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摘 要：新世紀以來，美國文學界涌現(xiàn)出了一系列新的批評方法，有力地挑戰(zhàn)了以癥候閱讀和“懷疑詮釋學”為主導的文學批評范式。本文以貝斯特（Stephen Best）和馬庫斯（Sharon Marcus）2009年提出的表層閱讀為中心，梳理了這一閱讀模式興起的背景、核心觀點、代表性著述、學術反響和后續(xù)發(fā)展。本文認為，表層閱讀的提出與美國文學研究近年來所遭遇的各種外部和內(nèi)部危機密切相關。隨著當代社會、政治和技術環(huán)境的急劇變化，文學研究賴以為生的基礎假設和理念也在發(fā)生轉(zhuǎn)變。美國學界從癥候閱讀到表層閱讀，再到描述的探索軌跡或有助于我們審視當下中國文學批評所面臨的問題，并反思本土理論建構的焦慮。

關鍵詞：癥候閱讀；懷疑詮釋學；表層閱讀；描述；文學批評

新世紀以來，美國學界對傳統(tǒng)的文學批評方法發(fā)起了多次“逆襲”，并涌現(xiàn)出了“遠讀”（distant reading）、“非批判性閱讀”（uncritical reading）和“表層閱讀”（surface reading）等諸多新的研究方法（Kay 451-52）。這些新的研究方法不僅反映了學院代際的更迭（其發(fā)明者多為1980年代以后獲得博士學位的少壯派學者），也揭示了“文學研究的基礎假設的變化”（Williams）。本文以表層閱讀為中心，勾勒了新世紀以來美國文學研究的最新發(fā)展和動向，一方面旨在拓展國內(nèi)學界對當代西方文學批評的認知，另一方面也試圖以他者為鏡審視當下中國文學批評所面臨的問題，反思本土理論建設的焦慮。

一

癥候閱讀的問題

2006年，美國比較文學協(xié)會為紀念杰姆遜（Fredric Jameson）的《政治無意識》出版25周年而舉辦了一個研討會。2008年，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又聯(lián)合舉辦了一個名為“我們當下的閱讀方式：癥候閱讀（symptomatic reading）及其后果”的會議。會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貝斯特（Stephen Best）和哥倫比亞大學的馬庫斯（Sharon Marcus）將部分修改后的會議論文結集為一個特刊，于2009年在《表征》（Representations）雜志上發(fā)表（Best and Marcus 2-3）。在特刊的導言中，貝斯特和馬庫斯針對美國文學批評界長期以來占據(jù)主導地位的癥候閱讀，正式提出了與之相反的“表層閱讀”概念。

癥候閱讀模式認為闡釋（interpretation）就意味著如杰姆遜所說的“尋找顯表意義背后的潛在意義”（Best and Marcus 3）。批評家必須將文本中在場的元素當作某些潛在或隱藏之物的象征，并探究導致文本的缺席、空白和省略的原因。盡管阿爾都塞在《閱讀〈資本論〉》中首創(chuàng)了這種閱讀方法，但它在美國學界的普及主要得益于杰姆遜的《政治無意識》一書。癥候閱讀最直接的思想淵源是19世紀馬克思關于意識形態(tài)和商品的論述以及弗洛伊德對無意識和夢的解說（3-6）。利科（Paul Ricoeur）曾將弗洛伊德與馬克思和尼采并舉，稱這三人為“懷疑學派”的大師（32）。懷疑學派的核心特點是懷疑意識的幻象，試圖通過闡釋破除幻象從而達到擴展意識的目的（35）。這種“懷疑詮釋學”（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現(xiàn)已成為許多批評家的第二天性（Best and Marcus 5）。

然而，癥候閱讀所假設的表層/深層的二元對立以及它對刺破意識形態(tài)幻象的激情，在邏輯、認識論和政治方面都存在諸多問題。美國研究（American Studies）專家弗拉克（Winfried Fluck）指出，懷疑詮釋學雖然假設我們不應信任文本的表層，并認為真實的文本意義總是被壓抑和隱匿的，但悖論的是，這個被隱藏的真相其實總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由于馬歇雷（Pierre Macherey）和杰姆遜等癥候閱讀的倡導者都是阿爾都塞主義者，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他們將要辨識的癥候的深層原因是什么。癥候閱讀就如同一個作弊的偵探，把自己的觀點呈現(xiàn)為小心謹慎的偵查工作的結果，并為之賦予權威性，但其實這個偵探在著手調(diào)查之前就已經(jīng)知道兇手是誰。因此，癥候閱讀經(jīng)常以重言的方式（tautologically）運作：閱讀者把癥候當作某種潛在真相的表達，然后又用潛在的真相來解釋他們所選取的用于代表這種真相的癥候（51-52）。闡釋的目的不僅僅是恢復已知的事物，更重要的是要去發(fā)現(xiàn)未知的事物。但由于癥候閱讀是一種“完全可預測”的闡釋模式，它并不適合對于未知的探索（58-59）。卡內(nèi)基梅隆大學的斯特勞布（Kristina Straub）對此深有感觸。她坦承，在從事了三十年的以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和酷兒理論為指導的文學研究之后，她對千篇一律的政治化解讀感到厭倦。雖然她仍然想知道自己做出一個闡釋的出發(fā)點，但卻不再想知道行進的方向。在懷疑之余，她更渴望驚奇（surprise）（140）。

