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當下文學理論的現狀：活躍與沉寂

這些年來，文學創(chuàng)作似乎表現得比較熱鬧。有許多新的創(chuàng)作現象，如年輕一代在崛起，他們的創(chuàng)作呈現出新的審美面貌，對拓展文學的表現手法無疑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對現實生活，特別是社會變革的關注也在升溫，出現了很多引人矚目的作品。這說明作家們仍然保持著對現實生活的熱情；對文體的探索創(chuàng)新也有許多新的收獲。新的文體樣式在不斷出現，不同文體之間的界限在打破。我身邊就有很多這樣的人。比如他們會說，我以為寫的是散文，但刊物卻是以小說發(fā)表的，并且還獲了小說獎。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出中國文學正在發(fā)生的變化與不斷向前的活力。如果我們再注意到各種評獎、排行榜、文學周等活動，說熱鬧還是比較準確的。

相對于創(chuàng)作而言，理論界似乎顯得比較平靜?；蛘咭部梢杂靡粋€不太“正面”的詞來概括，那就是“沉寂”。從表面來看，也有熱鬧之處。仍然有各種各樣的研討活動，這肯定是一種“理論”或者理論的實踐形態(tài)“評論”現象；還有各種論壇，以交流人們關注的問題；理論家與評論家們也在各種報刊不斷地發(fā)表文章。他們并沒有閑著，而是更勤奮、更忙碌。因為需要關注的事情很多，需要發(fā)聲的地方也很多?？梢哉f是活躍與沉寂同在。不過，在這種忙忙碌碌中，人們也感到某種不滿足。我們發(fā)現，一些過去在理論上已經解決的問題，現在卻成了問題。比如，文學是不是對讀者而言，應該承擔提升精神品格、凈化思想情感的作用？是不是應該對社會生活的發(fā)展表現出某種前瞻性？文學到底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是什么？是沒有什么關系的被抽象了的文學？還是建立在社會生活之上并經過了典型化、藝術化的文學？再如，我們是不是真正了解并把握了現代派文藝思潮的精神實質？現代派的出現本來是對現實社會的對抗與批判，具有極為深刻的社會背景。但我們往往強調其討論的某種手法、技巧，而忽略了、遮蔽了其生成的歷史條件。這還是一種真正的理論嗎？又如，作為理論實踐形態(tài)的批評還能承擔起批評的責任嗎？我們對創(chuàng)作現實指出了哪些不足？進行了怎樣的理論引導？提出了什么應該注意的問題？回應了創(chuàng)作中存在的什么樣的期待？凡此種種，我們的理論還做得非常不夠。這種理論的缺位現象應該終結。

中國正在推動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以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中國從輝煌跌入屈辱，又從屈辱中崛起的大變革，是影響世界格局的大時代，也是將決定人類走向的大抉擇。在這樣的歷史現實面前，文學將發(fā)揮什么作用，文學理論將以什么樣的狀態(tài)面對，是我們不能回避的問題。但是，如果理論解決不好自身應對、建構的主動性問題，不能回應社會變革的現實，也不能回應文學演變的要求，將出現嚴重的理論缺失。那就是，文學會缺乏適應時代要求的理論引導。其結果就是在失去理論燭照的同時，創(chuàng)作的紊亂與停滯。表面上來看很熱鬧，但理論缺少實質性的突破與超越，成為一種不適應時代要求的空轉、懸置甚或失語的理論。

理論的懸置，就是理論不能對創(chuàng)作實踐進行有效引導。其原因可能是理論自身的落后，已經嚴重地脫節(jié)于創(chuàng)作，脫節(jié)于社會現實?；蛘咭部赡苁抢碚搰乐氐夭贿m應現實，與社會生活、創(chuàng)作實踐風馬牛不相及。這樣的理論最好的狀態(tài)也只能是跟在創(chuàng)作后面膚淺地圖解創(chuàng)作。當創(chuàng)作艱難地往前行進時，理論仍然在固有的洼地削足適履地發(fā)聲。這種脫離了現實需求的理論只能被懸置起來，言不及義、話不投機?；蛘哌€可能是，理論終于成為了理論家的理論，而不是對現實生活、文學實踐有意義的理論。理論依然存在，但僅僅是存在的存在。它不關心現實，不引導實踐，也不產生作用。它在理論狹窄的天空中孤芳自賞、不云不雨。這種“自閉”的理論已經失去了應有的作用，變成孤立的自我存在。它不停地出現，但并不能使現實生動起來、豐富起來、有力起來。它徒勞空轉，但毫無收獲，甚至被人拋棄。總之，理論要退掉自己“灰色”的面貌，重新變得充滿生氣、活力，必須在既有的基礎上重新構建，形成屬于這個時代的理論體系。

