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兒童文學新論》叢書：代際擔當和理論自覺
2020年初，朱自強主編的《新世紀兒童文學新論》叢書由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叢書包括朱自強的《中外兒童文學比較論稿》、方衛(wèi)平的《1978-2018兒童文學發(fā)展史論》、李紅葉的《安徒生童話詩學研究》、徐德榮的《兒童文學翻譯的文體學研究》、聶愛萍的《兒童幻想小說敘事研究》、黃桂珍的《張?zhí)煲砼c中國現(xiàn)代兒童文學》、程諾的《后現(xiàn)代兒童圖畫書研究》、中西文紀子的《圖畫書中文翻譯問題研究》共8冊。叢書的問世源自出版方、主編人、作者們共同的情感記憶和各自的學術機緣，對新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發(fā)展的復雜新變做出了回應。
新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界一邊致力于中國兒童文學理論建設，一邊投身于中國兒童文學批評現(xiàn)場。特別是在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隨著中國兒童文學國際影響力的日益提升，原創(chuàng)兒童文學的類型日益多樣，原創(chuàng)兒童文學與復制性童書也日益分化，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界越發(fā)感知到兒童文學理論建設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僅以兒童文學理論叢書來說，在兒童文學研究界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不同代際的兒童文學研究者以富有個人特質的學術研究成果，合力為中國兒童文學的理論發(fā)展而集體發(fā)聲。接力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了《新視野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叢書，浙江少兒出版社在2019年推出了《思潮·前沿：中國當代兒童文化研究》系列叢書。在這樣的背景下，2020年伊始，少年兒童出版社繼1997年出版具有當代兒童文學經(jīng)典性理論價值的“跨世紀兒童文學論叢”后，時隔20余年又推出了由朱自強教授主編的《新世紀兒童文學新論》叢書，根本性的機緣在于，不同代際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者的“代際擔當”意識和“理論自覺”意識，以此回應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種種新變。
何謂代際擔當意識？代際一般指的是代際關系或代際效應。其實，代際不僅意指不同時代的群落在自然時間流轉中的關系或效應，更意指在歷史時間演變中的關系承傳和改變，因為代際生成的背后是社會、歷史、文化等諸多因素演變的合力。在此意義上，代際擔當意識即是中國兒童文學研究者試圖以代際關系或代際效應來承擔社會歷史記憶和文化記憶。本套叢書作者的代際結構既是跨國別的“三代同堂”，更是“50后”至“85后”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者對其所置身的社會歷史記憶和文化記憶的回應和書寫。
何謂理論自覺意識？“理論自覺”意味著“對必然性的自覺及對自發(fā)性的否定”，自發(fā)與自覺是標志人對自己社會活動的意義是否理解以及理解程度的范疇，自發(fā)與自覺是相對的。然而，對于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界而言，實際情況要比理論本身復雜得多，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界的自發(fā)與自覺同時也受制約于社會歷史記憶和文化記憶。事實上，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者的一切有意識的活動都是自覺的，只是在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的學術活動中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某種歷史必然性所支配，不能完全獨立地從事或預見自己的學術研究活動。如果說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兒童文學研究者主要“依附”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學科的內部進行自發(fā)階段的理論研究，將兒童文學的基礎理論建設作為工作重點，那么在新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研究者則試圖超越以往的學科“歸屬”而進入自覺階段的理論研究，將兒童文學的應用性理論和跨學科理論作為工作重點。自發(fā)階段與自覺階段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并不存在高下之分，只是理論研究史不同階段的工作重點內容。
