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中國成立70年，中國社會在各行各業(yè)都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文學也不例外，它見證了共和國的成長與壯大，并成為時代的心聲。作為文學的一個門類，散文比詩歌、小說、戲劇的變動要遲緩些，變數也少得多；不過，它也發(fā)出了自己的光與熱，并對國家社會發(fā)展做出巨大貢獻。其中，文體變革就很有代表性，這是值得好好總結與思考的重要問題。

一般人總是簡單將散文文體理解成“形式”，其實，它的內涵十分豐富、外延也非常廣泛，指涉包括作家、作品、內容、形式、文風等多個方面。陳劍暉曾在《散文的現代性與文體的變革》一文中從四個方面對散文文體進行概括：一是文類文體，它是與小說、詩歌、戲劇相對而言；二是語體文體，主要表現在語言現象和話語方式的特色；三是主體文體，是創(chuàng)作主體所表現出的思想浮雕和風格特征；四是時代文體，即“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風尚。因此，散文文體的變革就不僅僅是形式上的，而是一種整體性的特色變化。

文體：在開放中探索創(chuàng)新

在開放中探索創(chuàng)新是70年中國散文的文體變革的最大亮色。70年中國散文的文體探索創(chuàng)新并非一帆風順，但卻是螺旋式的上升發(fā)展。

如用一個詞概括70年中國社會的發(fā)展，那就是“開放”。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站起來，到逐漸變得富強并走向世界，都離不開改革開放。作為文學世界中的一個門類，散文就是在這樣的開放中探索創(chuàng)新的。沒有文體變革創(chuàng)新，70年中國散文可能還是過去的老樣子。因此，在開放中探索創(chuàng)新是70年中國散文的文體變革的最大亮色。

與以往相比，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中國散文以歌唱為主，這就帶來其文體的宏大敘事，以及積極進取、昂揚向上的浪漫情調。此時，散文的“小我”讓位于“大我”，悲觀為樂觀和達觀所代替，與時代緊密相連尤其是為祖國歌唱成為主調，作家也進入一種真情抒發(fā)、心靈激蕩的境地。值得強調的是，此時期的散文中人民性強，廣受讀者熱愛。最有代表性的是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這是一個為時代、祖國、人民和英雄歌唱的經典作品，其文體宏大、壯闊、激越、浪漫、優(yōu)美，直到今天仍不失經典散文的魅力。還有巴金，他先后寫出《空前的春天》《變化萬千的今天》《我們偉大的祖國》《最大的幸福》《人間最美好的感情》《歡迎最可愛的人》《向著祖國的心》等作品。曾克寫了《因為我們是幸福的》（1951）、《寫在國慶節(jié)來臨的時候》（1955）、《革命戰(zhàn)士永遠無畏》（1963），這些為時代歌唱的散文都發(fā)出激情與亮色，為祖國和人民增了光加了彩。

與此相關的是散文三大家楊朔、劉白羽、秦牧。盡管三人的散文風格不同、內涵有別、審美趣味有異，但從文體上說，都是熱情洋溢的歌唱體，屬于為時代、祖國、土地、人民、正義、美好而歌的美學風尚。如從文體角度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散文命名，可稱之為“國體散文”，是一種為國家與人民真誠歌唱的散文樣式。不過，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對楊朔散文模式多有微詞，批判和否定成風，這是有失公允也是站不住腳的。今天看來，盡管楊朔等人的散文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至今還沒有哪一種散文能代替它，特別是在為時代、祖國和人民動情而歌這一點上，更是如此。

