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神”訪郁達夫：不在場的南洋遭遇
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魯迅和郁達夫的關系無疑耐人尋味：他們惺惺相惜，也求同存異。當然，更令人關注的是，他們的身上也相當神奇的籠罩著諸多神似點：比如，他們是現(xiàn)代文學史上極少見的可以憑借稿費和版稅自力更生的作家；他們和日本的關系都不可切割且意味深長：比如同在日本留學，都曾棄醫(yī)從文，[1]然后都回國執(zhí)教，先后進入過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甚至是連他們的死似乎也和日本人相關，可謂悖論重重、撲朔迷離。[2]
他們二人關系的融洽和長久程度可謂奇跡，尤其，在常人眼里，魯迅罵人無數(shù)、多疑善斗；郁達夫放浪形骸、花天酒地。郁達夫曾經(jīng)這樣評價他們的友誼，“至于我個人與魯迅的交誼呢，一則因系同鄉(xiāng)，二則因所處的時代，所看的書，和所與交游的友人，都是同一類屬的緣故，始終沒有和他發(fā)生過沖突?！?/span>[3]而一向回避“創(chuàng)造社里的人物”的魯迅對郁達夫卻印象不錯，“我和達夫先生見面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種創(chuàng)造氣，所以相遇之際，就隨便談談；對于文學的意見，我們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罷，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但這樣的就熟識了”。[4]
二人彼此信任，友誼真摯，無論是生活、精神，還是文藝層面的巨大交集都往往令人唏噓不已。令人震撼的是，在魯迅逝世后，郁達夫往往更多表現(xiàn)出對魯迅的高度掖揚、深邃理解，作為魯迅的至交、知己，他一次次推介魯迅，并弘揚其精神，他有關魯迅的回憶性文字更是成為后來的魯學家不可繞過的精神財富。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人彼此深厚的革命友誼中也有更深層的細節(jié)期待更細致的挖掘。比如，如何重新解讀魯迅生前對郁達夫的四次回訪？如何理解在1930年代末的馬來亞時空，從未到過南洋的魯迅卻和身在星洲的郁達夫發(fā)生沖突？作為和而不同的兩位現(xiàn)代文學巨匠，他們在文藝觀上又有著怎樣的分歧？
縱覽相關文獻，魯迅和郁達夫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毋庸諱言，在有關二人的傳記中或多或少都會涉及到二人的交流史，二人的關系縷述也因此屢屢得到重視。甚至相關比較業(yè)已成書，比如鄭心伶著述的《日月雙照——魯迅與郁達夫比較論》（花城出版社，1994），而相關論文更是層出不窮。[5]
上述研究往往開拓了二人關系認知的新視野，也或多或少填充了對他們文化、生活、精神交流的認知。但在我看來，在魯迅和郁達夫的關系梳理中，我們并未充分論述魯迅對郁達夫的回訪、意義及由此得出的二人的精神差異性和彼此認知關系中的可能曖昧之處。
本文的問題意識在于，我們?nèi)绾慰创头治鲷斞冈谟猩陮τ暨_夫的4次回訪？更進一步，我們又如何看待魯迅逝世2年多后，在南洋時空中發(fā)生的魯迅與郁達夫的沖突，這是否也可視為魯迅對郁達夫的第五次回訪？為此，本文重點分析魯迅在南洋時空的回訪郁達夫，但在此之前卻也會聚焦生前的四次回訪：回到歷史現(xiàn)場。
一、聚焦生前：回到歷史現(xiàn)場
考察1923年2月17日二人開始相識，至1936年10月18日《魯迅日記》中止，記述魯迅、郁達夫的交往有213次，其中郁達夫訪魯迅127次，魯迅回訪4次；郁來信27次，魯迅回信21次；郁達夫邀魯迅共飲6次，魯迅邀郁2次等等。上述統(tǒng)計數(shù)字只是按照公開出版的二人日記比照統(tǒng)計的，因為有些為有意或無意漏登[6]，目前數(shù)字當屬不完全統(tǒng)計。
