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一

一年多前，母親與“死神”相約——她罹患了癌癥，經(jīng)受了惡性腫瘤患者都要經(jīng)歷的過程。己亥年正月初三那天，她“如約”走了，享年八十五歲。跟很多病人一樣的結(jié)局，這沒有什么不平常。

同時，像所有的癌癥病人一樣，她其實一點都不想承受那些毫無意義的痛苦，卻又不得不一個一個承受完畢，一點都沒少。在她還沒有患病的往日，我們一起閑聊，不止一次觸及過安樂死的話題。我曾經(jīng)給她講我看到的一個案例：湖北武漢一個中年男子幫助久在病榻生不如死的母親結(jié)束生命，隨后自首，坦然去接受法律懲處。這個案例，我并不確認是真實事件還是虛構(gòu)的“雞湯”類文字，也忘了是從哪里看到的。只記得當時母親一再為那個被判刑的兒子打抱不平，抨擊法律不公正，表示非常贊成這位兒子的做法。而在她病重后期醫(yī)生和我們都束手無策的時候，她不止一次表示希望早點結(jié)束。

由于沒有治療手段，她不愿意住院，我們把她接回家，勉力做盡可能的護理與陪伴，并費盡周折給她找到了最新的美國抗癌藥PD-1。在腫瘤復發(fā)疼痛度加重難以忍受的日子里，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在聽著她虛弱而揪心的呻吟又無能為力中挨過的，這種日子，可能算是世間最殘忍的事情之一吧。終于有一天，我聽到她用了很大的聲音與父親爭吵，情緒激烈且有些夸張地指責父親“自私”“什么也不敢承擔”等等。我趕緊沖進“病房”去調(diào)停，只見父親站在床邊手足無措，雖然慌張但是立場堅定地搖著頭，嘴里喃喃說“這怎么能行”……原來她在向我父親討要艾司唑侖片——一種常見的安眠藥。她的意思，是要攢起足夠致死的藥量自己去結(jié)束。看到我進來，母親轉(zhuǎn)向我，表情悲憤交加。我咬緊牙關(guān)安慰父親說給吧，我做決定了，我來承擔一切責任。這個“決定”究竟是合乎她的心意，還是讓她感受到人生真相的冷酷而更加絕望，我來不及細想。總之這暫時讓她稍微平靜了下來。為了減弱這個場面的尷尬與壓迫感，我故作輕松對母親開著玩笑：老太太你這是不把我送進去不算完啊。

事實上，母親并沒有機會吃那些藥。因為虛弱和痛苦，她被折磨得連吃正常的藥物都很困難，遑論吞服幾十片安眠藥。尷尬要命的腫瘤部位導致她無法坐起，也不能以正常姿勢平躺，只能側(cè)臥著，間或用殘存的余力勉強調(diào)整一下位置，以便讓自己舒服一點。而她每一次的挪移，無論是自主，還是在我們的幫助下，都是痛苦萬狀。在她病重后期，她完全喪失了自理能力。飲食極少，形銷骨立，臥床掙扎，每一次大小便的艱難程度都不啻一場酷刑，我們每天都要多次幫她清理擦拭。這不僅是要盡可能避免褥瘡，更因為她生性清潔成癖，一點點感受上的骯臟與凌亂都不能忍受。這讓她的痛苦增加了不知多少倍。現(xiàn)在母親走了，她承受了她生前所恐懼所厭惡的所有痛苦與屈辱，沒能按照自己的生命觀去實施理想的計劃，這對她是個非常大的遺憾么？她究竟是后來已無力完成，還是因為對生命以及這個世界懷著留戀而下不去手？這個問題，我再也沒有機會跟她討論了。但我知道，痛苦與恐懼，決絕與不舍，糾結(jié)與悔悟等等，一定在病痛之外給她施加了超額的折磨與懲罰。這似乎一個警告：面對命運中的痛苦與折磨，沒有什么人能夠攫取到豁免權(quán)。而且有些時候，你的愿望和努力與實際結(jié)果成反比。

