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女性寫作的現(xiàn)狀與局限
近年來，女性寫作呈井噴之勢，很多作家不約而同地來表現(xiàn)這一主題。在我有限的閱讀中，最近有數(shù)十部這樣的作品。作家從女性角度出發(fā)，以細膩的情感和筆墨描述女性私密的世界，深刻演繹女性的生活和命運，在書寫主題上，將女性主義奉為圭臬，但是一大批文本蜂擁過后，女性依然面臨著一系列困境。除了主題表達的無力，在技法層面也值得反思。這些女性主題的文本書寫同質(zhì)化明顯，人物形象臉譜化、性格極端化、生活悲情化、情節(jié)雷同化，用統(tǒng)計學的方法對比閱讀，就會發(fā)現(xiàn)很多極其相似的東西，比如他們往往具有不幸的童年，貧窮或者家庭殘缺，缺少完整的教育；成年后為事業(yè)走捷徑，將身體作為事業(yè)的跳板和籌碼，也有一開始堅守自己的底線，但是最終抵擋不住世界的誘惑，最后墮落更為徹底；女性在兩性關(guān)系中處于弱勢的一方，婚姻更是極其失敗。閱讀不同的文本，不仔細辨認，還以為是在閱讀同一部小說，這是經(jīng)驗匱乏的表征，是對時代把握的無力。
付秀瑩的《他鄉(xiāng)》是一部關(guān)于女性成長主題的小說，小說書寫了翟小梨從跳出農(nóng)村到上廣播學院求學、屢次更換工作，再到北京讀研究生，最后成長為知名作家的成長經(jīng)歷，同時也書寫了她的幾段感情經(jīng)歷和她的婚姻家庭生活所面臨的種種煩惱。小說帶著很強的問題意識，將一個又一個現(xiàn)實問題拋了出來，通過家庭倫理與婚姻關(guān)系的描摹，書寫城鄉(xiāng)之間的差距、矛盾，進一步揭示人性的至昏至暗。
陰冷、灰暗、凄苦是小說的基調(diào)。小說著墨最多的是小梨自己的婚姻經(jīng)歷，回顧她十多年的婚姻生活成為小說主要的故事情節(jié)。在中國，婚姻是被很多外在因素主導的，如父母乃至整個家族，干涉與反對是常態(tài)。還有生存的壓力，物質(zhì)基礎是婚姻重要的保障，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在《他鄉(xiāng)》中，從上一代人開始，婚姻都是出了問題的，雖然在對子女冷漠的態(tài)度上保持了一致，但是幼通的經(jīng)驗直接揭示了，父母之間沒有愛情，而且，他們的婚姻觀直接影響了子女的婚姻，幼宜對婚姻的恐懼與排斥很大程度上來源于自己不想成為母親那樣的人。到了幼通和小梨這里，婚姻也有著很多外部緣由，譬如未婚先孕，為了一紙戶口，即便與幼通一開始為了愛情的婚姻到最后也不理想，幼通和小梨因為工作的不順開始矛盾重重。雖然最后兜兜轉(zhuǎn)轉(zhuǎn)兩個人沒有離婚，但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孩子、為了完整的家庭，而非愛情了。付秀瑩用女性的細膩文筆，將一位被婚姻家庭生活折磨得遍體鱗傷的女性呈現(xiàn)出來。女性面臨的所有困惑幾乎她都趕上了，未婚先孕、引產(chǎn)、婆媳不和、丈夫不上進、家庭破裂，為了事業(yè)上的成功或者說心靈的慰藉，走上了感情的歧途。生活的困頓讓她常常以淚洗面，小說充滿著愁緒，像是一位飽受婚姻家庭生活摧殘的怨婦的回憶錄。在她的婚姻中，沒有絲毫的幸?？裳?。一開始似乎是沖破家庭的牢籠，愿意為了愛情奮不顧身，最終卻主動提出離婚。在后來又經(jīng)歷了幾段感情，但是都無疾而終，因為其中摻雜著不同的功利目的。
作者在文中直接提出了中國人特殊的倫理關(guān)系，人與人之間的邊界是不清晰的，特別是親人之間，正是這種包含著社會問題、倫理問題、人性問題的特殊倫理關(guān)系左右著婚姻。小梨的不幸婚姻正是一系列外部因素導致的，她所遭遇的是一個與傳統(tǒng)完全不同的家庭，家庭倫理在這里拐了彎，公婆不愿帶孩子，不愿意資助子女購買住房，總之是不愿意為孩子提供一切優(yōu)質(zhì)的生存條件。父母如此的態(tài)度，似乎與兒子為了愛情沖進婚姻有關(guān)?！端l(xiāng)》與之前小說相比呈現(xiàn)出較大的差異，一種悲觀低沉的筆調(diào)籠罩全篇，失敗的婚姻是小說的主線，小說書寫的不是個體的困境，而是整個群體的困境，是一群婚姻失敗者。章幼宜因為家庭的關(guān)系，造就了她的性格，婚姻不幸，孤獨終老，幼宜的婚姻是最典型的受父母干預而導致的悲劇，章幼通從小受盡家庭的冷落，中年時家庭的壓力和事業(yè)的不順讓他頹廢消沉，翟小梨帶著鄉(xiāng)村人的淳樸渴望收獲一份簡單的幸福卻不得。其他的還有，小梨的女鄰居產(chǎn)后抑郁，二姐的兒子旭旭結(jié)婚后也是被生活壓迫得喘不過氣來，攪進婚姻家庭的泥沼，老管的第一段婚姻不是出自自愿，就連幼通的表哥，也幾乎在突然之間離了婚。通過一段段失敗的婚姻，小說反映了中國特殊的人倫關(guān)系，書寫了時代進程中人所面臨的誘惑與困惑，也涉及到城鄉(xiāng)差異和人性的復雜。