改革開放后，中國散文進入新時期。作家尤其是一些老作家?guī)е拔母铩钡膫?，以對祖國未來發(fā)展的焦慮與期盼，寫出反思性、批判性和前瞻性較強的散文，其中以冰心、巴金、臧克家、孫犁、陳白塵、季羨林等為代表。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散文一樣，這些作品也屬于宏大敘事，與時代、國家、人民同呼吸；但落腳點則從歌唱轉向反省，包括自我批判和自我懺悔。巴金從1978年到1986年完成《隨想錄》，這是以真誠、反思和批判為文體風格的散文經典，開啟了改革開放與散文文體創(chuàng)新的時代潮。如為此時的散文命名，那就是“真情散文”，是由作家自我內心開啟、面向讀者、歷史、時代和未來的散文文體樣式。還有冰心寫出了《我請求》和《無士則如何》，前者為中小學教師待遇低和教育危機發(fā)聲，后者強調在現代化建設中知識分子的重要性。臧克家寫了《博士之家》、林非寫了《招考博士生小記》，二人均對“金錢至上”觀念下博士的生活處境擔憂和吶喊，希望全社會都重視知識、教育和文化?？梢哉f，改革開放初的散文承接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散文的國家、人民性主題，從思想深度和知識文化角度進行了開拓，墊高了散文文體的境界與品位。

進入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來，中國散文有向內轉趨勢，即更重散文的形式變革。由于對傳統散文的敘述、抒情特別是同質化不滿，不少散文開始運用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風格進行創(chuàng)作，以改變散文的寫法，也承載對于世界的別樣理解。較突出的散文家有曹明華、劉燁園、鐘鳴、杜麗、黑孩、馬莉、馮秋子、趙玫、南妮、胡曉夢、斯妤、艾云、張立勤、周曉楓、海男、龐培、于堅、張銳鋒、蔣藍、祝勇、黑陶、汗漫等，他們往往更重散文的形式感，尤其是語言的力量和魅力，希望來一次散文文體革命。作品常以一種陌生感重新觀察、評定、選擇這個世界人生，于是也創(chuàng)造出思想內容和審美風格不同的文體。如劉燁園表示：“如同我們在所謂現代派的異域文學中本末倒置，領會的不是閱讀時心與心朦朧相撞的感覺，而是那種幾乎所有的服裝廠都能成批生產的流行衣褲似的‘技巧’一樣?！薄吧⑽牡膹团d、發(fā)展，在于人的解放，心靈的真實，在于青年，在于‘散文’的批判，走出困境就是走出束縛，走出角落，走出模仿走出自欺走出非個性走出對先人對散文的誤解和俗淺，承認心靈就是心靈，堅信散文不是你或旁人認為的社會已經‘承認’并由于各種原因印成鉛字的‘散文’；你完全可以創(chuàng)造散文?！边@種帶有散文革命宣言的做法，雖有些冒火和偏激，但舍我其誰的文體創(chuàng)新意識非常自覺強烈。

鐘鳴在散文文體尤其是隨筆上的創(chuàng)新貢獻最大，他四卷本、200萬字的散文隨筆《旁觀者》打破一切成規(guī)，完全以自由的思想和心靈開拓自由之文，充分顯示了思想者和文體家的魅力。在鐘鳴的隨筆中，小說、詩歌、文論、傳記、注釋、翻譯、新聞、攝影、手稿混融一體，在人與物、歷史與現實、內容與形式、中國與外國、知與不知之間相互碰撞，從而實現一種更加富有主體性的創(chuàng)造性的活動。當然，在意境、形象、語言、趣味上，此時的散文也向感性、陌生化、張力效果等方面突破，產生與眾不同的審美感受。

同時，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頗有革命意義，它與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散文大相徑庭，但文體突破更加突出。這主要表現在：他改變傳統將散文當文學寫的理念，也打破散文多為短制的傳統，來了一次融知識、文化、理性、情感、趣味于一爐的論文式散文探索。于是，余秋雨散文以縱橫馳騁、汪洋恣肆、江河萬里、氣貫長虹的方式，表達了他的世界觀、人生觀、文學觀、散文觀。最重要的是，余秋雨所帶來的“散文熱”，它將以往散文的邊緣化變?yōu)槲膲行?，并帶動眾多模仿者。余秋雨散文雖有種種爭議，但文體革命的價值不可否認。