她在清晨的安睡中沒能醒過來，沒有留下一句話。但我并不因此遺憾。在她生病前后的日子里，在我們擁有的共同歲月中，我們已經(jīng)把我們所能理解的人生問題，包括無可彌補的遺憾與感悟，都重復總結(jié)無數(shù)遍了。但我們都隱約明白，至少是心存疑慮：如果人生重新來過，那些后來被總結(jié)認識到的各種遺憾或者“錯誤”，真的有機會得到糾正與避免么？那些被認為是“寶貴經(jīng)驗”或“深刻教訓”的東西，真的能派上用場么？似乎并不樂觀。命運總是按照自己的邏輯賦予你應(yīng)有的性格氣質(zhì)，然后讓你的人生該怎么過還是怎么過。你一只腳輕松快意，另一只腳踏進深淵卻不自知。我們幫她清洗、整理，穿上提前準備好的衣服。我們都平靜地忙著，沒有人號啕大哭，甚至連過度的啜泣也沒有。我一邊擦拭母親尚有余溫的遺體，一邊與她做最后的告別：媽媽啊，你放心踏實走吧，也該走了，咱們再也不用受這個罪了，這個世界不值得你熬了。這時，我眼淚默默流下來。

我這個告別語并不合乎母親的真實想法。她熱愛生活，非常想活下來。這種自然而然的抒情傾訴，在當時有不得不然的情境。人總是脆弱的，情不自禁就要暴露膚淺，而暴露膚淺通常都是很輕松很舒服的。但我也不必因此而感到羞愧，就允許我暴露一次吧。只是，這個世界到底值不值得煎熬，我其實并沒有權(quán)利代替母親下斷語。以此類推，任何人都沒權(quán)力代他人決定人生的意義，即便是那些偉大的哲學家也沒有。

人生艱難，凡事盡量不要那么輕率下斷語。

二

作為一個平凡的人，母親的一生卻過得有些不平靜。她喜歡看書，喜歡UFO和外星人的話題，還特別稱贊劉震云的小說。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跟震云講起這件事，震云拿出《一句頂一萬句》和《我不是潘金蓮》，在扉頁上恭敬題寫“請某某阿姨指正”送給母親，這讓母親非常開心。母親總是喜歡思考那些糾纏不清的大問題，反思她一生的得失——當然，經(jīng)她反思出來的人生不說一無是處吧，基本上都是失敗。她長期失眠，往往到后半夜還在看書或者冥想。我曾經(jīng)跟她開玩笑說，您老人家本來是個樸素的勞動人民，卻過了一輩子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活。她平時的情緒通常都是嚴肅甚至壓抑的，這一次難得大笑起來，然后沉默。

母親1934年生于民國時期的熱河省承德市（現(xiàn)今河北省承德市）。按照民國時期的區(qū)域劃分，熱河省在黑吉遼東三省外，一向被認為是“東四省”之一，城市規(guī)模小到可憐的承德市，是熱河省的省會。日本人繼攻占東三省之后，于1933年3月向熱河挺進，民國部隊未戰(zhàn)先潰，華北戰(zhàn)區(qū)第二集團軍副總司令、熱河省主席、熱河前敵總指揮湯玉麟（即單田芳評書《亂世梟雄》中的“湯二虎”），在搜刮掠取大量民脂民膏后望風而逃，熱河全境就此淪陷。據(jù)母親講，她的父親，我的外祖父在“日據(jù)”時期的承德市做一個銀號的小職員，支撐著六口之家。在她五歲時外祖父死掉了，外祖母失去了經(jīng)濟來源，不得不帶著四個孩子回到內(nèi)蒙古赤峰市林西縣自己的娘家討生活。在漫長的農(nóng)業(yè)文明歲月中，盡管一直都有“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之類的批判性說法，但在血緣宗法制支撐下的“投親靠友”觀念，大抵還是國人遭難落魄時非常重要也比較行之有效的生存原則。在當今時代里，這種傳統(tǒng)信任即便還未到難以想象的地步，至少也是日漸稀缺了。

