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文學危機及再次“詩辯”的可能
一、當下文學危機
當下,文學正面臨危機。雖然歷史上文學曾經遭遇過或大或小的危機,但目前面臨的可能更為嚴重。21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出現變局,借助互聯網和移動通訊等便捷渠道,商業(yè)化的網絡小說異軍突起,占據了文學閱讀市場的很大份額,而曾經影響深遠的“傳統”文學則風光不再,日漸式微。
面對不同“文學”并存的現狀,一方面我們可以樂觀地視之為文學多樣化局面的形成,甚至將網絡文學視為文化產業(yè)的新的增長點,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兩種“文學”之間,存在本質性的差異。網絡小說的過于興盛,構成對20世紀文學傳統的壓抑,它們的并存,意味著某種程度上文學觀念的分裂。網絡小說與通俗文學的興起本來是正常的市場現象,但如果我們過于棄舊騖新,放棄對優(yōu)秀文學傳統的總結和繼承,會造成低俗作品盛行、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不利于文學的健康發(fā)展。
當下文學的分裂局面,蘊藏深刻的危機?！拔膶W”的外延不斷擴散,內涵不斷被分化和掏空,喪失自己的本質規(guī)定,成為空洞的能指,換言之,我們以前稱之為“文學”的所在,正在不斷“揮發(fā)”,面臨被消解的可能。20世紀剛剛形成的優(yōu)秀新文學傳統,正在遭到漠視與遺忘。雖然我們還有一個以“純文學”或“嚴肅文學”為主體的主流文學界,主流作家還在有意無意、或多或少地延續(xù)著20世紀文學傳統,但面對網絡文學的沖擊,尤其是讀者的散失,已漸感無奈,先是無所適從,后又投其所好,善變者偷偷放棄立場,向堅硬的現實投懷送抱,因而自身的內在瓦解也正在發(fā)生。
對于傳統文學的式微,20世紀90年代就有馬原“小說已經死亡”的宣告和王蒙對“文學失去效應之后”的思考,21世紀以來,頹勢不減的純文學狀況愈來愈引起評論界的警惕,李陀稱當下為“暮氣沉沉、強作歡顏的文學時代”,“消費主義”“完全在擺布、控制、塑造我們文學”1,李敬澤也批評道:“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特別是小說就在不斷退卻,小說家和批評家們,小說的編輯者,他們知道小說正在遭遇危機,他們以為他們想出了解決辦法,該辦法就是要全面地取悅于人?！?/p>
二、中外文學史上的三次“詩辯”
在西方文學史上,面對文學的危機,曾有人起而為文學聲辯,有兩次著名的“詩辯”,一是16世紀英國爵士錫德尼所著《為詩一辯》,另一個是19世紀德國詩人雪萊寫的《為詩辯護》。在中國,也曾出現“為詩一辯”,那就是魯迅寫于20世紀初的《摩羅詩力說》。
16世紀錫德尼的“詩辯”,面對的是清教禁欲主義對“詩”的指摘,19世紀雪萊的“詩辯”,面對的是17世紀以來理性與科學的來襲,20世紀初,中國魯迅的“詩辯”面對的是救亡危局中晚清的實學潮流。
我們回顧這三次“詩辯”,既是為了了解曾經的文學危機,也試圖從他們的“詩辯”中吸取智慧,溯源“詩”——文學的本質屬性與價值,以回應我們當下的危機,再次“為詩一辯”。
三、“詩辯”中的文學追問
16世紀后期,清教徒作家斯蒂芬·格森基于清教禁欲主義道德立場,在《造謠學?！分兄肛熢姼?、戲劇等一切想象性藝術是“道德的敵人”,為回應這一對“詩”的不當貶斥,熱衷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爵士錫德尼作《為詩一辯》,對其觀點逐一進行了反駁,為“詩”的價值和地位辯護。
19世紀前期,雪萊寫作《為詩辯護》,其緣由也是反駁論敵的觀點。1820年,英國詩人皮科克發(fā)表《詩的四個時代》一文,將詩史分為四個時代,認為當代處于“銅的時代”,公開指摘詩人為文明社會里的“半野蠻人”,從事詩歌成為浪費精力的愚蠢者的活動,宣揚詩歌無用論。針對這一挑戰(zhàn),雪萊1821年憤而作《為詩辯護》。