即使我們暫時只關注正式的記載，郁達夫訪問魯迅有127次，而魯迅的回訪只有4次（含一次未遇）。在這個巨大的數(shù)字落差背后似乎說明了一些相對顯而易見的事實：1魯迅不喜歡出訪，哪怕是對摯友；2在魯迅和郁達夫之間，后者對前者的仰視和崇敬更多一些。年長15歲的魯迅在各個方面：年齡閱歷、影響力、思考的深度和處事的成熟度等等似乎都是兄長。但同時，疑問也是一目了然的，魯迅的四次回訪到底意味著什么？我們不妨重回歷史現(xiàn)場。
（一）首訪：個人關懷與集體提攜
1924年7月3日，在北京的魯迅首次回訪郁達夫?！遏斞溉沼洝废嚓P記載如下，“曇。休假。午后訪郁達夫，贈以《小說史》下卷一本……夜郁達夫攜陳翔鶴、陳厶君來談?！保ǖ?5卷，頁519）魯迅的日記素以精練、實用和理性著稱，在這段簡短的文字中其實蘊含了兩重含義：1跟郁達夫加深私交；2提攜后進。
1鞏固友情。魯迅和郁達夫之間的友情既有普通人的實際，也有知識分子文化人的群體特征。顯然，這個簡單日記的表面記錄背后也包含了類似的交流。比如（1）以書會友。魯迅和郁達夫接下來的見面恰恰就是魯迅的首次回訪郁達夫，可見郁達夫在魯迅心目中的位次不輕。（2）魯迅恭喜郁達夫喬遷北京，在郁達夫需要溫暖和生活指引的時候及時出現(xiàn)。
2提攜后進。在魯迅午后首次回訪郁達夫的當天夜里，郁達夫又帶著陳翔鶴和陳煒謨拜謁魯迅。這其中當然顯出郁達夫?qū)︳斞傅淖鸪?，而反過來，他又可以介紹文學青年跟魯迅相識，也可看出魯迅對郁達夫的賞識和信任。
（二）再訪：避難中的感恩與真情鍛鑄
魯迅對郁達夫的二次回訪發(fā)生在1932年1月28之后的上海，2月25日。在《魯迅日記》中記道，“晴。午后同三弟造訪達夫?！保ǖ?6卷，頁300）在同樣宛如史學家表述事實的文字中，背后其實浮動著魯迅對真愛的感恩和拜謝。
1友人的掛念。在日軍悍然發(fā)動“一?二八”事變后，魯迅不得不逃難，先是在1月30日躲到內(nèi)山書店的樓上；2月3日，為安全起見，遷居英租界內(nèi)四川中路與三馬路附近的內(nèi)山書店支店中去。檢索《魯迅日記》，2月1日-5日皆為“失記”，可以想見魯迅當時避難慌促的情形。
2月4日，設法聯(lián)系上的郁達夫、魯迅在逃難處見面，當時也有周建人一家，“十人一室，席地而臥”（第6卷，頁299）。而尤其令人感動的是，在魯迅避難中，郁達夫不僅匿名通過報刊尋人啟事查找魯迅，相遇后更隔三岔五進行探望。
2感念與續(xù)緣。2月25日，尚在避難中的魯迅和周建人二人拜訪郁達夫，感謝他在事變發(fā)生后的掛念、關心與支持。輕易不訪客的魯迅，在避難中途仍然要回訪、拜會老友，從此細節(jié)上，我們不難看出魯迅的真性情。實際上，據(jù)《魯迅日記》，3月14日他們復省“舊窩”，19日在海嬰疹愈后，才搬回“舊窩”。
（三）三訪/四訪：投桃報李
1 三訪：提攜與報答。在1932年7月12日，《魯迅日記》記載，“晴。上午……訪達夫?！保ǖ?卷，頁318）魯迅對郁達夫的第三次回訪，更多是投桃報李的提攜行為。
1932年5月間，增田涉由日本來滬，想編一本《世界幽默全集》。魯迅便致函增田，向其推薦郁達夫的《二詩人》，建議將之編入第12卷“中國篇”，又說，“郁達夫、張?zhí)煲韮删鳎姨貫檫x入。近代的作品，只選我的，似覺寂寞。”[7]而在7月16日，魯迅又專門致函郁達夫要求其幫助解答增田翻譯過程中的疑難。
2 四訪未遇。據(jù)《魯迅日記》，1933年2月8日，“上午……寄達夫短評二則，未遇?！?月9日晚，“達夫來訪?！保ǖ?6卷，頁360）魯迅的第四次回訪郁達夫以未遇開始，卻又以達夫次日的回訪終，可以看出二人關系的極其密切。
