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近代，為何至今仍是一個熱議的話題？
《日本的“近代”是什么——問題史的考察》，[日]三谷太一郎著，曹永潔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312頁，69.00元
一
在日本近代政治史的研究上卓有成就的三谷太一郎教授，在他八十一歲高齡的2017年，推出了由巖波書店出版的《日本的“近代”是什么——問題史的考察》（以下簡稱“本書”），在日本的學界和社會上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國內立即在今年6月由社會文獻出版社推出了中文譯本。
論述日本近代的書籍，可謂汗牛充棟。日本的近代，早已不是一個新話題。但是，它的內蘊是那么斑駁復雜，它衍生的結果又是那么歧異多變，以至于很難對其進行一目了然的、穿透式的審察，導引出一個簡單明了的結論，因而出現(xiàn)了各個領域內如此之多的微觀的、具象的個案研究、實證研究，乃至像三谷教授這一類宏觀的大著。不僅日本人自己非常關切這一話題，近鄰的東亞諸國乃至遙遠的歐美，世界范圍內幾乎每年都有相關的論著和無數(shù)的論文問世。
本文想圍繞三谷教授的這部著作，或者借著這部著作的問題史意識，討論兩個或許是老生常談卻仍未獲得明解的問題：一、為什么通常意義上的“近代化”，在自十九世紀中葉起至二十世紀初期的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期內，除了本源地歐美之外，全世界只有日本實現(xiàn)了？二、為何日本的近代化導致了極為強烈的帝國主義化？帝國主義是日本近代內生機制的必然結果嗎？
二
三谷對近代的理解和解釋，是基于英國政治社會學家白芝浩（W. Bagehot，1826-1877）的理論，即一個稱得上近代國家的基本政治運作方式是“基于眾議的統(tǒng)治”（governance by discussion，日文的表述是“議論による統(tǒng)治”，中譯本為“基于討論的統(tǒng)治”），以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政治為藍本，而近代之前的統(tǒng)治方式則是“基于習慣的統(tǒng)治”，這里的習慣主要是傳統(tǒng)、慣例的做法，相對而言，是一種保守的、專制的方式。日本在近代之前的天皇及幕府的統(tǒng)治，基本上是后一種形態(tài)。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在經(jīng)歷了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產業(yè)革命之后，政治上已演進到了以“立憲”為基本特征的“基于眾議的統(tǒng)治”，這是歐洲（后來又加上北美）近代政治的最基本的特征。歐洲資本主義的進程，就是以“基于眾議的統(tǒng)治”為基軸，在不斷發(fā)展的近代科學技術的支撐下，通過“貿易”和“殖民地拓展”這兩翼來展開的，并因此形成了所謂的西方近代文明。這一西方文明，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無疑已在世界上確立了優(yōu)勢地位，并通過海路不斷向全世界擴展。
這一擴展在日本的結果，就是美國東印度艦隊兩次進入日本領域，并在1854年1月強行打開了日本的國門，爾后日本又在1858年被迫先后與美國、英國、法國、俄國、荷蘭等簽訂了不平等的通商條約。這一開場，與中國的情形基本相似，只是中國差不多每一次都要以戰(zhàn)爭的方式進行抵抗，而日本則放棄了與西方的武力對抗。至于大院君時代的朝鮮，則是堅決抵抗西方勢力的進入，并在一開始獲得了成功。
面對西方的“近代”，上自幕府，下至各地的藩主和民間有識之士，都在認真地思考如何應對。幕府果斷廢除了持續(xù)了兩百多年的鎖國政策，以比較積極的姿態(tài)開始與外部世界交往，在非常有限的財力下，1860年派遣“咸臨丸”前往美國，1862年派遣商船“千歲丸”來到中國上海。從兩邊獲得的情報，使日本人清晰地意識到，世界已經(jīng)發(fā)生了劇變，西方的新文明正在燦爛地崛起，而傳統(tǒng)的東方大國滿清帝國則在無奈地衰落。
日本朝野都在苦思冥想如何在這急劇變化的世界中求得生存和發(fā)展。當政的幕府以及一批民間的有識之士（如福澤諭吉等）已在與西方的交往中，逐漸認識到了西方文明的先進性，并試圖邁開有限的步伐來汲取西方的先進元素，但地方上的薩摩藩和長州藩等則表現(xiàn)出了與西方的強烈的對抗意識，并在1862年和1863年主動挑起了襲擊英國人的“生麥事件”和在關門海峽炮擊美國商船的事件，結果都在翌年分別遭到了英國人和英美法荷四國聯(lián)合艦隊的猛烈反擊，被打得一敗涂地，由此徹底放棄了“攘夷”的姿態(tài)，改而主動向西方學習（薩摩藩就在1863年的“薩英戰(zhàn)爭”中被擊敗后，偷偷地瞞著幕府向英國派遣了十九名留學生）。后來幕府被推翻，明治政府成立，統(tǒng)治者雖有更迭，而其基本方針，實際上是沿承了幕府已經(jīng)開辟的路線，只是在具體的做法上更有目的性和計劃性。
