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蕓妍：“左聯(lián)”時期的“墻頭小說” ──以樓適夷、葉以群為中心
提要：在“一二八事變”激起的變動下，配合“左聯(lián)”制定的“文藝大眾化”方針，“左聯(lián)”成員樓適夷在《文藝新聞》上開設“墻頭小說”欄目并翻譯日本無產(chǎn)階級作家漥川稻子作品《千人針》，提供推廣此大眾化形式的平臺與借鑒資源；葉以群編譯川口浩著作而成的《文藝創(chuàng)作概論》則將中國的“報載墻頭小說”實踐，嵌入包括德國和日本在內(nèi)的世界無產(chǎn)階級文學脈絡中，這些工作為“左聯(lián)”的“文藝大眾化”運動提供了具有國際視野的切實支持。
關鍵詞：左聯(lián)；墻頭小說；樓適夷；葉以群；大眾化
一、再考察──支撐“左聯(lián)”的“外圍”力量
《文藝新聞》是袁殊（1911-1987）與幾個朋友一起創(chuàng)辦的周刊，[1]由于他并不是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底下簡稱“左聯(lián)”）成員，當時也還未加入中共，因此往往被定位為“左聯(lián)”的外圍刊物?！段乃囆侣劇穭倓?chuàng)刊的兩、三個月，以刊載文壇動態(tài)、名人消息為主，甚至某作家與誰同游西湖、某作家生病尚未痊愈都在報導范圍，及至“左聯(lián)”派樓適夷（1905-2001）參與《文藝新聞》編輯工作之后該刊才迅速“左轉(zhuǎn)”[2]。以小道消息、花邊新聞做障眼法，加上袁殊個人的特殊背景[3]，讓這份刊物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檢查下，竟能時常夾帶一些日本、蘇聯(lián)等左翼文壇消息，或刊載“左聯(lián)”及其周圍聯(lián)盟成員的文章，讓“左聯(lián)”在機關刊物只能秘密發(fā)行的情況下，仍保有一扇能向公眾發(fā)聲的窗口。
樓適夷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著名的翻譯家、作家，葉以群（1911-1966）則以文藝批評與創(chuàng)作理論見長，兩人都是在“左聯(lián)”成立初期便加入并擔任秘書處宣傳部、干事等職務的重要成員。然而，在當前“左聯(lián)”研究過于聚焦聯(lián)盟頭面人物的傾向下，《文藝新聞》這樣的外圍刊物和聯(lián)盟中不直接從事領導工作的成員便往往被推到景深之外，成為聚光燈“外圍”虛化的暈影。但“左聯(lián)”并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倚賴成員的參與才構成的一個組織，其所提倡的方針雖是聯(lián)盟共同制定的決議，卻也仍需要通過成員分工協(xié)作才能真正落實，可是在對此尚未進行充分整理研究之前，他們的貢獻與價值仍難以得到適當?shù)脑u價，因此本文所欲“再考察”的對象就不僅是“墻頭小說”這種新的大眾化形式，也試圖描繪出樓適夷、葉以群等看似居于“外圍”的成員，如何以他們實際的出版與翻譯工作，對“左聯(lián)”推動的“文藝大眾化”運動提供具有國際視野的切實支持。通過梳理《文藝新聞》上新開設的“墻頭小說”欄目，以及與樓適夷翻譯的小說《千人針》相關的文學史線索，指出《文藝新聞》并不只有以掩護色彩偷渡左翼消息的“外圍”功能，而是能以其周刊式的出版形態(tài)為基礎，針對“一二八事變”后的社會形勢及“文藝大眾化”方針，做出相當及時的反應；肩負《文藝新聞》主要編輯工作的樓適夷[4]以開設新欄目的方式，讓“左聯(lián)”此時提倡的“墻頭小說”被納入報刊的正式征稿范圍，成為可在公眾媒體上被傳播、閱讀的對象，又以翻譯提供“墻頭小說”創(chuàng)作推廣時實質(zhì)性的借鑒參考；葉以群的文藝創(chuàng)作理論編譯成果，則起到了援引日本、德國及世界無產(chǎn)階級文學運動的資源，將“左聯(lián)”的“墻頭小說”理念與實踐脈絡化的整理作用。
《文藝新聞》在“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便抑制不住地顯露出它的底色，開始大量報導日帝侵略消息以及各地民眾反帝抗日的宣傳活動和照片。幾個月后上海爆發(fā)“一二八事變”，《文藝新聞》自第47期后停止正常出刊，改以《烽火》特刊形式快速捕捉上海戰(zhàn)事的變化，[5]《文藝新聞》對時局變化的敏銳感知與反應，在當時的報刊中可謂相當突出。“左聯(lián)”在戰(zhàn)火中受社會形勢變化刺激，召開秘書處擴大會議進行改組，將目標鎖定在配合當前形勢強化組織，并在創(chuàng)作、批評、運動等層面進行“大眾化”轉(zhuǎn)變。[6]以此為中心制定的實踐方針，甚至包括對“左聯(lián)”成員提出必須參與各地文學團體活動才能被承認會員資格的要求。[7]改組后的秘書處底下設有三個委員會，其中之一就是“大眾文藝委員會”，負責人為馮雪峰（1903-1976），其任務包括研究、批判當時流行的反動大眾文藝及說書、文明戲等，也包括研究通信員運動的組織方法，以及創(chuàng)作壁報文學、報告文學、演義、小調(diào)唱本等革命的大眾文藝。[8]