表面上看，魯迅和郁達夫是性格迥異的兩種人，但即使通過魯迅對郁達夫的四次回訪，我們也可窺豹一斑，察覺他們之間在文藝、革命性、私交等諸多層次的精神交匯。魯迅逝世后，1937年1月1日，郁達夫在廈門接待文學青年鄭子瑜、馬寒冰等人時說，“人們認為我和魯迅思想不同，性格迥異，卻不知道我和魯迅是交誼至深，感情至洽，很能合得來的朋友?！?/span>[8]
魯迅的去世并不意味著魯迅和郁達夫之間友誼的土崩瓦解，也并不意味著魯迅在和郁達夫的關交往中從此陷入了被動局面。令人驚訝的是，在1939年的南洋時空，魯迅仍然回訪了郁達夫，當然是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神”訪。
1939年初，郁達夫南下星洲以后，和在地青年發(fā)生了“幾個問題”的論爭，而其中的主要論題之一就是有關魯迅的評價問題。現(xiàn)在的研究往往對此論爭處理的過于草率，整體說來并不盡如人意。比如，或者從中更看出了郁達夫?qū)︳斞傅摹盁o限敬慕與懷念”，[9]或者為郁達夫的遭人誤解叫屈，“只要經(jīng)過時間的證明，郁達夫才是真正的人，像魯迅那樣真正了解他的人畢竟太少了！”[10]但在我看來，這些觀點難免遮蔽了問題的復雜性與更多可能性。
這其實更是一場魯迅的回訪，對郁達夫的第五次回訪，雖然魯迅已經(jīng)仙逝了，但其擁護者和后繼者卻和人到南洋的郁達夫形成了一場別有意味的對話。而反思這場回訪，有兩個層面發(fā)人深?。?這是魯迅和郁達夫和而不同中“異”的一次曖昧重現(xiàn)；2本土情懷：旅行并扎根的魯迅再生。
二、南洋回訪：和而不同的曖昧再現(xiàn)
很大程度上，出于對二人革命性的強調(diào)，長期以來，讀者/論者往往有意淡化了二人的沖突和矛盾。而實際上，這種和而不同才可能更是真正朋友友情的真實體現(xiàn)，而這次南洋回訪不過更像是“舊事重提”罷了。
（一）文藝觀的和而不同：以日記體為中心
縱覽郁達夫的作品，尤其是小說和散文，自傳體可謂比比皆是，很多時候這也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風格，一如捷克漢學家普實克（Pr??ek Jaroslav 1906-1980）所言的“極端主觀主義”，“郁達夫集中注意自己的內(nèi)心生活（感情，精神狀態(tài)，思想過程），同時應找到了與此相適應的表現(xiàn)形式。他反復運用的是日記、筆記、書信等特別宜于直接交流的形式?！?/span>[11]
在1927年夏天，郁達夫?qū)懥艘黄度沼浳膶W》發(fā)表在《洪水》第三卷第32期上，提出文學家的作品多為自敘詩，有許多心理刻畫與細節(jié)；而且，若以第三人稱來寫則失去文學的真實性，所以散文作品中最便當?shù)念}材是日記體，其次是書簡體。這當然呈現(xiàn)出郁達夫?qū)ψ约核瞄L的書寫方式的某種洞見/偏見。
在廣州的魯迅讀到這篇文章，就寫了《怎么寫》一文（第4卷，頁18-25），批評道，“體裁似乎并不重要?！?/span>他認為真實與否其實和不同人稱敘述并無必然區(qū)別，而日記體、書簡體“極容易引起幻滅之感”。他總結道，“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不妨。做作的寫信和日記，恐怕也還不免有破綻，而一有破綻，便破滅到不可收拾了。與其防破綻，不如忘破綻?！?/span>
后來郁達夫?qū)︳斞傅挠^點表示贊同，“此論極是”。[12]但這并不意味著差異和沖突就此罷休。而聯(lián)想到此后1939年的幾個問題事件，這種時間隔離之后的無意對話似乎更加耐人尋味：某種意義上，郁達夫更強調(diào)文學的形式性，而魯迅則更看重體裁的表達力。
郭沫若在《再談郁達夫》一文結尾寫道，“魯迅的韌，聞一多的剛，郁達夫的卑己自牧，我認為是文壇的三絕?！?/span>[13]尤其耐人尋味的是，當魯迅、郁達夫這種殊異的人格相遇的時候，往往在合作中，能散發(fā)出更卓絕的光輝。但真正的友人往往和而不同，他們之間的差異，甚至是分歧其實始終存在，不過，可能會在合適的場合適時出現(xiàn)而已。