波士頓學院的克萊恩（Mary Thomas Crane）從認知理論的角度認為，杰姆遜對無意識的定義過于狹隘，他關于癥候的論述也頗成問題。盡管杰姆遜對弗洛伊德的無意識理論進行了改造，不再把無意識當作個人的被壓抑的情感和欲望的積蓄，而是更大范圍的被壓抑的政治和社會矛盾的場域，但他還是堅持精神分析學說的基本假設，即我們是因為壓抑才無法觸及無意識。但從認知科學的角度看，我們之所以意識不到絕大部分心智過程，乃是因為這些過程太繁復、發(fā)生的速度太快。壓抑導致的無意識只占我們意識不到的心智過程的極少部分。即便是著名的弗洛伊德式口誤，也早就被認知語言學家證明與壓抑無關，而是和大腦中詞語的存儲和檢索機制有關。在癥候閱讀理論中，癥候表征著被壓抑驅(qū)逐到無意識的矛盾，閱讀就是去診斷癥候背后的被壓抑的內(nèi)容。一旦壓抑不存在了，那么癥候也就不再指涉潛在的矛盾，癥候閱讀也就喪失了其邏輯和意義。癥候閱讀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它宣稱能夠讀出普通讀者注意不到的、作者本人又試圖壓制的意義，賦予接受過理論訓練的讀者特殊的能動性，讓閱讀行為變成了一種英勇的行動主義（79-83）。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尼爾倫（Christopher Nealon）對癥候閱讀的文化政治進行了詳盡分析。在他看來，對癥候的詮釋與左翼學院批評家尋找一種可以替代工人階級的革命行動或戰(zhàn)斗行為模式有關（22）。癥候閱讀模式的出現(xiàn)與歐美1960到1970年代的社會現(xiàn)實密不可分。彼時工人階級已經(jīng)不再能扮演馬克思所想象的革命引擎的角色，在這種語境下，癥候閱讀就意味著以一種更靈活的方式去尋找文本中的歷史性行動。除了革命行動，其他行動也可以有歷史意義或美學重要性。在《政治無意識》中，杰姆遜將革命的失敗納入了他的闡釋體系，試圖在文學作品中辨識出能夠揭示失敗的裂隙（23-24）。尼爾倫認為，培育革命意識并不是學院批評家的職責。有關次貸危機的報道所引發(fā)的網(wǎng)絡評論“清晰地表明在危機中，每一個人都有能力進行系統(tǒng)性思考”。批評家最擅長的恐怕還是“維護和安排文本”這種博物館性質(zhì)的工作（48）。

除了這些直接針對癥候閱讀的發(fā)難，一些理論家也從不同的角度充當了瓦解癥候閱讀可信度的“神助攻”?？醿豪碚摰牡旎酥蝗S克（Eve Kosofsky Sedgwick）曾將人文學科盛行的懷疑闡釋學命名為“妄想狂式閱讀”（paranoid reading）。此類批評以揭露（exposure）為信仰，以為將某些東西揭示為問題，就離問題的解決倘若不是只有一步之遙的話，也至少是在解決的路上了（139）。對揭露的執(zhí)迷還依賴于將那些觀看“真相”的人設想為天真無知的大眾。可是我們有什么理由認為這些被各種媒介浸染的大眾會對“意識形態(tài)是自相矛盾的、擬像是沒有原本的、或性別表征是人為的”（141）等宣稱感到震驚？塞吉維克以酷兒理論的兩部代表作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別麻煩》和米勒（D.A. Miller）的《小說與警察》（The Novel and the Police）為例，檢討了妄想狂式閱讀的缺陷。在《性別麻煩》中，巴特勒反復使用“揭示”“揭露”“去自然化”“去神秘化”等詞語來理解以扮裝表演為代表的坎普文化（139）。塞吉維克認為，巴特勒對坎普文化的解讀是一種“X光凝視”，只看到這個亞文化沒有血肉的骨架，卻沒有認識到坎普的目的是探索一系列修復性（reparative）實踐，這種以愛為動機的探索不僅是社群性的，還具有復雜的歷史性（150）。米勒在其著作中繼承了新歷史主義批評的一貫精神，即“對現(xiàn)代自由主義主體的譜系中的隱藏暴力進行揭露和問題化”（139）。然而，塞吉維克反問道：“在一個任何時刻都有40%的年輕黑人男子身陷囹圄的國度，還有必要去揭露權力的伎倆嗎？”（140-41）。受精神分析學家克萊因（Melanie Klein）的啟發(fā)，塞吉維克呼吁一種修復性閱讀，就像同志群體對待扮裝表演那樣，對一個文化客體進行組裝，賦予其豐富性，以便這種客體能成為令人滿足的對象，為不成熟的自我提供養(yǎng)分（149）。