當“一二八事變”戰(zhàn)火平息、上海出版界重新恢復運營之后，“左聯(lián)”相關的刊物紛紛從三、四月份起出現(xiàn)“文藝大眾化”理論探討與創(chuàng)作的繁盛景象。其中最快恢復出刊的《文藝新聞》便立即開設“墻頭小說”這一新欄目回應，其征稿啟事中說明：“本號起本刊每期刊載墻頭小說一小篇，以一千五百字為限，由適夷主編，請讀者投稿?！盵9]樓適夷翻譯的《千人針》就是“墻頭小說”欄目刊出的第一篇作品。此后《文藝新聞》上又有幾篇“墻頭小說”，包括：白葦?shù)摹痘鹁€上》《游戲》[10]，牠河的《放工后》[11]，沙漠的《示威進行曲》《扛夫的歌──黃埔江底交響曲之一節(jié)》[12]。并出現(xiàn)一系列與“墻頭小說”性質(zhì)相近的文章，其中值得關注的有兩組，第一是來自礦場生活的紀錄《地下層通訊》（第50期起連刊3期），文章同時兼有“墻頭小說”與“通訊”性質(zhì)，其副標題是“礦工手記（一）～（三）”，第52期并附照片“拾煤兒童”；第二是一組針對工廠里的文藝團體提供關于創(chuàng)作理論與方法，指導如何在工廠中推動“文藝大眾化”的文章《給在廠的兄弟》（第56期起連刊4期），分別刊出《關于工廠通信的任務與內(nèi)容》《關于工廠壁報》《如何寫報告文學》《如何看報》。
這些“墻頭小說”及相關文章的數(shù)量雖然不多，但都是“一二八事變”后這一波“文藝大眾化”運動的重要嘗試，遺憾的是，這些作品鮮少進入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視線范圍，現(xiàn)有研究中偶或提及這些作品，然亦僅限于羅列作者姓名、作品篇目而已。[13]其中僅有白葦因為后來還有“墻頭小說”刊登在《北斗》上并獲得主編丁玲（1904-1986）重視而較被注意，[14]刊出的有兩組作品，一是以“夫婦”為主標題的“墻頭小說四篇”（實際上有五篇：《夫婦》《在廠門口》《傳單》《早飯》《傳令的人》，各約兩千字）；第二是《墻頭三部曲》，內(nèi)容分了三個小標題“一、分離”“二、流蕩”“三、回轉(zhuǎn)”，全篇不到五千字。白葦?shù)摹皦︻^小說”描寫場所并不特定于一處，字數(shù)不多，但捕捉到了工人所受的剝削與反抗，以及戰(zhàn)火下小人物的生活與斗爭。
當前文學史研究在回顧“墻頭小說”的發(fā)展時，多以孫犁（1913-2002）1941年在《晉察冀日報》上發(fā)表的《關于墻頭小說》為主要參考依據(jù)，文中指出“墻頭小說”是從日本無產(chǎn)階級文學的重要刊物《戰(zhàn)旗》發(fā)出的創(chuàng)作號召興起并傳入中國的，當時《北斗》介紹過此形式并刊登了幾篇作品。[15]孫犁所涉及的中、日文壇這兩條脈絡都相當關鍵，不過，只提到《北斗》上刊載的作品，實際上并不能將這兩條脈絡之間的互動關系說明清楚，這中間還缺少能呈現(xiàn)出當時如何將日本的資源引入的文本證據(jù)。本文挖掘考證的新史料──更早刊出“墻頭小說”的《文藝新聞》，以及樓適夷在設置“墻頭小說”欄目時選譯的《千人針》，正有助于進一步討論日本無產(chǎn)階級文學的資源如何傳入中國文壇、其間經(jīng)過怎么樣的轉(zhuǎn)化等問題。本文第二節(jié)，將考察《千人針》在日本刊行的情況，梳理日本無產(chǎn)階級文學史上與此作品相關的脈絡；第三節(jié)討論《文藝新聞》上設置“墻頭小說”欄目的考慮以及樓適夷對此作品的翻譯情況。以此為基礎，第四節(jié)將考察葉以群 “墻頭小說”的理論建構工作，并指出“左聯(lián)”時期未能收到預期效果的實踐在1940年代被重新激活等演變。
二、“墻頭小說”的日本資源──漥川稻子與《千人針》
在《文藝新聞》上刊登的《千人針》，將原作者姓名標注為“日本Kubogawa Lnekc”。其姓氏可以確認是漥川，但名字卻無法用日語拼寫出來，《樓適夷著譯簡表》中也有此篇的紀錄，原作者姓名稍有差異，寫作“Kubogawa Lneko” [16]，名字仍無法以日語拼寫。漥川稻子（1904-1998）的日語拼法是“くぼがわ いねこ（kubogawa ineko）”，對照可知兩處皆因“L”之小寫字母“l(fā)”與“i”形似而產(chǎn)生錯誤，最末的“o”與“c”在手書時亦容易混淆，故《文藝新聞》把名字的“ineko”誤為“Lnekc”。《樓適夷著譯簡表》雖改正了最末之誤，卻也沒有進一步將正確的原作者姓名辨認出來。事實上，漥川稻子因為習慣不使用名字的漢字而常以“漥川いね子”署名發(fā)表作品，故在被譯介到中國時名字便有許多不同寫法。樓適夷全以羅馬拼音表示作者姓名，原意也許有避免譯名紛亂的考量，但更重要的恐怕還因為當時無產(chǎn)階級文學幾乎完全籠罩在白色恐怖的嚴峻壓制下，或因考慮風險問題遂未直接將漥川稻子名字刊載出來。只是不曾想，這樣的迂回戰(zhàn)法竟讓這個在中日兩國無產(chǎn)階級文學運動史中重要的一次交流被長期忽視、掩蓋。甚至使得樓適夷對這篇“墻頭小說”的翻譯在“文藝大眾化”運動中應該怎么定位、譯介時的選擇與改動調(diào)整等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討論，同時還阻礙了我們通過漥川稻子及《千人針》去追溯“左聯(lián)”此時推動的“墻頭小說”與日本無產(chǎn)階級文學資源間的關聯(lián)。