母親經(jīng)常對我回憶起1940年深冬外祖母帶領(lǐng)她們回娘家以及到了那邊艱難生活的經(jīng)歷。向北走出承德市不到十公里的關(guān)卡，日軍攔截了孤兒寡母一行人，她們被懷疑是抗日分子的間諜，于是關(guān)進了普寧寺——承德人俗稱的“大佛寺”中。她記得她那時發(fā)著高燒，躺在佛堂冰冷的地面上等死，但也許是有佛祖保佑的緣故吧，三四天之后她竟然奇跡般地退燒活了下來，然后繼續(xù)上路。從承德市到赤峰市有二百多公里的路程，承赤高速中間著名的茅荊壩開通了一條長達六點八公里的隧道，現(xiàn)在開車兩個多小時就到。在茅荊壩隧道開通之前，所有北行的汽車經(jīng)過茅荊壩都要走盤山公路，海拔升高到一千五百米，氣溫驟然下降。每到冬季下雪后，茅荊壩都被往來承赤兩地的司機視為畏途，我小時候就不斷聽到有冬季行車熄火的司機被凍死在壩上，或者司機不得不點燃滿車貨物取暖最終逃出生天的傳聞。

20世紀40年代，兩地還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她們的經(jīng)濟狀況也不可能自己雇車，于是娘兒幾個兩條腿步行。這條路，當年她們走了將近二十天。從承德到赤峰的沿途，大部分路段都人煙稀少。據(jù)母親說，如果不是茅荊壩上一戶貧困人家收留和周濟了她們，她根本沒有機會走到赤峰，很可能就凍死在茅荊壩或者沿途上了。最終，她們在赤峰的親戚那里得到了幫助，熬到了共和國新政權(quán)的建立。后來，我多次聽她回憶她得到的每一次幫助，大抵都來自貧困窮苦的人家。

童年的這些經(jīng)歷，顯然對母親世界觀的形成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也許是過早地體會到了失去父親庇護之后的世態(tài)炎涼，也許是兵荒馬亂土匪叢生的年代在她的少年生活中留下了心理陰影，總之她變得敏感、多疑甚至有些神經(jīng)質(zhì)，不安全感、輕度潔癖、忽忽不樂伴隨了她的一生。她疾惡如仇，憎惡權(quán)貴的趾高氣揚與為富不仁，相信貧窮與美德有某種必然的聯(lián)系。這種源自個人經(jīng)驗的認知非常樸素也非常簡單化，很多時候，她對公平正義、正直善良與“堅持真理”等等道德品質(zhì)的信奉與強調(diào)到了一種偏執(zhí)的程度。這些粗放的原則性無論在書本上還是聽起來都是正確的，但并不能保證在現(xiàn)實生活中做到必然正確，也無法容納那些復雜多元的有厚度的人性元素。因此，她比一般人更容易感受到她眼中的“不公正”，不能像大多數(shù)人那樣與環(huán)境相安無事。這一點，很可能使她在別人眼中成了一個喜歡爭執(zhí)的人，也讓她的一生吃了太多的苦頭。她的親哥哥大她將近十歲，不知為了什么事，母親認定他作為家中唯一的男孩子，在外祖母和幾個妹妹最困難的時候“不顧家”“不負責任”，誤解和怨恨使她在后來很長的時間里與哥哥的關(guān)系相當冷淡，并發(fā)出過“就是要飯也要不到你家門口”的怨言。這個心結(jié)直至晚年才釋懷。而事實上，我舅舅本分厚道勤勉持家，辛苦了一輩子，無論經(jīng)濟狀況還是工作環(huán)境，都遠不如她。

