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桂新：魯迅與左聯(lián)
1933年2月24日，魯迅與楊杏佛（中）、李濟之（左）合影
楔子
1926年11月7日，是一個星期天。在廈門，正是秋冬之交的時候，有些荒涼的廈門大學校園里，連日吹著蕭瑟的海風。時在廈門大學任教的魯迅，被這海風吹得心里頗不平靜。這天夜深人靜的時候，他給遠在千里之外的廣州的許廣平寫信，在信里發(fā)了一通牢騷。當時，廈門大學的一些青年對他懷著熱切的期待，希望他能給予文學及人生的指導。他感受到了這些青年的熱情，心里卻不那么踏實：“在這幾年中，我很遇見了些文學青年，由經驗的結果，覺他們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時便竭力使役，可以詰責時便竭力詰責，可以攻擊時自然是竭力攻擊，因此我于進退去就，頗有戒心，這或也是頹唐之一端，但我覺得這也是環(huán)境造成的?！比欢?，青年畢竟能給他帶來希望和勇氣，于是他接著話風一轉：“其實我也還有一點野心，也想到廣州后，對于‘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至多無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與創(chuàng)造社聯(lián)合起來，造一條戰(zhàn)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字?！?/p>
1927年1月中旬，魯迅抵達廣州之后，果然與創(chuàng)造社建立了聯(lián)系，甚至有過初步的合作。例如，他曾應成仿吾通過何畏的邀請，在創(chuàng)造社擬就的《中國文學家對于英國知識階級及一般民眾宣言》上簽字，以聲討在上海總罷工中支持軍閥孫傳芳屠殺工友的罪行。然而，陰差陽錯的是，這種聯(lián)合未能持久。很快，這年的4月，就在北伐取得節(jié)節(jié)勝利的同時，在被視為革命策源地的廣州，發(fā)生了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國民黨大肆抓捕和屠殺共產黨人及進步青年學生，魯迅被鮮血驚得目瞪口呆。在堅持推動校方營救革命青年未果之后，魯迅決定辭去中山大學一切職務，并于9月27日離開廣州，前往上海，從此開始了人生的最后十年。
1927年10月3日，魯迅到達上海，幾天后決定于此定居。此時，革命形勢仍然變幻莫測。魯迅對此十分關注，僅僅半個多月后，他便于雜志發(fā)表《革命文學》一文，指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彼踔翑嘌裕骸案锩膶W家風起云涌的所在，其實是并沒有革命的。”一方面提醒讀者革命的艱難，另一方面認同投身實際革命活動的可貴，表達了對真正的革命的向往之情。遺憾的是，一些幼稚的來自后期創(chuàng)造社和太陽社的“革命文學家”竟然對他斷喝：不許革命！認為他是封建余孽、小資產階級乃至“二重的反革命”，沒有革命的資格。在1928和1929年中，魯迅和這些人進行了激烈的論戰(zhàn)，史稱“革命文學論爭”，這一場論爭逼著他去翻譯一些蘇聯(lián)等國的革命文藝理論著作。就在這種學習和翻譯的過程中，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包括階級論在內的基本理論，思想上產生了很大變化，隱隱和當時在國際上逐漸風起云涌的左翼思潮產生了強烈共鳴。
1929年冬，為了適應新的革命形勢的需要，中共中央醞釀組建一個統(tǒng)一的革命作家組織，名為“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為了樹立旗幟，擴大影響，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傳部部長李立三決定讓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停止對魯迅的攻擊，以擁戴魯迅為領袖的方式把他團結起來。魯迅接受了這一安排，因為他認可這一組織的性質和戰(zhàn)斗目標。在某種程度上，這正是他三年前所設想的“造一條戰(zhàn)線”的延遲實現，只不過這一次并非他主動。從此，魯迅的名字就和左聯(lián)緊緊聯(lián)結在了一起。
魯迅與前期左聯(lián)
魯迅和左聯(lián)之間的具體聯(lián)系人主要是馮雪峰。馮雪峰是柔石1922年前后在浙江一師的同學，而柔石1928年后和魯迅的關系相當密切，成為魯迅最喜愛的青年作家之一。經柔石介紹，1928年12月9日馮雪峰第一次來到魯迅家中，此后通過合作編譯《科學的藝術論》叢書，逐漸成為和魯迅交往最多、關系最深的共產黨員。兩人常常在晚上進行長時間談話，有時長達三四個小時，直到凌晨兩三點才分別。他們分別后，魯迅再打起精神，一直工作到天亮。許廣平曾如此回憶：
