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批評的興起與實踐路徑
隨著現代科學發(fā)展與專業(yè)分工的日益精細,創(chuàng)作與批評曾出現一定程度的斷裂與分化。當下,這種狀況有所改觀,二者顯出合流趨勢。作家從事批評與批評家從事創(chuàng)作,看似“不務正業(yè)”,實為時代需要與當下文學發(fā)展的一種內在訴求。
從字面意義看,作家批評含義有三,即關于作家及作品的批評、作家的文學批評、關于作家文學批評的批評。第一層和第三層是就廣義而言,第二層為狹義所指。僅從狹義的角度與批評內容來看,作家批評又可分為三種:一是對作家或作品的評讀,二是為他人的作品作序,三是漫談文學創(chuàng)作。但在實踐運用中,作家批評實際所指要結合具體語境來確定。當然,如此說并不代表作家批評沒有相對確切的意旨。在眾多相關討論中,法國現代批評家蒂博代的觀點頗具代表性。
蒂博代在《六說文學批評》中依據主體將文學批評分為三類:自發(fā)的批評、職業(yè)的批評和大師的批評。其中,大師的批評即由作家自己進行的批評?！掇o海》對“作家”的解釋為“泛指文學創(chuàng)作者”。順言之,作家批評泛指文學創(chuàng)作者作出的文學批評。不過,也不能由此就判定只有文學創(chuàng)作者作出的文學批評才是嚴格意義上的作家批評。這就涉及作家批評的另一限定因素,即藝術特征與品格。
眾所周知,批評主體的身份、職業(yè)等差異必然造成批評意識、認知方式、話語形態(tài)及實踐路徑等方面的區(qū)別,文學批評也由此呈現相異的特征與不同的品格。相對于職業(yè)批評而言,作家批評重傳達藝術感受而輕理論演繹,重直覺感悟而輕邏輯分析,常常表現出形象性、現場性、直覺性等審美特征,且具有較強的實踐性。因此,判定作家批評僅以批評者的身份與職業(yè)為依據遠遠不夠,還需參照批評文本是否具備上述審美特征及藝術品格。換言之,作家批評并非單指“文學創(chuàng)作者”所作的批評,只要符合上述類型特征的批評,皆可被稱為作家批評。
從根本上講,批評也是一種創(chuàng)作。從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批評來看,創(chuàng)作與批評沒有明顯的分野,偉大的作家大多也是偉大的批評家。但隨著西方文學理論與思潮的譯介,文學批評越來越系統(tǒng)化和學科化,加之學院批評興起,作家批評的鋒芒逐漸消隱。21世紀以來,作家批評復呈燎原之勢。之所以會出現這一現象,除批評乃創(chuàng)作的應有之義外,更深層的原因應是職業(yè)批評家的批評與作家的創(chuàng)作實踐之間存在不可消弭的差異。
新時期以降,部分文學批評出現過度理論化、概念化與模式化等問題,有些批評沉溺于知識系統(tǒng)的闡釋演繹而忽視文本的審美鑒賞,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文學批評的發(fā)展。有的文學批評遠離社會現實,批評主體的責任意識和社會情懷相對淡化,導致批評闡釋逐漸孱弱。有的文學批評偏離文學文本,無法對文本作出有效的評價判斷,也無法對作家創(chuàng)作形成有效反饋,更不能增進讀者對作品的理解,致使文學批評的中介功能部分退化。有的文學批評不能直面文本與文學現場,而熱衷于批評方法的創(chuàng)新或在應用中驗證其有效性,使文學文本逐漸淪為理論的注腳。這一切都為作家批評的“復活”與“重生”提供了機遇。
當下的作家批評,可謂風生水起、熱鬧非凡。不少作家紛紛進駐高校,通過各種形式參與文學創(chuàng)作與批評,出現了一大批深受讀者喜愛的批評成果。如王安憶的《小說家的十三堂課》、馬原的《閱讀大師》、閻連科的《發(fā)現小說》、畢飛宇的《小說課》《小說生活》等。綜合來看,這些作家批評主要呈現出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反理論化的批評傾向。作家批評既不從理論出發(fā)也不服膺于某種理論,而以創(chuàng)作經驗與生命體驗為基礎,以直覺感悟的方式深入文本,闡釋與挖掘其中的形象性和情感性意蘊。他們深諳創(chuàng)作的艱辛與甘苦,深知文本的“出彩”與“不足”之處,但不愿從理論層面進行說明,只是近乎本能地直面文本,感知文本的魅力。他們對先驗的批評方法、概念及理論體系有著自覺的規(guī)避意識,在話語形態(tài)上呈現出反理論化的批評傾向。
第二,重述式的創(chuàng)作補寫。作家批評者因其獨特的人生閱歷與敏銳的藝術觸覺更易于走進文本與特定情境之中,洞察文本的“出彩”之處與“旁白”之點,以感同身受的創(chuàng)作與批評意識重返作家創(chuàng)作現場,重現作家凝思過程。他們擅于順從文本的敘事邏輯,窺見文本隱匿的“空白”之處,將之客觀還原并沿其伏脈予以補寫。這是一個“發(fā)現”與“補寫”的過程,也是作家批評常見的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解讀策略,看似“六經注我”,實乃“我注六經”,是以他人之酒杯澆自己胸中之塊壘?？梢哉f,正是“補寫”過程中充溢的作家與作家之間在創(chuàng)作經驗、生活感受及文學觀念上的沖撞與砥礪,觸發(fā)了讀者的閱讀感知,使之沉醉其間并體驗審美快感。
第三,文本細讀與及物的審美表達。從作家批評的實踐可知,文本細讀是其開展批評的首要前提,無論是“創(chuàng)作談”“讀書筆記”,或是“課堂講義”,莫不如此。如畢飛宇在《小說課》中對《紅樓夢》物什細節(jié)描摹的分析,對《水滸傳》“風”“雪”敘事邏輯的推演等。此外,他們以自身的感悟與切身體驗把握文學作品,以文學批評闡發(fā)自己獨特的洞見,表達對社會、人生及現實的認知。這種洞見與認知不是憑空抽象出來的,不是脫離文學單獨存在的自說自話,而是創(chuàng)作實踐與審美對象相互激蕩之后的精神升華,具有強烈現實意義。
綜上而言,作家批評者執(zhí)著于文學文本與創(chuàng)作經驗,以迥異于職業(yè)批評家的視角與切入點,傳達其在文本閱讀中的切身感受與審美體驗。在部分文學批評逐漸遠離、隔膜文學的當下,無疑給文學研究注入了一股甘冽的清泉,為批評話語的多元發(fā)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與經驗。
(本文系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項目“當代河南作家的區(qū)域文學經驗研究”(2019BWX01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洛陽師范學院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