二、

構建當代文學理論體系的三個挑戰(zhàn)：自覺性、能力與敏銳性

毫無疑問，要解決好目前理論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必須回到理論自身。有這么幾個問題需要認真思考。

首先是我們有沒有構建屬于自己時代文學理論的自覺性？

理論是創(chuàng)作的基礎還是對創(chuàng)作的印證？如果拿這個問題去問作家，他也許不太會承認理論的作用。因為他可以用一句話來回答：我就是這樣寫，并不去管是不是符合了什么理論。這話是非常正確的。因為你創(chuàng)作的時候時刻想著是不是符合某種理論的定義、概念，也就沒有創(chuàng)作了。但從根本來看，依然有理論對創(chuàng)作產生這樣那樣、或隱或顯的作用。這就是說，理論并不是可有可無的“獨立”存在，而是一定會對創(chuàng)作產生作用的。但這種作用是對創(chuàng)作的基礎性“引導”還是一種事后的印證性“證明”，需要我們認真對待。

所謂“引導”，就是說，理論的基本要求要對創(chuàng)作產生影響，幫助創(chuàng)作者廓請許多基礎性、原則性的問題。從大的方面來看，如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與審美觀等等；從小的方面來看，對題材的認知，對人物的塑造，對語言的使用，以及結構方式、敘述方式等等，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創(chuàng)作。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強調的就是理論的“引導”。這時，理論為創(chuàng)作奠定了基礎，并為創(chuàng)作指出了需要考慮的原則、方向。它站在了創(chuàng)作實踐的前列，揮斥方遒，指點江山。但是，很多理論或評論是一種事后的“證明”。就是當我們面對一部作品時，可能會印證其符合某種理論的要求。如，這是一部典型的“心理分析”小說，是一部“女性主義”的作品等等。這種印正，當然有其意義，就是指明了作品的特性，對創(chuàng)作實踐進行了分析，同時也就積累了作為理論研究所需要的實踐經驗。就創(chuàng)作者而言，似乎也可以幫助他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作品，并得到某種理論啟示，或者增強創(chuàng)作者的自信——天哪，我居然寫了一部什么什么主義的作品！

不能否認這種“證明”式的理論運用的價值。如果理論不被運用，它還有什么存在的意義呢？但是如果我們只會運用理論而不會構建理論，那我們還有理論嗎？我們是不是只能在前人的理論或別人的理論中存在，而沒有屬于這個時代自己的理論呢？回顧文學發(fā)展的漫長歷程，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那些具備敏銳眼光，擁有極強創(chuàng)建能力的人提出了屬于自己的、符合時代要求的理論。歐洲的啟蒙運動時期，盧梭、狄德羅、萊辛、赫爾德等倡導“返回自然”，批判封建專制，高揚人道主義，不僅為那一時代的文學提供了理論支撐，也為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產生了重要作用。隨著封建貴族的衰落，資產階級走上歷史舞臺，并表現出上升的態(tài)勢。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歐洲進入了文學上的浪漫主義時代。人的意義被進一步強化，想象力被進一步放飛，人的內心情感進一步受到尊重。施萊格爾兄弟、海涅、華茲華斯、斯達爾夫人、司湯達、雨果等均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建樹。伴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以及資產階級革命的退潮，歐洲社會的矛盾日見復雜，資本與機器對人的控制壓榨日甚一日。在19世紀中后期，批判現實主義興起。果戈理、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主張。而當歷史進入20世紀，人類面臨著更為廣泛、深刻的挑戰(zhàn)。資本的矛盾、資源的局限、人對欲望與利益的無限制追求，以及生產方式的規(guī)?；?、標準化、自動化等使人的自由世界受到更大的制約。延續(xù)自浪漫主義、現實主義以來的創(chuàng)作思想，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對現實社會進行反思批判的思潮。這就是影響深遠的現代派思潮。他們表現現實世界的荒誕，描寫人的非人化，強調內心世界的感覺、意象，解構既有的存在等等。心理分析、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現象學與存在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等等次第出現，以求解決現實存在的問題。這些理論的形成，既是歐洲社會發(fā)展變化的必然，也是文學自身發(fā)展變化的需要。它們既引領了那一時代的創(chuàng)作，又對之后的創(chuàng)作產生了重要影響。當中國處于民族復興歷史進程的關鍵時刻時，同樣對理論界提出了極為重要的拷問：我們還有沒有構建自己理論體系的自覺性？還能不能夠構建自己的理論？顯然，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們仍然缺乏這樣的關鍵成果。