這工作多超過先生個人能力以上，接近的人進忠告了。先生說：“有什么法子呢？人手又少，無可推諉。至于他，人很質直，是浙東人的老脾氣，沒有法子。他對我的態(tài)度，站在政治立場上，他是對的?！薄袝r聽聽他們談話，覺得真有趣。F說：“先生，你可以這樣這樣的做?！毕壬f：“不行，這樣我辦不到?！盕又說：“先生，你可以那樣做?！毕壬f：“似乎也不大好?！盕說：“先生，你就試試看吧。”先生說：“姑且試試也可以?！庇谑琼g的比賽，F目的達到了。
可見，魯迅對馮雪峰產生了完全的信任。1929年秋冬之間，馮雪峰接受潘漢年的指示，和魯迅商談成立左聯(lián)的事情，魯迅完全同意成立這樣的一個革命文學團體，并說“左翼”二字還是用好，旗幟可以鮮明一點。大約在1929年底，組織基本構成人員十二人，其中包括魯迅、鄭伯奇、蔣光慈、馮乃超、彭康、夏衍、阿英（錢杏邨）、柔石、沈起予、洪靈菲、陽翰笙和馮雪峰等人作為左聯(lián)的發(fā)起人和籌備人。他們在左聯(lián)正式成立前開過一兩次會，討論綱領、章程等事宜。具體負責綱領起草的是馮乃超，在起草時參考了蘇聯(lián)的“拉普”“十月”“烈夫”以及日本一些革命文學團體的綱領，可以說是將這些外國材料拼湊起來，而沒有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fā)。原稿帶有不少激進性的詞句，如“詩人是預言家”“勝利，不然就是死”之類。1930年2月24日，馮乃超獨自一人帶著這份綱領草稿來到魯迅景云里的家中，請魯迅提意見。魯迅細細看過，陷入了沉默，一時無話可說。過了些時間，他對馮乃超說：“就這樣罷，這種文章不好寫，我寫不出來?！彼]有提供修改意見，其實是他的意見不小，原稿難以修改。
1930年3月2日，左聯(lián)成立大會在北四川路竇樂安路中華藝術大學的一間教室里召開。會上通過了左聯(lián)的綱領、章程，選舉了執(zhí)行委員會，魯迅被選為執(zhí)行委員之一。在這次會上，面對曾經的論敵，此刻已成戰(zhàn)友，魯迅作了長篇發(fā)言，毫不避諱地提出了他個人對于左聯(lián)的意見，實際上也就是對左聯(lián)綱領（草稿）的批評意見。由于是秘密活動，魯迅的發(fā)言當時沒有記錄，幾天后由馮雪峰追記，并補充了一些魯迅平日的談話意見，經魯迅本人改定，于《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0年4月1日出版）發(fā)表。這篇名為《對于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意見》的文章，后來成了中國左翼文學運動史上的重要文獻。文章先破后立。前半部分提醒大家，“‘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斗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卻是麻煩的事。所以對于革命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钡谌耙詾樵娙嘶蛭膶W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貴，也是不正確的觀念”。革命成功后，“恐怕那時比現在還要苦，……如果不明白這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后半部分則說出了“我們今后應注意的幾點”：“第一，對于舊社會和舊勢力的斗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辈荒軡M足于小的目標和“個人的勝利”，譬如“在文壇上有個小地位，稿子已經賣得出去了”之類?！暗诙?，我以為戰(zhàn)線應該擴大?！睉摵团f文學舊思想作斗爭，避免“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斗爭”?！暗谌覀儜斣斐龃笕旱男碌膽?zhàn)士。因為現在人手實在太少了，……如果人多了，則翻譯的可以專翻譯，創(chuàng)作的可以專創(chuàng)作，批評的專批評；對敵人應戰(zhàn)，也軍勢雄厚，容易克服?！币⒁獾氖?，“我們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戰(zhàn)士，但同時，在文學戰(zhàn)線上的人還要‘韌’?！谖幕嫌谐煽?，則非韌不可?！痹谖恼碌淖詈螅斞柑貏e強調“聯(lián)合戰(zhàn)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如果“我們戰(zhàn)線不能統(tǒng)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為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為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zhàn)線也就統(tǒng)一了”。
魯迅在這篇講話中，內心已經和創(chuàng)造社及太陽社成員盡釋前嫌，因此在談到人手不夠急需“造出大群的新的戰(zhàn)士”時，他“帶便”地舉了剛剛過去不久的革命文學論爭為例：
