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在德語世界：文學中國與真實中國
一、知識界的守望：從聯邦德國時期的一本魯迅文集說起
1972年11月，28歲的西德作家布赫（Hans Christoph Buch，1944- ）為他編譯成德語的魯迅作品集《論雷峰塔的倒掉：中國文學與革命文選》（Der Einsturz der Lei-feng-Pagoda: Essays über Literatur und Revolution in China）寫下后記，將魯迅同當時西歐左翼思潮席卷下最受敬重的社會型知識分子作家相較。魯迅身上“樸實無華的辯證精神”同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相似，而他那“犀利的反諷，自發(fā)的唯物主義觀”，和他“對抗深延至中國20世紀社會的中世紀封建殘余的斗爭”，又恰同18世紀歐洲啟蒙主義者——長于諷刺爭論與文藝理論的德國作家萊辛與撰寫百科全書的法國思想家狄德羅（Buch 1973:196）?？梢哉f，集“雜文家、小說家、批評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宣傳者”和翻譯家于一身的魯迅，符合當時這位西歐知識青年心目中理想現代知識分子的全部標準；同時，魯迅作為文學革命家和五四運動先驅，在西歐學生運動時期前后，也是被當時西方左翼青年高調認可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是以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最重要的文學和政治實踐者的形象出現在國際社會的。[1]因此，對于布赫這樣屬于德國“六八一代”的青年來說，魯迅身上不僅閃爍著歐洲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光芒，還綻放著“歐洲思想史上無處比擬”的特殊華彩，或許也能夠為逐漸陷入困境的西德知識界照亮一個現實的出口。[2]
德文版的《論雷峰塔的倒掉：中國文學與革命文選》
不難看出，布赫對魯迅的高度評價背后伏藏著西德知識界在學生運動后期的政治訴求。倡導政治實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在1960年代的西德一度盛行，到了1970年代隨左翼社會力量的不斷極端化而逐漸式微。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缺失了本土理論和范式，亟需外來力量推動新的反思。布赫特別指出了魯迅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弊端與封建傳統(tǒng)的糟粕同樣不遺余力的批判：“他不僅抨擊封建孔教，指控其將文盲大眾束縛于迷信愚昧的牢籠，也批判依循西方模式的資產階級改革派，提出其體制性的虛妄”（196）。魯迅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認識到的西方資產階級社會體制中的虛妄，是布赫等西德青年在40年之后親身經歷的；而他們眼前更大的虛妄卻來自于對前一種虛妄的反抗，即左翼社會主義激進運動的瓦解。同魯迅一樣，布赫一代西德知識分子在冷戰(zhàn)中期面對的是絕望與虛妄的辯證，是對美國模式和蘇聯模式雙重批判之間的無地彷徨?；蛟S正是因為在異域知識界看到了這種相通性，不懂中文的年輕哲學博士生布赫，在1973年堅持出版了這本后來成為聯邦德國境內最具影響力的魯迅德譯選集，也是當時西德區(qū)除了1955年漢學家卡爾莫（Joseph Kalmer）翻譯的選集《漫長的旅程》（Die Reise ist Lang）外唯一一本德譯魯迅文集。他從楊憲益的四卷本魯迅英文譯作中編選文章，同時參考意大利語和俄語版本翻譯成德語，再請人對照中文逐句審閱。后記的最后，布赫承認這本書無法達到翻譯和漢學的學術水準，一面卻引用魯迅反駁梁實秋等人對“硬譯”的批評——魯迅用日語轉譯俄語和德語著作的例子，對當時未能自覺承擔起譯書任務的德語漢學家們不無指責（212）。相似的境地帶來了跨語種文化智識階層的認同，也留下了中德現代文學傳播史上的一節(jié)重要篇章。