還是回到本文一開始提出的問題上來，即為什么在自十九世紀中葉起至二十世紀初期的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期內，除了本源地歐美之外，全世界只有日本實現(xiàn)了近代化？我的理解是，在十九世紀中葉及以后的幾十年里，面對西方文明以武力為背景的強勢沖擊，差不多只有日本人意識到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先進性，而在東亞的中國和朝鮮，則囿于深重的歷史因襲，礙于沉重的祖宗之法，不愿意看到西方文明在當時相對于東方傳統(tǒng)的先進性。魏源看到了洋人在“技”上或許勝于中國一籌，但目的還在于“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頭腦比較開通的如馮桂芬，也仍然主張要“以中國倫常之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校邠廬抗議》，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51頁），并未想到要對中國的傳統(tǒng)進行變革和改造。相比較而言，福澤諭吉則在1868年就提出了“文明開化”這個詞（《西洋事情》外編），并在《文明論之概略》（1875年）中明確認為：“若論現(xiàn)今世界的文明，歐洲諸國及美國是最先進的文明國家，土耳其、支那、日本等亞洲諸國，可稱為半開化的國家，非洲和澳洲可看作野蠻國家?！保ā陡g諭吉全集》第四卷，巖波書店1959年，16頁）進而指出：“現(xiàn)今世界各國，無論它是處于野蠻狀態(tài)還是半開化狀態(tài)，若要謀得本國文明的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其為評論的標準。”（同前，19頁）這一認識，不久就成了日本朝野的主流意識。日本人對西方文明先進性的認識，是基于多次的實地考察（福澤諭吉曾在1860-1867年三度訪問美歐，明治政府的“巖倉使節(jié)團”在1871-1873年對歐美進行了兩年多的深入考察）之后形成的，而在同時期的中國，則完全沒有這樣深入的直接接觸。因此，日本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以歐美為楷模，全面實現(xiàn)“文明開化”“富國強兵”，同時他們也非常清楚，用三谷教授在書中的描述，就是在具體的“殖產興業(yè)”政策的推進上，通過改革地租等方式來最大程度上獲得國家的財源，而避免向西方列強舉借外債，以免受制于外部的勢力，即在最初的近三十年中，走了一條“自立的”資本主義道路，即幾乎所有近代化行為的發(fā)動者，都是日本人自己。
那么，在政治運作上，又如何將“基于習慣的統(tǒng)治”轉換成“基于眾議的統(tǒng)治”呢？三谷教授根據(jù)西方學者的論述，認為一個時代的變革或轉換，既與前代有割裂的地方，也有沿承的部分，在幕府時期的統(tǒng)治方式上，實際已存在了“眾議”的方式，即將軍的決斷，都要在幕府內部的上級官吏會議上進行比較充分的議論之后做出，無形中已經(jīng)形成了一定的機制，只是在明治以后，將其演變成制度性的議會及憲政形式，在經(jīng)過了啟蒙思想運動和自由民權運動之后，日本的朝野都普遍樂意接受這一“基于眾議的統(tǒng)治”的形式，從而在制度上達成了西方意義上的“近代”。而中國的傳統(tǒng)政治中，這種“眾議”的元素則一直非常弱，雖然推展了技術層面的洋務運動，但在思想意識和政治制度上則拒絕了西方的“近代”，因而無法達成“基于眾議的統(tǒng)治”。
三
那么，日本在達成了西方基準的近代化之后，為何最終走向了三谷教授稱之為“殖民帝國”的道路呢？三谷教授認為，日本在甲午戰(zhàn)爭之后，尤其是日俄戰(zhàn)爭期間，開始從自立的資本主義轉變成國際資本主義，其重要的標志有兩個，一是1894年開始，日本陸續(xù)與西方列強修改了此前的不平等條約，獲得了關稅自主權，政府在財源上有了新的增長；二是開始在國際上發(fā)行外債，外國資本開始進入日本，日本在經(jīng)濟上與全球連在了一起。
但是，日本沒有仿效諸如美國這樣的國家實行“自由貿易帝國主義”，即以不平等條約的方式來迫使貿易對象國讓渡出更多的利益，而是走上了“殖民帝國”的道路，“日本的殖民帝國的構想，較之對經(jīng)濟利益的關心，更多的是以對軍事安全保障的關心為出發(fā)點”（本書161頁）。三谷此話的潛臺詞是，日本的對外擴張，根本目的是為了保障本國的安全，從這一邏輯出發(fā)，山縣有朋首相1890年在議會的演講中提出的“主權線”和“利益線”的概念自然就獲得了正當性，當時日本設想的利益線，是在朝鮮半島（因而后來策動了企圖占有朝鮮半島的甲午戰(zhàn)爭），到了1920年代末，則把“利益線”演變?yōu)椤吧€”，那時生命線的范圍則是在中國的“滿蒙”了（因而在后來策動了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