前年創(chuàng)造社和太陽社向我進攻的時候，那力量實在單薄，到后來連我都覺得有點無聊，沒有意思反攻了，因為我后來看出了敵軍在演“空城計”。那時候我的敵軍是專事于吹擂，不務于招兵練將的，攻擊我的文章當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罵來罵去都是同樣的幾句話。我那時就等待有一個能操馬克斯主義批評的槍法的人來狙擊我的，然而他終于沒有出現。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戰(zhàn)士底養(yǎng)成的，曾經弄過好幾個文學團體，不過效果也很小。但我們今后卻必須注意這點。
魯迅的講話可謂語重心長，深思熟慮，內容全面。中國的左翼文學運動如果真能全盤吸收，勢必能取得更大的成績。然而，現場的年輕聽眾們對他講話的感受并不一致。負責起草左聯(lián)綱領的馮乃超聽后感到敬服，覺得魯迅十分成熟，而年輕人非常幼稚。但也有一些人不以為然，認為魯迅說的還是在革命文學論爭中的那些話，不足重視；需要改變的是魯迅，而不是他們自己。這后一種人，當時思想非常激進，他們高高在上，以高懸的政治標準判定魯迅需要改造思想，而他們自己才真正掌握了真理。至于魯迅，會上苦口婆心，內心其實也頗為失望。1930年3月27日他在給章廷謙的信中說：自己甘作人梯，“所以我十年以來，幫未名社，幫狂飆社，幫朝花社，而無不或失敗，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國之心，終于未死，所以此次又應青年之請，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聯(lián)盟，于會場中，一覽了薈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來，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勢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險，但還怕他們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盡管如此，魯迅還是堅持將這些“革命作家”視為戰(zhàn)友，抱著愛護和自我犧牲的態(tài)度，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努力工作。例如，他接受了左聯(lián)的安排到上海的大夏大學等地去講演，參與左聯(lián)介入的一些文學論爭。不過他意識到自己思想復雜而有顧慮，并不適合擔任領袖，也意識到自己并不適合參加什么飛行集會、貼標語散傳單等類“實際行動”，所以雖然名義上是左聯(lián)的領袖或“盟主”，但他較少參加左聯(lián)的一些工作會議，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寫作、翻譯與編輯刊物等文化建設事業(yè)上。他翻譯了蘇聯(lián)作家法捷耶夫以國內戰(zhàn)爭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毀滅》，與馮雪峰合作主編《萌芽》《前哨》《十字街頭》，支持馮雪峰、丁玲主編《北斗》，在這些左聯(lián)的機關刊物上面發(fā)表了大量雜文和論戰(zhàn)文字。其中，在左聯(lián)成立前后的第一次重要論戰(zhàn)，對手是以梁實秋為代表的新月派。1929年9月，梁實秋發(fā)表《論魯迅先生的“硬譯”》和《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兩篇文章，提出文學應當表現“最基本的人性”。1930年3月，魯迅在《萌芽》第3期發(fā)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認為梁實秋的主張“矛盾而空虛”，旗幟鮮明地提倡階級性與“無產文學”：
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里，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 饑區(qū)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捌蜒?！”“列寧呀！”固然并不就是無產文學，然而“一切東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來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現“人性”的“本身”的文學。倘以表現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學為至高，則表現最普遍的動物性——營養(yǎng)，呼吸，運動，生殖——的文學，或者除去“運動”，表現生物性的文學，必當更在其上。倘說，因為我們是人，所以以表現人性為限，那么，無產者就因為是無產階級，所以要做無產文學。
魯迅譯《毀滅》