其次是理論對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現象有沒有回應的能力？

一直以來，文學的發(fā)展進步與理論的相伴同行不能分離。正是因為理論解決了創(chuàng)作中的問題，才使創(chuàng)作得到了進步。近代以來，有梁啟超等倡導小說的革命，突出強調小說的重要意義，認為小說是開啟民智的重要工具。比如梁啟超就談到，“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彼€更具體地說明小說改變人性的四種能力，即薰、浸、刺、提，強調審美過程中作品對人的積極作用。今天看來，他的理論并不一定準確，但在當時，實屬于那一時代的創(chuàng)舉。而小說的變革也從此肇始。從某種意義講，他的努力為新文學革命奠定了理論前提，相應地對中國社會的變革也產生了積極作用。之后，文學革命風起云涌。這一跨越兩個世紀的文學思潮的出現當然不能忽略從“改良”到“革命”的倡導者在理論建設方面的努力。抗日戰(zhàn)爭以來中國文學的進步、發(fā)展，既與中國社會的演變不能脫離，亦與其理論建設的成就相伴。這一時期，中國新文學在完成了對舊文學的革命之后，進一步完成了民族化、大眾化的歷史使命，形成了屬于那一時代的審美形態(tài)，推動了中國文學的進步。新時期以來，創(chuàng)作的實績異彩紛呈，理論的建設也風起云涌。這其中包括一系列的對新的創(chuàng)作現象的討論甚至爭論，也包括與此相關的新的理論形態(tài)的構建。如新的審美原則的崛起，新的創(chuàng)作方法的梳理，新的表現領域的拓展等等?？梢哉f，新時期初期，既是中國文學新面貌形成的重要時期，也是中國文學理論建設的重要時期。這種重要，首先表現在理論對創(chuàng)作現象的關注與回應方面。

但是，這種理論的積極姿態(tài)是否一直延續(xù)下來，卻有很多可討論之處。如果不能說沒有延續(xù)下來，也可以說理論回應現實的自覺性、主動性在弱化。這就是，理論沒有積極地解決創(chuàng)作中的問題，更缺少有創(chuàng)新性的構建。就文學而言，大致有這樣幾個方面的表現。首先是在譯介外來理論形態(tài)上呈現出史無前例的活躍狀態(tài)，以學習借鑒掩蓋了自身的構建。一時間，能夠運用外來理論與方法成為確立理論貢獻的重要標志。哪怕是半生不熟地運用也似乎也比固守既有理論占據話語優(yōu)勢。盡管我們可以說，對理論的構建而言，能夠自覺地運用它山之石是一種積極的態(tài)度，但借鑒是為了構建，而不是僅僅滿足于借鑒。缺乏構建的借鑒無疑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理論的針對性、實效性。其次是新的創(chuàng)作形態(tài)的出現對理論界的適應性產生了挑戰(zhàn)。在傳統的紙質媒體創(chuàng)作中，新現象、新方法層出不窮，眼花繚亂；在新的互聯網創(chuàng)作中，其體式的變化、敘述方式的不同對理論也產生了沖擊。已有的理論形態(tài)——包括其基本概念、基本范疇能不能解釋這些創(chuàng)作現象成為新的問題。再次，文學作品向其它藝術形式的轉化成為極其重要的創(chuàng)作現象。文學與影視、戲劇、動漫以及其延伸產品之間的關系對既有理論體系與方法形成了嚴重挑戰(zhàn)。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既往理論的闡釋范圍基本限定在創(chuàng)作者、閱讀者之中。但是，當文學作品也成為一種特殊的商品、版權交易與流通物時，文學的話語領域發(fā)生了改變，已經大大地溢出了人們一直以來習慣了的范圍。當我們習慣于討論文學的社會意義、審美價值時，是不是也可能習慣去討論其經濟效益、生產傳播方式、延伸產品與產業(yè)鏈呢？在這樣的時刻，理論已經不再是受到沖擊的問題，而是短路的問題。因為曾經的理論從來沒有與這樣的問題遭遇。這就是說，我們的理論構建需要能夠回應創(chuàng)作現實的能力。

