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鳥衣》的經典建構與影響焦慮
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一書中將自但丁到貝克特的26位“經典作家”作為研究對象，依次闡釋了他們成為經典的特性。整體上看，“崇高性和代表性”成為布魯姆遴選作家的重要準則，這種準則一方面關系到了作家自身的文學地位及史學價值，另一方面則使得文學創(chuàng)作之于時代發(fā)展的重要作用凸顯出來。經典作家，抑或經典作品在其時代通常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僅影響著人們對文學的接受，而且對其時社會的認同機制、群體規(guī)范的形成也不可或缺。就韋其麟的《百鳥衣》而言，它作為當代少數民族詩歌的經典之作已是不爭的事實，尤其對于廣西這一少數民族地區(qū)的形象塑造有著重要的作用。然而，經典的建構并非一朝一夕便能完成，其背后隱藏著作家的創(chuàng)作觀念以及圍繞作品所形成的評價機制、權力關系等諸多內容。厘清這些問題不僅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作品的經典價值，而且對于社會整體的權力運作、結構關系等內容亦能夠形成清醒的認知。尤其就少數民族詩歌而言，經典化的研究能夠使其在詩歌發(fā)展史的整體脈絡中葆有強勁的生命力。
一、民族性：少數民族詩歌經典建構的主導因素
少數民族詩歌通常具備著鮮明的“民族性”特征，以民間故事、傳說為主體的詩歌創(chuàng)作是其獨特的資源優(yōu)勢。需要指明的是，這種創(chuàng)作并非是對已有故事、傳說的簡單整理或改寫，而是必須經由詩人自身的思考、錘煉與想象。這種“創(chuàng)作”同時回應了布魯姆對經典原因的闡釋，在他看來，作家及作品成為經典的“答案常常在于陌生性（strangeness），這是一種無法同化的原創(chuàng)性，或是一種我們完全認同而不再視為異端的原創(chuàng)性?！盵1]由此來看，“原創(chuàng)性”及經由“原創(chuàng)”而生成的“陌生性”成為經典建構的首要因素。對于少數民族詩歌來說，由“民族性”的再現(xiàn)而生成的“原創(chuàng)性”與“陌生性”是其成為經典的獨特優(yōu)勢，韋其麟的《百鳥衣》正具備了這樣的特性。
學界關于《百鳥衣》“究竟是韋其麟的整理還是創(chuàng)作”這一問題有著不同的聲音。比如肖云儒認為它是韋其麟整理而成的長詩，與其相對的還有公劉整理的長詩《阿詩瑪》。[2] 宋尤興則針對肖云儒的觀點進行了質疑，他指出：“《百鳥衣》完完全全不是根據民間原有的長詩整理出來的產物，而是韋其麟以民間故事為題材所創(chuàng)作的一部長詩。”[3] 而洪子誠與劉登翰所著的《中國當代新詩史》談到了該詩為韋其麟“創(chuàng)作”而成：“《百鳥衣》在五六十年代，是根據民間傳說重新創(chuàng)作的敘事詩中成就較為突出的一部?！?[4]此外，韋其麟關于寫作《百鳥衣》的描述 ，[5]也從根本上說明了該詩的“創(chuàng)作”屬性。綜合來看，筆者認為《百鳥衣》由韋其麟創(chuàng)作而成。雖然該詩的創(chuàng)作原型取自“壯族民間傳說” [6] ，但韋其麟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加入了自身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這使得詩作本身具備了鮮明的壯民族特性。
（一）《百鳥衣》在壯族民間故事的基礎上生成，帶有強烈的壯族特色。韋其麟曾將“民間故事”定義為“勞動人民口頭創(chuàng)作中的一種體裁，通常是以通稱的人物、廣泛的背景、完整的情節(jié)來表現(xiàn)生活的散文敘事作品?！盵7] 《百鳥衣》中盡管沒有“通稱人物” ，但它有“廣泛的背景”與“完整的情節(jié)”，因此整體上屬于民間故事的再創(chuàng)作。就具體的寫作而言，《百鳥衣》更多地符合壯族民間故事中的“幻想成分占主導”的類型 ，[8]這是因為韋其麟在展現(xiàn)古卡和依娌的人物形象時，摻雜了較多的幻想性因素，如形容古卡力氣時的詩句“別人的扁擔，/一條用十年；/古卡的扁擔，/一年換十條?！薄吧锨Ы锏拇笫瘽L，/十個人才抬得動，/古卡雙手一掀，/輕輕地舉起象把草?！盵9]而依娌由“大公雞”變化而來的情節(jié)設置