在《萌芽》第5期上，魯迅又發(fā)表《“好政府主義”》和《“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兩文，對梁實秋予以批判。根據馮雪峰的回憶，其中后一篇是為了聲援馮乃超，魯迅自認比馮乃超“刻薄得多”，“可是，對于梁實秋這類人，就得這樣。……我?guī)湍顺皇?，以助他之不足。”同期還發(fā)表了馮雪峰的《諷刺文學與社會改革》，在這篇文章中，馮雪峰說魯迅先生諷刺和嘲罵過許多人事，“然而偏偏只遺下了一種主義和一種政黨沒有嘲笑過一個字，不但沒有嘲笑過，分明地他還在從旁支持著它”。這可以說是馮雪峰對魯迅當時政治立場的代言，不用說，這里暗示的正是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黨。
魯迅加入左聯(lián)前后，結識了不少優(yōu)秀共產黨員，如果他們同時還有文學實績，就更被他看重，而結出深厚的友誼。在這些年輕的革命文學家里，魯迅對于柔石的態(tài)度真可用慈愛來形容。柔石工作刻苦，不畏艱難，一往無前，他和魯迅相互關愛，連一同上街時都擔心著對方。然而，這樣一位“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來看都“損己利人”的革命作家，因為王明等發(fā)起的黨內斗爭，而不幸于1931年1月17日在東方飯店開會時被作為政治犯逮捕，二十天后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秘密處死。同時死難的還有殷夫（白莽）、胡也頻、馮鏗和李求實（李偉森），合稱“左聯(lián)五烈士”。柔石等的犧牲引起魯迅的極大痛苦和憤慨，1931年4月，魯迅和馮雪峰等冒著白色恐怖，合編了一份秘密發(fā)行的左聯(lián)機關刊物《前哨》，并將創(chuàng)刊號定為“紀念戰(zhàn)死者專號”。在這一專號上，除了《柔石小傳》，魯迅還發(fā)表了一篇《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文章開頭說：“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fā)生，在誣蔑和壓迫之中滋長，終于在最黑暗里，用我們的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中間斷言，幾個同志雖然被暗殺，“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卻仍然滋長，因為這是屬于革命的廣大勞苦群眾的，大眾存在一日，壯大一日，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也就滋長一日?！苯Y尾沉痛宣布：“我們現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銘記，紀念我們的戰(zhàn)死者，也就是要牢記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歷史的第一頁，是同志的鮮血所記錄，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兇暴和啟示我們的不斷的斗爭。”幾乎與此同時，他還寫了一篇《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指出在當時的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惟一的文藝運動。因為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國已經毫無其他文藝”。雖然面臨統(tǒng)治階級的迫壓，但“左翼文藝仍在滋長”，而官方及走狗那“單單的殺人究竟不是文藝，他們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無所有了”。從中可見魯迅對于左翼文藝前途的確信。
魯迅與中期左聯(lián)
1931年日本軍隊發(fā)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的東北三省，中華民族面臨的生存危機日益嚴重，而國民黨統(tǒng)治當局竟然實行不抵抗政策。面對這樣的艱難時勢，魯迅以大無畏的氣概投入到戰(zhàn)斗中。1931年12月20日，針對國民政府于18日發(fā)布的誣蔑愛國學生的通電，魯迅怒不可遏，寫成《“友邦驚詫”論》，對“黨國”和“友邦”予以強烈抨擊。1933年5月，獨裁的希特勒為了實行文化專制，于柏林等城市焚燒不符合納粹思想的書籍。對此，魯迅于6月28日寫作《華德焚書異同論》一文加以批判。針對中國和日本的論者將希特勒（魯迅文中寫作“希特拉”）比之于秦始皇，魯迅指出，兩人雖然都燒書，但秦始皇不燒農書和醫(yī)書，收羅別國“客卿”，博采各種思想，而且重視小兒和婦人，相比之下，希特勒“所燒的首先是‘非德國思想’的書，沒有容納客卿的魄力；其次是關于性的書，這就是毀滅以科學來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結果必將使婦人和小兒沉淪在往古的地位，見不到光明。