塞吉維克對批判理論在媒介時代的效力的懷疑，直接啟迪了貝斯特和馬庫斯關于“政治現(xiàn)實主義”的論述。他們在導言中寫道：去神秘化的闡釋活動“在阿布格萊布監(jiān)獄以及其他地方的酷刑場面，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瞬間傳遍全球的時代已經(jīng)變得多余，對卡特琳娜颶風的實時報道，無需多言就能讓人看到政府對其非洲裔公民的拋棄；很多人一看到‘任務完成’之類的政治措辭就知道是謊言”。文學批評家慣于將他們的工作等同于政治行動主義，“但過去十年的災難和勝利都表明”文學批評并不足以帶來社會變革，它也不是政治行動主義的代名詞（Best and Marcus 2）。

2004年，法國哲學家、人類學家拉圖爾（Bruno Latour）也在一篇廣為流傳的文章中，對由懷疑詮釋學所驅(qū)動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提出了一連串的質(zhì)疑。當看到《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中，共和黨政治家以“缺乏科學確定性”為由否認全球變暖問題時，拉圖爾指出，現(xiàn)在的“危險不再來自對扮作事實的意識形態(tài)觀點的過度信心[……]而是來自對可靠事實的過度不信任，因為事實被偽裝成了壞的意識形態(tài)偏見”。然而美國的博士生教育仍然在確保好孩子們學會知道事實都是虛構的，自然的、未經(jīng)中介和不含偏見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我們都是語言的囚徒，我們總是從一個特殊的立場發(fā)言等等，但危險的極端分子正在用同樣的社會建構的觀點摧毀能夠拯救我們生活的證據(jù)（227）。拉圖爾認為，批判理論的解釋結構已經(jīng)和陰謀理論（conspiracy theories）越來越像，只不過前者會使用更“高大上”的原因，如社會、話語、知識/權力、力量場、帝國、資本主義，而后者總是將問題歸結于人性的貪婪和邪惡（229）。某種形式的批判精神已經(jīng)讓我們誤入歧途，鼓勵我們和錯誤的敵人進行斗爭，但問題從來不是要遠離事實，而是要離事實更近（231）。目前的批判工具只是在將批評家塑造為洞察真相的精英，而“把世界上的其他人都轉(zhuǎn)變?yōu)樘煺娴妮p信者、戀物者、宰制的不幸受害者”（243）。在拉圖爾看來，批評家不是揭穿真相的人，而是集合者。他/她不是去掀掉輕信者腳下的地毯，而是為參與者提供一個聚集的場地。他/她不是偶像破壞者，而是認為事物一旦被建構，就必然是脆弱的，需要小心照看和謹慎對待（246）。

拉圖爾對批判理論的批判性審視，對批評家職責的重新構想，以及他的行動者網(wǎng)絡理論對主體/客體、自然/文化、思想/物質(zhì)、語言/世界等二元對立的拒絕，不僅讓他成為美國文學批評界最活躍的一些領域（如動物研究、物理論、生態(tài)思想和后人類理論）的盟友，也為文學研究的“重新定向”“重組”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Felski 737-38，742）。美國文學理論研究的重要刊物《新文學史》（New Literary History）在2015年專門召開了一個名為“與布魯諾·拉圖爾重組人文學科”的會議，并在2016年發(fā)表了一期會議特刊。