新世紀以來，散文文體的探索創(chuàng)新興趣有所減緩，這似乎代表散文的某些落寞。但我認為，散文并未停止探索創(chuàng)新的腳步，只是更內在化了，即在某種“回歸”中顯示了新的探索創(chuàng)新。這主要表現在：對于現實、時代、國家、人民的重新關注，對于形式創(chuàng)新的深化，對于傳統的重新發(fā)現，對于世界人生的辯證理解，對于大文化尤其是大文化歷史散文的糾偏，等等。換言之，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散文已進入一個更理性、自覺的多元化追求，這在散文文體上都有所表現。

南帆的散文文體傳統性強，基本是理性敘述和思想剖析，隨筆特色突出；不過，由于他更關注時代命題，尤其是數字化、智能發(fā)展等問題，其散文文體就多了現代性和人類命運的憂思，也充滿睿智之光，像《神秘的機器》《讀數時代》《現代人》《媒體時代的作家》《科學讓我恐懼什么》等都是如此。

王開嶺、畢淑敏的散文充滿道德信仰與精神力量，初看起來也是傳統的理路；但由于更關注人類的健全發(fā)展和人性光輝，是一種正大光明的散文體式，《精神明亮的人》和《造心》都很有代表性。還有，馮驥才對于環(huán)保生態(tài)與傳統文化的關注，使其散文有家國意識和天地情懷；梁鴻、楊獻平等人的非虛構散文與時代相呼應，現實性和批判性較強；厲彥林、李登建的散文立足于鄉(xiāng)土，將國家和人民作為關鍵詞來書寫，給人以闊大正氣和積極進取的正能量；蔣藍的隨筆在鐘鳴的基礎上又有新探索，形式感和語言的爆發(fā)力更強；林非、王充閭、朱鴻、祝勇的大文化散文更為平正從容，對余秋雨散文有推進和發(fā)展；熊育群突破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散文的生澀與偏執(zhí)，在與現實主義的結合上做出成功嘗試。

總之，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中國散文的文體探索創(chuàng)新并非一帆風順，但卻是螺旋式的上升發(fā)展。一是散文文體探索創(chuàng)新意識逐漸增強，到新時期散文的文體豐富性已然形成。二是思想文體、形式文體的探索創(chuàng)新并行不悖，新中國成立和改革開放前后主要立足于思想文體，在經過上世紀90年代前后的形式探索后，新世紀以來又歸于思想和形式文體的結合。三是散文文體探索經過正、反、合的發(fā)展過程，新中國成立和改革開放前的散文文體為“正”，上世紀90年代前后為“反”，新世紀以來則為“合”，即在經過長久的“探索性”后，如今呈多元整合狀態(tài)。當前，已較少有人簡單、機械甚至形式主義理解散文文體，而是進入更加豐富、包容、融通、創(chuàng)造的境界，這是未來中國散文文體發(fā)展的關鍵所在。

創(chuàng)作：在繼承中推陳出新

對于散文創(chuàng)作，我們長期陷入急于“創(chuàng)新”、忽略“繼承”的迷陣，尤其形成單一的“創(chuàng)新”視角。其實，很多散文的文體創(chuàng)新就包含在傳統散文文體中。

長期以來，我們對創(chuàng)新的理解有很大偏差。這主要表現在：其一，常常將創(chuàng)新作為惟一和絕對的標準，“創(chuàng)新”就好，不創(chuàng)新就不好；其二，所謂創(chuàng)新，就是新、新、新，讓“新”進入一種勇往直前的狀態(tài)，甚至產生了強烈的創(chuàng)新焦慮；其三，為創(chuàng)新而創(chuàng)新，有時會陷入拔苗助長的“創(chuàng)新”。其實，創(chuàng)新應該是有前提的，也應該是水到渠成的結果，更應該建立于守正、從容、自信的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chuàng)新”，“在繼承中發(fā)展，在發(fā)展中繼承”。然而，對于散文創(chuàng)作，我們長期陷入急于“創(chuàng)新”、忽略“繼承”的迷陣，尤其形成單一的“創(chuàng)新”視角。這就造成我們在評價70年中國散文及其文體時出現較大偏差甚至失誤。其實，很多散文的文體創(chuàng)新就包含在傳統散文文體中。