當然，無論是代際擔當意識還是理論自覺意識，在本套叢書中，都是以代際的流動性的形式內化為不同代際學人的寫作立場和寫作范式，由此共同擔當了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理論建設的使命。
朱自強和方衛(wèi)平兩位學人的兒童文學理論研究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主體性革命”的思潮中成長和壯大的，“主體性意識”始終貫穿于他們的兒童文學理論研究過程中。90年代，主體性意識在兩位學人的兒童文學理論研究中，非但未有所退卻，反而強化為“相互主體性”意識。朱自強的著作《中外兒童文學比較論稿》收錄了上世紀80年代末期迄今的中日兒童文學理論比較視域下的重要文章，但無論是哪個時段的文章，都是“有問題意識的有感而發(fā)”，呈現(xiàn)出由主體性意識到“相互主體性”意識演進的思維方式。在本書中，朱自強對中國兒童文學理論中的基本概念“兒童觀”“兒童文學觀”等進行深入的辨析和反思。無論是面對國內的兒童文學論者的古已有之的觀點，還是面對西方兒童文學論者佩里·諾德曼的兒童觀和兒童文學觀，本書都運用具體實例和具體分析來進行質疑，呈現(xiàn)了反思的批判性寫作立場，探索了中日比較研究的方法與思想史、文學史、學術史相融合的研究范式，以此堅持他“三十幾年來建構的‘兒童本位’的兒童觀和兒童文學觀”。方衛(wèi)平的《1978-2018兒童文學發(fā)展史論》選用了文學史、思潮史和出版史、期刊史等多種方法并用的寫作范式，同樣帶有知識分子的“主體性意識”向“相互主體性”意識演進的思維方式。方衛(wèi)平在書中堅持知識分子型學人的獨立立場，不依靠假定的中國兒童文學史觀和已有的中國兒童文學史寫作程式進行寫作，而是從中國兒童文學的優(yōu)秀文本出發(fā)。他特別鐘情于那些帶有先鋒探索精神的中國兒童文學作家作品，也不惜筆墨地贊譽那些帶有先鋒精神的兒童文學刊物。也許，在這本著作中，方衛(wèi)平對中國兒童文學的先鋒精神的眷戀和推崇，源自上世紀80年代文化記憶的饋贈。
相較之下，李紅葉的《安徒生童話詩學研究》的寫作立場似乎并不明確表明某種批判性或先鋒性的寫作立場。她一直靜靜地守護在安徒生童話身旁，忠實地做安徒生童話的解讀者、傳播者、闡釋者。但透過作者的詩性語言和體貼入微的理解，可以發(fā)現(xiàn)李紅葉所選擇的正是建設性與抵抗性同構的寫作立場，既試圖還原被人們所誤讀的安徒生童話，更試圖還原被人們所輕慢的以“小”搏“大”的童話觀。李紅葉為此選擇了中國詩性和西方詩學寫作范式的融合，以安徒生為個案，借助安徒生童話的詩學闡釋，不僅為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提供了一種詩學研究方法，而且為新世紀中國人提供了一種生命信念。
徐德榮和聶愛萍皆是英語系出身，具有跨文化的視域。兩部著作在寫作立場和寫作范式的選擇上皆立足本土、參照域外，關注現(xiàn)實、著眼未來。徐德榮的著作跨越翻譯理論與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的邊界，對文本的感受力與分析力都值得稱道。聶愛萍的著作跨越幻想小說理論與寫作實踐的邊界，文本細讀和理論闡釋都頗見功底。兩位“85后”青年新銳學人的著作在寫作立場和寫作范式上既各有不同、又各有優(yōu)長。黃桂珍的著作不是單純的作家論，而是以張?zhí)煲淼膬和膶W創(chuàng)作為個案，以對張?zhí)煲硌芯窟M行重評的歷史反思的寫作立場，選取打通作家、作品、讀者與世界邊界的文學史整體性研究的寫作范式，重新反思中國兒童文學史的現(xiàn)代性歷史進程。程諾的著作選取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背景下的開放性寫作立場，援引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方法對圖畫書進行研究，探索了圖畫書研究、童年史研究、后現(xiàn)代文化研究的多種寫作范式，為中國圖畫書理論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不過，后現(xiàn)代理論對中國原創(chuàng)圖畫書的有限性和有效性值得進一步思考。如何將中國原創(chuàng)圖畫書的創(chuàng)作實踐理論化，是值得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界深思的理論問題。日本學者中西文紀子的著作問題意識具體而微，有明確的現(xiàn)實針對性，為中國圖畫書的譯者提供了值得借鑒的參照、經(jīng)驗和啟示。
綜上所述，該兒童文學理論叢書通過對中國兒童文學理論傳統(tǒng)的挖掘和再闡釋，以及對西方兒童文學理論的對話和靈活運用，以跨學科的視野，將其中有價值和有現(xiàn)實針對性的理論資源植入新世紀兒童文學實踐中，由此使得不同代際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者自覺擔當理論建設這一重大使命，為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有益、有效的理論支撐和思想滋養(yǎ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