在這一篇章中，德語界關注中國現代文學的目光跟隨著知識界面朝遠東的守望。事實上，不止是1970年代，從20世紀初始至今，新文學在德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一直圍繞著德語知識界與中方文人建立對話場域的愿景。雖然這里說的德語“知識界” 包括以德國為中心的整個德語漢學界，但主導這場文學交流的“知識分子”并一定不是漢學家。正如不懂漢語的布赫在書中諷刺“繼續(xù)裝作‘文化大革命’從未發(fā)生過”（213）的西德漢學家時所指出的，至少在1970年代初期，盡管德國漢學往當代“中國學”方向不斷拓展跨學科研究廣度，在文學研究領域依然存在著崇奉古典、邊緣化現代白話文創(chuàng)作的現象。這個情況主要同中國現當代文學與德國漢學學科不成熟而又近乎共時的發(fā)展相關。20世紀最初30年，德語漢學初步從19世紀以耶穌傳教會和政治外交為主動力的“前漢學”（Protosinologie），過渡到了游走于政治、經濟和傳統(tǒng)文化研究的漢學學術共同體。（王維江 8-10） 在此之前，漢學在德語區(qū)與傳教士、外交官和商人的職業(yè)應用密不可分。1897年，德意志第二帝國占領膠州灣，在“從時尚到文學”的各方面實施文化霸權政策。向中國輸出德國政治宗教文化的同時，也重視漢學、方志學、植物學等對迅速發(fā)展這塊殖民地直接有利的學科，大力培養(yǎng)通曉中國語言文化的學術人才（Mühlhahn 284）。這個時期去訪中國的漢學家，很多在回德之后都成為了20世紀德國各漢學研究中心的奠基人。比如后來翻譯了大量中國哲學經典的著名漢學家衛(wèi)禮賢，就是于1899年作為傳教士來到青島殖民地的。1909年，曾經同樣作為外交翻譯官去到中國的漢學家福蘭閣（Otto Franke，1863-1946）在漢堡獲得德國歷史上第一個漢學教職席位，標志了漢學在德國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起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中國五四新文學剛剛起步，而德國漢學界在爭取學術獨立和學科建設的道路上同樣處于肇始階段，重視的是傳統(tǒng)的古典學研究，自然不會將同時代的中國新文學創(chuàng)作初探列入研究正統(tǒng)。于是，一直到魏瑪共和國（1919-1933）結束，都很少有新文學作家作品受到漢學家的關注，更不用說被譯介成書了。根據1997年梅茨勒（Metzler）出版社發(fā)行由沃爾夫岡·呂斯希（Wolfgang R?ssig）主編的《世界文學德譯著作目錄》記載，第一本被翻譯成德語并作為單行本發(fā)行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是鴛鴦蝴蝶派作家海上說夢人所撰的小說《歇浦潮》，于1931年出版；第一部五四新文學著作的德譯本是茅盾的《子夜》，于中文出版后的第六年——1938年，由德累斯頓的一家出版社發(fā)行。[3]
漢學家衛(wèi)禮賢畫像
在此之前，德語地區(qū)對中國現代作家的了解極為有限。魯迅幾篇五四時期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說作品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已有了德語譯文，但他的第一本德語版成書著作發(fā)行卻是二戰(zhàn)之后的事了。相較而言，胡適在該時期德語知識界的名聲和影響力要遠遠超過魯迅。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胡適對古代哲學文化的整理和實證研究在西學界傳播較廣，二是他本人積極參與了較多中西學術文化交流。如上一段所述，德國漢學發(fā)展前期延續(xù)漢學傳統(tǒng)，重古代文化研究，包括哲學歷史的梳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在1920年代德國漢學圈廣為流傳，多次得到德國研究者的借鑒引用。同時，胡適也曾赴德參加學術活動，包括1926年在法蘭克福以《中國的小說》為題做的演說。1932年，胡適當選為柏林普魯士學院通訊院士，獲得了中德現代學術交流史上的一個重要席位。與之而來的便是德語區(qū)對胡適學者之外另一個文人社會身份的關注：中國新文學運動奠基人。實際上，胡適對新文學運動的貢獻在1920年代初的德語學界就已得到過介紹和認可[4]，但他作為文學革命推動者和現代文學作家被德語界接受，應是在成為中德通訊院士之后。1935年，胡適對新文學運動的歷史敘述《文學革命的開始》，由漢學家霍福民（Alfred Hoffmann，1911-1997）翻譯，發(fā)表在《東亞輿論》（Ostasiatische Rundschau）上，向納粹極權統(tǒng)治日漸擴張的德語世界介紹中國語言文學的現代化變革。值得一提的是，霍福民同年在《東亞輿論》上發(fā)表的翻譯文還有魯迅的短篇小說《孔乙己》。在德語世界動蕩變革的時期，新文學在漢學圈引起注目，經過零星的譯介散播到惶恐不安的知識界——盡管這時期的傳播者主要還是少數幾位稍將目光轉向現代的漢學學者，傳播范圍也止于以漢學界為核心向外擴張范圍極度有限的德語文化圈。
二、微光中的相遇：二戰(zhàn)前后的現代文學交流
如果我們參考梅茨勒出版社的目錄，將1938年德譯本的《子夜》（Schanghai im Zwielicht，直譯為“暮光中的上?！保┊斪鞅蛔g介到德語區(qū)的第一本五四新文學著作，那么這本書的成書過程對中德現代文學交流的歷史就相當重要了。位于這場文學傳播中心的是譯者弗朗茨·庫恩（Franz Kuhn，1884-1961）博士，同時也是1931年第一本德語版中國現代小說《歇浦潮》（Fr?ulein Chang）的譯者。