（二）矛盾曖昧再現(xiàn)
溫梓川等檳城文藝青年們主要提出如下幾個問題請教郁達夫，包括：
（1）南洋文藝界，當提出問題時，大抵都是把國內(nèi)的問題全盤搬過來，這現(xiàn)象不知如何？
（2）南洋文藝，應該是南洋文藝，不應該是上?；蛳愀畚乃嚒Ｄ涎筮@地方的固有性，就是地方性，應該怎樣使它發(fā)揚廣大，在文藝作品中表現(xiàn)出來？
（3）在南洋做啟蒙運動的問題。
（4）文藝大眾化、通俗化，以及利用舊形式的問題。
在回答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時，郁達夫以上海的“魯迅風”雜文體為例來說明其觀點，題目本身不值得討論。“對這問題，我以為可以不必這樣的用全副精神來對付，因為這不過是一個文體和作風的問題。假如參加討論的幾十位先生，個個都是魯迅，那試問這個問題，會不會發(fā)生?再試問參加討論者中間，連一個魯迅也不會再生，則討論了，終于有何益處?”又說，“持這一種態(tài)度的問題提出者和討論參加者，我們只有對他表示敬意，即使那問題是一愚問。我們只有驚嘆著他‘其愚不可及’而不能施以謾罵和輕薄。”[14]
如果仔細閱讀郁達夫的這個判斷，顯然其中包含了一些俯視和火氣，尤其是，它對本地青年們的熱情與渴望缺乏足夠的尊重和理解。畢竟，當?shù)厍嗄曜鹁春统绨蒴斞?，要求學習魯迅的雜文風格，借此發(fā)揚魯迅先生戰(zhàn)斗精神。
所以耶魯撰文《讀了郁達夫先生的《幾個問題》以后》反駁，“他不知道導師魯迅一路來那種反托反漢奸反洋場惡少反頹廢分子的戰(zhàn)斗精神，在今天是有著怎樣積極的意義；他更不知道和這種內(nèi)容相配合的他那種類似輕騎隊的形式，對于今天在炮火緊張下的祖國寫作者又怎樣是一種多么寶貴的遺產(chǎn)”，然后斥責郁對青年們態(tài)度的反問是“取消主義傾向”。其實我們不難讀出，這是本地青年自尊心受傷害后的一種本能排斥并反駁心理，這種反駁本身有些上綱上線傾向。
而編者楚琨也附言批評，指出我們要學習“魯迅先生那種潑辣的英勇的戰(zhàn)斗精神”。同時，他也點評了郁達夫的功績與不足，“郁達夫先生是中國文藝界的老前輩，他最膾炙人口的作品，如《沉淪》、《迷羊》雖然充滿了肉的頹廢的氣息，卻也反映了當時另一部分不健全的苦悶青年的傾向，在文學史上占著相當?shù)匚弧？箲?zhàn)要求每一個文化人參加統(tǒng)一戰(zhàn)線，因此，即使是以頹廢文人著稱的郁達夫先生，我們也希望他能本其熱情與正義感，動員他的筆和口，為民族服務，這便是郁達夫先生到新加坡來雖然聲稱是‘慕南洋風光’，而南國文化青年們?nèi)圆粶p其熱誠希冀的原因。不過郁達夫先生開場第一炮，便使我們失望。”[15]
不難看出，無論是在編者那里，還是讀者那里，郁達夫的文化角色定位以及文學史地位是無法與魯迅媲美的，郁達夫有其頹廢傾向，這幫青年的背后恰恰是自己設定的強有力的魯迅文化支撐。換言之，他們的提問其實更是設問，無非想獲得另外一位中國著名（雖然不可與魯迅同日而語）的大作家的肯定答復罷了。
對此，郁達夫撰文《我對你們并沒有失望》[16]進行解釋，他并非“對魯迅的人格與精神有所輕視”，并以關心魯迅遺孀和后人作為論據(jù)。“我說討論的人個個是魯迅的話，則那場討論或者可以不必的，這是對死抱了魯迅不放，只在抄襲他的作風的一般人說的話。這一點，我希望耶魯先生應該看清。魯迅與我相交 20 年，就是在他死后的現(xiàn)在，我也在崇拜他的人格，崇拜他的精神。前些日子，報傳魯迅未亡人許女士滬寓失火，我還打電報去打聽，知道了起因是有一點的，但旋即撲滅，損失毫無之后，我才放心。并且許女士最近還有信來，說并沒有去延安，正在設法南遷，我也在為她想法子。所以我說用不著討論的，是文體，作風的架子問題，并不是對魯迅的人格與精神有所輕視?！?/span>
從上述回應我們不難看出，郁達夫在此時所強調(diào)的其實更是魯迅創(chuàng)作的風格問題，屬于文體問題，而青年們其實更關心的是這種文風的革命性、戰(zhàn)斗性功能，這其實是在兩個側(cè)重點上互有攻守的。