而可比于秦始皇的車同軌，書同文……之類的大事業(yè)，他們一點也做不到?！濒斞冈诖水斎徊皇且阑厥蓟剩且砻飨Ｌ乩h不如秦始皇，由此可見他對德國法西斯的鄙視和痛恨。除了撰文批判法西斯主義，魯迅還于1933年初參加了由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林語堂等人發(fā)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參與了營救蘇聯(lián)情報人員牛蘭夫婦的活動，以及接待愛爾蘭作家蕭伯納的活動。在同盟重要成員楊杏佛被暗殺后，魯迅不顧生命危險出席追悼活動，并且出門時不帶鑰匙，顯示出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義勇氣概。
1933年2月17日, 魯迅與蔡元培、蕭伯納合影
當然，這一時期魯迅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著譯和文學論爭上。這一時期的左聯(lián)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初期的“左傾幼稚病”，不再組織不合理的飛行集會等活動，其中一些成員對文藝論爭給予了更多重視。對于魯迅而言，這一時期首先面臨的是“民族主義文學”的挑釁。在20世紀的中國，“民族主義”當然并非一個貶義詞，但這“民族主義文學”卻是一個怪胎，據施蟄存回憶，這“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后臺可能是藍衣社，參與的代表人物包括張若谷、傅彥長、朱應鵬、黃震遐。這些人在自己創(chuàng)辦的《前鋒周報》《前鋒月刊》等刊物上發(fā)表批評魯迅與普羅文學的文章，而其創(chuàng)作《隴海線上》《黃人之血》（作者均為黃震遐）則流露出種族主義和敵視勞動人民的意識。為此，魯迅于1931年10月在上海的《文學導報》上發(fā)表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一文，對其思想和作品進行嚴厲批評，指出“中國的‘民族主義文學家’根本上只同外國主子休戚相關”，是“殖民地順民的‘民族主義文學’”，并斷言他們的歷史命運是“將只盡些送喪的任務，永含著戀主的哀愁，須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才能脫出這沉滯猥劣和腐爛的運命”。
在批判“民族主義文學”的過程中，一些非左聯(lián)成員也加入了進來。其中，胡秋原寫了《阿狗文藝論》等幾篇文章，譴責“民族主義文學”“毫無學理之價值，毫無藝術之價值”，實在是一種墮落。但他在文章里反對政治對文藝的干涉，聲稱要做“一個自由人”，后來又批評錢杏邨的理論是“一個最大的滑稽”，于是引起左聯(lián)成員的批評。馮雪峰以洛揚的筆名在1932年6月出版的左聯(lián)刊物《文藝新聞》上發(fā)表來信，批評胡秋原“反普羅革命文學”。但這又引起了左聯(lián)之外的作家蘇汶（杜衡）的評說，他于1932年7月在《現代》雜志發(fā)表《關于〈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在文章中稱作家是“智識階級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黨派”的階級文人之外的“第三種人”。蘇汶的文章又引來了瞿秋白和周揚的批評。其中瞿秋白以易嘉的筆名在《現代》發(fā)表長文《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認為每一個文學家“始終是某一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的代表。在這天羅地網的階級社會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種人’”。
瞿秋白寫作此文的時候，他和魯迅相互有所了解，但還沒有見過面。1932年11月，魯迅在《現代》上發(fā)表《論“第三種人”》一文（寫成于10月10日），被認為是此次論爭中帶有總結性的文章。魯迅站在左聯(lián)的立場上批評了蘇汶，他和瞿秋白一樣，認為不可能存在“第三種人”：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里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zhàn)斗的時代而要離開戰(zhàn)斗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fā)，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著，然而并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所以雖是“第三種人”，卻還是一定超不出階級的……