再次是理論是不是還保有對社會變革的敏銳性？

也許有人會說，我們在這里討論的是文學理論，沒有必要去涉及社會等文學之外的事情?；蛘咭灿腥藭?，強調理論對社會生活的敏銳性會不會使文學成為社會學的附庸？會不會使文學世俗化甚而庸俗化？這些說法從一定意義上講也是有道理的。因為畢竟我們不能把文學理論變成社會學理論或者其它什么學的理論，更不能消解文學的主體性而以社會附庸的形態(tài)來討論文學。但是，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是，無論文學自身具有多少獨特的個性，它仍然是一種社會存在，是表現社會生活及其生活中存在的人的活動的。從某種意義來看，文學甚至比其它的學科具有更強的敏感性、鮮活性、前瞻性。特別是對于普通民眾而言，文學由于其形象性的特點更易于接受，更容易產生廣泛的影響，因而也就顯示出更突出的重要性。

我們無法否認的一個問題就是，在社會發(fā)展的任何時期，都不可能沒有文學的存在及其作用。區(qū)別只是這種存在的廣度，以及作用的深度。我們可以說在某一歷史時期是文學凋零的時期，但不可能說是不存在文學的時期。即使是在遠古時代，也仍然有人們發(fā)出對生活的感嘆，以及所表達的愿望。與此相應，當文學終于成為社會生活中一種成熟的形態(tài)后，理論就會形成。這一方面是文學實踐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文學發(fā)展的要求。而文學理論的出現，在其早期階段，還沒有獲得獨立性的歷史時期，往往是作為社會生活的一個方面存在的，而不是作為“文學”存在的。文學的這種社會性與生俱來，并一直伴隨著文學的發(fā)展演變。他們不可能分離。作為文學理論，當然也不可能與自己存在的社會生活分離。在很多情況下，社會生活將影響文學理論的發(fā)展，甚至引發(fā)其突變。社會生活中存在的現象、問題也必然要反映到文學之中。文學不僅承擔著表現社會生活的責任，同時也難以逃脫解決這些問題的責任——當然，不是技術層面的解決，而是思想與精神、價值觀與認識論等層面上的解決。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當然是極為活躍的。文學并不是純粹意義上的文學，而是推動歐洲從神本主義向人本主義轉型的重要動力。這一時期，中世紀附會宗教教義的，以上帝的尺度來衡量美的理論消失了。但丁雖然并沒有直接否定上帝的存在，卻在他的《論俗語》中向拉丁語的至尊地位發(fā)起挑戰(zhàn)，將神性美轉換成為日常生活的美。至十八世紀，啟蒙運動興起。理論界更強調文學藝術在人道精神的養(yǎng)成中所發(fā)揮的作用。如赫爾德就認為，文學藝術的根本目的是使人類人道化。在資本主義興起，工業(yè)化生產成為不可逆轉的社會形態(tài)之后，對現實社會批判的批判現實主義以及后來的現代主義文藝思潮次第興起。歐美文藝理論或從社會發(fā)展的層面對其進行批判，如西方馬克思主義；或走入人的內心世界特別是精神世界，強調人主體性的獨立地位，以企否定現實社會，如唯意志論者；或者走入自然，呼喚人與自然世界的和諧，如自然主義者等等?？偠灾?，社會演變對文學創(chuàng)作與理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是不可否認的。而文學及其理論，是不是對社會現實的種種變革保有敏銳性？是不是感受到了時代發(fā)展進步的呼喚？這當然是對理論的一種考驗。

三、

構建當代文學理論體系的三個維度：傳統、現代與現實針對性

構建適應時代要求的理論形態(tài)，要對目前中國所處歷史階段的現實有針對性。對現實生活不產生作用的理論是自閉的、缺乏意義的理論。任何產生重要影響的理論都是現實生活的反應。中國正處于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時刻——這就是全面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完成社會形態(tài)的歷史性轉型。在這樣的歷史時刻，中國既有與其它先發(fā)國家曾經遇到的相同的問題，也有源于自身歷史文化、地理氣候、生產方式等諸多方面的特殊性。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既不能照搬傳統，也不能拋棄傳統；既不能簡單模仿，也不能簡單排斥。所有的照搬與簡單化的行為都是機械主義的形而上學，是理論的懶漢主義。正確的方法必須是在尊重傳統的同時，繼承與弘揚那些傳統中仍然具有生命力與現實意義的成分；在放眼世界的同時，汲取與我有益、為我可用的內容，把那些能夠解決現實問題的因素融合起來，破舊立新，化舊為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形成繼承傳統又不拘泥于傳統，學習他人又不唯他人是從的具有現實針對性的理論構架。