二

表層閱讀的操演

貝斯特和馬庫斯在特刊導言中指出，表層閱讀中的表層并不是字面意義上的文本表層，如紙張、裝訂、印刷樣式、詞語念出來的聲音，也不是癥候式閱讀所設想的一個如衣服包裹皮膚那樣的具有隱藏功能的層面（layer）。表層是“文本中顯而易見的、可感知的、可理解的東西；那些既沒有被隱藏也沒有主動隱藏的東西；那些從幾何學意義上說有長度和寬度，但沒有厚度，因此也不涵蓋深度的東西”。表層是“要求被看著（looked at），而不是我們必須通過自我訓練才能看穿（see through）的東西”（Best and Marcus 9）。

二人認為，許多閱讀方式都可以歸入表層閱讀。比如，以物質(zhì)性（materiality）為表層的圖書史研究和認知性閱讀，以文學語言的復雜結構為表層的新舊形式主義，以及將擁抱表層當作一種情感和倫理立場的閱讀。圖書史審視書籍的閱讀、出版和流通，把書籍當作聯(lián)結生產(chǎn)者、銷售者和使用者的物品。文學的認知性研究關注大腦在閱讀過程中的物質(zhì)性運作。新舊形式主義堅稱理解文本的關鍵在于文本本身，特別是其形式特征。擁抱表層意味著接受、遵從文本，而不是懷疑和攻擊文本，拒絕把文本的表層當作欺騙性的偽裝。蘇珊?桑塔格在1966年發(fā)表的《反對闡釋》一文就是這一立場的早期范例。桑塔格的宣言明確反對源自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闡釋模式，呼吁我們?nèi)ンw驗藝術的“純粹的、不可轉(zhuǎn)譯的、感性的直接性”。藝術批評的功能“應該顯示它如何是這樣，甚至是它本來就是這樣，而不是它意味著什么”（Best and Marcus 9-11）。

馬庫斯本人2007年出版的專著《女人之間：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友誼、欲望與婚姻》就是表層閱讀的一次有益實踐。該書通過對1830-1880年間的日記、書信、回憶錄、傳記、小說、行為指南（conduct books）、時尚雜志、兒童文學、法律論爭、人類學研究等各類文本的歷史性考察，詳細分析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女性中復雜多樣的社會關系，論證了女性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理解性別、性態(tài)（sexuality）、婚姻和家庭的歷史的重要性（Marcus, Between Women 14）。在該書的第一部分“彈性的理想：女性友誼”中，馬庫斯指出，維多利亞時代的中產(chǎn)階級對女性之間的友誼普遍持接受態(tài)度，因為他們相信這種友誼能培養(yǎng)同情心、利他主義等女性美德，而這些美德可以讓女性成為婚姻的賢內(nèi)助。因此盡管那個時代極其重視異性戀婚姻，但卻不僅不壓制、反而積極提倡姐妹情誼。女性之間的友誼一方面鞏固了她們的性別角色和階級身份，另一方面也為女性提供了像男人一樣行事的機會，比如參與競爭、自主選擇、欣賞女性美，使得她們能夠擺脫男女關系中的被動角色（26）。以表層/深層模式為特征的癥候閱讀是一種挖掘被社會拒絕承認之物的優(yōu)秀方法，但由于維多利亞社會幾乎沒有壓抑任何形式的女性關系，這種方法并不適用于理解維多利亞小說中女性之間的社會紐帶。用癥候閱讀的方法來解讀維多利亞文學中的女性友誼，就如同用這種方法來論證婚姻是19世紀現(xiàn)實主義小說中被壓抑的內(nèi)容一樣荒謬（75）。

為了取代癥候閱讀，馬庫斯提出了“只是閱讀”（just reading）的闡釋方法。在解讀文本時，她關注的不是文本深處隱藏的東西，而是那些在表層就呈現(xiàn)出來的、但卻被批評家所忽略的東西（75）。馬庫斯發(fā)現(xiàn)維多利亞小說中的婚姻情節(jié)（marriage plot）實際上依賴于“女性和睦情節(jié)”（the plot of female amity）。在這類故事情節(jié)中，女主人公通常很早就確定了與其他女性的友誼，但她在男女戀愛關系中卻遭遇到各種誤會和障礙，多虧女友的幫助和成全，女主人公才最終實現(xiàn)其結婚的夢想。馬庫斯認為，女性和睦情節(jié)是維多利亞小說中“失竊的信”，正是因為它就藏在光天化日之下，反而被批評家們視而不見（82）。馬庫斯隨后列舉了這個情節(jié)在各種不同的小說文類以及不同類型的婚姻情節(jié)中的表現(xiàn)。如在分析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說《雪莉》（Shirley）的雙重婚姻情節(jié)（兩位女主人公分別嫁給了一對兄弟）時，馬庫斯指出，女性和睦情節(jié)對女性之間的競爭做了無害化處理，當男性的追求成為女性友誼的障礙時，被追求的女主人公無條件地選擇維護友誼，拒絕男性追求者，避免了三角戀愛的矛盾。小說表明在一個富足經(jīng)濟（bountiful economy）中，女性無需爭奪男性的愛慕，每個女性都能獲得她想要的男人（97）。馬庫斯還以夏洛蒂·勃朗特的另一部小說《維萊特》（Villette）作為反例說明，如果女主人公拒絕女性友誼，那她也就無法獲得婚姻（102）。