漥川稻子舊姓佐多，是日本無產(chǎn)階級文學運動中重要的女作家，1929年加入日本無產(chǎn)階級作家聯(lián)盟，與中條百合子（1899-1951，即宮本百合子）等人參與日本無產(chǎn)階級作家聯(lián)盟 “婦女委員會”、日本無產(chǎn)階級文化聯(lián)盟“婦女協(xié)議會”等。1932年3月無產(chǎn)階級文化團體遭到日本政府鎮(zhèn)壓，她的丈夫漥川鶴次郎（1903-1974）與中野重治（1902-1979）等作家遭到逮捕，此后大部分無產(chǎn)階級作家轉(zhuǎn)入地下活動，漥川稻子卻在此嚴峻形勢下承擔起《勞動婦女》主編的工作并加入日本共產(chǎn)黨。[17]《千人針》便是在此時寫成的，1932年3月刊于《文學新聞》第10號。[18]
1930年底日本無產(chǎn)階級作家聯(lián)盟的機關刊物《戰(zhàn)旗》配合聯(lián)盟當時強化工農(nóng)通信員、擴大地方文藝活動團體等發(fā)展方向，提出創(chuàng)作“墻頭小說”（“壁小說”）的號召。此方針受到1930年11月國際革命作家聯(lián)盟哈爾可夫第二次大會的討論決議傳回日本而進一步強化，日本無產(chǎn)階級作家聯(lián)盟第三次大會中對“墻頭小說”進行了專題討論[19]，第五次大會上更提出關于創(chuàng)辦新的機關刊物《文學新聞》的詳細計劃，視之為配合聯(lián)盟重新強化工廠農(nóng)村基礎組織、建立大眾文學團體方針的一項重要工作。為了《文學新聞》的設立，聯(lián)盟中央常任委員會設立專門的文學新聞部，其下設立文學新聞發(fā)行所，并有編輯部、經(jīng)營部、發(fā)送部等。[20]《文學新聞》采取周刊形式，于1931年10月10日正式創(chuàng)刊，1932年10月5日停刊，凡32期。最初由聯(lián)盟委員長江口渙（1887-1975）親自擔任主編，貴司山治（1899-1973）、德永直（1899-1958）、中野重治、大宅壯一（1900-1970）等著名作家皆曾參與編輯工作。其中，中野重治對此刊有較持續(xù)的關注，他將創(chuàng)刊最主要的動力歸結于通信員與文學社團活動急速增長的形勢，認為機關刊物《ナップ》上的“來自工廠農(nóng)村”欄目即使擴大也仍跟不上此速度、來稿質(zhì)量也顯著提高，需要找其他方式發(fā)表才能有助推動大眾化。為了更好的擴大各地文學團體與《ナップ》雜志及日本無產(chǎn)階級作家聯(lián)盟締結關系，使各地文學團體之間能在全國范圍互相聯(lián)絡、競爭、交換經(jīng)驗、促進團體的積極性等需要便應運而生，《文學新聞》正是為了適應這樣的需要而創(chuàng)立的。[21]
從《戰(zhàn)旗》提出“墻頭小說”創(chuàng)作號召到《文學新聞》創(chuàng)刊，可說是日本無產(chǎn)階級文學試圖突破僅關注文學上理論性、批判性的工作，嘗試通過組織化的活動來擴大無產(chǎn)階級文學的影響力及作家隊伍的努力。在《文學新聞》的刊物指向下，如何在推展工農(nóng)通信員、文學社團交流的過程中，給予文學愛好者在文藝創(chuàng)作理論上與技術上的指導，成為無產(chǎn)階級作家的課題，除了文藝理論的淺近介紹以外，提供一些可供參考的創(chuàng)作成果也是一種重要的方法。漥川稻子早期的創(chuàng)作多以她自己的生長經(jīng)驗為原型，她于1928年登上文壇的短篇小說《來自奶糖工廠》，以及之后多篇講述“女工故事”的代表作《煙草女工》、《祈禱》《干部女工的淚》《小干部》《怎么辦》等，都是對女工在工廠內(nèi)生活情況的描寫。在聯(lián)盟提出創(chuàng)作“墻頭小說”號召時，她便以描寫女工針對工廠食堂伙食太差的抗爭行動為主題的《食堂的飯》響應，是《戰(zhàn)旗》上刊載“墻頭小說”的開端。[22]而在《文學新聞》上刊出的《千人針》也可說是帶有這種示范作用的作品，在此意義上，此作可視為代表這一連串日本無產(chǎn)階級文學發(fā)展脈絡的一個匯聚點。
《文藝新聞》上一直不乏對日本無產(chǎn)階級文壇的介紹，也曾報導過創(chuàng)辦《文學新聞》的消息，《千人針》1932年3月10日在日本刊出，他不到二十天就已將此作品翻譯刊載，足見樓適夷對此動態(tài)不僅熟悉并且相當關注新出刊的作品，可以推想，他之所以在開設“墻頭小說”欄目的同時選擇將《千人針》翻譯刊登，并不是一個完全偶然、隨意的選擇，而應當與此時因“一二八事變”產(chǎn)生的社會變動形勢有關，也與他怎么理解“左聯(lián)”的“文藝大眾化”方針有關。不過，在《文藝新聞》和樓適夷自己的回憶文章中對此都沒有直接的闡述，需要從他對《千人針》的翻譯中尋找有助我們判斷的線索。
三、作為主編與翻譯家的樓適夷──“墻頭小說”欄目與《千人針》之譯介
