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芬克斯·套娃·俄羅斯
筆者聽過這樣兩個形容俄羅斯的詞匯，覺得十分恰當，一個是洋蔥，一個是套娃。這兩樣都是俄羅斯“特產”，它們的共同特點就是，為了一探究竟必須掀開層層面紗，否則你永遠不知道其中奧妙。
“俄羅斯是斯芬克斯。她流淌著黑血，即快樂，又惆悵，她滿懷著愛，也滿懷著恨，時刻把你凝望，凝望！……”（勃洛克：《勃洛克詩選》，鄭體武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頁449）
“快樂-惆悵”、“愛-恨”，詩人亞歷山大·勃洛克（АлександрБлок）的《西 徐 亞人》（Скифы）將這樣矛盾對立的情感同時賦予俄羅斯，足見其歷史文化的特殊性。學界則以“矛盾與悖論”、“二律背反”給俄羅斯“形象”貼上了標簽。相信不少對俄羅斯感興趣的中國讀者都會經歷這樣一個認識俄羅斯的過程：起初，被19世紀俄國燦爛的文學成就所吸引，認識到了一個強大的帝國，王權不容置疑，知識分子深沉思考“誰之罪”、“怎么辦”等永恒主題；隨著對其歷史認識的深入了解，從公元9世紀逐漸形成的羅斯，經歷封建割據、蒙古入侵，抗擊蒙古逐漸形成統(tǒng)一的莫斯科公國，到公元17世紀開啟了羅曼諾夫王朝統(tǒng)治下快速發(fā)展的俄羅斯國家，18世紀愈發(fā)強大，彼得一世簽署詔令（1721）宣告“俄羅斯帝國”之建立；19世紀，俄羅斯真正成為稱霸一方的帝國，她的迅速崛起不過用時兩個世紀。俄羅斯在國家軍事層面達到了歐洲水平，然而，其社會基石——廣泛的農民群體（占總人口四分之三）卻一再犧牲自身利益，供養(yǎng)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一的貴族精英。其軍事實力強大，但工業(yè)、農業(yè)的生產方式原始老舊，無法跟西方國家比擬?！罢缈肆蟹蛩够f，國家強壯了，人民瘦弱了?！保▌e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譯，三聯(lián)書店，2004，頁4）似乎，越深入了解這個國家，越感到迷惑——這個國家既有恪守規(guī)則的一面，也有混亂無序的一面，“斯芬克斯之謎”或成為對其最為恰當?shù)男稳?。俄國哲學家尼古拉·別爾嘉耶夫也說——“對我們自己來說，俄羅斯仍是一個不解之謎”（別爾嘉耶夫：《俄羅斯的命運》，汪劍釗譯，譯林出版社，2014，頁3）。
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在認識俄羅斯的道路上，我們就要敗下陣來，承認“理性無法理解俄羅斯”，任由其擺布？當然不是。
筆者聽過這樣兩個形容俄羅斯的詞匯，覺得十分恰當，一個是洋蔥，一個是套娃。這兩樣都是俄羅斯“特產”，俄羅斯菜離不開洋蔥，俄羅斯民族文化傳統(tǒng)凝聚在套娃創(chuàng)作工藝中。二者的共同特點就是，為了一探究竟必須掀開層層面紗，否則你永遠不知道其中奧妙。
尤其是在網絡發(fā)達的今天，有賴于信息獲取的便捷，現(xiàn)代人有更多機會接近全面、真實的俄羅斯。但面對浩如煙海的信息，我們應更加審慎，去偽存真。張建華教授的《帝國幻象：俄羅斯“國家形象”變遷與他者視野》（社科文獻出版社，2019）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認識俄羅斯的科學方法。該書以“國家形象”為切入點，通過不同人物筆下的俄羅斯，揭開層層面紗，著重介紹了中國、美國、英國、越南等他者視野下俄羅斯國家形象的歷史變遷，為讀者作俄羅斯面面觀。
“俄羅斯國家”的概念何時出現(xiàn)？張建華教授將之推至彼得一世，這位俄羅斯帝國的締造者，“祖國之父”。他者視野中的俄羅斯“國家形象”因此也始于彼得一世，包含了對其的“想象、見解和思想”。不過，作者強調，本書中的“他者”不是西方中心論或者后殖民理論中的“the other”，而 是 指 政 府、非 政府組織、其他國家的知識界和民間人士對俄羅斯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公民生活的認識（《帝國幻象》，頁22）。第一章中，美國旅行家、學者們對俄羅斯的認知就經歷了想象、見識、反思的過程，正如俄國形象借由喬治·凱南等人的視角在美國經歷了“遙遠的朋友——想象的雙胞胎——野蠻的大監(jiān)獄——邪惡的怪胎”這樣的認知過程。國家形象，進一步講包含了“認知、情感和行為三個方面的內容”（同上，頁3），而在當代外交中“國家形象”化身為“軟實力”，具體地表現(xiàn)為“國家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tài)的國際影響力、競爭力和吸引力”。