庫恩的履歷同之前列舉的幾位同時期漢學家有些相似：他在柏林大學拿到法律博士學位后，于辛亥革命期間在中國從事外交工作。與其他漢學家不同，庫恩在1912年返德后雖然回到了柏林大學漢學系，卻沒有爭取教授職位，而是另辟蹊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學翻譯上。很快，他就同當時幾個有興趣出版中國文學作品的德國出版社合作，將《紅樓夢》《水滸傳》《金瓶梅》等古代文學經典介紹給德語讀者，暢銷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德語圖書市場。[5]與其說庫恩是漢學界的學者，不如說是一個潛心從事翻譯的民間知識分子?！蹲右埂泛汀缎殖薄肥潜姸嘧g作中僅有的現代小說，都以上海為故事背景。應當注意的是，庫恩翻譯《子夜》的時間是在二戰(zhàn)前夜，而他從1912年起到二戰(zhàn)爆發(fā)就沒有再去過中國。也就是說，庫恩從得知到決定譯介《子夜》期間，都是在德國通過報刊媒體、外交通訊或個人渠道獲取關于中國新文學動態(tài)的訊息。關于德譯本成形是否通過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活躍在中國政治文化社會的西方人士，曾經有過一些猜測。[6]但事實上，庫恩在譯本開篇簡短的序言中就已明確說明，引起他對《子夜》關注的并非駐華僑民，而是當時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的館長胡天石。（庫恩 124）胡天石是1920年代初期赴德的留學生，就在庫恩任教授助手的柏林大學，很可能是在留學期間同庫恩結識。1934年，胡天石在瑞士創(chuàng)辦中國國際圖書館，庫恩專程前往拜訪。據胡天石回憶，庫恩因翻譯了《金瓶梅》等古典小說在德國譯學界小有名氣，卻被當時的旅德華僑認為是翻譯了“極其露骨的淫書，[……]使西方各國人士對我國文學產生極其惡劣的印象”（胡天石 5）而嗤之以鼻，來向胡天石訴苦。胡天石勸他翻譯能夠反映“當前中國社會現象和黑暗勢力”（胡天石 6）的新文學，比如茅盾的《子夜》，并立即找出書借給他。盡管胡天石這篇為紀念茅盾逝世而寫于1981年的回憶敘述口吻相當官方，甚至多處與史實記錄不符，[7]但他向庫恩推介并促成出版《子夜》——德語界翻譯的第一本中國新文學長篇小說這個事實無可厚非。庫恩翻譯《子夜》前后，胡天石已在歐洲文化外交界十余載，作為國際勞工大會“中國顧問”和駐瑞士中國代表加入了茅盾等人建立的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支持國內全面展開的抗日戰(zhàn)爭。在這個非常時期，向國際社會推介一部描繪大革命后期中國社會現象的作品，既符合胡天石作為國際圖書館館長的職責，也是一名愛國知識人在海外的責任擔當。
這樣看來，這一回圍繞《子夜》的中德現代文學交流，就是從庫恩和胡天石兩位正在共同經歷黑暗歷史年代、也共同處于兩種文化之間的知識分子的個人交往開始的。不過，胡天石只是讓庫恩了解到茅盾的創(chuàng)作；促使這位已游移出學院漢學、走向民間的翻譯家動筆的原因，是在于《子夜》以獨特的方式表現了“在今天的中國，東西方文化之間的融合過程是進展到了何種程度”（庫恩 125）。顯然，庫恩這句話是站在東西文化之間傳播者——或者也是“融合者”的立場說的。通過自身參與中德文學傳播實踐，他密切注視著現代東西方文化融合的歷史進程，包括19世紀以來隨現代化技術發(fā)展和全球性戰(zhàn)爭促逼而成的“融合”。從這一點出發(fā)，《子夜》以一戰(zhàn)后歐洲經濟恐慌影響下的中國民族工業(yè)危機為時代背景，的確呈現了20世紀初期中西政治文化的影響與交匯，以及融合過程中中國社會出現的激烈的沖突、民族的困境甚至人性的危機。除此之外，在序言的末尾，庫恩還提醒讀者把《子夜》中描寫的年代同四年后蔣介石發(fā)動的“新生活運動”聯系在一起，稱書中的事態(tài)也許“有助于這個重要革新運動的建立”（125）。庫恩這個政治上多少傾向國民政府的理解，包括他譯作中的一些轉義后來受到了中國研究者的駁詰。然而，我們不難發(fā)現，庫恩邀請德語讀者將《子夜》當作“新生活運動”之前的“子夜”來閱讀，延續(xù)的正是促使他翻譯這本書的邏輯。他在茅盾的書寫中看到了中國現代社會文化里不可避免的東西方“融合”，并以此看到了中國社會對一場結合東西方思想文化革新——比如混合了東方儒家和西方基督教思想的“新生活運動”——活的迫切需求。無論這樣的理解正確與否，對于處于兩種語言、兩種文化、兩個世界之間的庫恩來說，如何通過改革來規(guī)避，或者至少是減輕東西方在現代危機中相遇后的社會沖突和政治災難，是非常值得關心的話題。