《千人針》日文與中譯皆約1500字，全篇多為簡短的對話，由一群工廠女工喝茶聊天的場景開始，女工正江帶著哥哥出去打仗的女工美代加入談話，借著女工們聊天的內(nèi)容說出了好幾個男人被迫上戰(zhàn)場的慘況，對于軍方叫她們縫制“千人針”來保護戰(zhàn)場上的士兵躲避子彈攻擊等作法也表示懷疑。在對話中透露出當時社會上因經(jīng)濟緊縮、戰(zhàn)爭征兵等壓力，使勞動者的生活十分困窘的現(xiàn)況，此時美代還不太明白其他女工的話，只能呆望她們，覺得羞恥又有些傷心。美代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能感受到不公、不安，但卻無法以自己的力量看穿政府與資本家宣傳背后的欺騙性，于是小說中借其他女工的對話使美代得到幫助她覺醒過來的意識。女工們的談話繼續(xù)對政府所謂只要得到滿州，日本老百姓的生活就會好過的宣傳提出質(zhì)疑，指出實際上受益的只有資本家，而工人卻因為戰(zhàn)爭而生活得更加艱難，但又仍只能在“為了國家”的帽子底下被迫忍受著。談話進行至此美代哭了，因為她雖然抱有對資本家的反感，但卻仍蒙昧地在懷里揣著一塊肚兜，想帶來給其他女工各縫一針以保上戰(zhàn)場的哥哥平安。于是女工辰江便講起1917年俄國女人反對世界大戰(zhàn)，進行“替婦女要回丈夫，替小孩要求面包”（中文本改譯為“向政府要回丈夫和盧布”）的示威，進而推動蘇聯(lián)大革命的故事。此時“因為美代哭泣等事情，大家轉(zhuǎn)為認真地聽這個故事”（中文本改譯為“大家靜靜的聽”）【修正的內(nèi)容】美代的覺醒是小說的高潮所在，在其他女工的對話中，美代逐漸明白她們說的道理，可是有所覺悟后卻反而不知道接下來該怎么辦，因此哭了起來。于是女工辰江便講起1917年俄國女人反對世界大戰(zhàn)，進行“替婦女要回丈夫，替小孩要求面包”（中文本改譯為“向政府要回丈夫和盧布”）的示威，進而推動蘇聯(lián)大革命的事情。此時美代“從哭泣轉(zhuǎn)為認真地聽這個故事”（中文本改譯為“大家靜靜的聽”），點出了美代開始覺醒并以她參與行動的暗示作結──【原本的內(nèi)容】
女工中有人想到，后天（中文本改譯為“隔天”）就是3月8日國際婦女節(jié)，由此引出對話：
“這三月八日便是國際婦女日呀?！?/span>
“啊，就是后天（中文本改譯為“明天）呀？”
“對啦，不要以為我們是女人，就被人家拿針線來騙，我們也得干呀?！盵23]
中譯本至此結束，日文版則還有“之后大家還繼續(xù)熱烈地討論后天就是三月八日，該如何集結工廠里的人等等”這一小段話。[24]按照文脈，可以推想美代已經(jīng)參與到這個討論當中，在之后集結工廠里的人時，覺醒了的美代甚至也將負擔一定的工作。
《千人針》是一篇出色的“墻頭小說”，但嚴格說來已經(jīng)不是最初《戰(zhàn)旗》所號召的那種貼在工廠、農(nóng)村墻上的“墻頭小說”了，而是筆者稱之為“報載墻頭小說”的變體（詳后）。不過在小說敘事的處理上，仍盡量依循“墻頭小說”的詩學規(guī)范，日文版結尾的處理方式，強化了小說和其描寫的特定場景──工廠之間的關聯(lián)性，將結局指向在工廠里未來將掀起的行動，模擬出可以如貼在工廠壁報上的“墻頭小說”般達到幫助工人斗爭作用的效果，這是日本無產(chǎn)階級文學運動中對“墻頭小說”最初設定的目標所在。而樓適夷在設置“墻頭小說”欄目時，之所以選擇翻譯《千人針》這篇作品來回應“左聯(lián)”的“文藝大眾化”方針，則與他對此方針的理解及對當下現(xiàn)實情況的把握有關。
從無產(chǎn)階級文學發(fā)展的階段來看，“左聯(lián)”提出“文藝大眾化”方針的脈絡與日本的發(fā)展軌跡相當近似，因此對“墻頭小說”的引入有相對充足的接受基礎。從內(nèi)容上看，《千人針》中女工們所質(zhì)疑的“取得滿州”宣傳，正與此時中國發(fā)生的“一二八事變”密切相關。所謂“取得滿州”指的是主張通過占領海外殖民地來紓解國內(nèi)壓力的極右論調(diào)，從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由“征韓論”等主張逐漸演變，至1905年日俄戰(zhàn)爭結束日本取得遼寧及南滿鐵路控制權后便不時被強化。1920年代末，在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金融危機下世界經(jīng)濟緊縮，日本也受其影響，此時日本侵略滿州的“九一八事變”與隨后的“一二八事變”正與這種論調(diào)相應。而漥川稻子在小說中將帝國主義擴張的動力指為因資本家追逐利益而采取的不義之舉的邏輯，亦與“左聯(lián)” 以馮雪峰 “民族革命戰(zhàn)爭”之說為代表的批判方式有共通之處。[25]樓適夷選譯的《千人針》在上述兩方面都有呼應，可以看出他以此譯作配合“墻頭小說”欄目設置時的考量，但同樣值得注意的，還有從樓適夷翻譯時所做的些微改動所透露出的其他信息。