——“第三個月第三朝呀，/不聽見公雞啼了，/籠子里沒有了公雞，/院子里站著個姑娘”——則更帶有幻想的色彩。
（二）從故事情節(jié)來看，以古卡和依娌為代表的勞動人民，同以土司為代表的封建統(tǒng)治者之間進行了艱苦的斗爭，這種斗爭立足于壯民族特有的歷史實際，同樣具備鮮明的壯族色彩。土司制度在廣西有著較長時間的存在，其漫長的歷史也極大地影響了廣西人民的生活?！巴了尽奔耙栏接谄涞膼簞萘υ凇栋嬴B衣》中以“反面”的典型存在，韋其麟借助“蛤蟆”“狗龍蜂”“咪屎蟲”等物種，對其進行了極端的丑化，如詩句“土司想著依娌，/口水流了三尺又三寸；/蛤蟆見了天鵝，/睡不著三天又三夜。”“狗龍蜂從糞巢里飛出，/是要把人傷；/土司的狗腿出衙門口，/是要把依娌搶?！薄凹S堆里的咪屎蟲，/滿肚子是糞；/衙門里來的狗腿，/句句是接土司的嘴?！边@些人物不僅為該詩的情節(jié)發(fā)展方面起到了推動作用，而且其本身是壯族特定歷史時期的代表，在突出壯族的“民族性”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整體上看，韋其麟在《百鳥衣》中以其深刻的民族自覺詮釋了壯族的民間故事，使得原本較為“沉寂”的壯族文化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傳播與接受，正如有學者所看到的：“解放初期的廣西，在人們眼中，還是偏僻落后之地，但《百鳥衣》的出現(xiàn)，證明了廣西并非文學荒地，新中國的少數民族中也不乏精彩的文學作品。敘事詩《百鳥衣》發(fā)表后，以其濃厚的民族色彩、地方色彩和神話色彩吸引了大批讀者，并引起了全國對廣西文化、對壯族文化的重視?！?[10]除對壯族民間故事的創(chuàng)造性詮釋外，《百鳥衣》還通過富于民族、地域色彩的抒情藝術，詮釋了壯族的“民族性”內涵。學者梁庭望曾將《百鳥衣》作為壯族反映“政治斗爭和戰(zhàn)爭題材”的重要劇本，這便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其鮮明的壯族文化特色。 [11]作為敘事長詩，《百鳥衣》通過民族文化風物的再現(xiàn)、富于民族化的修辭以及詩體形式“變奏”等方面，展示了壯民族的文化色彩與廣西地域特征。
第一，《百鳥衣》中有著壯民族文化風物的集中再現(xiàn)?！鞍嬴B衣”作為長詩的主導意象，不僅作為串聯(lián)故事的線索，而且?guī)в兄S富的文化內蘊，我們從中可以窺見壯民族的文化特性。“百鳥衣”盡管在長詩中出現(xiàn)的次數很少，但它的作用不可或缺。從依娌被土司搶走時對古卡的提醒——“古卡呵古卡，/心里別害怕，/你去射一百只鳥做成衣，/等一百天找我到衙門里！”到“百鳥衣”的生成——“一百張雉雞皮，/張張一樣美，/縫成一件衣，/羽光亮閃閃”再到古卡依憑借“百鳥衣”將土司殺死，故事被不斷推向高潮，獨具壯族特色的風俗文化也集中傳達出來。另外，作為壯族重要文化風物的“珍珠”也得到了鮮明地塑造?！栋嬴B衣》中，珍珠盡管出現(xiàn)于古卡母親訴說其父親“外出尋寶”的謊言，但客觀上表現(xiàn)出了廣西人民“求富”的普遍文化心理。他們不僅視珍珠為“寶貝”，更將其作為尋求財富的一種寄托，使其逐漸成為了廣西地域文化符號的代表。
第二，《百鳥衣》還通過富于民族化的修辭，表現(xiàn)出了濃厚的地域色彩。韋其麟在詩中經常運用了一種特殊性的比喻方式——以動物喻人——來表達自身的愛與恨，如：
土司想著依娌，/口水流了三尺又三寸；/蛤蟆見了天鵝，/睡不著三天又三夜。
烏鴉叫喳喳，/狗腿兩邊排，/孔雀拖進了狼巢，/依娌進了衙門口。
老馬騮你不識羞，/老馬騮你面皮厚……
畫眉關在籠子里，/有翼不能飛；/依娌住在衙門里，/有腳不能逃。
恨不得長上翅膀，/象鷹一樣飛。/恨不得多生兩條腿，/象馬一樣奔。
這些詩句中，韋其麟針對不同的人物表達了不同的情感，他用“雄鷹”“駿馬”“孔雀”“畫眉”等動物來比如勇敢的古卡與美麗的依娌，而描述土司及其狗腿時，韋其麟則以“蛤蟆”“烏鴉”“老馬騮”等丑陋的動物來形容，這便充分地表達出了他的情感傾向。筆者想要強調的是，韋其麟的這種比喻方式與壯族民間文學中“動物故事”所使用的修辭方式相互吻合。因為在他看來，“動物故事”是壯族民間故事的重要構成部分，“按形式來說，是動物故事，而它的內容，絕大多數卻是人的故事，反映的是人們對社會生活的種種感受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12]所以，韋其麟在《百鳥衣》中通過大量動物性比喻的運用，在表達自身愛憎的同時，也再現(xiàn)出了鮮明的地域特色。