首先，作家由物性引發(fā)詩性，將傳統散文進行現代性燭照。眾所周知，“物”是中國傳統一個核心詞，像“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和“格物致知”都是如此。中國人似乎早就形成了對天地萬物的關注與感念之情，新中國成立70年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散文越來越重視“物”，尤其是將作家主體的詩情灌注其間，從而形成了一種與天地萬物融通的現代觀念。

如葦岸的《大地上的事情》表面看很傳統，它用散點透視一草一木，特別是農事和二十四節(jié)氣；但素樸甚至素食主義的追求則是梭羅式的，是現代精神的表征。鮑爾吉·原野筆下的細枝末節(jié)都是物，但卻能被詩意點燃，并升騰起生命和智慧之光。朱以撒的散文仿佛是以毛筆在宣紙上進行浪漫之舞，那葦花般的毛筆醮上墨，然后在綿軟的宣紙上書寫，于是形成生命的某些感知、對語、融化以及升華，這是現代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跳躍。彭程的《心的方向，無窮無盡》是關于行走大地的文本，但因詩意盎然，有對世界人生的豁達理解，有現代生命的質感和舉重若輕，給人以精神的飛揚與靈魂的升華。楚楚的散文表面看也很傳統，但卻如一個現代舞者在洞簫的聲色中飛揚。杜懷超在《蒼耳消失或重現》中以大地上各式各樣的草為題，但貫穿其中的是博物學的知識譜系，也有人類情懷和天地之氣的閃動，所以寫得極有深度。作品寫道：“一株植物就是人類的一盞燈，一盞充滿神秘與未知的燈，我們都在這些光亮里存活。”從物性到詩性，再到人性，我們似乎看到了這些傳統散文中的現代蘊含，也看到了“舊”中之新，“傳統”里的現代，“繼承”后的創(chuàng)新。

其次，作家看到歷史碎片的閃光，并用現代意識進行激活和融合。應該承認，許多歷史文化散文不論是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缺乏創(chuàng)新性，這是由其觀念的陳舊決定的。有的作品表面看來是創(chuàng)新的，但實際上價值觀卻是保守落后的，余秋雨、李國文、張承志的歷史文化散文常讓人感到觀念陳舊，比如余秋雨以現代意識否認中國傳統毛筆文化和知識分子價值，李國文以借古鑒今的態(tài)度戲謔司馬遷，張承志將古代荊軻說成“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清潔精神的代表，等等。其實，這樣的審視是“現在性”而非現代性。

同樣寫荊軻，林非在肯定其信、義、俠時，又指出其危險性，弄不好刺殺就會成為恐怖主義。他說：“當然是絕對地不必大家都去扮演刺客的角色，尤其是在像希特勒那樣被歷史所咒罵和唾棄的專制魔王最終絕跡后，民主的秩序必將替代個人的獨裁，刺客是專制魔王的懲罰者，卻也是民主秩序的破壞者，因此一般地說來也就不需要刺客們去建立正義的功勛了?！贝送猓址窃谄涿绹斡浿羞€對高樓大廈遮擋了陽光提出質疑，批評現代都市文化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又重復了原始的洞穴生活。還有，林非散文中常有“祝愿”之語，有關于國家富強、未來憧憬的美好修辭，有貫穿始終的反思性、批判性和自省意識，從中可見，表面?zhèn)鹘y的文體內卻包含現代敘事，這與巴金散文有相通處。穆濤的歷史文化散文極具穿透力，它能在歷史、現實、未來之間找到通道，并打撈民族文化的精、氣、神，可以說，這是一種融通與激活后的創(chuàng)新性散文文體。