主要的改動有兩處，首先是在辰江講起俄國女人抗爭故事時，把日文版的“因為美代哭泣等事情，大家轉(zhuǎn)為認真地聽這個故事”，改為“大家靜靜的聽”。美代此時的哭泣是有所覺悟的象征，因為她的變化讓其他女工更加認真的聽取俄國的故事來開展在自己工廠內(nèi)的集結，這本是小說的高潮所在，但樓適夷淡化了美代覺醒與轉(zhuǎn)變的過程，將焦點從美代一人轉(zhuǎn)為女工群體?！拘拚膬?nèi)容】把日文版的“美代從哭泣轉(zhuǎn)為認真地聽這個故事”改譯為“大家靜靜的聽”，將焦點從美代一人轉(zhuǎn)為女工群體，淡化了美代覺醒與轉(zhuǎn)變的過程?！驹镜膬?nèi)容】其次是小說結尾部分，日文版有女工們討論如何為了三月八日集結其他人這幾句，而中譯本則是終結在三句對話，帶來一種小說中人通過對話向讀者進行呼吁的敘事效果，將“后天”改譯為“明天”也加強了這種緊迫感。對照原文來看，這些地方幾乎沒有誤譯的可能性，可以認為這是樓適夷考慮到此譯作被閱讀時的現(xiàn)實語境而進行的調(diào)整。在小說中，女工們的覺醒與斗爭要反抗的是資本家為了獲取更多利益帶來的進一步剝削，效果上看來也是反對戰(zhàn)爭的，但仔細分辨還是可以看出，這實際上是出于生活與經(jīng)濟上的考量，重心在于工廠內(nèi)部對工廠主、資本家的斗爭。可是所謂“取得滿州”對中國而言還帶有帝國主義侵略的性質(zhì)，是自清末以來一系列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列強侵略的延續(xù)與升級，因此當時十九路軍之所以給上海乃至全國民眾帶來這么深刻的印象，就是因為他們的奮起抗日帶有民族主義式的抵抗色彩“打醒租界上三百萬居民的迷夢”[26]、破除了中國民眾受強權者催眠的成見──把對日作戰(zhàn)視為極困難的工作[27]，證明了日本侵略并不像以往宣傳的那樣不可抵擋，中國人民也并非必然是一盤散沙，戰(zhàn)爭的威脅牽動全社會的反帝抗日情緒，在各界都產(chǎn)生了有別于以往的新力量，因此這場事變成為象征著轉(zhuǎn)折點的標志。十九路軍雖然沒有戰(zhàn)勝，但此舉留在人們心底的印象是：對日作戰(zhàn)不僅是可能的，并且是必然的，人民的團結是有可能的，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是有辦法的，這是“一二八事變”后在社會上激起的一種新的感覺狀態(tài)，《文藝新聞》的戰(zhàn)時特刊《烽火》上所報導的市民要求抗日的示威、工人要求抗日而罷工的新聞，正是當時推到樓適夷眼前的社會現(xiàn)況，樓適夷的翻譯淡化了美代的覺醒與內(nèi)心變化，轉(zhuǎn)為將焦點放大到全體女工身上，強調(diào)群體性的力量。在小說結尾處的改動，不把結果拉回廠內(nèi)為婦女節(jié)抗爭的準備上，而是以呼吁式的對話作收，將對話對象虛化，不限于工廠的情境，強調(diào)的不在于特定場景內(nèi)的斗爭，而是超越個別工廠、市民團體抗爭行為之上的抵抗意識的聯(lián)合。
此外，就“墻頭小說”這個新形式的內(nèi)涵與目標而言，當樓適夷選擇在欄目開首放上經(jīng)他微調(diào)的《千人針》時，也意味著對其上刊載的作品特性做了重新的規(guī)范?！段乃囆侣劇飞纤d的不再是貼在工廠、農(nóng)村墻壁上“墻頭小說”，而是“報載墻頭小說”變體，因此可能有脫離實際發(fā)生場景的毛病，但卻也能期待讀者因現(xiàn)代報刊的共時性效果而產(chǎn)生一種“共同體”的想象[28]，使“一二八事變”后在社會上激起的反抗能量能夠聚合。這樣的調(diào)整也與“左聯(lián)”在三十年代初期的主要活動區(qū)域集中在上海等城市，并且以依賴于現(xiàn)代資本主義出版市場的報刊雜志與書籍傳播來推動其文藝運動有關，相對而言，通過他們所熟悉與掌握的渠道來以“報載墻頭小說”推動“文藝大眾化”的運作，更有他們能發(fā)揮作用之處。由此，從日本無產(chǎn)階級文壇引入的“墻頭小說”產(chǎn)生了變化，在特定的歷史社會條件下加強了現(xiàn)實的針對性。
四、在墻貼和報載之間──葉以群的理論脈絡建構與“墻頭小說”的流轉(zhuǎn)
葉以群留學日本期間是東京“左聯(lián)”成員，1931年底回國后加入“左聯(lián)”，在“一二八事變”前后擔任“左聯(lián)”秘書處干事、《北斗》雜志編輯等工作。1933年他根據(jù)川口浩（1905-1984）《無產(chǎn)階級文學概論》[29]所編譯的《文藝創(chuàng)作概論》[30]以無產(chǎn)階級文學的文藝批評理論為主題，其中“文藝作品的新樣式”一章專門討論包括“墻頭小說”“小小說”“報告文學”等在內(nèi)的“大眾化”形式，標定了“墻頭小說”在形式上屬于“小形文學”，在內(nèi)容題材上屬于“報告文學”等特點。書中指出，所謂“小形文學”是相對于“大形文學”而論的，兩者主要差異并不在篇幅長短而在于負擔的任務之別。“大形文學”是指“廣泛地把握了一時代或一社會的現(xiàn)實，指出社會發(fā)展的一般的基本的方向；或是把發(fā)展過程中最主要的任務，作為目標而提出的作品。”[31]因此往往涉及歷史經(jīng)驗，以之分析過去行動勝利或失敗的教訓，對此進行藝術概括，使之成為新行動勝利的基礎。[32]而“小形文學”的功能不同，是“反映時事問題與日常事件，與之作直接的結合的簡單的作品”[33]，要求的是能夠?qū)Ξ斚掳l(fā)生的事件做出政治的、文學的反映，這是“大形文學”不能負擔的重要使命。書中將“小形文學”里的三種類型“小小說”“墻頭小說”和“報告文學”放在一起討論，認為這三者本質(zhì)上并沒有不同，只是在作品的任務上有區(qū)別，才有了不同的名稱。所謂本質(zhì)就是具有宣傳鼓動的性質(zhì)，當以小說的方式寫成傳單或者小冊子時，就叫做“小小說”，或稱為“傳單小說”“小冊子小說”。而當在某個特定的場所（尤其是斗爭展開的場所）汲取成為問題的事件為主題，制作簡單的小說發(fā)表在壁報上或單獨貼在墻頭上就稱為“墻頭小說”。這兩者因為都以“必須具體地反映直接的事實，必須以報導事實為主要的任務，所以同時也就是‘報告文學’”。[34]