然而，沖突和災難已無法避免。庫恩為他的《子夜》譯作寫序言的日期是1938年5月。兩個月以前，希特勒在人群的歡呼中來到維也納的英雄廣場，宣告德國和奧地利在納粹黨統(tǒng)治下合并，正式開始了對整個德語區(qū)的猶太人以及所有持不同意見者的迫害。德語世界進入了歷史上最黑暗的夜晚。將一名來自中國的左翼作家長篇小說譯介到此時的德語區(qū)，無疑可以看作一種來自德國智識階層對政治現實的抗議。這種抗議雖然微弱，卻如同黑夜前最后的微薄的光芒，代表的是微乎甚微的、需要勇氣來維系的希望。庫恩譯本的標題《暮光中的上海》參照了茅盾最初為這本小說選的名字“夕陽”，以及英文版的標題（The Twilight: 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而沒有直接翻成“子夜”。標題中“上?！币辉~很可能是出于大眾市場的考量，而前面這個有“微光”、“暮光”、“曙光”或“雙重光”之意的德語詞Zwielicht，在體現出他對茅盾作品的理解之余，也暗藏了個人在黑暗歷史時期留存的一線微弱的希望。
就這樣，東西方在世界戰(zhàn)爭前的微光中經歷了一場文學相遇，共同走向最黑暗的時刻。《子夜》譯本本身在不斷惡化的政治環(huán)境中的接受情況倒并沒有太過不堪——至少在胡天石的回憶里，庫恩后來寫信告知這本書在德國發(fā)行情況很好，甚至“大有洛陽紙貴之風”（胡天石 6）。這個說法固然有些夸張，但這本書的發(fā)行量確實可觀：當年的發(fā)行量為4000冊，1939年又加印了2000冊。（Kuhn 1980:70）胡天石將此歸因于庫恩“親蔣”的錯譯，并引用西德左翼奧伯鮑姆出版社幾位編輯的發(fā)現，說庫恩是因為最后將《子夜》結局改成蔣介石控制中國的局勢，才得以通過納粹政府的審查發(fā)行。這個解釋有些過于簡單。二戰(zhàn)期間，雖然德國漢學研究基本沒有倒退，甚至因納粹政府的資助而擴大了規(guī)模，但對以反封建革命為社會背景的中國現代文學不無警戒；承受巨大禁查壓力的出版社也沒有再接受庫恩繼續(xù)翻譯更多現代文學作品的提議。從譯介記錄來看，中國現代文學同德語地區(qū)的交流在這個時期基本是一片空白。繼《子夜》后，梅茨勒目錄記載的第二本中國現代文學德譯本是1947年從英文版轉譯老舍的小說《駱駝祥子》（Rikschakuli），由一家瑞士出版社發(fā)行。由于二戰(zhàn)期間德國和奧地利境內惡劣的審查制度，德語世界的文化傳播中心漸漸向不受納粹統(tǒng)治而相對自由開放的瑞士德語區(qū)轉移。不僅是大多數文學創(chuàng)作譯本，連第一本德語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也于同一年在瑞士發(fā)行。這本文學史的作者是二戰(zhàn)前夕就作為《大公報》駐歐記者僑居英國的蕭乾，由后來第一本魯迅著作的德譯者、奧地利傳奇文學經紀人卡爾莫（Josef Kalmer，1898-1959）翻譯出版?？柲捛膫€人交往大致始于二戰(zhàn)期間。1938年，卡爾莫因猶太背景遭到納粹政府的追捕迫害，在維也納駐奧使館中國官員的幫助下于1939年流亡到英國，開始了跨語種文學的出版生涯。流亡期間，卡爾莫已注意到蕭乾在倫敦的中國現代文學系列講座，而戰(zhàn)后他翻譯成德語的現代文學史就是由擇選的幾篇蕭乾講稿組成。就卡爾莫在德語區(qū)中介出版中國現代文學書籍的經歷，瑞士漢學家馮鐵（Raoul David Findeisen，1958-2017）曾在一篇史料文中詳述。馮鐵參考了不少卡爾莫私人檔案館里的生平材料，不僅有考據地敘述了卡爾莫在德語界傳播中國現代文學的經歷，還對其翻譯魯迅、茅盾和趙樹理的原文進行了仔細分析。在文章的最后，馮鐵總結道，“卡爾莫的譯文展現了出眾的技藝，它為中國現代文學在德語區(qū)的接受史涂上了一層持久的底色，尤其是德語界對作家魯迅的認識和接受。”（Findeisen 410）
馮鐵對卡爾莫貢獻的評價是基本準確的。卡爾莫的魯迅譯本在1955年由西德共產黨支持的項目出版社（Projektverlag）發(fā)行——后來1970年代布赫在他的魯迅譯本選集中特意提到了這本具有先驅性的譯作。事實上，在此之前，卡爾莫的另一本德譯魯迅選集也與蕭乾的文學史同時在瑞士發(fā)行，在馮鐵文中也有所提及。馮鐵沒有繼續(xù)考證挖掘的是這本1947年魯迅選集在德語社會進一步的影響力。1951年3月15日，德國《時代》周報（Die Zeit）上出現了卡爾莫翻譯的一篇魯迅短文《風箏》（Drachen），很可能是魯迅作品第一次出現在面向德語大眾的紙媒上。我們知道，早在1930年代，魯迅作品的譯文就開始陸續(xù)出現在德國期刊上?？墒?，這些期刊面向的是學術界，而且通常集中在東方學研究領域的漢學圈。相反，《時代》周報是當今德語世界最重要的報刊，讀者群定位在以知識階層為主的社會大眾。二戰(zhàn)結束后才在漢堡創(chuàng)刊的《時代》周報，在1950年代初期還沒有今天那么龐大的讀者群，發(fā)行量卻也在45,000多冊左右[8]，其影響力是幾所大學東亞系訂閱流傳的漢學期刊無法比擬的。當然，在《時代》周報上發(fā)表的魯迅作品只是卡爾莫在各種報刊上發(fā)表的數篇文學翻譯之一。作為文學經紀人，他從戰(zhàn)前就開始同各種公眾報刊聯系，推介外國文學譯作以及關于異域生活的創(chuàng)作，在流亡歲月于異鄉(xiāng)重鑄文學橋梁。在卡爾莫這樣獨立中介人的推動下，中國現代文學在德語界的傳播范圍從狹小的漢學學術圈漸漸擴至知識大眾，迎來了戰(zhàn)后的曙光。