甲午海戰(zhàn)后,清政府開始向日本選派留學生,青年魯迅屬于最早的幾批。留日學生棄傳統“虛文”而轉向現代“實學”,所學偏向理、工、醫(yī)、法、政和師范類應用性學科,且速成科居多。魯迅亦赴仙臺學醫(yī),但經歷“幻燈片事件”后決定棄醫(yī)從文,此一決斷逆時代潮流而動,于實學潮流中轉向文學。這文學,不再是傳統的“虛文”之學,而有新的指向。作為棄醫(yī)從文的舉措之一,1907—1908年魯迅發(fā)表五篇文言論文,針對近代救亡提出以“立人”為核心的系列主張,《摩羅詩力說》是其中一篇,在晚清“實學”思潮中重申“詩”的力量,呼吁“第二維新之聲”。
三次“詩辯”,有一個共同的背景,即舊有的意義世界正在解體,現代知識體系正在建構的歷史時刻,還原到當時的歷史場景,可以更切近地發(fā)現其“詩辯”所自和論辯所向。
錫德尼“詩辯”的時代,是文藝復興后期,曾經支配西方世界近千年的中世紀宗教體系正在瓦解,新教改革和文藝復興形成人文主義新趨向。格森基于清教禁欲主義道德立場指責詩歌、戲劇等想象性藝術,對抗人文主義藝術力量,錫德尼的反駁,第一次論證了“詩”參與新世界建構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幾個世紀后的19世紀,雪萊的詩辯面臨新的局面,經過17、18兩個世紀理性主義和科學思維的建構,人類找到了理性主體,并建構了現代世界分門別類的知識科學體系,意義被知識所取代,工具理性高唱凱歌。面對詩歌無用的指責,雪萊高張詩的“想象力”的作用。
晚清中國遭逢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在以功利是尚的救亡熱潮中,魯迅逆潮流而動,起而張舉“詩力”。魯迅對“詩/文章”的功用的強調,雖起于“救亡”動機,但亦訴諸“詩/文章”的本質屬性與至高功能,指向一個超越國族救亡的更為遠大的意義空間,通過將“詩/文章”與作為一切知識源泉的“神思”勾連起來,將“詩/文章”放在近代知識的源頭處,并指向“致人性于全”的至高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三次“詩辯”有其共同點:
1.首先都是將“詩”視為一種認知方式,與其他諸種“知識”門類進行比較,將詩的認識功能放在知識的起源處,突出其優(yōu)越性。
錫德尼認為,詩歌在古代就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從詞源學入手溯源古希臘人對詩的看法,“詩”的原意是“創(chuàng)造”。他認為一般的學問,從天文、邏輯、修辭到歷史、哲學,都是將大自然作為其對象,沒有大自然,這些學科也就不會存在。唯獨是詩,雖然也源自自然,卻能超越自然,憑借想象和詩情,創(chuàng)造出各種壯觀瑰麗的詩歌意象,所以,詩是唯一擺脫了自然束縛、沖出自然的一種技藝。他還強調詩對于哲學和歷史的優(yōu)越性。詩人就是“創(chuàng)造者”?！霸娛且磺腥祟悓W問中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別的學問”從詩“獲得它們的開端”,“在一切學問中”“詩人是君王”,因而是“光明給予者”。
針對皮科克對“推理”的強調,雪萊剔出“詩”的“想象力”與之進行對抗,強調想象力的作用,認為基于想象力的“創(chuàng)造力是一切知識的基礎”,“詩”帶來想象力,因而“它既是知識的圓心又是它的圓周;它包含一切科學,一切科學也必須溯源到它。它同時是一切其它思想體系的老根和花朵;一切從它發(fā)生,受它潤飾”。雪萊不否認從事社會具體工作者的價值:“他們讓出空間,他們給予時間。只要他們在處理我們天賦的低級能力的事務時,不侵入高級能力所應屬的范圍,他們的努力總是有最高的價值?！钡种赋?“一個機械師使勞動減少,一個政治經濟學者使勞動互相配合,他們的推測并不符合想象的最高原則,所以請他們當心,不要因此而同時強化了奢侈與貧困,使之各走極端,像近代英國經濟學者之所為?！?“別的技藝保持在自己研究對象的范圍內”,而“詩人卻帶來他自己的東西”。