第三，《百鳥衣》還通過詩體形式的“變奏”，再現(xiàn)出了壯族詩歌豐富的形體內蘊?！栋嬴B衣》盡管以“四行體”為主，但每行的字數并不“等同”，從而擺脫了單一寫作形式的壁壘。更為關鍵的是，詩中不時地穿插2行、5行、8行等詩節(jié)，甚至還采用了12行的“大節(jié)”來描述故事情景，這就使得整首詩的形式更為靈活，而不是拘泥于“4行”的套路之中。從內容上說，這些“變奏”了的行數有不同的側重，如“2行”主要描述的是人物之間的對話，“5行”及更長的行列則將對話與敘述靈活地接連起來，使得敘事與抒情緊密結合。同時，這種詩體形式的“變奏”也賦予了詩人的感情以更為生動的變化。而在隨后創(chuàng)作的《鳳凰歌》中，韋其麟較多地框囿于“四行七言式”的詩體形式，從而限制了其豐富情感的抒發(fā)，使其寫作留有一定程度的遺憾。
綜合來說，韋其麟的《百鳥衣》以“簡潔的詩句”容納了“深邃的思想內涵和豐富的藝術情趣” ，[13]更為重要的是蘊涵了豐富的民族情感，為壯族詩歌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鮮明的“民族性”使得《百鳥衣》具備了成為經典作品的基本特質，這種特質一方面指向的是其作為“壯族詩歌”的優(yōu)秀代表，由此生成了壯族身份及文化的自我認同，詩人依靠著獨具壯族特色的詩歌寫作，使得作品在當代詩歌中經由“少數民族詩歌”的身份介質獲得了較高的詩學地位，尤其形成了以“壯族”為核心的想象共同體，為經典特質的培育做出了貢獻。另一方面，《百鳥衣》所再現(xiàn)出的“民族性”在與“地域性”的對沖中營構出了持續(xù)的緊張感，其中纏繞著壯族文化與廣西地域之間的內部張力，為作品傳播場的建構提供了有效的智力支持。抑或說壯族文化與廣西地域通過相互的借重，產生了新的詩學維度，為《百鳥衣》的傳播制造出了自主的場域空間?！栋嬴B衣》的經典建構離不開其自身的“民族性”特質，加之外部評價機制的不斷助推，使它在少數民族詩歌史，乃至當代詩歌史中最終走向了“經典”的行列之中。
二、評價機制：經典建構的權力運作空間
經典的建構一方面需要作品自身具備成為經典的基本特質，另一方面，圍繞作品所形成的評價機制同樣不可或缺。正如童慶炳所看到的，文學經典建構大體上包括六個要素：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文學作品的可闡釋的空間；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權力變動；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價值取向；特定時期讀者的期待視野；“發(fā)現(xiàn)人”（又可稱為“贊助人”）。 [14]這便首先闡釋了經典建構所需要的本體性要素——作品自身的藝術價值，以及作家的創(chuàng)作規(guī)范與意識等。除此之外，外部創(chuàng)作語境與批評生態(tài)（主要指“六要素”的后四點）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作品的經典建構，它在某些特定的時刻對經典建構本身能夠產生決定作用，甚至具備著制造“偽經典”的可能性。因此，筆者在呈現(xiàn)《百鳥衣》經典建構的過程中，必然要引入對由評價機制所形成的權力運作空間的審視。
《百鳥衣》最初發(fā)表于《長江文藝》1955年6月號，鑒于刊物在五、六十年代的重要影響力，這集中反映出了青年詩人韋其麟在詩歌創(chuàng)作層面的藝術成就。當然，《百鳥衣》的發(fā)表與韋其麟作為《長江文藝》通訊員的身份不無關系。該雜志社在1950年的座談會上，曾提出“廣泛征求‘長江文藝通訊員’”的基本要求，此項要求后來成了其所秉持的服務宗旨，尤其對該雜志的通訊員發(fā)表作品提供了大力的支持與幫助。同時，《長江文藝》雜志社還著力于對青年寫作者的培養(yǎng)工作。可以說，成為“長江文藝通訊員”的韋其麟獲得了發(fā)表《百鳥衣》的便利，并且該詩經由《長江文藝》的推介贏得了廣泛的贊譽?！度嗣裎膶W》與《新華月報》均在1955年的“7月號”全文轉載《百鳥衣》。