以理解吧。
書鄉(xiāng)：《文字傳奇》的再版中也有不少修改，比方說加繆這一章，為什么會對這一章進行大的修改？
袁筱一：我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沒那么喜歡加繆，但在三十多歲時就非常喜歡了，那是一種非理性的欣賞，加繆具有非常強烈的、生動的力量，人會不自主地被吸引。十年前，我應該是處于這樣的一種情感里，會有更個人化的情緒表達。但這些年讀得越多之后，我覺得加繆最打動我的其實不是他文字里的生氣，而是他對理性的堅持。在巨大的激情之下，他是非常崇尚理性的人。今天的社會不斷地陷入災難，可能也是缺乏這些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