對這些創(chuàng)作形式特點的定義和討論，原本是研究德國文學出身的川口浩根據(jù)德國以及世界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的創(chuàng)作理論，對日本當時提倡的“墻頭小說”發(fā)展所作出的梳理，但經(jīng)過葉以群對此書進行的“編譯”工作之后，變成了能夠與當時中國文壇已有的“墻頭小說”實踐過程嵌合的脈絡化整理。葉以群的“編譯”改動方式，較為直觀的一類是將文中所舉的日本作品之例改換為略可相對等的中國文學作品；另一類是將中國當時的具體情況代入，替換在日本語境下所舉的例子；第三類則是逕直刪去川口浩的論點改陳自己的意見，這特別體現(xiàn)于對 “墻頭小說”實踐內(nèi)容的批評上。川口浩認為《戰(zhàn)旗》雜志編輯部發(fā)起提倡“墻頭小說”之舉，雖然確立了“墻頭小說”的名稱，但同時也造成了對“墻頭小說”理解、定義的分歧。他批評了貿(mào)然將“墻頭小說”刊載在通行全國的報章上而不是張貼在小說所描寫的、實際發(fā)生問題的特定場所的方式，認為這已經(jīng)失去“墻頭小說”原本的意義與效果。[35]相較于此，葉以群更看重的是“小形作品”以如實描寫讀者所欲傾吐的不滿、痛苦所達到的效果，對川口浩的批評做了改動，認為：“如實地描寫具體的事實，這是鼓舞讀者的基本的條件，而同時，這也就是文學的基本的條件。自然這所謂具體的事實，并不是限定于讀者已經(jīng)知道的，借助于別處的經(jīng)驗和教訓，也是必要的。”[36]由此，“描寫事實”不僅被認為是“報載墻頭小說”的首要標準，同時也成為確保其有效性的條件，這就給了被川口浩批評的“報載墻頭小說”一定的合理性與價值，順利將之納入“文藝大眾化”涵蓋的范圍之內(nèi)。
然而在當時的條件下，創(chuàng)作理念與現(xiàn)實條件之間存在一定距離，因此這一波“墻頭小說”的提倡并沒有激起與“左聯(lián)”期待相符的反響，孫犁在回顧時就指出了此時“墻頭小說”沒有真正在“墻頭”上開展起來的情況[37]。而到了孫犁寫文章的1940年代初，特別是在他所處的根據(jù)地條件下，對“墻頭小說”的定位既有繼承又了有變化。繼承的是嚴格意義的“墻頭小說”短小的、不是印刷的、貼在墻頭的特征，并把“反映當?shù)厥录弊鳛樗幕救蝿眨骸耙患虑樵谶@里發(fā)生了，墻頭小說應該馬上反映這件事實，反映群眾對這件事的印象，集納群眾對這件事的意志?！盵38]這是在《戰(zhàn)旗》號召中特別被強調(diào)的作用，也是川口浩認為嚴格意義上的“墻頭小說”應遵循的原則。但孫犁還雜揉了“報載墻頭小說”的特點，讓它有較大的彈性：“它的故事可能是作者自編的，可能用假設的地名和人名?！盵39]不過，這與樓適夷、葉以群的考慮不同，孫犁這樣規(guī)定的原因是要讓“墻頭小說”負擔一種適應邊區(qū)新的社會條件的任務：“它應該是一個行動前的文藝的政治動員工具，或是行動之后一個文藝的檢討形式?！盵40]這實際上已經(jīng)接近于川口浩對“大形文學”的定義[41]，使得“墻頭小說”的性質(zhì)有了巨大的變化，對其創(chuàng)作的方式也有更多的要求：“它在形式上更有頭有尾、生動有力，更大眾化，更具有民族的形式和風格。它可以用單張的紙寫出，也可以編入墻報?！盵42]這些標準是四十年代根據(jù)地文藝中不斷嘗試、實踐的方向，“墻報”更是孫犁此時認為“墻頭小說”之所以能在邊區(qū)推廣的物質(zhì)基礎，當時邊區(qū)的村莊、工廠、機關、學校都有自己的墻報，加上邊區(qū)掃盲工作已有成效，人們有了相當?shù)拈喿x能力并要求練習寫作的機會，但問題在于邊區(qū)的印刷條件匱乏，因此“左聯(lián)”時期“報載”的運作方式不再適用，“墻貼”的“墻頭小說”反而在新的社會條件下重新被激活?！皦︻^小說”由日本無產(chǎn)階級文學運動中引入的“舶來品”，經(jīng)過樓適夷的編輯工作與翻譯、葉以群的文藝理論建設，成為“左聯(lián)”時期“文藝大眾化”實踐的一環(huán)，配合“一二八事變”之后的社會抗爭形勢，以現(xiàn)代都市中的報刊出版為陣地，試圖將嚴格意義的“墻頭小說”擴大到“報載墻頭小說”的范圍。但在現(xiàn)實條件尚不具足的情況下，“左聯(lián)”時期的實踐還只能停留在引介與理論建設為主的階段。要到進入抗戰(zhàn)之后，才因中共的文藝運動與根據(jù)地的政治運動結合，加上物質(zhì)條件艱困帶來的挑戰(zhàn)，使得孫犁等根據(jù)地的文藝工作者，在尋找能利用的文學形式時重新重視“墻頭小說”和“街頭劇”、“街頭詩”等形式，使之成為文藝運動推展的新焦點。