隨后，《百鳥衣》被收錄于“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中學課外閱讀資料”等書中，如節(jié)選收錄于《初級中學課本文學第五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編委會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第三分冊）》（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等；全文收錄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一九五八級編的《中學課外閱讀參考資料》（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等。同時，《廣西經貿》雜志從1999年第6期到2000年第3期，又對《百鳥衣》進行了全文的連載。從發(fā)行的單行本來看，《百鳥衣》最早于1956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后幾經再版，包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蒙古文版）、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上海美術出版社1983年版、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等，這也直觀地反映出了詩作自身的詩學價值與史學意義。
《百鳥衣》自發(fā)表后，學界有關它的研究工作隨即展開。整體上看，有關韋其麟的研究在五十年代均圍繞著《百鳥衣》開展。如陶陽的《讀長詩<百鳥衣>》（《民間文學》1955年7月號）、李冰的《談<百鳥衣>》（《長江文藝》1955年10月號）、賈芝的《詩篇<百鳥衣>》（《文藝報》1956年第1期）、沙鷗的《試談<百鳥衣>的浪漫主義特色》（《長江文藝》1956年11月號）、劉家驥的《論<百鳥衣>》（《語文教學通訊》1957年第3、4期合刊）、劉元樹的《詩章<百鳥衣>》（《語文教學》1957年第9期）等。就具體內容而言，研究者大都立足于作品自身的主題思想、人物形象、語言運用、藝術技巧等層面，較為客觀地呈現(xiàn)出了《百鳥衣》的詩學價值。陶陽的《讀長詩“百鳥衣”》是關于《百鳥衣》的第一篇研究性文章，他認為該詩是“富有人民性和美學價值的詩篇”，主要從人物形象和藝術分析兩個層面對該詩進行了分析，一方面指明了詩歌所反映的反封建主題，另一方面強調了作品所展現(xiàn)出的民族特色。[15]盡管從今天的眼光看，陶文沒有擺脫作家作品論的基調，但作為評論韋其麟詩歌的首篇文章，其在學術層面的開拓意義不容忽視。1956年，蘇聯(lián)《文學報》刊登了奇施柯夫撰寫的評論文章《李淮和韋其麟》，該文一方面認識到國內文壇對韋其麟的《百鳥衣》及其本人的高度評價：“這首長詩（《百鳥衣》），后來‘人民文學’和‘新華月報’都轉載過，刊物上出現(xiàn)過一些評論文字，高度估價了這位青年詩人——僮族的代表人物的作品。居住在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中天才的代表人物登上了全國文壇?！?[16]另一方面，奇施柯夫還將韋其麟的《百鳥衣》與內蒙古青年作家瑪拉沁夫、撒尼族的長詩“阿詩瑪”、維吾爾族及藏族等少數民族的童話和傳說并置起來，充分肯定了該詩重要的價值地位：“韋其麟的長詩‘百鳥衣’在這些作品中占有自己的一定地位。”與《玫瑰花的故事》僅被翻譯成英文和日文相比，《百鳥衣》不僅被翻譯成多國文字，而且還引起了國外評論界的強烈反響。至此，韋其麟的影響遍布國外，其身份也由詩歌創(chuàng)作的嘗試者轉為了“詩壇名人”。隨后，賈芝、劉家驥、劉元樹、沙鷗等評論家紛紛加入到了對《百鳥衣》的批評與研究當中，不斷拓展了詩作自身的影響力。
而到了新時期，社會語境不斷開放，學界的研究視域、理論方法等層面較之五、六十年代有著很大的不同，但研究者們對《百鳥衣》依然保持了較大的關注度。正如有學者在八十年代中期所看到的：“《百鳥衣》是新中國詩歌中比較成功的敘事長詩。從它問世至今已經近三十年了，雖經時間的淘洗，仍然葆有不衰的藝術魅力。盡管今天新詩的審美屬性比諸三十年前更加豐富多彩，但它并不排斥歷史上放射過光彩的優(yōu)秀作品。在時代的天平上，《百鳥衣》自有不容抹煞的認識意義和審美價值，它在新中國詩歌發(fā)展史上，應該占據一定地位?！?[17]新時期以來學界對《百鳥衣》的研究維度有了較大的拓展，如莫奇的《重讀<百鳥衣>》（《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79年第3期）、楊長勛的《神話與再造神話——韋其麟<百鳥衣>新評》（《廣西師院學報》1991年第4期）、李濟中的《<百鳥衣>的修辭藝術》（《當代修辭學》1988年第4期）等。些研究在挖掘《百鳥衣》自身特質的同時，也為其在當代詩歌發(fā)展史上的影響力與地位的保持做出了貢獻。