魯迅對文章本質和價值的討論,運用的是否定法和排除法。首先承認“文章”的“本質”是使人“興感怡悅”,所以“與個人暨邦國之存,無所系屬,實利離盡,究理弗存。故其為效,益智不如史乘,誡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業(yè)之券?！?17)(這些就是其在《科學史教篇》中所指的“一隅之學”,與它們相比,“文章”是“無用”的,與個人及家國生存無關,與“實利”和“究理”無涉。
基于此,魯迅試圖于“實利”之外確定文學的功用:“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幾于具足?！辈⒀赜们f子的說法稱之為“不用之用”(21),最后確認:“涵養(yǎng)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職與用也。”通過這一界定,將“文章”之用推到知識、道德和實利等人類具體功用的源頭處,它內在于人性,通向作為一切創(chuàng)造性源泉的“神思”,因而其作用比上述各種具體效用更為根本。魯迅還以“冰”之喻指出“文章”的另一“特殊之用”:“啟人生之閟機,而直語其事實法則,為科學所不能言者。”“人生誠理,直籠其辭句中,使聞其聲者,靈府朗然,與人生即會?！?/p>
2.以此為基礎,他們都將“詩”的認識能力與人類的德性和福祉連接起來,認為“詩”最大用途在于增進人類道德,強調“詩”卓越的道德功能。
“錫德尼所三反四復地強調的卻主要是兩點:一是詩的創(chuàng)造性,創(chuàng)造形象的特性;一是詩的目的,創(chuàng)造光輝的形象來闡明德行和感動人去向往它的目的?！卞a德尼認為,“詩”的“創(chuàng)造”性具有增進人類“德性”的功能,詩“充滿了產生德行的怡悅”,使人趨于完美,比那些打著學問旗號的知識更接近“德性”。
雪萊高舉“詩”的想象力,并將其與“至善”聯系起來,認為想象作為一種創(chuàng)造力,訴諸“綜合的原理”,“增強了人類德性的技能”,是達成“至善”的必要能力,“是實現道德上的善的偉大工具”;認為“詩”帶來的是一種“持久的,普遍的,永恒的”快樂,能“加強和凈化感情,擴大想象,以及使感覺更為活潑”,“詩”超越現實世界同時又賦予現實世界至高價值,現代世界正需要“詩”的這一功能來糾偏人類的種種現代病。
魯迅也強調“文章”之用不是直接作用于知識(“益智”)、道德(“誡人”)和實利(“致富”、“功名”)等具體效用,而是作用于這些具體效用之外,與人生之情感(“醇樂”)和“理想”相關;雖不涉“究理”與“實利”,但相比其他知識,它能直接傳達“微妙幽玄”的人生“閟機”和“誠理”?！拔恼隆笔谷恕安煌浇?且自與人生會,歷歷見其優(yōu)勝缺陷之所存,更力自就于圓滿?！弊詈髮ⅰ拔恼隆敝脷w結為“涵養(yǎng)吾人之神思”,將“神思”視為科學等知識的源頭,“文章”被放到人類知識的本原處,指向“致人性于全”的崇高目標。
四、能否再次“為詩一辯”
如果說雪萊和魯迅面對的是現代工具理性方興未艾的時期,那么今天,工具理性已經滲透到每一個角落,在其作用下,世界被物質化、一體化、量化和數字化,物質性的生產和消費成了人類活動的中心,人的存在被編織進生產和消費的無限循環(huán)中,資本成為世界運轉的核心力量,計算機、互聯網等高科技為這樣的一體化提供了技術保障。精神生活被娛樂—消費所侵蝕,文化成為商品,越來越遠離真實的情感與崇高的理想。今天,“詩”——文學處在有史以來最大危機之中。
面對當下的文學危機,能否再次“為詩一辯”?該如何“詩辯”?
今天“為詩一辯”,需要吸取之前“詩辯”的智慧,回到文學的本原處,進而追問更為基本的問題:何謂文學?文學何為?