周瑄璞的近作《日近長安遠》也是一部聚焦女性主題、書寫女性命運的作品。小說通過兩位女性從農(nóng)村走向城市尋求事業(yè)發(fā)展的書寫，來展現(xiàn)時代的進程、改革的陣痛，特別凸顯從農(nóng)村到城市尋夢這一主題。小說中兩位女性在城市立足的資本都是自己的身體，雖然都是透支自己的身體，但是在大眾的道德天平那里，基本都會站在甄寶珠的一邊，因為她是依靠自己的勞動來獲得幸福生活，而對羅錦衣則會不屑甚至抨擊，因為她采取的是出賣自己身體的方式來達到目的。但隨著故事的發(fā)展，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的褒貶色彩漸漸淡去。因為從兩個女人的身上感受到了一樣的性別不公正。其實，她們兩人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她們雖然進城了，但她們并沒有感受到城市帶來的幸福。其次，她們都是在透支自己的身體。甄寶珠沒日沒夜地干活，為的是抓住機會多掙幾個錢，她的身體也在長時間的超負荷勞動下迅速地衰老。而羅錦衣為了成功幾乎付出了所有，愛情、婚姻、身體，甚至是后代。
作者通過這兩個人物所走過的人生歷程來反映現(xiàn)代化這一偉大歷史進程。她們的人生既是自我的獨奏，也是緊追著時代節(jié)拍而實現(xiàn)的合奏，同時也反映了女性所面臨的共同境遇?，F(xiàn)代化的發(fā)展給羅錦衣和甄寶珠這類普通的農(nóng)村女子帶來了改變命運的機會，但是光有這些機會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在這些機會里還沒有包含女人的幸福，只有拼命付出，卻無法收獲幸福，不得不說是一件憾事。她們的成長與改革開放的進程同步，不僅僅是改革的陣痛，而是一種代價。女性成長作為一個問題被再次提了出來。女性依靠什么在社會上立足，抑或說走向成功？社會究竟有沒有提供一個男女真正平等的平臺或者說機會。兩位主人公都沒有泯滅人性，相反有很多閃光點，羅錦衣愿意幫助一個門衛(wèi)，愿意幫助鄉(xiāng)里鄉(xiāng)親完成一個個目標。但是這樣的一個人為了成功卻付出了所有。到最后，羅錦衣因為一件小事與秘書大動干戈，這其實是一種懊惱，對自己所付出的并不甘心，尤其是隨著年紀的增大，逝去青春的不可追回，這種懊悔心理就更加明顯。而甄寶珠則拼命消耗自己的身體，最終丈夫積勞成疾去世，她也不得不再次返鄉(xiāng)。
小說主要書寫了女性如何在城市立足這一命題，如果說最開始是利用身體為了生存，那么到最后就成為一種慣常了，這是都市帶給女性的誘惑，現(xiàn)代化帶給人們的欲望沖擊，這在羅錦衣那里體現(xiàn)得最為明顯。在城市尋夢這一主題下，作家將當代女性面臨的一系列困境表達出來。作者筆下描繪的形象具有普遍性，成千上萬的農(nóng)村女子奔向城市，她們沒有太多的人脈，沒有過硬的背景，絕大多數(shù)只能像小說中的人物那樣透支自己的身體。女性職場打拼和事業(yè)追求通常需要付出更多，很多時候女性身體成為了籌碼，外部的艱辛已然這樣，回到家庭還要遭受更多的辛酸。而幸福在她們那里，似乎很難得。《日近長安遠》的書寫幾乎是近期同類型寫作的范本，作為一部獨立的作品，似乎有些深意，但將一批文本放在一起閱讀的話，反而會讀出一種蒼白和無力，這個問題就有必要深思了。