隨著影響力的不斷擴大，《百鳥衣》逐漸進入了由文學史編輯室、大學院校等編著的文學史。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由廣西壯族文學史編輯室與廣西師范學院中文系合編的《廣西壯族文學?初稿》（廣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一書的第四編第二章中，專門列有“長篇敘事詩《百鳥衣》”一節(jié)。該書將《百鳥衣》作為壯族詩歌的代表，與“民歌”“長篇小說”“傳記”“戲劇”等題材并論，凸顯出了它所具備的文學史意義。此外，《中國當代文學史稿》（華中師范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編著，科學出版社，1962年）、《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編寫組編，作家出版社，1963年）等書中也涉及到了《百鳥衣》的論述。此種現(xiàn)象盡管反映出了《百鳥衣》在六十年代的獨特價值與意義，但從另外的角度來看，由于其時社會語境的特殊性，加之主流意識形態(tài)對于文學史寫作的“引導”與“規(guī)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百鳥衣》自身的傳播與影響力。而這種局限在八十年以來的語境中得到了解決，以《百鳥衣》作為章節(jié)以及評介《百鳥衣》的文章開始進入新時期的文學史及文學類教材中，如張鐘、洪子誠等著《當代文學概觀》（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年）、郭志剛等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華中師范學院編《中國當代文學》（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吳重陽著《中國當代民族文學概觀》（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6年）、雷敢、齊振平主編《中國當代文學》（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洪子誠、劉登翰著《中國當代新詩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王慶生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程光煒著《中國當代詩歌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張健主編《新中國文學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鐘進文主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基礎教程》（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年）。整體上看，盡管《百鳥衣》的評價機制在不同時期面臨著不同的問題，并且在某些階段還表現(xiàn)出了明顯的局限性，但由評價機制所形成的權力運行空間已漸趨建構出來，這便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百鳥衣》迅速地向“經典化”的靠攏。
三、經典建構中的影響焦慮
當代詩歌史中存在著諸多詩人被其成為經典的作品所遮蔽的現(xiàn)象，如食指的《相信未來》在寫作完成后，逐步被詩界視為朦朧詩的經典之作，許多詩人都談到了此詩對自身的影響乃至震撼，而這種震撼又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該詩的經典化進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圍繞《相信未來》所建構的經典化的空間逐步形成了一種“影響的焦慮”，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詩評界對食指其他詩作的認識，進而影響了評判的客觀性。