針對蘇汶認為“第三種人”因面臨左翼批評的嚴酷而擱筆，魯迅指出，左翼作家本身都在受著“壓迫，禁錮，殺戮”，他對同盟軍抱著歡迎的態(tài)度，“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這就表明對于蘇汶本人，左聯(lián)并沒有將其視為階級敵人，而是抱著團結的態(tài)度。施蟄存后來曾經回憶，“當年參加這場辯論的幾位主要人物，都是彼此有了解的……許多重要文章，都是先經對方看過，然后送到我這里來。……《論‘第三種人’》也是先給蘇汶看過，由蘇汶交給我的?！彼€說，以《現代》雜志為中心的幾個“現代派”作家，其基本立場是政治上左翼，文藝上自由。事實證明雙方的分歧并非敵我矛盾。1932年年末，蘇汶編輯了一冊《文藝自由論辯集》，收入論戰(zhàn)各方的文章，并在《編者序》中對論戰(zhàn)的意義予以肯定。而在左聯(lián)方面，1933年樓適夷組編《創(chuàng)作的經驗》一書時，為了擴大作者的范圍，魯迅還曾建議樓適夷向杜衡約稿。
這一時期，除了對外的幾次論戰(zhàn)，在左聯(lián)內部，也發(fā)生過批評與反批評的事情。1932年11月，蕓生在周揚主編的左聯(lián)刊物《文學月報》上發(fā)表了一首政治諷刺詩《漢奸的供狀》，攻擊胡秋原，詩中出現了一些辱罵和恐嚇的字句。馮雪峰看到以后認為這違背了黨的策略，于是建議周揚在下一期公開糾正，周揚不同意，兩人爭吵起來。馮雪峰又先后和瞿秋白及魯迅見面，兩人都同意應當糾正。12月10日，魯迅以公開信的形式寫了一篇《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zhàn)斗》，發(fā)表于同月15日出版的《文學月報》。在這封信里，魯迅明言對于該詩“非常失望”，因為詩中“有辱罵，有恐嚇，還有無聊的攻擊：其實是大可以不必作的”。他承認“中國歷來的文壇上，常見的是誣陷，造謠，恐嚇，辱罵”，“但我想，這一份遺產，還是都讓給叭兒狗文藝家去承受罷，我們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拋棄了它，是會和他們成為‘一丘之貉’的”。在文章臨近結束的時候，魯迅正面提出自己的主張：“戰(zhàn)斗的作者應該注重于‘論爭’；倘在詩人，則因為情不可遏而憤怒，而笑罵，自然也無不可。但必須止于嘲笑，止于熱罵，而且要‘喜笑怒罵，皆成文章’，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并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污穢，這才是戰(zhàn)斗的作者的本領?！濒斞傅倪@些主張本來是對左翼作家的正當要求，但是有些同人并不認可，甚至公開發(fā)表文章攻擊魯迅。1933年2月，首甲（祝秀俠）、丘東平、方萌、郭冰若四人聯(lián)合在《現代文化》上發(fā)表文章《對魯迅先生的〈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zhàn)斗〉有言》，指責魯迅“帶上了極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色彩”，其主張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論”。魯迅讀到此文后頗為心冷，但四人中除了丘東平是署真名，其他三人是誰他不得而知，寫信質問周揚，仍然不得要領。這使得他對于左聯(lián)的一些“戰(zhàn)友”產生了疑懼心理。
總體而言，在左聯(lián)中期，由于有馮雪峰和瞿秋白等的堅定支持，魯迅基本能和左聯(lián)同人共進退，他的心情是比較愉快的。其中，他和瞿秋白在1932年11月30日初次見面，兩人一見如故，大有知己之感。此后，瞿秋白多次居住在魯迅家里避難，雙方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一起從事翻譯等工作，在論戰(zhàn)中相互支持。瞿秋白甚至以魯迅的名義寫作了12篇雜文，而魯迅都將其收入自己的文集中。1933年三四月間，瞿秋白精選了魯迅歷來所寫的47篇雜文，編成《魯迅雜感選集》，并寫作長篇序言，以馬克思主義觀點論述魯迅的思想發(fā)展和他的雜感的意義。魯迅認可瞿秋白的分析，并寫了一幅對聯(lián)相送：“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睗M含珍惜之意。
魯迅書贈瞿秋白聯(lián)
魯迅與后期左聯(lián)
1933年11月和1934年1月，馮雪峰和瞿秋白先后因革命工作需要離開上海，奔赴江西瑞金中央蘇區(qū)。從此以后的兩年間，魯迅失去了兩個很好的支持者與談話對象，這使得他在左聯(lián)的處境發(fā)生了變化，有時會陷入有苦說不出的境地。另一方面，1934年6月9日，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發(fā)布“圖書雜志審查辦法”，在上海設立“中央圖書審查委員會”，文網日益嚴密，魯迅面臨的話語空間急劇縮小，他的一些文章被刪改，有的則不能發(fā)表，《二心集》出版不久即被查禁。加之期間重病了幾回，身體狀況大不如前，所有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他面臨的生存境遇的困難顯然超出了前兩個時期。