“國家形象”是俄羅斯以其地理、政治、民族、文化特點展示給外國人的一種“符號”。當代社會，“國家形象”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亦如作者在代結語中所講“國家形象是一種主體意識，是民族精神和國家意志的綜合物。它在歷史文化的基礎上，融入了現(xiàn)代化的要素，它不但有助于公民形成對國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認同感，更有益于向外界和他者展示鮮明的和一貫的國家形象?！保ㄍ希?60）在筆者看來，以國家形象為切入點的研究，則是認識這一國家（行為主體）的過程。不同人筆下的俄羅斯，呈現(xiàn)出“斯芬克斯之謎”的幻象，究其原因，則是“他者”基于自身的認知體系、成長環(huán)境所理解的俄羅斯各有不同。有鑒于此，不同人所見之俄羅斯自然表現(xiàn)出“多面相”。我們若想認識真實的俄羅斯，就必須跳出固有立場，借鑒、參考他人的成果，以達到認知上的合理判斷。此外，自人類交往活動愈加頻繁，從跨文化交流中彼此初步的相互認知、到有意識地通過一些行為、手段塑造某種形象，“國家形象”的發(fā)展經歷了從無意識到有意識的過程。“國家形象”不僅是一個觀念認知層面的問題，更是一個歷史問題，過往種種行為的總和奠定了認識的基礎。
史學研究，如何做得有趣——既能讓作者樂于研究，同時令讀者享受閱讀，對當代歷史學家來說，已是不容忽視的現(xiàn)實問題。有趣的研究，通常是問了一個好問題。《告別帝俄：喬治·凱南視野中的俄羅斯“帝國形象”的變遷》《虛實蘇聯(lián)：美國記者杜蘭迪視野中的蘇聯(lián)形象》《回首俄國：索爾茲伯里眼中“蘇聯(lián)人民的命運”》三個章節(jié)談的都是美國人筆下的俄羅斯國家形象，這一切入點足可作為俄國史學研究的教學范例。冷戰(zhàn)時期兩個 “強國”彼此如何認知，雙方的交往經歷了怎樣的歷史變遷，毫無疑問是“國家形象”研究框架之下的核心問題之一。而這些美國旅行家、記者們的個人經歷，在今天看來可稱是傳奇，更能激發(fā)研究者和讀者的興趣。兩個距離遙遠、相互陌生的國度，經喬治·凱南之筆增進了相互了解，愈了解則愈發(fā)現(xiàn)俄羅斯的多樣性；1920—1930年代，《紐約時報》記者瓦爾特·杜蘭迪親歷初期的蘇俄，認識到西方與俄國政治傳統(tǒng)上的差異——西方關注“個人和財產的保護”，而俄國則傾向于“保護國家和社會”，基于價值判斷的根本差異，杜蘭迪筆下的蘇俄更加真實而深邃，他對蘇俄的正面宣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美蘇關系正常化，1933年美蘇正式建立外交關系；1944—1954年，《紐約時報》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成為新一任美蘇信息交換的橋梁，以6篇“回首俄國”系列報道向西方介紹了他對社會基層人民生活的關注，如今已成為我們研究當時俄羅斯社會的關鍵性史料。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當代人，我們在閱讀這些傳記、報道時，需對照當時歷史發(fā)展的特點來對其進行分析理解，特殊的歷史時期、身份背景造就了這些旅行家和記者們不平凡的經歷以及對俄羅斯的獨特描述。