然而，曙光中的相遇又是短暫的，因為這道光很快又分了岔。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德國被劃分為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成為蘇美冷戰(zhàn)意識形態(tài)的戰(zhàn)場。德語區(qū)內部的文化交流被劃分東西德政治邊界的墻宇阻隔，中德現代文學的交匯也從此分流。冷戰(zhàn)前20年，中國現代文學在德國的傳播主要依照的是兩個政治區(qū)域涇渭分明的文化政策。墻阻隔了文學書籍的流通，卻無法阻斷卡爾莫的文學代理工作。從1950年開始，卡爾莫的名字時常出現在東西德兩邊境內新的中國文學出版物上，雖然他主要的居所是在民主德國，并且翻譯經營的也多是符合東德社會主義政治話語的作品，比如茅盾的后期創(chuàng)作和 “普羅文學家”趙樹理的代表作。在德語區(qū)傳播中國新文學的過程中，這位奧地利的文學代理人超越了政治霸權強制劃分的東西德界限，用陌生的文學提醒他的同輩，至少在語言文化接受層面上，德語世界是一個不可輕易分割的整體。
三、政治浸染中的跨國文學傳播
我們看到，中德現代文學交流處于急劇變化的現代世界秩序之中，并始終同這種秩序，以及秩序下東西雙方各自內部的社會政治情況形影相隨。把舵文學交流的是不同歷史時期在兩種語言文化之間的媒介個人，組合在一起可以看做一個跨文化的現代智識集體。東西德分裂之后，這個智識集體也分道揚鑣，或銜尾政治風向，抑或反抗逆行，卻都在某種程度上為傳入端的文學撒播烙上一層層更深的意識形態(tài)印記。上一節(jié)敘述中的卡爾莫，在遷至民主德國后翻譯的幾部中國文學作品，就是符合蘇聯占區(qū)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創(chuàng)作（如《李有才板話》），而他譯介代理這些作品本身也可以看作是在實施民主德國成立以來至關重要的一項文化政策：將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當代文學作品引進東德（Müller 199）。與此同時，這場傳播源頭的中國文學環(huán)境也在進一步政治化。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后，文學的目的正式被設定為現實政治，以至于新中國成立以后提出 “當代文學”的分期概念時用的是一個意識形態(tài)的質的界定：“現代文學”向“當代文學”過渡，也就是向為人民大眾和政治革命服務的“社會主義文學”過渡。中國文學界和整個知識階層卷入了一場無產階級大改造，文學格局和其中的作家群發(fā)生了“整體性更迭”（洪子誠 29），文學經典化也只剩下唯一的政治準繩。從創(chuàng)作到發(fā)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整個文學機制受到政治的浸染，主流文學作品大多是該機制下裝載意識形態(tài)的文字產品，其對外輸出的過程也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在被同種意識形態(tài)滲透的海外地區(qū)，比如在蘇聯控制下的東德，從中國“進口”這些能夠反映社會主義政治形態(tài)的文學產品是一種冷戰(zhàn)格局下政治同盟的文化姿態(tài)。舉1951年被蘇聯授予“斯大林文藝獎”的兩部關于中國土地改革運動的小說為例：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寫于新中國成立時期，在獲獎并正式躋身于蘇聯共產主義的文學陣營之后，這兩部作品立即在陣營地區(qū)流傳，分別于1952年和1953年由俄語轉譯為德語在東德發(fā)行（Müller 205）。值得一提的是，同時期在東德出版關于土改的還有另一本作品：蕭乾用英文發(fā)表在《人民中國》上的報告文學集《土地回老家》（How the Tillers Win Back Their Land），由移居東柏林的奧地利記者、猶太左翼知識分子布魯諾·海里希（Bruno Heilig，1888-1968）從英文翻譯成德語，于1952年出版發(fā)行。蕭乾的這本作品能在東德得到近乎同時性的介紹，除了因為主題背景符合共產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tài)，可能也與蕭乾此前的歐洲背景，以及卡爾莫譯介下在德語世界的名聲有關。當然，從翻譯的角度來看，語言可能是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據漢學家梅薏華的調研記錄，民主德國境內在1950年代初發(fā)行的很多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依然是從英文或俄文轉譯成德語。