隨著“遼沈戰(zhàn)役”結(jié)束，熱河全境獲得解放。1949年3月，她在赤峰市參加了新政權(quán)的初建工作，這時她不滿十五歲。由于當時還沒有建立起工資制，沒有薪水可拿，但供給制首先保證了她能吃飽，日常也偶有其他食物帶回家，外祖母和家里后來比較多地依賴母親這份工作。那是母親記憶中最充實也最幸福的日子，她被包圍在一個特別有愛的集體中受到了很多照顧。隊伍中那些年長的大哥大姐都是窮苦出身，知道母親家境貧困，大家都樂于幫助她，而最根本的幫助手段，無非就是節(jié)省下自己的食品物資送給母親帶回家去。用母親的話說，“那絕對是真誠無私的”。她識字學文化并熱愛讀書的習慣，應(yīng)該是從這個時候養(yǎng)成的。更重要的是，當時建立在資源短缺基礎(chǔ)上經(jīng)濟分配的“公平”以及人與人彼此友善相助的“真誠”，對她世界觀的形成再次產(chǎn)生了強烈的影響。她弄不懂太遠大的社會理想，估計也不太明白“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但從童年開始到現(xiàn)在的生活經(jīng)驗，似乎讓她確信貧困與真誠、美德之間有神秘的聯(lián)系。她因此熱愛新政權(quán)和這個政權(quán)創(chuàng)造的充滿希望的新生活，這或許就是屬于母親的樸素的“人民性”認知。

她在這樣的精神氛圍中進入了共和國，可謂天真爛漫朝氣蓬勃。大概今天很多人會嘲笑這份精神元素，或曰“小資產(chǎn)階級狂熱性”，或曰“左派幼稚病”。對于不了解歷史的人來說，應(yīng)該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吧。但是在母親那里，窮人與美德的直觀經(jīng)驗是她進入新社會的鑰匙。她并不知道，僅靠“真誠”“單純”這類詞匯是難以識別和駕馭事物的真實性和復雜性的，她也不知道窮人不再那么貧窮之后的社會是什么樣子。

三

新中國成立后，草創(chuàng)的各地政府普遍缺乏干部和管理人員?？赡苁悄赣H比較愛學習又能學習的緣故，推測起來，她應(yīng)該在同時代參加工作的人當中表現(xiàn)比較突出又受到信任，所以她被組織從赤峰市調(diào)入熱河省商業(yè)廳，十年后回到了她的出生地承德市。其時她不過十六七歲的年紀，對于科層管理和人與人關(guān)系的了解基本上是空白。很快，現(xiàn)實的復雜與她想象中的“真誠”“單純”出現(xiàn)了裂隙，她與新生活的“精神蜜月期”變得不那么圓滿了。

很多細節(jié)我不太清楚了，過去她可能講過，但我卻沒有耐心聽完。她大概是在省商業(yè)廳辦公室的秘書科供職，負責處理日常文件和一般性的機關(guān)工作，這與她的受教育程度和個人興趣都有不小的差距。參加工作前她只讀到小學三年級，工作后參加省直機關(guān)辦的“機關(guān)中學”速成培訓，比識字班水平高一些但也有限。雖說有這點文化在當時已經(jīng)算個“小知識分子”了，但其實工作起來尚不足以得心應(yīng)手。而她的個人興趣全在“真誠”“單純”這類初級的文學世界觀上面，衡量判斷事情的是非曲直有時會情緒化，這是很難避免的。她的性格又不善于折中妥協(xié)，在“堅持真理”信條的鼓舞下往往與環(huán)境不能和諧相處。

她一生的工作挫折、苦惱，應(yīng)該都與此有關(guān)，邏輯也大致相同。在我的印象中，母親似乎很少有開懷大笑心情舒暢的時候，經(jīng)常是莫名其妙就郁郁寡歡起來。1955年熱河省被撤銷，商業(yè)廳解散，承德市由省會降級為普通地級市，但母親工作分流卻進了承德一家報社做新聞記者。終于能“單純”地與文字打交道，這個經(jīng)歷讓她驕傲了一輩子，后來每次回憶到這段經(jīng)歷，母親臉上都洋溢著燦爛的幸福感。不幸的是，這份理想工作她沒能做多久。不知什么原因，似乎與“家庭成分復雜”有關(guān)——據(jù)說我外祖母的姐姐、母親的大姨嫁給了赤峰當?shù)匾粋€大地主，那位大姨夫一生不問世事，每天只會在赤峰最有名的茶館里閑聊天抽大煙，完全坐吃山空，家里的子女也大都不成器只會敗家。外祖母當年帶領(lǐng)孩子去赤峰投親靠友，就是奔她家去的。母親回憶說她當年填寫審查表到“社會關(guān)系”這一欄時，出于誠實她把自己知道的所有親戚都填上了，這確實讓問題變得有些復雜?？傊徽{(diào)整出新聞單位，回歸了商業(yè)部門，先在食品公司，后在蔬菜公司。到了“文革”期間，她下放在一家菜站賣菜，這種日子基本上持續(xù)到她離休。