其實，1890年前后，日本是有一批人主張對中國等實施“自由貿易資本主義”而非走“殖民帝國”之路的，軍部出身的荒尾精等，以他們在中國多年的調查經(jīng)歷，主張通過貿易的方式在中國獲取日本的國家利益，因而費盡千辛萬苦，籌資在上海辦了一個“日清貿易研究所”，培養(yǎng)日本對華的貿易人才，并編纂了厚厚兩大卷的《清國通商綜覽》。日本當局也試圖在1879年底借美國前總統(tǒng)格蘭特調停琉球問題之際，向中國提出過簽署享有與歐美國家同等優(yōu)惠待遇的貿易條約，但遭到了當時中國的拒絕。后來日本的執(zhí)政者意識到，如果沒有與歐美國家同等強大的軍事實力為背景，“自由貿易帝國主義”恐怕不易實施，索性選擇“殖民帝國”道路，其利益的獲得，應該遠勝于所謂的“自由貿易”，雖然后者的成本會比較高。
事實上，老牌的英國法國等，差不多同時實行了“自由貿易帝國主義”和“殖民帝國”兩條路線，以武力擴張來獲得最大的經(jīng)濟利益，這也是近代資本主義的內生性之一，也決定了日本的近代一開始就伴生著帝國主義的內質。明治伊始，就急切地把蝦夷之地（1869年定名為北海道）正式歸入日本的版圖，1879年又用武力的方式強行“處分”琉球，使之成為日本的一個縣，一直到后來的甲午戰(zhàn)爭，試圖占有原先在中國勢力范圍內的朝鮮半島，并最終占有了中國的臺灣，繼而又不惜與俄國大動干戈，來確保它在朝鮮和在南滿的優(yōu)勢地位，占有了薩哈林半島的南部，再進而吞并朝鮮，在它本土的周邊，建立起了象征著帝國主義得以成立的殖民地。而三谷教授對這些“殖民帝國”行為的解釋，是因為日本要確保自身的軍事安全保障，從而輕輕抹去了日本在以武力為背景的“殖民帝國”路線的實施中，對被殖民、被占領地區(qū)的民眾帶來的深重苦難。
四
在1920年代末凱末爾（M. Kemal，1881-1938）贏得了政權并對土耳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仿效西方的改革、奠定了土耳其作為一個近代國家基礎之前，全世界恐怕只有日本一個國家完成了從前近代向近代國家的轉型。之所以獲得了大致的成功，第一是日本人的行動理念從根本上來說是現(xiàn)實主義者（三谷教授用了“功能主義”一詞），它雖然也擁有兩千來年的文明史，但它的主要文明資源幾乎都是來自海外（農耕和金屬文明、儒教和佛教），因而自身并無太沉重的歷史因襲，早期與西方文明的直接接觸，使得它很快就服膺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先進性，因而產生了比較堅定的變革自身的內在動因，并且涌現(xiàn)出了一批比較明智的領袖，朝野互動，在大約三十年的時期內，在重要的領域中大致完成了向近代的轉換。或許，日本傳統(tǒng)政治中存在的“眾議”元素，也是作為近代國家最重要標志的憲政能夠在日本成立的基礎之一。
然而，在十九世紀末的時代，近代的成立是否意味著一定會走向帝國主義？三谷教授的著作中回避了這一問題。我認為，近代的日本之所以蛻變成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最根本的大概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近代資本主義的內生性，先后崛起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俄國乃至德國，都表現(xiàn)出了較為強烈的武力擴張行為，以武力為背景在海外建立殖民地，美國雖然避免了殖民地形式，卻是建立了明確的勢力范圍（東亞、中美洲和菲律賓等），仿效西方完成了近代進程的日本，自然也沿承了近代資本主義的這一內生性。
另一個可以從日本自身去探尋。依照三谷教授的解釋，明治的領袖們意識到西方的近代背后有一個精神性的功能元素——基督教，于是決定將天皇定格為“現(xiàn)人神”的天皇制來取代基督教。我覺得，明治領袖們用來取代基督教的應該不是天皇制（天皇制古已有之），而是炮制了一個將天皇祖先神格化的“國家神道”，然后以國家神道在精神上將全體國民凝聚起來，將日本推舉到“神國”和“皇國”的境界，把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鼓脹起來，將“國權”（國家利權）作為全體國民的最高利益。三谷教授在書中花了不少篇幅討論的《教育敕語》，實際上是向青少年灌輸“國家神道”的工具，弱化個體的合理性，強化集團的正當性，從而在實質上大大削弱了“基于眾議的統(tǒng)治”，強化了統(tǒng)治的獨裁性。這實際上是對近代西方思想的一個違逆，是有悖近代的基本原理的。
從這一點上來說，戰(zhàn)前的日本近代與西方的近代之間是有相當睽隔的。在一個沒有充分民主的政體內，很容易滋生極端的國家主義和狂熱的民族主義，并且很容易借著國家的名義向外推行武力擴張，最極端的階段，就是軍國主義。對這一點，三谷的著作中幾乎沒有觸及，但是他提煉出的兩個關鍵詞“基于眾議的統(tǒng)治”和“殖民帝國”，倒是概括出了日本近代的本質，只是到了1930年代前后，前者日趨弱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