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今年沒多少人談論諾貝爾文學獎，至少在瑞典，比之以往，少而又少了。

甚至那座古老的斯德哥爾摩證券交易大樓、如今的瑞典學院大樓宣布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現場內，以往的興奮和愉悅，被前所未有的靜默、沉悶取代，緊跟在獲獎者姓名后，聽眾那一聲傳統(tǒng)的歡呼“終于！”沒有發(fā)出，盡管這一次，是報了兩個名字的！ 熱愛文學的人們的歡聚變成了謹慎而緊張的媒體見面會。

“緊張”其實也是瑞典很多歷史悠久而人心歡喜的大型活動的新特點——怕恐怖襲擊和其他犯罪。歡樂的聚會有時便多出和活動氛圍極不協(xié)調的安檢。就在諾貝爾文學獎公布當晚，排位更靠前、更占時間的電視新聞是丹麥重啟在瑞典邊境的護照檢查，以對抗犯罪和不安定因素——這是一個新的更復雜的世界和時代。

瑞典學院眼下的緊張不消說和去年的創(chuàng)傷有關。性丑聞仿佛導火線，掀起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震蕩。從2018年5月到2019年2月，七名院士自愿或被迫退出，兩名院士離開交椅又重返。新院士業(yè)已選出，可要到今年12 月才履職。因此，此番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實際投票院士人數并非通常的18人，而僅有14人。相反，歷來由五名院士組成、負責擬定候選作家名單的“諾貝爾文學委員會”里僅有四名院士，反而多出一個由五位文化記者、文藝評論家、作家和翻譯家組成的專家組。專家組成員有參與擬定名單權，但沒有最后投票權。仿佛工作組進駐，是輔助也未必不是督查；是清流，也未必不是新生力量——此舉顯然是要更公正地行使候選人名單決定權。

諾貝爾文學委員會代表解釋工作程序

仿佛就為了進一步自證清白，宣布2018年和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后，那扇歷來只有常務秘書走出的門后，竟又走出一組人來發(fā)言，他們是諾貝爾文學委員會代表，來當眾陳述工作程序。代表中院士組人員兩名，專家組三名，其中兩位是青年女性。評選細節(jié)據學院規(guī)則須嚴格保密，卻非要有所陳述，這在擁護者看來是提高了古老機構的透明度；在保守者眼中，不如說看到了學院神秘性和權威感的削弱。如此，2019年10月的第二個周四，斯德哥爾摩證券交易大樓的午后場景，象征了學院與百年的獨立和神秘的告別。五位專家組成員任期兩年，當他們在2020年底離職時一方面行使了權力；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未來數年有力候選人的密碼。然而，告別其實從2018年春已經開始。

那時，一位瑞典當代著名的女權主義學者和她的瑞典學院院士前夫借媒體隔空對罵，民眾無法接受一貫仰視的大知識分子之間的惡語相向。在瑞典，知識分子、中產階級或上流社會以語言的含混著稱，然而，在去年近似內亂和革命的癲狂中，潑婦罵街和莽漢拍桌的鬧劇確在學院有關人員周圍上演過。即便只是一瞬，學院神秘的面紗已被無情地撕下。這些沖突里，有權力之斗亦不乏理念之爭。傷疤在愈合，已愈合到什么程度，又湮沒在新的神秘薄霧下。

瑞典學院常務秘書馬茨·馬爾姆宣布2018、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瑞典學院其實從來就是、如今越發(fā)是一個“尷尬”的存在。從學院的誕生、發(fā)展及運行模式來看，神秘性和權威感與生俱來，于是也不可缺失。1786年，瑞典國王創(chuàng)立瑞典學院，希望學院倡導純凈、有力又莊嚴的語言和文學。1901年開始評選、頒發(fā)諾貝爾文學獎。學院接到這一任務時十分猶豫，擔心以“一己之力”衡量世界文學，實難勝任。當時的常務秘書說服了院士伙伴：若不接受這一使命，受到的批判會更大。因此，評選諾貝爾文學獎可以說是知難而上。118年來，學院選出過不盡如人意的文學獎得主，可總體而言，院士們憑借細致工作和真知灼見做到了提醒世人注意那些可傳遞后世的當代經典，也因此為一個源于北歐小國的文學獎贏得了世界第一文學獎的聲譽。