值得注意的是,三次“詩辯”,都將“詩”放在現代知識門類中,通過比較來突出其獨特性和根本價值,進而強調“詩”的道德功能,將其與人類的德性和福祉連接起來?！霸娹q”對文學獨特性及其與人類道德之間關系的強調,啟發(fā)我們必須通過返觀和溯源文學的本質屬性和根本價值,重建文學在當今世界的合法性。
(一)“文學”與“文學性”問題
面對文學的變遷,今人已放棄對文學本質的追問,將問題轉換到“文學性”上,他們認為,使文學之成為文學的,是“文學性”,文學性是非本質性的概念,隨時代而變化,沒有一成不變的“文學性”,也沒有一成不變的“文學”,“文學”是不同時代的“文學性”匯聚而成的。今天,隨著影視、電腦等視覺藝術的興起和閱讀方式的變革,傳統文學的存在方式發(fā)生變革,以前想象的文學存在方式不見了,但文學性依然存在,已經由小說、詩歌等播散、遷徙到其他載體,只要“文學性”仍存,“文學”不死。
在這些理論家評論家眼里,“文學性”是一個不斷“揮發(fā)”的存在。但是,離開了“文學”這個載體,所謂“文學性”真的還能代表文學嗎?
今天我們面對“文學性”時,想到的關鍵詞大概有故事、形象、情感、想象、語言、修辭、文體、格式等,這些,都是在現代知識門類的比較分別中為文學尋找到的具有相對排他性的特性,但我們可能遺忘了文學本來具有的更重要的功能,它來自文學的本質屬性——對世界的終極關懷,作為一種獨特話語的“思”。
(二)作為文學靈魂的文學之“思”
審美現代性以“審美”的名義將文藝從宗教、政治的附庸中獨立(解放)出來,但是,對審美獨立性的強調又使后人將文學的審美內核定義為排他性的語言與形式要素,遺忘了現代知識分化前文藝與宗教、道德、哲學、政治、歷史尚未分離時曾有過的終極關懷,與宗教、道德、政治、哲學、歷史等共處同一的源頭的“文學”曾共同承擔并分享了致思與闡釋世界的使命,其終極關懷直接關乎人類的道德與福祉。
在錫德尼、雪萊和魯迅的“詩辯”中,我們得以窺見這一信息。錫德尼認為古希臘人稱詩人為“普愛丁”,原意是“創(chuàng)造者”,英國人也稱詩人為“創(chuàng)造者”,這切近了詩的本質。在錫德尼眼中,學問就是要賦予人德性,很多打著學問旗號的知識都敗壞了德性,只有詩才配享學問的“君王”這份榮譽,使人充實見識或增長見聞,趨于完美。
雪萊認為,與長于“分析”的推理“把事物的關系只當作關系來看”不同,想象作為一種創(chuàng)造力,訴諸“綜合的原理”,其對象是“宇宙萬物與存在本身所共有的形象”,“從思想的整體來考察思想”,創(chuàng)造力是一切知識的基礎。
說明在文學的起源處,與宗教、道德、哲學、政治、歷史等等在一起,有一種共通的存在——對世界的終極關懷。我們不稱其為思想,而稱之為“思”,是試圖與近代以后以概念、邏輯和推理為手段的思考有別。
我們以“思”來表示文學在起源處曾經具有的功能屬性。
到現代社會,文學藝術雖然也具備并試圖張顯自身的干預功能,但在現代社會的理性統治中,現代藝術的審美的反抗已然失去效力,無用武之地,退縮為感性的解放和形式不斷更新的自我反叛。更有甚者,放棄文藝本有的獨立性和反抗力,主動投向消費社會和市場的懷抱,淪落為“商的幫忙”。
文學與宗教、道德、政治、哲學、歷史等曾分享思者的靈魂,但如今思者何在?文學者之“思”何處尋覓?