斯坦福大學的柯恩（Margaret Cohen）關于海洋冒險小說（sea adventure fiction）的研究可說是表層閱讀的另一個范例。柯恩認為，一種批評方法總是從一套特定的研究對象中衍生出來的。杰姆遜及其后繼者的癥候閱讀主要針對的是現(xiàn)實主義和現(xiàn)代主義敘事，對于不符合上述兩種范式的小說，如她所關注的海洋冒險小說，這種閱讀模式就會無的放矢（“Narratology” 57）。海洋冒險小說曾是19世紀英法美等大西洋沿岸國家的一個主要文類，但在當代已淪為“文學檔案”，鮮有讀者問津?？露魍ㄟ^閱讀大量海洋冒險小說以及同時代的有關航海的非虛構文本，提煉出這一文類所特有的信息操演（information performance）的美學模式（68）。她注意到海洋冒險小說的情節(jié)主要是通過一系列行動的操演展開的，這種操演要求小說中的主人公，也就是水手/航海者，具備一種利用高超的技術和精細的實用理性來應對險境的能力?？露髯冯S康拉德將這種能力稱之為技藝（craft）。讀者與小說人物的互動多為分享人物所遇到的困難、并依靠小說和周遭世界所提供的信息在想象的層面解決這些問題（63）。在解讀海洋冒險小說的開山之作、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時，柯恩仿照羅蘭?巴特的“寫實效果”（reality effect）概念，提出了“可操演性效果”（performability effect）。巴特注意到，現(xiàn)實主義小說包含大量對于情節(jié)毫無推動作用的細節(jié)，它們的主要功能是向讀者保證敘事發(fā)生在一個文本之外的現(xiàn)實世界里?？露髡J為笛福在《魯濱遜漂流記》中采用的解決問題（problem-solving）的情節(jié)公式，產(chǎn)生了另外一種類型的寫實效果。魯濱遜在孤島上的求生經(jīng)歷乍看并不可信，然而當?shù)迅Ⅳ敒I遜的經(jīng)歷分解為一系列具體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行動時，讀者就能理解魯濱遜的成就是可操作的，如果他們處于魯濱遜的位置，具備魯濱遜的技藝，也可以采取同樣的行動，取得同樣的成就（The Novel 72-73）。

柯恩還從海洋冒險小說的視角出發(fā)，對文學現(xiàn)代主義的發(fā)生進行了饒有趣味的重新闡釋，得出了與馬克思主義文學史和癥候閱讀頗為不同的結論。杰姆遜等馬克思主義批評家普遍認為，現(xiàn)代主義小說表達了文學的危機，引發(fā)這一危機的是晚期資本主義現(xiàn)代性的抽象、碎片化和勞動的降格。由于這一危機，現(xiàn)實主義的總體性立場不再可能，因此從19世紀中葉開始，小說家逐漸放棄了用鏡子映射世界的計劃，從現(xiàn)實主義撤回到審美主義，開始探索語言和詩學的能力。柯恩指出，這種常規(guī)的看法沒有指出勞動的特定性，把勞動當成了一種“去語境的抽象”。她通過考察海洋冒險小說的演變提出，麥爾維爾、康拉德等早期現(xiàn)代主義作家的審美轉(zhuǎn)向是在回應一種具體的被貶低的勞作，即因蒸汽輪船代替帆船而導致的航海技藝的衰落。那些從海洋冒險小說中發(fā)明出現(xiàn)代主義的作家其實是在探索現(xiàn)代性的邊緣，為小說尋找新的冒險地帶。換言之，文學現(xiàn)代主義代表的不是一種后撤，而是對現(xiàn)代性的未知邊疆的探索。康拉德的印象式書寫就是這種探索的標志（“Narratology” 68-69）。杰姆遜在《政治無意識》中用了一章的篇幅來探討康拉德的小說《吉姆老爺》。由于不了解海洋冒險小說的類型模式，杰姆遜把小說中對海洋冒險小說的貶低性指涉理解為康拉德對于大眾文學的不安（The Novel 267）。康拉德實際上深受海洋冒險小說的影響，他在包括《吉姆老爺》在內(nèi)的《馬洛三部曲》中嘗試通過一個類似航海工作的認知模式來塑造事件、人物和現(xiàn)象性世界。在GPS出現(xiàn)之前的時代，航海者缺乏對船只位置的實時信息，為了判斷位置，他只能依靠一系列的局部觀察，如測量地平線與太陽之間的夾角來確定船只所處的緯度。這種交叉核對局部觀察以便獲得準確定位的航海技藝對于《吉姆老爺》來說至關重要。小說的敘事者馬洛就是通過梳理吉姆的案子和生平等局部準確的信息，來理解吉姆的所作所為，而讀者又必須重復馬洛的工作，整合小說中出現(xiàn)的不同敘事視點和信息來理解整部小說。也就是說，康拉德把航海工作（navigation）移植到敘事（narration），不同之處在于，航海者的目的是定位，而作為敘事者的馬洛和讀者的目的則是通過信息的整理獲得對事件和人物的理解（“Narratology” 69-72)。