到如今，一方面，學院一如既往地強調獨立性和文學性；一方面也被捆住手腳，承受著來自各方的沖擊。國王不能命令它，未必不可以表達意見；媒體無法指揮它，卻可以主導輿論炮火。此外，人性弱點帶來內部對立。就在今年8月，在瑞典出版了兩位媒體人撰寫、題為《瑞典學院——權力、女人、金錢》的書籍。未得好評，副題也引人反感。但在紛繁的新世界里，學院難以完全擺脫權力、金錢等因素的干擾也是事實。至高榮譽的決定者有的是血肉之軀，好像執(zhí)權杖的神職人員被賦予凌駕于一些人事之上的特權——對世界文學的評選權。神秘可以讓他們如有神力，而透明和民意未必能保證評出世人一致叫好的諾獎得主，因為沒有誰能證明，自己可以公正而有能力地判斷世界文學。今年出現的諾貝爾文學委員會專家成員就可以說是“民意”的象征，但有他們加入的此番評選也一樣不能平息爭議。

諾貝爾文學獎在每次宣布后幾乎都會引發(fā)全球七嘴八舌的質疑。近年對它的評論一直在搖擺和震蕩，有呼吁回歸文學傳統(tǒng)的，有要求聽從市場合理存在的，有信服精英審美的，有自信大眾和流行口味的。問題的關鍵或許在于，學院提倡崇高文學的宗旨和提供世界文學冠軍的世俗解讀間的鴻溝。學院院士其實在不同場合曾多次表示，這絕不是評世界第一，只是投票給“我們”認為的最好的文學。所以，誤讀是世俗的一廂情愿，世俗第一關心的也許不是文學和靈魂，而更可能是冠軍和著名。

今年的評選結果博得“特別保守”的一致認識。兩位獲獎人都是歐洲傳統(tǒng)風格的優(yōu)秀作家。他們的寫作提醒人們文學的黃金時代的特點：巨大、深厚、豐富。有人甚至認為，在鮑勃·迪倫和石黑一雄之后，今年的結果是個好選擇，更是一杯冰涼的水，透露向文學傳統(tǒng)的回歸。盡管沒有人否認兩位作家頂尖的文學實力，但在傳統(tǒng)或現代、文學或政治、男性或女性、歐洲或世界、大語種或小語種等外圍問題上還是再次重復了前些年有過的議論。

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蘭女作家奧爾加· 托卡爾丘克，她的女權主義者、素食者、政治投入度高、市場讀者緣極好等標簽立刻映入人們的眼簾。尤其有文學實力，堪稱天時地利人和。在必有一位女性的確信下，奧爾加· 托卡爾丘克的名字是被多家瑞典媒體猜中了的，這在至少近十年的諾獎評選中十分罕見。雖然無法證明專家組的文化人和媒體人推動了這一結果，但至少可以猜測，他們推動了學院對國際文學市場新形勢的跟隨。托卡爾丘克被瑞典文學評論界廣泛贊賞，年長的瑞典文學界人物及普通瑞典讀者對其作品卻并不熟悉。反之，很多人對彼得·漢德克如數家珍。漢德克更被看作是文學也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瑞典學院輝煌時代的實力派，文學成就足以讓他在十年、二十年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并非今天。漢德克后來因為在前南斯拉夫問題上的政治不正確，被文學評論界以為從此和諾貝爾文學獎無緣。

關于政治和文學，諾貝爾文學委員會主席、院士安德斯· 奧爾松10月10日下午在接受每日新聞采訪時表示，諾貝爾文學獎是文學獎，彼得·漢德克是一位大作家。瑞典學院評價的是他的文學。他不屬于任何政黨，絕非政治作家。相反，奧爾加· 托卡爾丘克其實有更多政治立場。但對于瑞典學院而言，她本身是一位出色的作家，構筑了作品的獨特結構，堪比建筑師。她的作品每一部都獨特，比如《雅各布之書》等作品擁有巨大的藝術力量。