必須回到大文學,回到文學與宗教、道德、政治、哲學、歷史等共同起源處的“思”。這個“思”,就是對我們生存的世界、他人及自我的終極關懷。
但更關鍵的問題是,文學的關懷只能以文學的方式。
文學的方式,不僅意味著現代知識分化后文學的審美方式,而且意味著,文學的“思”——對世界的關懷——不同于其他知識的致思方式。錫德尼為了強調說明“詩”無與倫比的“創(chuàng)造”特性,特地“寧可用劃分各種學術的范圍的辦法來說明”,將“詩”與數學、幾何、音樂、法學、語法學、修辭學、邏輯學、醫(yī)學、道德哲學和本體論等學科知識相比較。雪萊為了突出“詩”的“想象”的作用,將其與藝術范圍內的雕刻、繪畫、音樂等門類加以比較,為了說明“詩所用來改進人類道德的方法”,將其與倫理學等進行比較。魯迅張舉“詩力”,也將“詩”與其他知識門類相比較:“故其為效,益智不如史乘,誡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業(yè)之券?！?/p>
在現代社會,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分門別類的知識話語都具有對世界的獨自的理解方式、闡釋方式和表達方式,它們以確定性的話語闡釋這個世界,經過它們的闡釋,現代世界已經豁然開朗井井有條,但是,在這些闡釋之后,世界的意義就已經窮盡了嗎?
確定性話語闡釋世界后,總會留下遺漏和空隙,如果僅僅由確定性話語來描述,我們的存在難免被遮蔽。人的存在如此豐富,總有這些話語達不到的地方,在這些話語達不到的地方,存在處于幽暗之中。
受啟發(fā)于之前的“詩辯”的思路,我們的“詩辯”也要循著這樣的思路:1.將文學與其他人類知識相比較尋找文學的獨特價值;2.由此追問文學的最重要的道德功能。
對文學價值的估量,需要將文學還原成“話語”——人類理解、闡釋并從而賦予世界以意義的最基本方式,將文學話語放在其他話語類別中來比較鑒別其存在的價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類現代知識體系中的各門學科,都是一種自成體系的話語方式,文學作為一種話語,與它們相比有何不同呢?
文學之“思”決定了文學作為話語的獨特性:1.文學作為話語是整體性的。它不是作為一種分類性的知識話語來描述世界,而是從整體來把握世界。2.文學作為話語因而是超越性的。它帶有人類思想起源處的“思”的特性,不局限于某類話語的闡釋和描述,超越已有的確定性話語,抵達其所達不到的地方。3.文學作為話語是非確定的。它不訴諸某種專業(yè)性的知識邏輯和眼光,不以確切性話語來界定世界,顯得并不專業(yè),但它得以保有原初的關懷,填補確定性話語留下的空虛。4.文學作為話語是候補性的。在其他確定性話語闡釋和描述這個世界后,文學話語再來發(fā)揮作用,在其他諸種確定性話語闡釋和描述達不到的地方,文學話語來滲透和填補。5.因而文學作為話語也是包容性的。它在確定性中發(fā)現不確定,在不確定中發(fā)現確定性,在實有中發(fā)現虛無,在虛無中發(fā)現實有,在高尚中發(fā)現卑污,在卑污中發(fā)現高尚。
總之,文學話語的獨特性總是與存在的真諦息息相通,從而最終關乎我們的德性和福祉。
五、文學之“思”:如何面對當今的文學難題
對文學之“思”的話語獨特性及其德性價值的挖掘,有助于面臨我們今天的一些文學難題。
普遍性難題諸如:文學的審美性與非審美性,文學的個人性與社會關懷,文學的審美、娛樂和功利性價值問題等等;如果涉及20世紀中國文學,問題更為具體和復雜,如文學與審美、救亡、革命與政治之間的復雜關系,文學的現代性問題,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評價問題,傳統與現代的復雜關系等等。
這些問題之所以成為文學的迷思,源于我們囿于文學現代性的理解而遺忘了文學的源頭。
(一)文學的審美性與非審美性問題:
到現代,文學擺脫以前的附庸地位,成為獨立的審美力量。文藝復興后,小說成為一種個人思考和言述世界的方式;18世紀后期;隨著現代出版業(yè)的發(fā)展,小說和新聞一樣,借助報刊媒體成為社會大眾的關注對象,現實性大大增強;19世紀,伴隨歐洲民族國家進程,浪漫主義文學發(fā)揮了積極的影響,成為影響社會的重要力量。同時,在知識領域,“審美”作為一種獨立的功能被發(fā)現。18世紀中期,鮑姆迦通將感性認識作為知識關注的對象,建立了“感性學”(美學);18世紀后期,康德的近代知識批判從理性、實踐領域轉向“判斷力”,試圖尋找溝通認識與道德兩大領域的中介——反思判斷力,在《判斷力批判》中將審美判斷作為考察對象,審美作為一種反思判斷力成為獨立的力量,開啟了“審美”之維,并彰顯了藝術與天才的價值。從此,審美成為文學藝術的獨特標志,憑借“審美”,文學藝術成為一種獨特的社會存在和文化力量,并在現代知識與學科的分化中成為獨立的知識門類?？档聦徝琅袛嘟缍椤皼]有任何利害關系的”,認為美的判定只以“單純形式的合目的性,即一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為根據”。
受康德對純粹美的分析的影響,現代審美被打上“形式”和“無功利”的標簽,對于文學中非審美性的存在,如文學對現實人生的關注,對于社會的干預,往往加以非議,以為有違“審美”原則。
其實,文學作為一種對世界——人生、社會與自我的“思”,其終極關懷就帶有終極的功利性,關乎人類的至高道德。值得注意的是,在純粹美之外,康德又立“理想美”或“附庸美”,它是“審美的愉快和理智的愉快相結合”8,又將“崇高”視為與“美”對立的審美范疇,“崇高”不像美那樣取決于對象的形式,而是存在于審美主體的內心,由痛感轉為快感,關乎人的理性觀念,因而康德最終將“美”視為“道德的象征”。
作為綜合性“審美”活動的文學,必與功利相關,文學的終極關懷就是最大的功利。文學的功利性恰是其價值的體現,是其“德性”的最終寄托。
(二)文學的個人性與社會性問題。
文學是一種個人言述,具有鮮明的個人性,但文學的個人性并非在內容上只寫個人生活,也不是越是表現私生活的碎片化寫作就越文學,文學的個人性表現在其表現的方式上——個人的視角和個人的語言,其內容則始終面向廣大的世界,關心社會,關注人生,這是與其原初的終極關懷相一致的。
(三)文學的審美屬性、娛樂屬性和功利屬性問題。
文學具備審美性和娛樂性,但審美和娛樂從來都不是文學的本質屬性,在審美性和娛樂性上,文學并沒有優(yōu)勢。文學的優(yōu)勢是作為獨特話語的“思”,是關乎人類德性與福祉的終極關懷,具有最大的功利性。
文學之“思”也必然通過具體的社會語境和問題表達出來。這些問題放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存在更多的爭議。
(1)20世紀中國文學與審美、救亡、革命與政治之間的復雜關系。作為一支重要力量,20世紀中國文學與革命、政治等現實力量一道參與了中國的現代轉型。在救亡圖存和現代轉型的艱難過程中,20世紀中國具有鮮明的政治性,與政治結下不解之緣,生存于這個時代的中國人,離不開政治,政治是其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深刻關懷和介入人生的文學,必然涉及政治問題。
我們對文學與革命、政治關系的理解,從過于政治化的理解,到后來過度非政治化,雖然看似對立,但都難免簡單化。
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動物。人無往而不生活在政治之中,文學離不開政治,必然與政治相關,但文學的政治性,不是表現在狹義的政治,更不是以政治作為標簽,無論是宣揚還是反抗,以政治為標簽的寫作還不是文學意義上的政治性,文學的政治性是從最基本的關懷中生發(fā)出來的,它關乎政治,又超越具體的政治。
(2)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我們對文學現代性的理解,80年代將文學現代性理解為審美性和啟蒙現代性,90年代語境中又將其理解為器物的、體制性的和日常生活的現代性,在爭論中形成不必要的歧見。又有論者將所謂審美現代性與社會現代性對立起來,將消解理性、張揚非理性甚至頹廢的文學傾向視為文學現代性的標志。
文學現代性理解的分歧首先在于“現代性”作為分析范疇的混亂,作為現代化的結果和反思的對象,“現代性”在不同領域有不同的規(guī)定性和價值判斷。社會領域的現代性和文化審美領域的現代性既有后者對前者的對抗性一面,同時,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其現代性又有共通的部分,如知識分化形成的獨立意識、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浪漫主義文學與民族國家獨立的相互攜手,現代主義非理性主義的反抗只是文學現代性的一個部分。魯迅積極引介的裴多菲、拜倫、雪萊,以及東歐、北歐、俄國及被壓迫民族的文學,與其留日時期所推舉的施蒂納、叔本華、尼采、郭爾凱戈爾等,都屬于現代性范疇。