指出這些轉(zhuǎn)折之后可以發(fā)現(xiàn)，在不同階段中“墻頭小說”或“小小說”的形式與意涵有相當復雜的變化，然而當前文學史研究對“墻頭小說”的討論并不多，其中最為詳細的當數(shù)張春《中國小小說六十年》的整理，該書重心為新時期之后蓬勃發(fā)展的“小小說”“微型小說”，但在對“前史”的整理中也勾勒出了現(xiàn)代文學中“小小說”的發(fā)展線索。[43]張春將“篇幅短小”視為這六十年間各類作品的共通點，認為雖然各個時期采用的名稱不同，但都可以貫串起來成為一條具有連續(xù)性的“小小說”發(fā)展史。[44]然而，通過本文考察可以注意到，針對不同階段中“墻頭小說”或“小小說”等形式的不同型態(tài)，應當更加仔細區(qū)分當中的繼承關系與轉(zhuǎn)化機制，才有助于使這類和所處現(xiàn)實環(huán)境關系相當緊密的文學形式得到較為充分的討論。就“左聯(lián)”時期的“墻頭小說”而言，顯然并非對此前周瘦鵑（1895-1968）、陶晶孫（1897-1952）工作的繼承，而是從通過其成員一步步的努力，才將日本的“墻頭小說”資源引入，在中國文壇產(chǎn)生出《文藝新聞》《北斗》等雜志上所刊載的實踐成果。由于此前缺少直接的文獻證據(jù)，因此未能將構連日、中兩端的過程具體呈現(xiàn)出來，而本文以樓適夷在《文藝新聞》設置“墻頭小說”欄目及翻譯漥川稻子《千人針》為中心的考察，不僅為文學史補充了具體的例證、鉤沉出與此相關的日本無產(chǎn)階級文學經(jīng)驗與資源，同時還指出了“左聯(lián)”成員樓適夷、葉以群等如何以編輯、譯介等工作實質(zhì)性的支持了“左聯(lián)”的文藝運動，這些至今尚未被充分認識的貢獻，應當是今后“左聯(lián)”研究繼續(xù)推進時不能忽視的課題。
注釋：
[1] 詳參袁殊：《關于文藝新聞》，《袁殊文集》編輯組編：《袁殊文集》（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64頁。
[2] 參姚辛：《左聯(lián)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5），104-105頁。又參樓適夷：《我談我自己》，《樓適夷同志紀念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 詳參袁殊：《關于文藝新聞》，64-65頁。
[4] 關于樓適夷在《文藝新聞》負擔編輯工作的情形，參李秀卿：《樓適夷與〈文藝新聞〉》，《編輯之友》2011年第9期。
[5] 《烽火》特刊自1932年2月3日下午3時出版第1期，至1932年2月17日下午出版第13期止，幾乎日日出版，每期1版，后因經(jīng)費不足暫時休刊。
[6] 1932年3月9日左聯(lián)秘書處召開擴大會議，其有關決議登載于1932年3月15日油印刊行《秘書處消息》第1期，現(xiàn)收入《中國現(xiàn)代文藝資料叢刊?第5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
[7] 《關于左聯(lián)目前具體工作的決議》，原刊于《秘書處消息》第1期，現(xiàn)收入《中國現(xiàn)代文藝資料叢刊?第五輯》，16-18頁。
[8] 參《關于左聯(lián)的改組》、《秘書處關于競賽工作的一封信》，原刊于《秘書處消息》第1期，現(xiàn)皆收入《中國現(xiàn)代文藝資料叢刊?第5輯》。
[9] “每日筆記”欄目，《文藝新聞》第48期第3版，1932年3月28日刊。
[10] 白葦?shù)摹痘鹁€上》分兩次刊登在《文藝新聞》第49期第4版（1932年4月4日）、第50期第4版（1932年4月11日）。《游戲》分兩次刊登在《文藝新聞》第59期第1版（1932年6月13日）、第60期第1版（1932年6月20日）。
[11] 牠河：《放工后》，《文藝新聞》第50期第1版，1932年4月12日刊。
[12] 沙漠：《示威進行曲》，《文藝新聞》第52期第4版，1932年4月25日刊、沙漠：《扛夫的歌──黃埔江底交響曲之一節(jié)》，《文藝新聞》第58期第6版，1932年6月6日刊。
[13] 如丁曉原：《左聯(lián)的文化策略與報告文學的崛起》，《現(xiàn)當代文學評論》2003年第1期。
[14] 參編者（丁玲）：《編后》，《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刊。
[15] 孫犁：《關于墻頭小說》，初刊于《晉察冀日報》（1941年3月7日），后收錄于張學新，劉宗武編：《晉察冀文學史料》（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頁390-391。
[16] 黃煒：《樓適夷著譯簡表》，《新文學史料》2002年第3期，52頁。