過去我不知道如何形容和理解這些，現(xiàn)在似乎知道了——母親應(yīng)該是一個有嚴重“文青”傾向的人。我的文學啟蒙教育，絕大部分都來源于她的書。在小學時代就開始閱讀家里的藏書，四大名著、《史記選注》、《李白詩選》等等，我都是半懂不懂讀完了。這些書有她自己購買的，還有一部分是她從單位或者市圖書館借的。我今天回憶這些奇奇怪怪的書都感到不可思議，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吳強的《紅日》、羅廣斌楊益言的《紅巖》、峻青的《黎明的河邊》、“第一屆文代會文集”、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以及吉林師范學院編著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等等。這些書今天還在我的書架上，大致是一個中文系碩士研究生的視野。我不知道母親是出于什么理由收羅了這些書，因為后幾種完全超出了她的能力。現(xiàn)在我有點后悔沒有就此認真詢問她。但我相信母親并沒有讀完這些書，按照她的文化程度，估計很多都讀不懂。然而她的這些書，卻意外地開啟了我的文學之路。我不學文學，即使不說天理不容，也對不起母親的那些書。

四

認真說來，她不是一個傳統(tǒng)意義上慈祥的母親。

除了我小時候總是帶我去醫(yī)院打針抓藥，或是帶我求醫(yī)問診之外，通常她都是少言甚至情緒低落的。我從很小就能體會到因為她工作不如意、人事關(guān)系不順洽帶給家庭的緊張感和壓抑感。由于父母都是干部，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政治生活動蕩不安的日子里，雙職工的家庭尤其清冷乏味。父親是個和藹而無是非的人，在母親莫名生氣不快時，他無能為力，家庭氣氛就更凝固了。

我印象中，母親很少帶我們出去游玩，甚至沒有留下一張我童年時代與她的合影。我曾經(jīng)假裝抱怨這個問題，她總是說，那個時候天天下鄉(xiāng)搞“四清”參加各種運動，哪有時間？又沒餓著你沒凍著你。由于父母都是有工作的人，那個時代雙職工家庭的經(jīng)濟條件有很大優(yōu)越性，與那些單職工乃至工農(nóng)家庭的孩子相比，很多方面我都沒有資格抱怨。但母親一生的不快樂和壓抑，始終在我內(nèi)心有沉重的分量。

母親是個性格兩極化鮮明的人。對貧窮的鄰居或者對她訴說困難的人，她從來都是慷慨的。我看過她一個記賬的小本子，知道她這一生借出去而沒有收回來的錢應(yīng)該不少。另一方面，她對別人的態(tài)度又是挑剔和斤斤計較的，并且顯得小氣，她特別在意別人是不是“真誠”和尊敬。有時候她正如民間老話所說那樣，經(jīng)常是做了好事還落不下好。在她心情開朗時，她對我們是柔和的，甚至是溺愛的。但這種時候并不多。多數(shù)時候，她是易怒或者峻急凜然的。由于缺乏安全感，在她的原則性燭照之下，生存變得樂趣不多，是破綻百出的。我終生難忘的一件事，是我高中一年級時陪她到北京的表舅家探親。當時正是年少輕狂貪慕虛榮的時節(jié)，京城少年的灑脫自信和一口京腔讓我很是羨慕，不知不覺中就難免要模仿學習，認為比較時髦。有一天我不知道對母親說了句什么話，現(xiàn)在完全忘記了，估計是有些輕浮或者油腔滑調(diào)地讓母親覺得我有失尊重吧，她突然眾目睽睽之下扇了我一記響亮的耳光。當時我雖然不夠健壯，但已經(jīng)是將近一米八身高的“大人”模樣，這一記耳光超出了舅媽和表哥們的生活常識，他們無法接受一個高中生被這樣不留情面地打耳光，猝不及防之下都嚇壞了，慌亂地勸著她又安撫我。母親點著我的名說：陳福民你想學這些不著調(diào)的東西還早，你要把這一套拿來對我你這一輩子休想！我愣在當場無地自容，心中一團亂麻很久回不過神，感覺在整個世界面前抬不起頭來。直到今天，我都無法判斷母親的暴怒和尊嚴是不是過于夸張了，很大的可能，她打我并不僅僅是擔心我學壞，更主要的是她覺得自己的尊嚴遭到了挑釁吧。我也無法想象，一個高中生被母親幾乎是當眾無端打耳光之后是否還談得上尊嚴。四十多年過去了，母親的這個耳光我從沒有忘記，但這一生，我倆從未再觸碰這次“耳光事件”。我不知道后來我在母親眼里是不是變得好一些了，但很可能從那一時刻起，我在心中開始慢慢滋長出對輕浮和油滑的厭惡感。有些時候這種厭惡感掩飾不住，就讓我在他人眼里成了一個裝逼犯。