奧爾加· 托卡爾丘克在得知獲獎后回答《瑞典日報》記者提問時表示，政治和文學關系很近。即便人們傾向于認為不是，文學卻始終是政治的。文學顯示出人與人的相似，它超越邊境。

在瑞典，即便在獲獎名單宣布后，依然有人反對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發(fā)，認為徹底承認2018年是徹頭徹尾的丑聞,不希望任何作家被貼上和這一年相關的標簽。奧爾加· 托卡爾丘克本人不覺有何不妥，相反很高興自己是危機后的第一位獲獎者。她認為如今的學院正處于動蕩時期后新的穩(wěn)固起點。

而難以估量的因素是專家組成員在候選名單擬定過程中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2020年評選后，諾貝爾委員會是否重返以前的運轉模式依然是未知。大環(huán)境沖擊和小團體沖突的創(chuàng)傷絕非短短一年能解決好的。所幸，萬事萬物都在矛盾的發(fā)生和解決中螺旋式前進。

沒錯。今年，人們對諾貝爾文學獎的關注度不高。熱烈關注過的人已經更添年歲，格外老邁。有好幾年，大學文學退休教師尼森看完十月第二個周四下午的電視直播后不久，就在他的書架上挑挑選選，隨后捧著一摞書踩過秋天的落葉，驕傲地來敲我家的門。偶爾有一年，他捧來的書只兩、三本，他便面露愧色，一再解釋。對他而言，文學是生活的必需品。諾貝爾文學獎讓他關切、興奮和自豪。

如今，文學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并非必需品。諾獎作家書籍在作家得獎后的數月或一年內奇異熱銷，很快降價，又會頻頻出現于二手書店。至少在瑞典，哪怕國寶級詩人特朗斯特羅姆也不曾躲過這一待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從來都是少數人的事。只是文學如今也成了少數人的事，雖然文學所弘揚的精神本該為人類共同吸取。也許，人們應該關注的不是作家的名字因獲獎熠熠生輝，而是那些躺在他們厚重書籍里那一行行不言不語的字符。只有在凝神屏息時，才有可能聽到最重要的聲音。與其詢問瑞典學院和諾貝爾文學獎走向何方，不如說，要詢問我們這個世界的文學將走向何方、文學和人的關系走向何方——而這是個難解之題。

很多人平靜地表示，理想主義已和當今時代脫節(jié)，不實用亦不摩登。然而，諾貝爾文學獎的根本是頌揚崇高精神，換言之是對理想主義的最好倡導。瑞典學院的目的不在經濟和市場效益，它是少有的處于市場邏輯之外的機構，和當下世界的邏輯比較，有些過于古老，不合時宜，難以協(xié)調。也許它沒那么完美，但它保存著關于理想的深厚記憶。因為它從根本上為理想而生，為理想而長。它所擁有的先天不足會在不同時期增強或減弱，矛盾會彰顯或消隱，于是它需要不斷調整以維護獨立。唯獨立，它才能有力，并和文學一起負重前行。

一位有著女權主義者標簽的大作家獲得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一個恰好的象征不言自明。2019年，作為新起點的這一年，從純文學角度看，彼得·漢德克到底象征了什么，是否和新起點吻合，一言難盡。也許眼下的學院步履未穩(wěn)，只求在文學的意義上無過。

就在本文截稿的10月12日周六，傳來學院第一位女性常務秘書，年初被迫離職的莎拉·丹紐爾病逝之噩耗。這一消息成為晚新聞頭條。學院的紛爭舊事無人提起又無人忘記。多人回顧丹紐爾的一生，稱她為勇敢的女性。瑞典學院也有友善發(fā)言。在諾貝爾獎公布的這一周，丹紐爾的去世讓人唏噓，仿佛一個沉重的象征。許多人表達哀悼，又好像他們需要舔舐傷口，求得慰籍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