正如泉子所看到的：“你（食指——筆者注）在1968年就寫下了《相信未來》、《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海洋三部曲》、《瘋狗》這樣的詩歌。但作為朦朧詩源頭性的詩人，在很長的時間里，你是明顯被遮蔽與忽視的……” [18]可以說，泉子所指出的文學史中存在的“‘必然性’的誤讀”正指向的是經典的焦慮。又如翟永明曾看到了鐘鳴的詩“沒有得到足夠正確的認識”——“評論者和讀者都更多地津津樂道他的《畜界，人界》《旁觀者》。而被他成為‘精神的漂流瓶’的他的詩，卻沒有像他的散文隨筆那樣被認可，被傳播?！彼诜治銎渲性驎r指出：“作為中國散文隨筆界最重要和最具開創(chuàng)性的人物，他（鐘鳴——筆者注）在隨筆寫作上的成就反而遮蔽了他詩歌的光芒?！?[19]這即是說，鐘鳴的隨筆所建構出的經典空間對其詩歌造成了影響焦慮，遮蔽了他在詩歌方面的成就，評論界對其詩歌的“正確認知”便隨之受到影響。
就《百鳥衣》而言，當代少數民族詩歌史，甚至是當代詩歌史大都將其作為韋其麟的代表作，該詩經典化的建構更加劇了自身的“代表作”性質。而此種情形影響下的批評與研究往往容易走向“輿論化”，使得詩歌寫作的“精神特質、語詞規(guī)范、表現(xiàn)內容、主題思想、風格特征等層面大都拘囿在狹小的話語圈范圍內”，從而影響了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全面認知。[20] 因此，即便韋其麟后來陸續(xù)創(chuàng)作了多篇敘事詩，以及嘗試了不同體裁（抒情詩、散文詩等）、不同風格的詩歌寫作，但這也并未真正地改變《百鳥衣》作為韋其麟“代表作”的事實，由經典化而導致的“影響焦慮”隨之形成。洪子誠和劉登翰所著的《中國當代新詩史》在闡述韋其麟的創(chuàng)作時，盡管提到了《玫瑰花的故事》、《尋找太陽的母親》等敘事詩，但作者用筆更多的則是對《百鳥衣》的介紹，該著不僅點到了《百鳥衣》的創(chuàng)作來源，還對詩歌本身的主要情節(jié)、藝術方法等內容做了詳細地梳理，這便在客觀上突出了《百鳥衣》的“經典地位”，也因此影響了讀者對韋其麟創(chuàng)作的其他敘事詩的認知。[21]吳重陽在《中國少數民族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中不僅介紹了《百鳥衣》的生成過程與主要內容，而且還說道：“《百鳥衣》是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詩壇的重要收獲之一，被譽為‘經過整理和改編的民間創(chuàng)作的珍品’?！栋嬴B衣》曾被翻譯成多種國家文字，在世界上產生廣泛的影響。” [22]“重要收獲”“珍品”“廣泛影響”等詞匯足以表達出了論者之于《百鳥衣》的溢美之情，該詩的“經典性”則不言自明。從《百鳥衣》的評論與研究來看，論者更多地將其置于少數民族敘事長詩——如藏族的《格薩爾王傳》、彝族的《阿詩瑪》、蒙古族的《嘎達梅林》等——的寫作譜系中進行審視，如高文升等的《<阿詩瑪>、<百鳥衣>等民間敘事詩》（載《中國當代文學史稿?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劉文田的《<百鳥衣>、<阿詩瑪>、<格薩爾王傳>等敘事詩》（載《當代中國文學史》，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1年）、黃子建等的《敘事長詩《<阿詩瑪>和<百鳥衣>》（載《中國當代新詩發(fā)展史》，成都：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3年）、譚偉平和龍長吟的《重拾與再造：<百鳥衣>、<阿詩瑪>等南方少數民族敘事長詩》（載《現(xiàn)代中國文學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等，這便直觀地展現(xiàn)出了《百鳥衣》的“經典化”空間。由此來說，《百鳥衣》不僅成為了韋其麟的代表作，更作為少數民族詩歌創(chuàng)作的經典為評論界所熟知。但需要指出的是，《百鳥衣》的經典建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學界對韋其麟的全面認知，他們將目光更多地投入到《百鳥衣》上，而相對忽視了詩人其他方面的創(chuàng)作探索。一個突出的現(xiàn)象是，韋其麟進入新時期以來的詩歌寫作盡管有著內容與形式的雙重“變奏”，但從通常意義上的理解來看，學界仍將其視為“五十年代的少數民族詩人”，作為經典代表作的《百鳥衣》在這一過程中則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據此而言，韋其麟在其寫作中無疑遭遇到了由經典化而導致的影響焦慮。