三

爭議與發(fā)展

截止2018年5月，貝斯特和馬庫斯的導言已經(jīng)在谷歌學術中被引用了803次。在絕大部分文學論文只有個位數(shù)引用率的美國學界，這無疑是一個醒目的數(shù)字，說明表層閱讀已經(jīng)在學界引發(fā)了強烈的關注。當然，這種關注也不可避免地混雜了憂慮、質(zhì)疑和駁斥。

羅格斯大學的維多利亞文學和文化研究專家考齊（John Kucich）在2011年發(fā)表的一篇名為《未完成的歷史主義計劃：懷疑贊》的文章中，就公開為懷疑闡釋學進行了辯護。作為馬庫斯的小同行，他首先肯定了馬庫斯在《女人之間》一書中打破女性主義的思維盲點，修正了長期以來將女性友誼理解為與性欲有關的、勢必對異性戀婚姻造成威脅的觀點，為描述19和20世紀的女性經(jīng)驗提供了豐富的批評語匯（63）。但他并不贊成馬庫斯在書中提出的“只是閱讀”的方法以及隨后發(fā)展出來的表層閱讀概念?？箭R認為，對懷疑闡釋學的攻擊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呼吁“常識性的”研究路徑和純粹探究文學的美學價值，二是試圖效仿社會科學的嚴密性。前者有可能導致文學研究在學院體制中進一步被邊緣化，后者則瓦解了人文學者獨特的闡釋技能（65）。貝斯特和馬庫斯對杰姆遜的“永遠歷史化”的信念的否定，也讓考齊感到不安，稱他們“與懷疑闡釋學的論戰(zhàn)因此滑入了對政治導向的拒絕”（71）。

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生萊利（Ariana Reilly）同樣對表層閱讀背后的政治態(tài)度深感焦慮。在她看來，表層閱讀并沒有提出新的分析模式，只是在新瓶裝舊酒，而且這個新瓶危害不小（633）。表層閱讀的擁護者并非是對現(xiàn)有的批評方法感到不滿，而是對批判理論的許諾與當代世界現(xiàn)實之間的落差感到失望，他們把這種落差歸結為前代批評家的失?。?39）。盡管貝斯特和馬庫斯辯稱，他們并不主張“政治靜默主義”（political quietism），但萊利認為，這種政治靜默主義將“籠罩在任何一種由表層閱讀所主導的未來”（641）。萊利還以喬治·艾略特的小說《羅慕拉》（Romola）為例，說明自負（egoism）是任何“有意義的、被激勵的行動的前提條件”（641），反對表層閱讀所呼吁的謙卑態(tài)度。因為如果我們壓抑自己的懷疑性自負，培養(yǎng)一種隨遇而安的態(tài)度，我們將逐漸只看到事物現(xiàn)存的樣子，而不是它們本應成為的樣子（642）。雪城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巴特羅維奇（Crystal Bartolovich）也對表層閱讀所隱含的失敗主義政治提出了異議。她認為，表層閱讀轉(zhuǎn)向“文本自身”的訴求標志著文學批評從政治和理論領域的撤退（116）。在世界經(jīng)濟陷入困境的時刻，人文學者更有責任回應主流經(jīng)濟學家忽視的大問題，以此來重申人文學科的價值（120）。