她也不是一個會夸孩子的母親。在我考上大學，考上博士，以及后來工作取得些微成績時，她的表現(xiàn)都是淡淡的平常的，像什么事情也沒有發(fā)生過。按照今天的教育理念，孩子都是夸大的，應(yīng)該每天得到表揚才能進步。如果一個差生考試經(jīng)常掛科，偶爾一次蒙了個滿分，家里的肯定都是歡天喜地感謝列祖列宗的。但母親幾乎從未夸獎和稱贊過我，在她眼里，我應(yīng)該是很不成器的人，無論對她還是對我自己的“才華”，都是有所辜負的。1990年代初期我在河北師大教書時迷戀上了打麻將，打得天昏地暗。一次通宵麻將結(jié)束清晨回家，我躡手躡腳推開家門，發(fā)現(xiàn)她穿戴整齊收拾停當坐在沙發(fā)上等我，她說你現(xiàn)在是大學老師了，我也管不了你，我眼不見心不煩現(xiàn)在就走。然后正顏厲色地宣布與我斷絕母子關(guān)系。在我到了北京工作以后，她會關(guān)注我的朋友和同行，每當有朋友贈送新作或在刊物上看到熟悉的名字，她看我的那種眼神就似乎帶著鄙夷，仿佛在說，為什么人家都寫這么多而你啥也不干？她總是認為我太不努力了。我的懶惰與放任一定讓她非常失望，今天想到這些，感覺真的是辜負了她。

五

母親的痛苦，是認為自己的一生遭遇了全面的失敗。到了晚年，她陷入總結(jié)反思中不能自拔，而她的每一次反思，幾乎都是對她的二次精神傷害。這種傷害是循環(huán)性的和缺乏新意的。她有時也說，我是不是應(yīng)該去信佛或者信個什么？但她從未認真嘗試過，無欲無念的人生離她很遠。

她熱愛文學，喜歡讀書，喜歡文字工作，但她工作的一半時間都在賣菜。

她內(nèi)心善良，看世界簡單，自認為一生真誠待人，卻總是得罪人，被卷入各種是非中。

她并不精明，不善于計算與謀劃，卻總是夢想著發(fā)一筆什么財，并為此做過各種今天看來可笑而辛苦的努力。在改革開放起步全民經(jīng)商大潮中，她承包過小賣部和小旅館，長途販運過蔬菜和牛羊肉賺點差價，但都不掙錢；聽人忽悠去東北倒鋼材，結(jié)果別說鋼材，連個正經(jīng)人都沒見到，回程的車票錢也花光了，我父親不得不求助東北的親戚去給她送錢；后來她迷上炒股票，篤信廣東一個騙子公司提供的“內(nèi)部信息”，先付給騙子幾千元咨詢費，然后炒哪只賠哪只，前幾年又做理財，在超市門口被兩個賣理財產(chǎn)品口吐蓮花的女人說動，立刻回家取錢跟著人家走了……