在這兩年中，由于國民黨言論控制的加強，文壇上已經很少形成較大規(guī)模的論爭。但出乎意料的是，魯迅受到了左聯(lián)內部成員的兩次攻擊，都發(fā)生在1934年。一次是6月28日，魯迅以公汗的筆名在《申報·自由談》上發(fā)表雜文《倒提》，文章的主旨是通過講述人和雞鴨的不同，號召殖民地人民“能組織，能反抗”，“自有力量，自有本領”。這篇文章被左聯(lián)成員廖沫沙看到后，可能因為看得不夠仔細，又不知“公汗”是誰，他竟然誤解了文意，從中讀出了買辦意識，于是以林默的筆名寫成了《論“花邊文學”》一文，發(fā)表在《大晚報·火炬》，對《倒提》大加批評，認為是在替西洋人辯護。后來魯迅在編集《花邊文學》時，即以“花邊文學”為書名，并在序言中說明“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里的青年戰(zhàn)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另一次是在8月，魯迅在《社會月報》大眾語特輯上發(fā)表了一篇《答曹聚仁先生信》，同一期雜志又刊登了共產黨的叛徒楊邨人的一篇反共文章。魯迅事先當然不知道編者會有這樣的安排，但文章發(fā)表后就引來了“紹伯”（魯迅認為是田漢，田漢則說是自己的表弟）的批評，他于8月31日在《大晚報·火炬》上發(fā)表《調和》一文，說魯迅是在“替楊邨人氏打開場鑼鼓”，并且嘲諷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魯迅對此非常憤慨，他在11月14日所寫的《答〈戲〉周刊編者信》中對此加以辯駁，并明確表示：“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后給我一刀，則我的對于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边@些戰(zhàn)友的攻擊讓魯迅耿耿于懷，他不但發(fā)表文章予以反擊，從而使得左聯(lián)內部成員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公開化，而且不斷在給友人的信中吐露自己的憤懣。例如，1934年12月6日，他在給蕭軍、蕭紅的信中說：“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里的蛀蟲，許多事都敗在他們手里?！?8日在給楊霽云的信中說：“叭兒之類，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確是口是心非的所謂‘戰(zhàn)友’，因為防不勝防。例如紹伯之流，我至今還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為了防后方，我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后，格外費力?！?935年4月23日在給蕭軍、蕭紅的信里再次提到：“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后來的暗箭；受傷之后，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
因為這樣的經歷，也由于左聯(lián)后期領導人對魯迅的態(tài)度和交往中存在的齟齬，魯迅逐漸主動或被動地疏離了左聯(lián)。眾所周知，左聯(lián)是中共直接領導下的一個政治性很強的組織，魯迅雖然是它名義上的領袖，他的意見多數時候也會被重視，但左聯(lián)的實際領導人則是其行政負責人如黨團書記之類。后期左聯(lián)由于犯了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錯誤，有時連魯迅都要被關在門外了。由此，魯迅對其產生不滿和疏離感也就不足為怪了，這種疏離感甚至會傳遞給他熟悉的一些年輕作家。這一時期和他來往頗為密切的是從哈爾濱流亡到上海的蕭軍和蕭紅，魯迅對他們大力提攜，使其成名于文壇，并在來往書信中表達出他對當時文壇的真實感受。1934年12月10日，魯迅在信中談到他對左聯(lián)的看法：“其實，左聯(lián)開始的基礎就不大好，因為那時沒有現在似的壓迫，所以有些人以為一經加入，就可以稱為前進，而又并無大危險的，不料壓迫來了，就逃走了一批。這還不算壞，有的竟至于反而賣消息去了。人少倒不要緊，只要質地好，而現在連這也做不到。”不但如此，即使明知人手不夠，他也不建議蕭軍和蕭紅加入左聯(lián)。1935年8月，蕭軍《八月的鄉(xiāng)村》出版，反響很好，當時負責左聯(lián)日常工作的徐懋庸有意介紹他加入左聯(lián)，蕭軍請胡風征詢魯迅的意見。1935年9月11日，胡風就此致信魯迅，魯迅次日復信胡風，對此明確表示：“我?guī)缀蹩梢詿o須思索，說出我的意見來，是：現在不必進去。最初的事，說起來話長了，不論它；就是近幾年，我覺得還是在外圍的人們里，出幾個新作家，有一些新鮮的成績，一到里面去，即醬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于我們的話，對于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從這里可以看出，一方面魯迅仍然看重自己左聯(lián)成員的身份，所以稱“我們”，但另一方面，他不想陷入一些日常無聊的糾紛中，而寧愿自己埋頭苦干，這樣“將來通盤籌算起來，一定還是我的計畫成績好”。包括蕭軍等文學青年，他也認為還是留在外圍做自己的事情，可能成績更好。