布朗大學的女性主義學者韋德（Elizabeth Weed）指責表層閱讀是對批判理論的“構陷”（166），因為阿爾都塞的癥候閱讀實際上背離了“顯現(xiàn)與藏匿之間存在著連續(xù)的、一貫的關系”的理念（167）。韋德還在文末質(zhì)疑道：“如果我們忘記無意識，如果我們像貝斯特和馬庫斯所建議的，讓理性說服自己我們看到的就是我們看到的，那我們還有什么資源來思考性暴力、厭女主義、恐同主義、種族化的仇恨以及類似的問題？”（173）。其言外之意似乎將精神分析視為人類思考性別、種族問題的唯一資源。普林斯頓大學的中世紀研究專家普爾（Sara S. Poor）則從學科差異的角度，堅稱“文學總是關于表層所掩蓋的東西”，癥候閱讀至少在德國中世紀研究的語境中是持續(xù)有效的（148）。她還以吟遊史詩《所羅門和莫洛爾夫》所隱含的對猶太人的恐懼為例說明“在英語文學研究的語境中，返回表層閱讀或許是必要的”，但這種回歸對于一個抓住表層閱讀不放，拒絕精神分析和女性主義等深層閱讀，很少涉及歷史語境的德國中世紀研究來說卻是“無稽之談”（150，152）。

面對表層閱讀所引發(fā)的爭議，貝斯特和馬庫斯選擇了繼續(xù)探索。2016年，他們與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性別研究教授海瑟愛（Heather Love）聯(lián)手又為《表征》雜志主編了一期名為“跨學科的描述”的特刊。在導言《建構更好的描述》中，三人圍繞描述（description）這一橫跨多個學科的學術實踐，進一步展開了對主導闡釋范式的質(zhì)疑。海瑟愛曾在2010年發(fā)表了一篇名為《近但不深：文學倫理與描述轉(zhuǎn)向》的論文，提出了一種借鑒社會科學的描述性文本分析方法。人種學、身勢學（kinesics）、常人方法學和微觀社會學等以觀察為基礎的社會學領域發(fā)展出了一套密切關注研究對象的實踐，但他們主要依賴描述而非闡釋，不涉及形而上學和詮釋學。海瑟愛認為，文學批評家可以參考這些學科建立足夠近、但卻不深的閱讀模式（375）。海瑟愛對深度的拒絕與貝斯特和馬庫斯所倡導的表層閱讀可謂是異曲同工、不謀而合。

馬庫斯、海瑟愛和貝斯特在特刊導言中指出，人文社科的學者向來認為描述是不可能客觀、準確的，因為它總是滲透了闡釋，總是和意識形態(tài)捆綁在一起。盡管對于研究對象的描述是任何研究的基礎，但描述總是被當作次要的、瑣碎的、無聊的工作，學術研究被要求超越描述以便去“發(fā)掘意義；辨識潛在的原因和規(guī)律；區(qū)分重要的和不重要的；發(fā)展出提供秩序、視角、歷史和語境的框架和濾鏡”（Marcus, Love and Best 4-5）。然而，近年來，不同學科的學者都開始不約而同地關注描述。如媒介考古學、數(shù)據(jù)挖掘、話語分析和哲學領域中以物為導向的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都為信息的搜集和分析賦予了新的價值。拉圖爾甚至在《重組社會》（Reassembling the Social）中不僅盛贊描述是“最高和最罕見的成就”，還鼓勵學者為自己的研究主題書寫一個“真實而全面的報告”（3）。既然描述是教學研究的核心方法（2），那么如何才能建構一個更好的描述呢？為此，三位作者提出了一些區(qū)分描述好壞的標準。比如，不再假設描述者能夠輕易地用詞語來描述世界，而是意識到這種描述的困難，以此來重新構想世界與詞語之間的關系（10）。其次，通過給予描述者與被描述對象同樣多的關注，來回應描述的客觀性問題。也就是說，既注意描述什么，也注意如何描述（12）。三位作者稱：“當我們擺脫了任何東西都必須和宏大的理論聯(lián)系起來或是生產(chǎn)出剩余知識的要求”，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描述，哪怕是重言式的描述。這樣的描述行為不太可能生產(chǎn)出學院體制所熟悉的學術文類，但卻可以產(chǎn)生“對于世界和工作的鮮活性（liveliness）而言至關重要的形式、數(shù)據(jù)和洞見”（14）。