中華美學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國文學不僅涌現出眾多優(yōu)秀的詩人、作家、理論家，而且也涌現出數不勝數的優(yōu)秀之作。這些作品生動而深刻地表現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與情感世界，表現了中華民族植根大地、仰望天空、放飛宇宙的想象力與創(chuàng)造精神，是人類藝術寶庫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屬于中華民族自身，也屬于世界，屬于全人類，對世界文學的發(fā)展進步產生了重要作用。即使是今天，它仍然具有鮮活的生命力與現實意義。當我們睜開眼睛，用訝異的目光探望世界時，卻往往忽略了世界曾經是以怎樣的眼光聚焦中國。歐洲啟蒙運動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但那是歐洲的有識之士學習借鑒東方的重要收獲?，F代派文藝思潮的出現，是先發(fā)國家中那些富有探索精神與學習能力的人們面對資本與權力膨脹對人的擠壓與漠視，在人類文明寶庫中尋找可資利用的武器才出現的。因而它的形成是那一時期的人們?yōu)榻鉀Q自身面臨問題的努力結果。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他們不論是從政治的角度還是經濟的角度，不論是從文學還是藝術，是面對現實還是遙望未來，都從中國文化、中國文學中尋找到了思想支柱、精神武器，以及審美范式，并結合實際構建了屬于自己的理論體系。今天，我們當然也能夠從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尋找到能夠解決現實問題的路徑。實際上，這些東西一直存在于我們的血液之中、日常生活之中。只是他們就像空氣一般，因為習以為常而往往被忽略。

上世紀之交，中國開始積極地引進學習國外的文學。在近代之末，移入中國的多為歐洲現實主義作品。特別是法國文學對中國產生了重要影響。在20世紀初期，新文學革命時期，西方現代派文學與東歐文學對中國亦產生了更重要的影響。在這兩個階段的譯介中，中國文學完成了革命，新文學得以形成。在上世紀中期，蘇俄文學大量譯介，對中國文學影響至深，使中國文學的人民性與理想主義得到了奧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再一次出現了譯介熱。這是一次更廣泛、更深入的譯介。其影響最大的是歐美現代派文學。它有效地促進了中國文學現代品格的形成。這種不斷地睜眼看世界，對中國作家而言，是一種機遇，也是一種考驗。一方面它充分地顯現了中國文化開放包容的品格，使我們能夠有效地借用他人之石、之資源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另一方面，毫無疑問，也豐富、拓展了中國文學的表現力。但是，在很多情況下，也形成了一種唯他人是瞻的判斷標準。對優(yōu)秀傳統的漠視、遺忘，對中國文化特性的回避、疏離正在使中國文學的民族性淡化。與之相應，創(chuàng)作中的同質化、主觀化，疏離現實生活、退回內心世界，理想激情的消解、英雄主義的缺失、價值選擇的錯亂等對文學創(chuàng)作而言，已經成為阻滯發(fā)展的突出問題。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文學？我們還有沒有屬于自己的文學？我們是要表現中華民族篳路藍縷、奮發(fā)創(chuàng)新，擁有堅韌的意志與不屈的精神，進而擁有美好的未來呢？還是要使人們精神萎靡、行動乏力、未來無望呢？凡此種種，均需要我們從理論的層面加以很好地解決。

事實上，我們已經擁有了良好的實踐成效。一方面是理論家們并沒有回避這樣的現實。他們對中國文學的發(fā)展、變化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梳理、研究，有種種努力與成果——基礎理論形態(tài)的、創(chuàng)作現象研究的、批評實踐成就的等等。另一方面，中國文學的創(chuàng)作形態(tài)顯現出十分活躍的態(tài)勢。在經過了數十年的引進、譯介、借鑒之后，表現力得以強化。它不僅能夠生動鮮活地描寫人的外部行為，更能夠細致入微地描寫人的內心體驗；不僅具有依靠情節(jié)結構作品，進而顯現出強勁的敘事能力，而且也能夠依據人的內心世界結構作品，顯現出頗具吸引力的描寫能力；不僅具有從宏大事件、英雄人物的層面表現中國現實的能力，而且也具有從細小之處、日常生活中發(fā)現中國變革的能力；不僅傳統文學領域的國際影響越來越大，而且在新興文學領域，特別是網絡文學領域的國際影響更令人矚目。這些積極的變化急需有作為的理論家們進行系統的研究整理，以構建我們新時代的文學理論體系。這種理論體系是植根于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因而是具有歷史文化傳承意義的；是具有開放的眼光的，因而是借鑒了他人與我有益元素的；是能夠解決中國現實問題，首先是文學創(chuàng)作中重要問題的，因而是具有現實針對性的。

是時候了，有責任感與使命感的理論家們，我們趕快行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