姚鄂梅的《衣物語》也是如此，小說寫到，威廉離開之后，晏秋幾近崩潰，試圖聯(lián)系好友春曦，也未能從她那里獲得安慰。但是生活還是要繼續(xù)下去，要生存就得努力工作，她一再小心地努力工作，企圖保住飯碗，卻因?qū)W歷戶籍等原因被迫更換工作崗位，最后又因工作事故而被開除，不得不做家政、打零工。在這一過程中，可以說遭受到各種無理對待，忍受了各種屈辱，特別是小說中關(guān)于照顧老人時遇到的各種要求，更是將這種艱辛表現(xiàn)到極致。總之，這一形象深度演繹了單親媽媽的辛酸生存史。關(guān)于女性的生存隱忍與艱辛,小說有不少細節(jié)描寫，譬如晏秋為了經(jīng)營婚姻，甚至不愿意在丈夫面前吃得更多，可即便是如此小心地經(jīng)營，到最后丈夫威廉卻以特別的方式選擇離開。雖然最后她又遇到了另一半曹開心，但是新的婚姻也并不完滿，且不說丈夫生理缺陷不能滿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僅從丈夫曹開心對孩子的態(tài)度就可以看出他仍然沒有走出喪子的苦痛，而是采用這樣的方式來尋求補償，甚至可以說這是晏秋為了孩子和生存而選擇的婚姻?！兑挛镎Z》整體上還是在演繹女性的悲劇命運。
再來看看其他作家的相關(guān)書寫。虹影的《羅馬》書寫了一名女性童年與成年兩條線的敘事，勾勒出了她昏暗的童年，因為童年的遭遇，恐怖感一直彌漫在她的生活中，特別是不少夢境書寫對此表現(xiàn)得更深入，小說還是秉持女性關(guān)懷的主題。張欣的《千萬與春住》也是關(guān)于女性命運的書寫，塑造了滕納蜜這一形象，她精于各種算計，卻將生活導演得十分糟糕，最后只能在懺悔中度過余生。慶山的《夏摩山谷》書寫三位女性的愛情經(jīng)歷以及對生活的逃亡。盛可以的《女工家記》聚焦保姆這一女性群體，通過她們的經(jīng)歷來書寫女性的命運。糖匪的《無名盛宴》表達女性性別就是“命運深淵”的主題。池莉的《大樹小蟲》透過不能自主掌握生育權(quán)這一現(xiàn)象，對女性的命運進行了深入思考。薛燕平的《寬街》也是講述“生不出男孩兒”的女性悲慘命運。君婷的《某女朝陽》關(guān)注的是女性成長，書寫女性在職場的生存，通過再現(xiàn)她們從求學到工作、再到人生的種種困境，書寫了女北漂族的生存經(jīng)歷。六六、九枚玉的《少年派》講述了在高考和離婚雙重倒計時的重壓之下，考生母親的尷尬遭遇。須一瓜的《五月與阿德》依舊關(guān)注女性，書寫了女孩五月凄苦的一生。林棹的《流溪》講述了小城女性張棗兒的成長史，她努力尋找心靈的慰藉，卻遭遇一片狼藉的生活。郭楠的《花團錦簇》也涉及了一系列女性的悲劇命運。
在這些作品中，女性書寫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質(zhì)。首先，作家筆下的女性仍是極度依附的。其次，作家筆下的社會似乎沒有為女性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再次，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容易極端化。特別是，近期有關(guān)女性主題的書寫似乎在進行一場場痛苦比賽，作家們在筆下較勁，比誰描寫的人物更慘，通過“比慘”，他們都在努力譜寫一曲女性命運的哀歌。將女性的社會境遇作為一個問題擺出來，引起警覺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一味比慘，能夠進一步觸動人心嗎？能夠建立起女性自己的信念和價值觀嗎？會不會適得其反，混肴視聽，成為反面雞湯文，麻醉讀者甚至女性本身？社會不公、職場不易、婚姻不幸、墮落沉淪、性別深淵……這就是女性面臨的現(xiàn)狀？對女性命運的哀歌化書寫，會不會引起女性的警覺甚至扭轉(zhuǎn)她們的命運？
近幾年來，長篇小說書寫對女性的關(guān)注達到一個新的程度，大量的作品以女性為中心人物，以思考女性命運為主題。塑造了諸多鮮活的女性形象，同時也難免陷入千人一面的臉譜化書寫境地。一個有意思的現(xiàn)象是，2019年是茅盾文學獎頒獎年，5位獲獎者都是男性；再往上推兩屆，三屆作家共15人，均為男性。一方面是女性作家創(chuàng)作十分高產(chǎn)，另一方面則是這些作品似乎并沒有質(zhì)的突破，局限在相對狹小的空間里呢喃自語，僅從主題來看，大多圍繞女性自身命運進行書寫，特別是女性命運的悲涼表達，這種重復單調(diào)的書寫需要反思。特別是在這么多的書寫之后，女性現(xiàn)狀似乎沒有多大改觀，她們依舊扮演著舊有的角色。正如《衣物語》的結(jié)尾，晏秋依然漂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下一步該邁向何方，“這以后，她該怎么辦呢？”女性主義和女性寫作轟轟烈烈，而女性還是作為一個問題擺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