楚琨又通過刊登讀者來信方式予以反駁。齊蘭、李蘋在《關于郁達夫先生》中認為，郁達夫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不能在國家危急時候領導青年參加抗戰(zhàn)，卻用風涼話嘲諷青年，奚落青年，即使天天捧住魯迅的神主哭泣流涕，也終于事實何補！”而編者楚琨在《編者答書》中答復說，郁達夫先生搬出“光榮的歷史”，掩蓋目前所暴露的弱點，“實在不高明”。[17]同樣可以理解的是，按照前述青年們的思路，郁達夫把他對魯迅的崇敬以及彼此之間的深厚友情當作一種遮蔽，乃至炫耀，這無法掩蓋他革命的合法性不足的現(xiàn)狀。
郁達夫又寫了《我對你們還是不失望》進行辯解，同時指出要多做事，少說話，“有一點須注意的，就是‘文藝’不是‘武藝’，‘時論’不是‘抗戰(zhàn)’。我自信正因為有了‘過去的歷史’，與魯迅、郭沫若、史沫特萊、鹿地亙、或周恩來、吳玉章等的交情，所以覺得用不著五竅生煙。”[18]不難看出，郁達夫在辯論時又搬出了更多位知名人士作為光榮史，在表面陳述事實的過程中又部分降低了南洋青年所認為的魯迅的神圣性。這當然更是火上澆油。
在論爭的第二個星期，郁達夫在一篇答辯文章中追述自己在上海時曾對進步女作家史沫特萊說過，“I am not a fighter，butonly a writer”（我不是一個戰(zhàn)士，只是一個作家）。這句話本身其實并無太大的問題，也部分表明了作為一個作家創(chuàng)作的相對獨立性，但不僅在上海引起風波，甚至被“左聯(lián)”開除，而且，到了日本人全面侵略中國后的1939年的南洋語境中，當?shù)厝说姆磻谴蟛幌嗤！丢{聲》的投稿者和編者則具有濃厚的“感時憂國”精神，認為無論在革命年代或抗戰(zhàn)時期，作家都應該是戰(zhàn)士，要為抗戰(zhàn)盡心盡力。這自然無形中又將魯迅的大無畏斗士形象和彼時的郁達夫做了高下的比較和判斷。但其實我們知道在1932年日軍侵略時的上海，無論魯迅還是郁達夫都強烈譴責日寇的暴行。
該事件最后以《晨星》出了一個“不嚴肅”的專號（1939年2月7日）作為結束的前奏，其中不乏對《獅聲》編者的斥罵；《獅聲》編者對此進行回應，做了收場白：“昨天《晨星》出了一個謾罵與攻擊的專號，目標是《獅聲》及編者個人，全版充滿吹、捧、罵、意氣，把‘乞丐兒、浪人、偽君子、小人’之類的罵語都扯上，……我愿再誠懇地正告郁達夫先生：我們要討淪問題，就得抓緊主題，采取嚴肅而誠懇的態(tài)度……萬萬不能把精力浪費在無原則的意氣之爭。”[19]
最后1939年2月28日《星洲日報·晨星》發(fā)表了人在香港的樓適夷的《遙寄星洲》。文章評價說，郁達夫與魯迅是不同的類型，然而他的純真的性格，強烈的正義感，為民眾喉舌，值得給他很高的評價，南洋的進步青年應該汲取他的優(yōu)點，對一個新來者不應苛責。此后，論戰(zhàn)才完全停止。
稍微總結郁達夫與南洋青年的論爭[20]，在你來我往的辯論中，排除報紙之間（《星洲日報》、《南洋商報》）的競爭關系帶來的緊張，這種辯論恰恰反映出魯迅南洋后繼者和郁達夫的沖突。也許因為郁達夫和魯迅走得太近，有著更多的精神交會和通達之處，使得郁達夫在回答問題時更強調(diào)魯迅的文體創(chuàng)造性，同時，又為了鼓勵青年們更多獨立自主，不要人人抱了魯迅不放。這種觀點有其放眼長遠的獨特之處，但也部分曖昧再現(xiàn)了當年郁達夫?qū)︳斞傅哪撤N誤解和郁本身的局限性。
三、本土情懷：旅行并扎根的魯迅再生
魯迅在新馬的傳播、接受、經(jīng)典化和去經(jīng)典化[21]過程，其實有著郁達夫難以體驗和察覺的本土化歷程。作為一個隸屬于華文文學/文化世界，乃至是世界文學/文化的一個偉大文學巨匠和思考者，魯迅的地位尊崇，無疑在各地也有著各自的傳播和崇高化過程。薩伊德（Edward Said）有一個很著名的“理論的旅行”（Traveling Theory）的概念，理論可以旅行到不同的場景和場域中，也往往因此會受到扭曲和篡改而喪失其反叛性，因此理論的變形完全是可能的。[22]如果將之挪用到魯迅的旅行中，也是可取的。在南洋，遠在郁達夫抵達之前，就有這樣的一個被傳播和定位的旅行并扎根的魯迅。