這樣看來，蕭乾這部作品用英文書寫，確實能更容易也更快得到關注和譯介。這個情況到1950年代末就發(fā)生了轉變。民主德國自成立起就開始往中國派留學生，在十年間成長起來一批有較好現代漢語基礎和現代文學研究熱忱的漢學家，能夠擔起直接翻譯與評論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任務。因此，盡管中蘇關系在1956年進入破裂階段，民主德國的中國現代文學傳播熱度并沒有立即降溫。梅薏華在文中特別指出，這時期的成果是一本1959年為紀念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出版的文選《三月雪花》（M?rzschneeblüten），收集了魯迅、茅盾、老舍、巴金、柔石等作家的短文。
另一邊，代表世界政治格局另一極的西德境內，中國現代文學的傳播和接受情況與政治時局的關聯并不亞于民主德國。在冷戰(zhàn)最初十年，聯邦德國鮮有中國現代文學譯著出版，報刊上發(fā)表譯文也不算常見。之前說的卡爾莫譯著和在《時代》周刊上的譯文屬于少數，而且出版刊登的作品也是出自1949年以前的重要作家。盡管西德境內的中國現代文學傳播沒有蘇區(qū)那樣昭然若揭的政治規(guī)范，戰(zhàn)后西德知識分子對當代中國與中國文學自發(fā)的關注并非全無政治訴求。事實上，1960年代初開始，西德文化界就對所謂的“純文學”（Belletristik）產生了質疑，越來越注重文學的社會政治意義——這種對文學社會政治功能的要求到1968年學生運動時期達到了頂峰，以戰(zhàn)后精英文學團體47的解散為標志。團體47是聯邦德國戰(zhàn)后最重要的文學社團，由一批享有社會盛名又有一定社會政治訴求的現代德國作家組成，包括至今仍活躍于德國文藝知識界的著名當代詩人恩岑斯貝格爾（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29- ）。第一節(jié)中說到的1970年代編譯魯迅文集的知識青年布赫，從19歲起就作為青年作者同屬于團體47，曾受恩岑斯貝格爾等文學前輩的影響，與之有一些文學交集。1968年，由恩岑斯貝格爾主編、蘇爾坎普出版社發(fā)行的文學雜志《歷史的進程》（Kursbuch）第15期出現了四篇魯迅德譯文，全是魯迅在1930年代以前寫的關于政治革命與文學關系的雜文：《文學與革命》《革命時代的文學》《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和《文學與政治的歧途》。除此之外，這期雜志上還有一篇姚阿西姆·施克爾（Joachim Schickel，1924-）以《中國：文化革命中的文學》（China:Kultur Revolution Literatur）為題的中國“文革”前后文學情況介紹。顯然，最遲到了學生運動時期，也就是1968年，中國現代文學在聯邦德國知識階層得到了較為廣泛的關注——盡管這里被關注的“文學”其實是由文學承載的社會政治運動。隨著左翼學生運動的退潮，以及其極端化尾聲的上演，西德知識界對中國現代“文學”（政治運動）的關注和接受也發(fā)生了變化。1972年5月，西德左翼恐怖主義組織紅軍派（RAF）對德國兩個美軍駐點進行了第一次有沖擊力的恐怖襲擊，引起了知識界對矯枉過正的“后資本主義批判”的反思。這種反思也能體現在對1968年西德的中國“文學”熱的觀念矯正上。布赫在編譯魯迅文集的時候，雖然幾乎原封不動地收錄了翻譯發(fā)表在《歷史的進程》上的四篇魯迅雜文，但他特別指出了與這四篇譯文一起發(fā)表的介紹文中“對中國政府官方的裁判過于機械化的接受”。布赫這里指的是施克爾寫到“文革”以前中國文藝界大批判時，直接用了中國官方對胡風等人的判決語言，批判他們?yōu)椤胺锤锩保╧onterrevolution?re）。為此，布赫并沒有將這本雜志視為譯介魯迅和中國現代文學的可靠來源，而是將一本同樣于1968年出版的意大利語版《偽自由書》當作能夠對魯迅進行“有區(qū)分性的辯證的判斷”的模范（212）。顯然，布赫譯介魯迅是秉承著同樣的判斷標準，以糾正西德左翼青年對中國當代文學沒有“區(qū)分性”的狂熱和缺乏“辯證性”的政治接受。在另一篇文章中，布赫斥責了西德知識界興起的“庸俗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舉出德國共產黨/馬列（KPD/ML）要求西德作家把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當成創(chuàng)作模范的極端例子。相較于這些西德激進派，“民主德國和其他地區(qū)的社會現實主義教條者都可以是自由派了”（Buch 1972: 87）。