如何擺脫《百鳥衣》的影響焦慮是韋其麟創(chuàng)作過程中所必須思考的問題，盡管他的敘事詩創(chuàng)作與多元的探索實踐并未撼動《百鳥衣》的“經典地位”，但這種探索依然在諸多層面呈現(xiàn)出了擺脫焦慮的可能性。在《百鳥衣》發(fā)表后，韋其麟又陸續(xù)創(chuàng)作出了《鳳凰歌》、《尋找太陽的母親》、《莫弋之死》、《岑遜的悲歌》等敘事詩，與此同時，他還進行了多維的創(chuàng)作探索，出版有抒情詩集《含羞草》（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苦果》（廣西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散文詩集《童心集》（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依然夢在人間》（廣西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等。正如有學者看到的：“……無論從作品所表達的思想內容、語言藝術，還是從作品所展現(xiàn)的民族特質與地域特征來看，韋其麟在新時期的創(chuàng)作較之五六十年代呈現(xiàn)出了明顯的多元化與豐富性?！盵23] 可以說，韋其麟隨后的創(chuàng)作并未框囿于敘事詩的寫作與民族性表達，他在與時代語境的相互對話中，進行了多元的藝術探索，這些均可視為他擺脫經典作品“影響焦慮”的嘗試。
以敘事詩為例，在1964年發(fā)表的《鳳凰歌》（《長江文藝》1964年1月號）中，盡管韋其麟主要塑造了壯族姑娘達鳳的藝術形象，但他將人物置放到了“革命”的語境，將民族性的“小我”拓展到“大我”的民族性之中，極大地拓寬了原有的藝術境界，也使得詩作本身跳出了“民族性”的話語范疇，從而在與以革命性、政治性話語的相互交織中建構出了多元的寫作空間。韋其麟在新時期創(chuàng)作了《尋找太陽的母親》一詩，盡管該詩的用力點在于凸顯壯族英雄代表——“母親”形象，但他并未局限于壯族自身的民族性書寫，而是通過“追日”“移山”等形象的塑造，將對壯族傳說的敘述交織于其他民族傳說之中，從而擺脫了民族性的專制化空間。此外，韋其麟在九十年代還寫有一部長篇詩劇《普洛托！昂起你的頭》，與前述的敘事詩不同，該詩在寫作形式層面有了極大地拓寬，這尤其體現(xiàn)在“詩劇”的藝術表達上?？梢哉f，《普洛陀，昂起你的頭！》是韋其麟在新的社會語境中所做出的新的嘗試，“詩劇”形式的選用也表明了其敘事詩的寫作并沒有停滯，而仍處于不斷的探索中。早在四十年代，袁可嘉就看到了新詩寫作中所出現(xiàn)的“戲劇化”傾向，他將“詩的戲劇化”的第三類傾向看作是“詩劇”，認為詩劇的寫作配合了現(xiàn)代詩追求“現(xiàn)實、象征、玄學的綜合傳統(tǒng)”的主潮，“詩劇給予作者在處理題材時，空間、時間、廣度、深度諸方面的自由與彈性都遠比其他詩的體裁為多”，同時，“詩劇又利用歷史做背景，使作者面對現(xiàn)實時有一不可或缺的透視或距離，使它有象征的功用，不至于粘于現(xiàn)實世界，而產生過度的現(xiàn)實寫法。”[24]由此來說，“詩劇”形式的采用一方面使得韋其麟在寫作中獲得了“空間、時間、廣度、深度諸方面的自由與彈性”，拓寬了詩歌的綜合表現(xiàn)力；另一方面，此種形式幫助韋其麟在處理壯族創(chuàng)世神話故事的同時，也使其在現(xiàn)實世界的書寫與揭示中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批判色彩，在歷史與現(xiàn)實的對位聯(lián)系中結構出了詩學的思辨與張力。
韋其麟擺脫《百鳥衣》“影響焦慮”的另一途徑則需要依靠評論家們的批評“自律”，他們不應局限于現(xiàn)有的批評態(tài)勢，而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tài)挖掘出韋其麟的更多詩作與詩作本身更為多元的藝術價值。根本上說，評論家們尤其要建構批評的“獨立意識”，這不僅是批評的本質所在，更關乎到批評的效力與影響。當然，韋其麟所遇到的“批評問題”并非其自身所獨有，這更多地指向了當前批評的現(xiàn)狀。就此而言，這種由批評所導致的焦慮成為了當前的普遍性問題，問題的解決則需要批評者自我“獨立意識”的養(yǎng)成與建構。