四

結 語

表層閱讀的提出與當下美國文學研究所遭遇的各種外部和內(nèi)部危機密切相關。和國內(nèi)中文系一樣，美國英文系向來是人文學科的大系。然而，過去十年間，美國英文系的畢業(yè)生數(shù)量正在明顯減少。僅2012年到2014年，英文系本科學位的授予量就下降了8%（Jaschik）。生源的減少不僅直接導致了辦學經(jīng)費和教師編制的壓縮，也為學科的發(fā)展埋下了隱患。鑒于整個人文學科都在高校體制內(nèi)逐漸被邊緣化，美國學界對癥候閱讀和批判理論的清理，無疑有重塑學院批評與大眾閱讀的關系、重新恢復文學對年輕世代讀者的吸引力的目的。其次，批判理論三十多年來在學院的慣例化操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部分活力的喪失。畢竟，如賽義德（Edward Said）所言，“即便是最激進的理論和批判動作在無休止的、空洞的重復之后，也會變成陷阱”（Bartolovich 117）。隨著美國右翼保守勢力的東山再起，信奉自由、解放的左翼知識分子不得不重新思考批判理論在當下語境中的有效性。而表層閱讀的提出恰好順應了這一政治潮流的變化。另外，表層閱讀理論也是對數(shù)字人文大潮的回應。如馬庫斯指出的，隨著量化和計算方法在文學研究中的應用，美國文學批評正在從緩慢的細讀轉(zhuǎn)向高速的遠讀，從對隱含意義的挖掘轉(zhuǎn)向?qū)︼@表意義的解讀，從少量代表性文本轉(zhuǎn)向大型語料庫(“Erich Auerbach’s Mimesis” 314)。在大數(shù)據(jù)時代，以文本細讀為基礎的癥候閱讀顯然不再可能繼續(xù)維持其主導地位。

自張江教授在2014年提出“強制闡釋論”，或更準確地說，“反強制闡釋論”（陸揚 78）以來，中國學界正在展開對當代西方文論的全面反思。不過，表層閱讀及其他非批判性閱讀理論在美國的興起似乎表明，西方學者也已經(jīng)意識到當代文學理論和批評所面臨的困局，并正在積極探索新的研究路徑。或許，中國學者更需要做的是反省本土文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比如，癥候閱讀、意識形態(tài)批判是否也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主導模式？這種深層閱讀模式是否也對我們的文學研究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我們是否也需要尋找新的閱讀方法，以適應當下不斷變化的文學圖景和閱讀公眾？我們中的很多人所秉持的批判立場，是否也是因為批判能夠喚起權力和能動性的幻象？在學院批評日益圈子化、邊緣化的今天，這種指點江山、俯瞰眾生的快感是否依然值得迷戀？為什么學院批評家對流行文本的解讀總是與粉絲讀者的解讀大相徑庭，仿佛二者閱讀的不是同一個文本？我們是否有責任對這種差異做出解釋，與閱讀公眾進行更平等的溝通？我們可否暫時擯棄以“仇恨、嫉妒和焦慮”為標志的妄想狂式的閱讀立場（Sedgwick 128），用更謙遜的態(tài)度對待文本，尤其是我們知識結構之外的大眾流行文本？在熱切地趕制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之前，我們是否可以拿出一些耐心和專注來描述本土紛繁復雜的文學現(xiàn)象？為什么我們總是推崇大而泛之的理論推演，而對具體的、細致的現(xiàn)象描述不屑一顧，仿佛只有理論的建構才是最高等的智識活動？

在《小說的準備》中，羅蘭?巴特花費了大量篇幅來討論日本俳句。他認為這種短小的形式能夠“讓世界、文字和體驗精巧地并存”（Freedgood and Schmitt 5）。在解釋俳句的缺乏闡釋性（或?qū)﹃U釋的挑戰(zhàn)）時，巴特引用了著名的禪宗公案“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在他看來，第一階段是愚蠢的階段，傲慢、反智的重言；第二階段是闡釋的階段；第三階段是自然性、也就是俳句的階段。俳句反復告訴我們的是：“‘真理’存在于差異中，而非化約（reduction）中”, “不存在普遍的真理”（Barthes 81）。[1]假如我們也可以用這樁公案來類比文學研究的發(fā)展進程，那么文學闡釋，特別是“看山不是山”的癥候閱讀似乎只是一個中間過渡階段，而抽象、化約性的理論似乎也并非最高境界。那么，文學研究的終極目標究竟為何？

注 釋

[1] 此處的中譯參考了李幼蒸的譯本（《小說的準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頁）。但中譯本的部分文字沒有英譯本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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