在中俄雙方的交往互動方面，則有《迎接蘇俄：旅俄華工與十月革命》《正義之劍：蘇聯(lián)空軍援華及其與國統(tǒng)區(qū)的互識》《看電影者：中蘇電影中的“國家形象”與中蘇關系變遷》《“老莫”餐廳：從政治符號到文化符號的演變與“蘇聯(lián)形象”》。作者從電影《德爾蘇·烏扎拉》、特殊意義空間“老莫餐廳”等角度展示“國家形象”的塑造，體現(xiàn)了跨學科的研究視角。中俄兩國關系源遠流長，2019年6月5日中俄元首共同決定將兩國關系提升為“新時代中俄全面戰(zhàn)略協(xié)作伙伴關系”，標志著中俄關系的發(fā)展進入了新高度。在此背景之下，國家交往中的歷史新階段對當代中國俄國史研究者也提出了新的任務，即準確把握俄羅斯歷史發(fā)展脈絡，在此基礎之上，深入挖掘，不盲從，對歷史和現(xiàn)實問題要有深刻且清醒的認識，打造俄羅斯歷史問題研究的中國學派。赫爾岑那句“向后看就是向前進”在今天仍具有現(xiàn)實意義，了解歷史就是充分地理解過去，幫助我們弄清楚現(xiàn)狀，深刻認識過去的意義，從而揭示未來的意義。
1970年代歐美史學界興起“文化轉向”，在新文化史的史學理論體系框架內，近年來歐美及中國都不斷涌現(xiàn)“國家形象”認知與塑造相關的研究成果。俄羅斯史學是在18世紀受德國實證史學的影響下逐漸形成的，在今天看來，依舊保持了實證史學傳統(tǒng)，因此相比于歐美在史學理論層面相對保守。關于“國家形象”這一問題的討論多見諸政治學、社會學、宗教學、心理學的研究范疇，俄羅斯歷史學家們的研究則鮮少涉及這一主題。然而，囿于原始檔案文獻保存地的限制——相信在俄羅斯搜集過檔案資料的研究者都對如下體驗感同身受：盡管蘇聯(lián)的檔案文獻數(shù)量龐大、保存較好、大多已經解密，但是檔案資料電子化程度極低、調檔程序繁瑣，給研究者特別是外國研究者查檔平添了諸多不便——每一位在俄羅斯查檔的外國學者都要耗費極大的精力才能獲得部分珍貴的一手資料。張建華教授以豐富的一手文獻材料為基礎，使用了包括“俄羅斯當代文獻保管中心”（1991—1999，現(xiàn) 更 名 為“俄羅斯國立現(xiàn)代史檔案館”）、“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俄羅斯國立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美國外交檔案”在內的俄羅斯歷史研究領域關鍵檔案文獻；此外，還運用了大量英文、俄文回憶錄以及相關的研究專著和學術論文，不同語種、類型的材料相互佐證；行文間更是充滿對歷史細節(jié)的反思及對現(xiàn)實問題的觀照。對于俄羅斯歷史的研究，一手檔案材料是基礎，此外更要重視使用新的理論方法和新史料來彌補原始材料相對不充足的困境，相信這一研究框架在外國史研究領域也具有一定普適性。
可以說，“國家形象”研究是歷史學、語言學和文化學的結合點。本書雖以俄羅斯“國家形象”及他者視野貫穿始終，但字里行間，積極回應俄國歷史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密鑰——“知識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俄羅斯心靈”（Русская душа）、“俄羅斯精神”（Русскаяидея）、“俄羅斯性格”（Русскийхарактер）、“俄 羅 斯道路”（Русскийпуть）等 議 題，并對之提出獨到見解。俄羅斯的“斯芬克斯之謎”體現(xiàn)其內在矛盾性，而承認其矛盾性，則是揭開層層包裹謎團的最佳方式，亦如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的命運》一書中所總結：“唯有立刻承認俄羅斯的悖論性，它那駭人的矛盾性，才有可能揭開隱藏在俄羅斯靈魂深處的那個秘密”（《俄羅斯的命運》，頁3–4）。也就是說，俄羅斯地理上的東西分裂造成的精神上的矛盾，以及社會內部上下層之間無可調和的矛盾，這一橫一豎兩大矛盾成為了俄羅斯民族永遠要背負的沉重的十字架（劉文飛：讀別爾嘉耶夫的《俄羅斯的命運》，《俄羅斯的命運》，頁8）。因此，若想認識一個真實的俄羅斯，恐怕在閱讀的路上還要費一番功夫。《帝國幻像》這部綜合文化學、政治學、傳播學、文藝學等跨學科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的著作，可說是一部俄羅斯歷史問題研究的方法論指導及史料文獻導覽。它為我們展示了世界人民眼中的俄羅斯，有助于我們了解這個如洋蔥、套娃一般，探索起來仿佛無窮無盡的國度。
（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