此外，作家在天地自然中發(fā)現大道，發(fā)現人類應珍視的健康健全人性。以冰心、孫犁、張中行、賈平凹、張煒、遲子建等人的散文為例，一般人都覺得那是一些過于傳統的散文，與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尤其是那些光怪陸離的“求新”散文不可同日而語，甚至有人從中看到一些“楊朔模式”的影響。其實，這是一種表面化的理解，而沒有深刻體味到其間的創(chuàng)新變化以及現代氣質。像遲子建的環(huán)保生態(tài)意識、張煒以現代農業(yè)文明反撥工業(yè)文明的異化等，都是如此。張中行有《順生論》一書，其中就有“天心”和“天道”的篇目。韓春旭寫過《生命之道》，強調“平衡就是生命，生命的全部奧秘就在于怎樣經常地移動和平衡”。賈平凹能從山上的石頭中看到它們的靜默，以及“我就是石頭”，“石頭也慢慢變成我”。范曾在《老子心解》和《莊子心解》中表示：“鈍于言說中敏于心靈”，“相反的，那些嘮叨的、多話的、聲嘶力竭的、唾沫星子直噴的人大體思緒混亂”，“單純中的豐富、沉默中的深思使聾啞人比較容易接近道之所在”。這些“道”觀是將現代與傳統進行融通和再造后的結果，是屬于在傳統中的探索創(chuàng)新。

還應注意另一種傳統中的散文文體創(chuàng)新，那就是抒情散文。許多論者包括散文的文體創(chuàng)新者最看不起、批評最多的往往是抒情散文，他們認為這是導致散文濫情、矯揉造作的最壞的文體。其實，人們少能看到當代抒情散文在繼承中國古代、現代后的創(chuàng)新性。以母愛散文為例，當代的顯然比現代的增加了反思精神、批判意識，尤其是自我反省力量。有的還注入現代甚至后現代的表現手法，以及人生、人性的內容。如彭學明的《娘》就是自我懺悔的文本，也是一個讓人學會“如何去愛”的作品：越親近的人為何越不易相愛，反而形成矛盾、沖突甚至隔膜和仇恨？其實，在這些表面比較傳統的主題中，包含著作者不斷創(chuàng)新的探求。

除了要充分重視創(chuàng)新性強的散文文體，還要肯定那些在傳統中創(chuàng)新的散文文體，對于多有繼承、少有創(chuàng)新的散文文體也不容忽略，因為后兩者其實是70年散文的基座和主體。另外，文體創(chuàng)新也不是評價散文成敗的惟一標準，因為更多時候那些探索創(chuàng)新的散文難成經典，在繼承中創(chuàng)新者倒會成為佳作。如史鐵生的經典散文《我與地壇》就是一個用現代的“獨思”照亮傳統的“母愛”的文本。

發(fā)展：在反思中返本開新

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中國散文的文體變革值得給予充分肯定與高度贊揚。不過，這種文體變革也有值得反思之處，也存在某些不足和迷失。

70年中國散文的文體變革成果累累，與詩歌、小說、戲劇一起構成了中國當代文學文體變革的景觀。不過，這種文體變革也有值得反思之處，也存在某些不足和迷失。為使今后中國散文的文體獲得更大發(fā)展，極需在“返本開新”中進行創(chuàng)造。

所謂“返本開新”，就是改變長期以來“唯西方是從”的價值理念與追求，確定中國文化、文學、散文的本位意識。西方可作為客體學習借鑒，而不是主體被崇拜和遵從。不要說西方存在各式各樣的問題，有的還是根本和致命的；即使西方再好，也不能解決中國問題，尤其不能成為中國文學發(fā)展的靈丹妙藥。因此，散文的文體變革必須確立正確站位，立足中國本土的文化、文學、散文，在向外學習時，進行融通、激活、轉換、創(chuàng)造。