[17] 參《佐多稻子年譜》，《日本現(xiàn)代文學全集83：佐多稻子?壺井榮集》（東京：講談社，1980），425-428頁。
[18] 漥川稻子：《千人針》，原刊于《文學新聞》第10號第1版（1932年3月10日刊），現(xiàn)據(jù)《文學新聞》（復刻版），（東京：五月書房，1989）。
[19]《一九三一年五月日本プロレタリア作家同盟第三回大會議事錄》，平野謙等編：《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學大系?第5卷》（京都：三一書房，1955），263-273頁。
[20] 浦西和彥：《關于文學新聞》（《〈文學新聞〉について》），《文學新聞》（復刻版），154-165頁。
[21] 參中野重治：《通信員、文學社團、文學新聞》（《通信員 文學サークル 文學新聞》），原刊于《ナップ》第2卷第8期（1931年8月8日刊），現(xiàn)收錄于平野謙等編：《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學大系?第5巻》，326-327頁。又參浦西和彥：《關于文學新聞》，163-164頁。
[22] 渡邊晴夫：《小林多喜二與壁小說》，《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4期，2010年7月，37頁。漥川稻子此篇小說在三十年代也有中譯本，漥川稻子作，竹舟譯：《食堂底飯──墻頭小說》，《文學雜志》1933年第1卷第2期，124-125頁。
[23] Kubogawa Lnekc作，樓適夷譯：《千人針》，《文藝新聞》第48期第3版，1932年3月28日刊。
[24] 漥川稻子：《千人針》，原刊于《文學新聞》第10號第1版（1932年3月10日刊），現(xiàn)據(jù)《文學新聞》（復刻版）。
[25] 丹仁（馮雪峰）：《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五月》，《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20日刊。
[26] 郁達夫：《滬戰(zhàn)中的生活》，《讀書雜志》第2卷第4期，1932年4月20日刊。
[27] 鏡園（劉鏡園）：《滬戰(zhàn)中生活之回憶》，《讀書雜志》第2卷第4期，1932年4月20日刊。
[28] 借用本尼迪特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討論民族國家形成時，論及印刷資本主義條件下，報紙、廣播等媒介對形成共同體想象所帶來的效果。參本尼迪特克?安德森作，吳睿人譯：《想象的共同體》（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1）。
[29] 川口浩：《プロレタリア文學概論》（東京：白揚社：1933）。
[30] 華蒂（葉以群）編述：《文藝創(chuàng)作概論》（上海：天馬書店，1933）。
[31] 華蒂編述：《文藝創(chuàng)作概論》，99頁。
[32] 華蒂編述：《文藝創(chuàng)作概論》，99頁。
[33] 華蒂編述：《文藝創(chuàng)作概論》，102頁。
[34] 華蒂編述：《文藝創(chuàng)作概論》，107頁。
[35] 華蒂編述：《文藝創(chuàng)作概論》，108頁。
[36] 華蒂編述：《文藝創(chuàng)作概論》，112-113頁。
[37] 孫犁：《關于墻頭小說》，390頁。
[38] 孫犁：《關于墻頭小說》，390頁。
[39] 孫犁：《關于墻頭小說》，390-391頁。
[40] 孫犁：《關于墻頭小說》，391頁。
[41] 華蒂編述：《文藝創(chuàng)作概論》，99頁。
[42] 孫犁：《關于墻頭小說》，390-391頁。
[43] 張春：《中國小小說六十年》（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2），5-20頁。
[44]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葉以群在《文藝創(chuàng)作概論》中將“ビラ小説”基本上全都譯為“小小說”?！哎鹰樾≌h”直譯便是“宣傳單小說”，有其明確的功能指涉，故葉以群在各別地方因強調(diào)的偏重而譯為“傳單小說”或“小冊子小說”。這與張春書中涉及其他名稱類似的作品形式實具有不同的內(nèi)涵。參華蒂編述：《文藝創(chuàng)作概論》，106頁。
作者簡介：
阮蕓妍，1985年生于中國臺灣，清華大學文學博士，曾赴日本フェリス女學院大學文學部交換留學，現(xiàn)為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日比較文學、現(xiàn)代文學。曾在《文學評論》《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等刊物發(fā)表論文。另有隨筆見于《臺聲雜志》等媒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