這種回避行政瑣事、強調實干的態(tài)度，在魯迅的晚年常常流露出來。不管是面對親人許廣平，還是戰(zhàn)友馮雪峰、丁玲等，他都常常說出類似的話，就是要“做起來”“干起來”“切實地做”，不要只是高談闊論。魯迅自己，正是在一種時不我待的急迫感中，夜以繼日地加緊工作。然而，在這兩年中，竟然還時不時有一些“前進的青年”認為魯迅“現在不大寫文章, 并聲明他們的失望”，為此，魯迅在1935年的最后一個夜晚專門查勘了一下自己從1918年來的工作成績，發(fā)現最近三年寫的最多。事實勝于雄辯。就主要成績而論，在這幾年，他翻譯了果戈里的長篇小說《死魂靈》，寫作了《故事新編》中的多數短篇小說，以及大量“且介亭雜文”。這些雜文中不乏名篇，其中閃爍著思想的光輝，如強調“拿來主義”，肯定中國人的“自信力”，贊同文藝大眾化，關注底層人的生存境遇……此外，他提倡新興木刻運動，編印版畫集，編輯出版奴隸叢書（收入蕭軍《八月的鄉(xiāng)村》、蕭紅《生死場》與葉紫《豐收》三部中長篇小說）。所有這些工作，無不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左翼文學文化向前發(fā)展。在這過程中，他的個別觀點時過境遷可能會令人感到驚訝，如他反復撰文提倡漢字拉丁化，這在今天看來顯然行不通，但他當年之所以如此主張，是由于絕大多數中國人并不識字，繁難的漢字對他們掌握文化形成重大阻礙，他試圖通過漢字拉丁化的方案，使平民和底層民眾較快地掌握文字，進而成為文化的主人。這種殷切的心理，無疑是非?？少F的。
魯迅左聯(lián)期間所作雜文的結集
尾聲
1935年夏秋之交，因建立國際反法西斯主義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需要，時在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王明，指示蕭三寫信回上海，解散左聯(lián)，另外成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性質的文藝組織。這封信直接寄給魯迅，由他轉交左聯(lián)負責人。魯迅開始頗感意外，后來同意左聯(lián)解散，但堅持要發(fā)一個解散聲明，否則，他認為不是“解散”，而是“潰散”。后來，左聯(lián)于1936年初無聲無息地解散了，不知何故，沒有發(fā)布聲明。同時，另一個“文藝家協(xié)會”被組建起來，其領導核心仍是左聯(lián)的夏衍、周揚等人。魯迅因為不再信任他們，因此拒絕加入，他從“我們”中游離出來，重新回到了“個人”時代。
魯迅在左聯(lián)最后的日子，過得并不愉快。包括“兩個口號”（魯迅與胡風等支持的“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與周揚等支持的“國防文學”）的論爭，讓他深感疲憊，并有一種不被理解的悲哀。據馮雪峰回憶，他1936年4月25日回到上海，第二天去見魯迅，魯迅對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這兩年我給他們擺布得可以！”其中含著無盡心酸。
然而魯迅只是對左聯(lián)的個別領導人的工作作風等感到不滿，對于這個組織本身，他始終是認同和愛護的。在左聯(lián)解散半年之后，1936年6月10日，他在病中接受訪問，一開頭就說：“‘左翼作家聯(lián)盟’五六年來領導和戰(zhàn)斗過來的，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運動。這文學和運動，一直發(fā)展著；到現在更具體底，更實際斗爭底發(fā)展到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狈路鹱舐?lián)仍然存在似的。
魯迅一生參與的眾多社團中，有兩個是他最珍視的，一個是《新青年》團體，一個就是左聯(lián)。前者以啟蒙為要務，后者以發(fā)展無產階級文學文化為目標。由此，他產生了《新青年》情結和左聯(lián)情結。盡管在左聯(lián)內部的不同時期有過跌宕起伏，但他始終初心不變：造就大群的新的戰(zhàn)士，為最廣大的中國人民創(chuàng)造新的生活……
注：本文撰寫過程中，參考了一些前賢及當下學人所寫的回憶錄、傳記與研究著作，限于體例，未能于文中一一注明，謹此致謝。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