然而，布赫此時對西德教條主義者的批判并沒有脫離文化革命的政治語境。在這篇寫于1970年代初的文章結尾，布赫選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維護文藝作品藝術性和政治性的名言，呼吁進行“文藝問題上兩條戰(zhàn)線斗爭”（Buch 1972: 88）。作為“六八一代”的知識分子，布赫雖然反對摒棄文學的審美獨立性，但也堅信文學的政治能量，對新中國以來主導文藝界的革命文學主張大體是贊同的?！拔母铩逼陂g，中國文學與社會動態(tài)都是經過政治過濾傳輸到西德；布赫等德國知識分子在此時期對中國文學的傳播、接受和評判，不可避免地夾雜著1960年代政治濾鏡的碎片。抵制西德政權背后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也就意味著向另一個陣營的偏至。用“文革”后期來到中國試圖通過文學來尋找“真實”中國的一名出版人吳福岡（Wolfgang Schwiedrzik）的話來說，這是出自對“中國”這個“因不同于被修正主義腐蝕的東德與蘇聯而閃閃發(fā)光的形象”（21）的政治向往。1972年末，中國與聯邦德國建立外交關系，同奧地利也已建交一年，雙方知識界才漸漸恢復了少數的個人往來，文學交流的形式和內容也逐漸增多。“文革”最后幾年，每年都有西德和奧地利的漢學學生到中國留學，其中不少人后來都成為了當今德語區(qū)傳播現當代文學最重要的漢學家。1976年“四人幫”倒臺，政治左傾的西德知識界受到了巨大的沖擊，亟需重新拼合他們心目中忽然破裂的紅色“中國”的形象（Schwiedrzik 22）。在這個時候，相較于從新聞報道里獲取更多打著意識形態(tài)標簽的“中國”信息，直接閱讀來自中國的時代文學是更好的重新認識“真實”中國的方式：
如果不讀巴爾扎克或左拉的作品，我們就不可能清楚地認識19世紀后半期帝王時代的法國。那么，在我看來，如果不閱讀一些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我們也同樣無法準確地理解本世紀前半頁，尤其是1911年到1949年的中國。不了解1949年以后的中國文學，我們也無從遑論真正了解社會主義新中國。（同上：24）
帶著對文學傳遞歷史現實的期待，吳福岡于1978年來到中國，從北京國資書店購買了大量中國現代文學書籍。在一名西德留華學生（后來成為他夫人的漢學家魏格林，現維也納大學漢學系主任）的幫助下，他陸續(xù)采訪了茅盾、巴金、丁玲、艾青、楊沫幾位剛剛得到平反的中國作家，出版了一本中國作家訪談實錄《文學的春天？》。作為一名左翼知識分子，吳福岡對西歐1960年代起塑造的紅色中國的理想形象深信不疑；而他試圖用這本實錄傳遞回德語世界的，是藏在文學現實里的一角“真實”的中國，一些“對中國陌生的特質以及中國知識分子處境的印象”（25）。如漢學家呂?？耍╒olker Kl?psch，1948-）在1980年《時代》周報上的評論，這本書“激烈地駁斥了我們被歐洲主流政治傳播所約束的、對文學的膚淺的理解，也攻擊了那些在官方意識形態(tài)主導下傳遞中國形象的機構。 ”西德知識界開始重新審度此前政治趨同的文學目光，以糾正對中國與文學“中國”形象的誤讀。這種糾正本身依然帶有濃重的政治色彩，呈現出來的則是對中國巨幅增升的文學需求。1980年代，西德漢學界翻譯研究現當代文學進入最活躍的時期，中國現代文學在德語界的傳播急劇上升。據國內學者最新統(tǒng)計，這十年間的現代文學德語譯著數量過百，遠遠超過此前所有現代文學德譯本數量的總和（孫國亮李斌 104）。一些當代最著名的德國漢學家，如馬漢茂和顧彬，在這個時期也對最新的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特別是反思“文革”的作品進行了大量的、同步的編譯與研究。1979年以后，開放的文化政策下，本土文學的海外傳播受到了重視。中德文人的互訪交流逐漸頻繁，越來越多的中國當代作家前往德國（主要是西德），參加各個大學漢學系和其他文化組織舉辦的文學活動，如報告、朗誦會和文學節(jié)等等。盡管1980年代中期的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從內容和形式開始轉向，新的審美標準和寫作源泉沖淡了政治浸染的印痕，但由于德語讀者的文學期待依然同西德知識界從文學中探尋真實“中國”的愿望大體重合，中德現代文學交流沒有褪去太多的政治染色。待到1989年兩德統(tǒng)一，文學傳播過程中的政治化的審美擇選彰明較著，一直持續(xù)至今。
而這種文學交流的政治性，與其說是官方政治的折射，不如說是知識分子在時序變換中通過異域文學接受來傳遞的政治表達。縱觀上世紀中國現代文學在德語世界的傳播歷史，無論是起初圍繞漢學圈的學術交流、戰(zhàn)爭年歲的文學守望，還是意識形態(tài)路徑分叉的理想化政治接受，每一場文學相遇都以德語世界知識分子同其身處遠東的同事們交流的愿望為背景，處處可見他們對具有文化與政治雙重異域性的現代中國的好奇與向往。這份對未知異域的向往，或許是西方傳統(tǒng)在現代式微下的文化“出逃”（Flucht）[9]，或許也是當今西方對現代中國文化“誤讀”的開端，卻始終推動著兩個世界之間的文學傳播。上述幾個文學交流的篇章大體可以反映德語知識界的守望是如何推助傳播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傳播媒介的變革帶來了實時便捷的跨國信息傳播，以傳遞信息為目的的異域文學交流須求逐漸減少。然而，加速的信息傳播路徑可能意味著另一種跨文化現實的失真，亦需要文學真實的填補。不難想象，中國當代文學在德語社會依然會在雙方知識界，尤其是在德語區(qū)知識分子的推助下，找到新的場域，展開下一頁的交流篇章。