首先，在繼承中國傳統散文文體基礎上，我們應該學習和借鑒西方散文文體。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散文被稱為“文章”，其文類極富，據統計有160多種，并與歷史、哲學融為一體。然而，近現代以來，以西方散文為旨規(guī)，散文門類數量急速下降，許多已失而不存，有的即使留下來也趨于無用狀態(tài)，這在周作人提出“美文”概念后尤其如此。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受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沖擊，散文文體更趨窄化，除隨筆外，別的似乎都不顯目。好在進入新世紀，散文文體開始有所回歸，逐漸呈現多元化趨勢。不過，即使如此，它遠無古代散文文體的豐富龐大。另外，在新時期散文研究中，一直有一種“凈化散文”的聲音，這對散文文體的生態(tài)是有害的，也不利于散文文體的健康發(fā)展。

我認為，未來中國散文文體建設，應多從中國古代散文汲取營養(yǎng)，再向外國學習其思想性、文體的獨立意識，從中尋出一條散文文體的現代性創(chuàng)新之路?！懊牢摹焙汀皟艋笔侵塾谏⑽奈捏w的文學性、純潔性和獨立性，這是受西方學科分類影響所致；但如無中國的文、史、哲合一的散文多樣化傳統，散文文體一定會越走越窄，最后失去生機活力。因之，理想的散文文體應是，廣義與狹義散文的互動、對話、辯證發(fā)展。

其次，應該堅守中國古代散文整體統一的載道傳統，避免散文的價值迷失和碎片化。近現代以來，散文在批判和否定中國古代散文“載道”傳統上用力最多，這對于散文松綁和解放、獲得文體的純粹是有益的；但同時也帶來了散文與時代、社會脫節(jié)，缺乏文化使命擔當，變得過于技術化、碎片化、虛無化。許多“新散文”都有這一缺點，以隨筆探索為主要追求的鐘鳴在這方面也有不足。真正的經典散文應有張載的情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同時又要有文體的自覺意識，在此基礎上再進行大膽創(chuàng)新。魯迅的《野草》和《朝花夕拾》可謂典型代表：一面有“載道”的立人思想，另一面繼承中國古代散文的完整與精致，并進行新的創(chuàng)造。因此，當代散文的文體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尤其要注意克服形式至上和后現代主義碎片化與虛無主義的消極影響。

再次，我們要對散文文體變革給予辯證理解，處理好正、反、合的關系。以往，我們總以“變”來要求散文文體，而對“守”與“常”多有忽略。其實，變與不變的關系是辯證的，各有其價值。就如錢穆所言：“一陰一陽之變即是常，無窮綿延，則是道。有變有消失，有常而繼存。繼存即是善，故宇宙大自然皆一善?！睆拇艘饬x上說，散文文體之“變”是一個方向，不變之“?！笔橇硪皇噶?，對二者不能簡單理解，要看到其各自價值，以及互相轉換的可能。因此，在“變”的觀念下，批評散文文體過于保守；但在“?！钡膬r值中，這種保守又何嘗不是天地之大“道”？因為“一陰一陽”無論如何變化，都在按“常理”運行。所以，對散文文體應該辯證理解：“變”是為了更好發(fā)展，但卻容易消失，難以繼存；“守”是為了繼承，以期留存，但往往會失去活力。正確的散文文體發(fā)展需在正、反、合的關系中生成：以“守正”開其端，也作為永恒矢量；“變革”是反其道而行，這是助推力和增殖問題；最后是“合”，慢慢修正“變量”的失誤，令其歸于“正”，避免信馬由韁、失去規(guī)矩和方圓。

總之，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中國散文的文體變革值得給予充分肯定與高度贊揚。但今后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這主要包括：其一，變革的力量還遠遠不夠，應進一步加大創(chuàng)新維度；其二，變革離不開對中國傳統文化、文學、散文的繼承，若失去中國之“本”、逐外國之“末”，一切變革都難獲成功；其三，經過一段時間的“變革”后，需進行反思和修正，以避免“反”而不“返”（歸）；其四，創(chuàng)新既要真正進行“創(chuàng)造”，又不能成為“無本之木”和“無源之水”；其五，在強調“創(chuàng)新”價值時，一定不能無視甚至否定支撐它的那些“繼承”的基座。因此，70年中國散文的文體變革決非簡單問題，更不會一蹴而就，而是一項任重道遠的系統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