1920年代，魯迅在新馬有著相當?shù)闹龋捎谛埋R當時的左傾作家相當激進，加上受到后期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等人對魯迅的大力批判乃至攻擊影響，他們也有人認為魯迅不夠激進，比如署名陵的作者就指出，“我覺得十余年來，中國的文壇上，還只見幾個很熟悉的人，把持著首席。魯迅、郁達夫一類的老作家，還沒有失去了青年們信仰的重心。這簡直是十年來中國的文藝，絕對沒有能向前一步的鐵證。本來，像他們那樣過重鄉(xiāng)土風味的作家，接承十九世紀左拉自然主義余緒的肉感派的東西，哪里能卷起文藝狂風”？[23]
在當時的新馬文壇上，“新興文學”（普羅文學）的風氣成為一種熱潮，喚起了熱情澎湃的年輕寫作人的激情和盲目自信，所以，在1930年代以前，相當一部分文壇青年并不把魯迅當作是最神圣的模仿偶像。畢竟，魯迅那時候更多象是彷徨于酒樓上、醉眼朦朧，看不到革命的偉大前景和勝利的老骨頭。
1930年代后，魯迅就任“左聯(lián)”盟主，成為了無產(chǎn)階級文學最知名的代言人。當然，之前猛烈的攻擊也出于聯(lián)合革命的考量因此作古，其時大力攻擊魯迅的左傾文學青年也接到相關指示。而在當時南下新馬的中國知名和不知名作家也對魯迅宣傳得力，比如，當時知名的，洪靈菲、老舍、艾蕪、許杰（1927-1937）等。[24]而本土知識分子則將魯迅視為不可替代的文化與精神“導師”（Mentor）。
真正巨大的推動和神化來自于魯迅的逝世。在他逝世后3天左右，新馬本地報紙反應熱烈而迅速，隆重而莊嚴，紛紛開辟專版進行悼念。毫無疑問，新馬文化界如此隆重、熱烈、莊重與沉痛地追悼一位文藝作家，這是空前絕后的一次，章翰（韓山元）對此有著相當詳細的描述，如《魯迅逝世在馬華文藝界的反應》、《馬華文化界兩次盛大的魯迅紀念活動》[25]就記錄了當時的空前盛況。
如果考慮到當時的現(xiàn)實因素——馬來亞共產(chǎn)黨[26]在初創(chuàng)期，相當活躍，它的華人（文化）居于主導地位的構成也推動了魯迅的急速本土化和宣傳。所以，魯迅慢慢成為對馬華文藝影響最大、最深、最廣的中國現(xiàn)代作家。不僅是文學創(chuàng)作，而且在社會運動的各條戰(zhàn)線都有其巨大和深遠影響力。經(jīng)過這樣的沉淀、催化和經(jīng)典化，魯迅成為當時文藝工作者和知識分子的光輝典范。
如王潤華所論，“魯迅在1936年逝世時，正是馬來亞共產(chǎn)黨開始顯示與擴大其群眾力量的時候，而新馬年青人，多數(shù)只有小學或初中教育程度，所以魯迅神話便在南來中國文化人的移植下，流傳在新馬華人心中?！?/span>[27]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魯迅能夠被推廣，首先也來自于其作品自身的獨特性和迷人魅力。
可以更進一步加以說明的是，即使是到了新加坡（1965- ）、馬來西亞（1957- ）各自建國，慢慢培養(yǎng)自己國民的政治認同時，魯迅也仍然具有不可忽略的領袖作用和價值。他似乎不僅僅是左翼、激進傾向的象征，到了新加坡獨特的華、英語言政治環(huán)境中，他甚至也變成了華文文學、文化的標尺，成為維護華校生自尊的文化借重。后起的很多新馬作家在文學創(chuàng)作，尤其是雜文創(chuàng)作上，往往以魯迅傳承者自居或者是仍然視魯迅為榜樣，韓山元（1942- ）可以作為一個1960-70年代的代表，而英培安（1947- ）[28]則是1980年代以來的優(yōu)秀代表。