綜上所述，韋其麟的《百鳥衣》作為當代少數民族詩歌的經典之作，其自身形成了經典化的空間。經典的建構一方面依賴于作品自身的“民族性”優(yōu)勢，另一方面則與評價機制所內蘊的權力運作空間關系緊密相關。根本上說，經典建構固然肯定了《百鳥衣》自身的詩學價值與地位，但這同時帶來了更大的影響焦慮，限制了評論界對韋其麟詩歌創(chuàng)作認知的客觀性與全面性。擺脫經典的“影響焦慮”不僅是韋其麟個體的問題，更為根本的則是問題本身所關乎的詩歌批評在當下的活力與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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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第159頁。
[5]參見韋其麟《寫<百鳥衣>的一些感受和體會》，《長江文藝》1955年12月號。
[6]民間故事有廣義和狹義之分，本文取其廣義，即民眾口頭創(chuàng)作的所有散文體敘事作品，不具體區(qū)分神話、傳說與故事。前引文中保留原表述，不予統(tǒng)一。
[7]參見韋其麟《壯族民間文學概觀》，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1頁。
[8]韋其麟曾把壯族民間故事分為了“幻想成分占主導”與“現(xiàn)實成分占主導”兩大類。參見韋其麟《壯族民間文學概觀》，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2頁。
[9] 韋其麟：《百鳥衣》，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穩(wěn)重所引原文皆出于此，不再另注。
[10]劉偉盛：《韋其麟：用壯族文學織就傳世<百鳥衣>》，《南寧日報》2007年9月19日。
[11] 參見梁庭望《壯族文化遺產》，載陳理編《中國少數民族文化遺產集粹》，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3頁。
[12]韋其麟：《壯族民間文學概觀》，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5—1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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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食指、泉子：《食指：我更“相信未來”——答泉子問》，《詩探索》2007年第3期。
[19] 翟永明：《旁觀者：鐘鳴》，載《最委婉的詞》，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第171頁。
[20] 張凱成：《詩人寫作轉型的發(fā)生及焦慮——以鄭小瓊為例》，《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21] 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第159頁。
[22] 吳重陽：《新中國文學：多民族的百花園》，載《中國少數民族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28頁。
[23]鐘世華：《韋其麟研究綜述——韋其麟詩歌系列研究之二》，《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24]袁可嘉：《新詩戲劇化》，《論新詩現(xiàn)代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8年，第28頁。
【作者單位】： 山東大學文學院;廣西師范學院新聞傳播學院;
【基金】：2015年廣西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研究課題“韋其麟年譜長編”(項目編號:15EZW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