落實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個案上,則情形更為復雜。與一般的文學研究對象比較,20世紀中國文學作為研究對象有其自身的特殊性。20世紀中國文學產生于救亡圖存這一時代急務,并由此深度介入了民族國家的現代轉型,形成參與歷史和干預現實的積極品格,在這一過程中與啟蒙、革命、政治等重要的轉型力量產生復雜的關系,使文學成為中國現代轉型的豐富見證,由此豐富了我們對“文學性”的理解。對中國文學之現代性的理解,離不開對中國現代轉型的復雜背景與歷史過程的深入把握。無論出于何種動機,如果僅從概念與理論切入,就會大大簡化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復雜性和豐富性。
中國文學的現代性,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歷史問題,需要將其落實到復雜歷史過程之中進行把握。自晚清至當代的中國文學,與中國社會整體的現代轉型相始終,并處在一個整體的文學現代性的追求中,不可人為加以切割;20世紀中國文學不是獨立的現代藝術門類和審美存在,更不是被動的反映者,而是曾經作為主動的歷史力量積極參與甚至引導了現代轉型的歷史實踐,在此理路中,五四文學與魯迅文學的歷史性“現代”價值,才能得到彰顯。在20世紀中國,所謂文學的“審美現代性”與社會現代性之間,在發(fā)生學意義上不是一種西方式的對立悖反關系,而是共生并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關系。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是與20世紀中國的現代性一道生長的,在此理路中,中國文學之“現代性”才能得到更恰切地理解。
(3)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評價問題。與以上文學現代性的爭議相關,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問題上,有論者標舉現代主義的個人性、封閉性和非理性,以此為文學現代性的標志,視現實主義為過時的文學潮流,認為其對現實的過度關注游離了“文學”。
在中國現代轉型的歷史語境中,文學的“現實主義”恰恰是“現代性”追求的一部分,具有現代性的歷史意義。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并非必然表現為卡林內斯庫“兩種現代性”理論所謂反現代的現代性,文學與整個社會的現代性構成積極互動的關系。對于中國20世紀文學來說,現實主義方式和現代主義方式都是關注、表現社會和人生的一種審美方式,沒有高下之分,更無所謂現代與非現代之分。
如果充分意識到20世紀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復雜性,將這些問題放回到歷史與現實的更為深入的層面,則有些看似對立的問題就會得到化解。
六、回到文學之“思”
我們曾經將文學等同于宣傳,而忽視了文學有著自己的源頭性的獨立關懷及其表達與干預的獨特方式。
我們曾經標舉文學的“審美”性以抵抗文學被“異化”。但是,文學并不是孤芳自賞的“審美”,更不是供人欣賞的藝術品。
90年代以來我們又挖掘文學的“娛樂”性,為文學走向市場鳴金開道。但是,文學的使命從來不是為了迎合市場趣味,更不能將文學等同于商品。
尋找與重建文學的價值,以應對當下的文學危機,必須回到文學起源處的“思”。
(一)它是對世界、人類與自我的終極關懷,一種終極之“思”。
(二)它是一種獨特的話語,它是非確定性話語,具有整體性、超越性和包容性,又具有批判性與否定性。
(三)因此,作為一種終極之思和獨特的話語,文學是對于人生、社會的獨特干預力量,最終關乎人類存在的德性與福祉。
在世界和人類愈加理性化的當代,文學的問題不是有沒有讀者的問題,而是需要不需要這樣一種話語方式存在的問題。在當下文學娛樂化、消費化的時刻,誰能承擔真正文學者的責任?我們文學者,你們的文學之“思”又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