一直以來，我們都努力去接近她的目標，拼命學習投身文學研究，我們保護著對尊嚴的敏感，又始終友善地與人和諧相處，我們還努力去賺錢……

后來，當我們把這一切帶回來給她看時，她卻搖搖頭，淡淡地說：這又不是我的事情，與我無關(guān)。她已經(jīng)很難相信什么，也很少分享他人的進步與成績。即使為了捍衛(wèi)虛榮感難免向別人展示“世俗”成就，她在內(nèi)心卻從未真正為此驕傲過。她被失敗感徹底抓住了。

其實，她只是渴望用自己的努力贏得自己的“成功”，贏得他人的敬佩和尊重。她認為自己根本沒有做到，甚至連做的機會都沒有。晚年，她學會了用智能手機上網(wǎng)，查百度，在線支付，讀各種公號的雞湯文章，關(guān)注五花八門的養(yǎng)生理念。這讓她更加睡不著覺。她承受了太多的痛苦，無論是現(xiàn)實政治生活帶來的，還是自己性格原因造成的。她找不到自己生命的意義，兩手空空地走了。

但她不知道的是，她把自己的痛苦和失敗感作為遺產(chǎn)留給了我們。因為我們用盡了全力——如果這些努力可以被稱作愛的話——我們用我們的愛最終也沒能說服她，沒能讓她相信，那些所謂的失敗是多么不值得糾結(jié)的事情。我們尤其沒有辦法讓她相信，她內(nèi)心糾結(jié)與牽掛的人生痛苦和失敗都不是事實。如果那算失敗的話，無數(shù)的人所經(jīng)歷的失敗不知比母親大多少倍。只要你換一個角度換一種心情，一切都可能變得不一樣了。她不相信這些，這是她的失敗也是我們的失敗。但捫心自問，我們自己是否能真正做到改變，其實并沒有把握。

母親此前一直都住在家里。直到去世前十幾天，她全身脫水排便困難，陷入輕度譫妄，意識模糊。我們再次把她送進醫(yī)院，這其實違反了她的意志。而且我們也知道，即使此刻搶救過來，也不過是讓那無法克服的痛苦再延長一些日子而已。大年三十那天我們都在醫(yī)院陪她過年，同室病友過來安慰和夸贊說：老太太你有福氣啊，你看你家里人對你多好。很久沒有言語的母親這時忽然從昏沉中睜開眼睛，用虛弱但清晰的聲音說：對我最好的人不在這里。

我們都愣住了，完全沒有想到母親會這么講。大家互相看著對方，不知道該說什么，心情都有些復雜。顯然，母親排除了在場的我們，這讓我們有些失落，甚至感到有點受傷，有如一個表現(xiàn)積極的小學生伸長了脖子聽老師念表揚名單，聽到最后沒有自己。但這句話讓我們意識到，她的世界仍然是我們不能完全理解的，始終有一部分沒有對我們開放。她說的“最好的人”是誰？是父親么？這一天他因為嚴重感冒沒有跟我們一起到醫(yī)院來。是我姐姐么？她在幾年前因為癌癥去世了?；蛘撸彝庾婺该矗磕赣H生前多次“懺悔”對她自己的母親不夠好。或者，是茅荊壩上那戶收留和周濟她們的貧困人家么？抑或，是那些在她剛參加工作時熱忱幫助過她的大哥大姐們么？這道思考題很難回答。如此沉重的謎，估計母親自己也不能完全解開吧。

或許，那個“最好的人”從來都不在現(xiàn)實中。那更像是一個完美的不及物的世界，清潔無塵，在一個“真誠無私”的地方與她遙遙相望。

陳福民，河北承德人，1957年8月生。先后就讀于河北師范學院中文系與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1995年獲文學博士學位。供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學研究室。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新媒體文學委員會主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小說專業(yè)委員會委員，北京作家協(xié)會理事，多屆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評委。著有《批評與閱讀的力量》等，目前致力于邊疆史地研讀與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