郁達夫很難預料的是，在他來新馬以前，當?shù)厝A人已經(jīng)將魯迅視為一個巨大的文化、道德、精神之父的符號象征，具有神圣性和崇高性，這也可視為魯迅旅行并被本土化的理論實踐。而初來乍到的郁達夫，由于還缺乏足夠的時間將自我本土化[29]，未能充分理解青年們的內(nèi)在需求，因此，自然也難免上述沖突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此論爭之后，郁達夫?qū)︳斞傅耐平楦遣贿z余力了，無論是種種紀念場合積極發(fā)言，還是紀念日報刊上的組稿活動、撰文等等，他此后真正呈現(xiàn)出對魯迅各個層面尤其是精神層面的高度禮敬與尊敬。在《魯迅逝世三周年紀念》一文中，郁達夫?qū)懙溃?span style="font-family:楷體;">“總之魯迅是我們中華民國所產(chǎn)生的最偉大的文人，我們的要紀念魯迅，和英國人的要紀念莎士比亞，法國人的要紀念服爾德?毛里哀（莫里哀，朱按）有一樣虔誠的心?！?/span>[30]這種表示和定位算是論爭/第五次回訪之后的一個精妙總結。
結語：
重新再現(xiàn)、思考魯迅先生對郁達夫的五次回訪，尤其是第五次回訪，不僅僅可以讓我們發(fā)掘郁達夫、魯迅兩位文壇巨子交往的鮮活性、復雜性和靈動性，而且，也可以喚醒被論者所忽略的和而不同中的真實可能。更進一步，通過南洋回訪，我們也可以看出魯迅的逐步國際化、本土化（當然，其中也有可能被本土拒斥的張力，比如過分強調(diào)本土的時候，魯迅也可能被視為外來文化壓迫）。
同時，更進一步，這也說明，我們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書寫更要兼顧更多的區(qū)域與可能流變，單純以大陸為中心或唯一來俯視、刪減和概括是有其缺憾和武斷性的。當然，這已經(jīng)遠遠超出了魯迅回訪郁達夫的意義了，而是涉及到20世紀中國文學和其他區(qū)域華文文學交叉地帶的處理問題，或者是我所強調(diào)的“華語比較文學”[31]的問題。
注釋：
[1]關于魯迅、郁達夫留學日本及藝術個性比較可參夏曉鳴《魯迅、郭沫若、郁達夫留學日本及藝術個性之比較》，《學術研究》1987年第3期，頁79-85。
[2]比如周海嬰對魯迅的死則抱有疑惑，認為主治醫(yī)生須藤可能有責任，具體可參周海嬰《一樁解不開的心結須藤醫(yī)生在魯迅重病期間究竟做了些什么？》，《魯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11期。而有關郁達夫的死，雖然鈴木正夫在他著述的《蘇門答臘的郁達夫》（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進行了辯證，但仍然有疑點，比如并未見到郁的骨殖。在新馬民間，也有另外一種說法，郁達夫很可能死于自己人之手。姑且存疑。
[3]陳子善 王自立編注《郁達夫憶魯迅》（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頁36。
[4]魯迅《偽自由書?前記》，見《魯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3。以下所引魯迅作品，如無特別注明，皆是引用此版本。引用時注明卷數(shù)和頁碼。
[5]有著直接關聯(lián)的就有，張恩和《魯迅與郁達夫：小說創(chuàng)作之比較》，《魯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6期，頁29-36；劉炎生《永恒的感情——郁達夫尊崇魯迅事跡評述》，《魯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5期，頁52-61；吳建華《郁達夫與魯迅》，《長沙電力學院學報》1993年第2期，頁81-85等等。
[6]鄭心伶認為，有些交往有“漏記或故意不記”的情況。具體可參鄭心伶著《日月雙照——魯迅與郁達夫比較論》，頁179，注釋45。
[7]魯迅《320522（日）致增田涉》，《魯迅全集》第14卷，頁211。