注釋：
1.布赫的譯著于1973年在他當時任職的一家出版社發(fā)行，封面除了標題、副標題、魯迅的一副字、一副肖像以外，只有一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呼吁以魯迅為榜樣的引言：“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習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德語譯文:“alle Mitglieder der KommunistischenPartei, alle Revolution?re, alle Schaffenden der revolution?ren Literatur undKunst müssen sich Lu Hsün zum Vorbild nehmen, müssen zum ?Büffel‘ für dasProletariat und die Volksmassen werden, ihnen alle ihre Kr?fte, ihr ganzesLeben bis zum letzten Atemzug hingeben.”）
2.本文所引譯文，除特殊備注外，皆為筆者所譯。
3.參見第7203條，WolfgangR?ssig, Literaturen der Welt in deutscher übersetzung: Einechronologische Bibliographie. Verlag J.B. Metzler, Stuttgart, Weimar, 1997。
4.漢學家葉乃度曾在1920年代編的《中國文學》中兩處提及胡適，具體參看范勁：“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德國漢學對胡適的接受”，《文藝理論研究》3（2006）：93-107。
5.關于庫恩譯者生平的漢語文獻，有漢學家馬漢茂在庫恩誕辰100周年時向中國讀者介紹所作短文：馬漢茂、葉永烈（記），“紅樓夢的德譯者庫恩”，《讀書》10（1984）：101-105。
6.有人曾推測中間的媒介是著名美國左翼知識分子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當時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的中國特派記者。史沫特萊在中國時同茅盾交情甚好，曾于1935年找人將《子夜》翻譯成英文，并讓茅盾寫英譯版序言。參見周正章：“魯迅、胡風和茅盾的一段交往：關于英譯本《子夜》的介紹”，《魯迅研究月刊》1（1982）：“這位博士（庫恩）是否和史沫特萊有聯系? 估計可能性很大。”（5）。
7.胡天石在敘述庫恩解釋他此前選擇翻譯《金瓶梅》等作品的“錯誤”時“推托”說自己從未到過中國，顯然與事實有較大出入。
8.當年具體發(fā)行量為45,436（比較：2017年發(fā)行量達到505,000冊），該數據來源于德國發(fā)行統(tǒng)計局（IVW），援引自網站：http://meedia.de/2016/02/16/70-jahre-die-zeit-im-auflagenvergleich-durchbruch-in-den-60ern-auf-dem-gipfel-anfang-der-90er-und-jetzt/。
9.Lange以幾位二十世紀的德國詩人、哲學家、思想家與他們的中國接受為例，提出現代西方世界將中國作為一個從傳統(tǒng)西方個人主義文化的“出逃地”（Fluchtort）。參見ThomasLange, “China: Fluchtort vor dem Europ?ischenIndividualismus. über ein philosophischens und literarisches Motiv derzwanziger Jahre”, in Fern?stlicheBrückenschl?ge: Zu deutsch-chinesischen Literaturbeziehungen im 20. Jahrhundert,hrsg.v. Adrian Hsia u. Sigfrid Hoefert, 1992: 49-76。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講師。本文首發(fā)于《中國比較文學》2019年第3期，經作者授權轉載，原題為：中國現代文學在德語世界傳播的歷史敘述，略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