[8]陳子善 王自立編注《郁達夫憶魯迅》，頁98。
[9]鄭心伶著《日月雙照——魯迅與郁達夫比較論》，頁111。
[10]陳福亮著《風雨茅廬——郁達夫大傳》下卷（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頁1179。
[11]普實克《論郁達夫》，見李杭春等主編《中外郁達夫研究文選》（下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頁584-585。
[12]郁達夫《再談日記》，《郁達夫日記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頁406。
[13]郭沫若《再談郁達夫》，《文訊》第7卷第5期，1947年11月15日。
[14]郁達夫《幾個問題》，《星洲日報?晨星》1939年1月21日。
[15]上述兩文皆發(fā)表在《南洋商報?獅聲》1939年1月24日。
[16]《星洲日報?晨星》1939年1月25日。
[17]上述兩文皆發(fā)表在《南洋商報?獅聲》1939年1月26日。
[18]《星洲日報?晨星》1939年1月27日。
[19]《南洋商報?獅聲》1939年2月8日。
[20]當事人張楚琨先生1982年11月回顧了這場論爭，具體可參張楚琨《憶流亡中的郁達夫》，《文化史料》第6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頁1-24。
[21]去經(jīng)典化主要發(fā)生在（后）冷戰(zhàn)時期，當魯迅被視為左傾的文化政治代表以后，新馬同樣也有去經(jīng)典化傾向。
[22] Edward Said, The World, The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83), pp.226-248.
[23]陵《文藝的方向》，《星洲日報》之《野苑》副刊1930年3月19日。
[24]具體可參林萬菁著《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1927-1948）》（修訂版）（新加坡：萬里書局，1994），頁1-22。有關魯迅及作品在南洋文學的影響敘述還可參李志《魯迅及其作品在南洋地區(qū)華文文學中的影響述論》，《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25]分見章翰著《魯迅與馬華新文學》（新加坡：風華出版社，1977），頁11-35，44-49。
[26]有關馬共的研究，爭議很多，資料也不少。具體可參陳平的回憶錄《我方的歷史》（新加坡：MediaMasters，2004）和《沿著完全的民族獨立的道路前進:馬來亞共產(chǎn)黨文件選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等等。
[27]王潤華著《魯迅越界跨國新解讀》（臺北：文史哲，2006），頁83。
[28]有關介紹和論述可參拙著《本土性的糾葛》（臺北：唐山出版社，2004）和《考古文學“南洋”——新馬華文文學與本土性》（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8）相關章節(jié)。
[29]具體可參拙文《丈量旁觀與融入的距離——郁達夫放逐南洋心態(tài)轉(zhuǎn)變探因》，《香港文學》2002年11月號，修訂本后收入李杭春等主編《中外郁達夫研究文選》（下卷），頁471-486。
[30]郁達夫《魯迅逝世三周年紀念》，《星洲日報星期刊?文藝》1939年10月15日。
[31]具體可參拙文《華語比較文學：超越主流支流的迷思》，《文學評論》2007年第6期，頁171-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