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與“史學化”
說近年來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涌動著重視史料的熱潮，應該是毫無爭議的。這從學界不避重名之嫌組織召開的多個以“史料研究”、“歷史化”為題的學術會議，可見一斑。對于這股熱潮在當代文學研究中出現(xiàn)的原因、表現(xiàn)以及意義、缺憾，已有不少學者撰文分析。少有人論及的是，這股熱潮的出現(xiàn)，不只是當代文學學科“內部”所致，還要考慮一些近期的“外部”原因。最切近的是各類研究基金近年以“文獻整理與研究”為題目立項的課題數(shù)量、比例有明顯增多的跡象，但這不單單出現(xiàn)在當代文學學科，而是人文社科各學科立項課題都有此勢頭。這一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是源自學術研究的“內部”促動，還是整體性的外在引導，抑或是無須分表里的合流？其原因何在、利弊得失如何？這些問題，尚待有識之士做深入的分析，在此按下不表。在下面這篇短文中，我仍將討論范圍限于當代文學研究的“內部”，就這股熱潮的命名提一點疑問，也順便對這一熱潮的批評勉力做些回應。
一、“歷史化”還是“史學化”
對這股重視史料的熱潮，究竟應該稱為“史學化”，還是稱為“歷史化”，學術界是有不同看法的。郜元寶先生在長文《“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趨勢》中徑直將其稱為“史學化”，他分析了“史學化”熱潮出現(xiàn)的背景、現(xiàn)狀和局限，認為當代文學研究對“史學化”的“興趣日益濃厚”是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潮流的延伸，“所采取的操作方式則幾乎完全仿照‘現(xiàn)代文學研究’”。（1）錢文亮先生認為郜元寶從學科分類的角度將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傾向與問題歸納為“史學化”，“明顯有忽視1990年代以后國內人文知識狀況的變化、過于簡單化之嫌，倒不如采用后現(xiàn)代意義上的‘歷史化’更為切實和準確”；他的理由是，“‘歷史化’至少在當代文學研究界已經(jīng)成為普遍自覺的學科意識和學術訴求，成為對1990年代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主要傾向和趨勢最具有涵蓋力的關鍵詞”，而“史學化”只是這一“歷史化”趨勢的六種面向中的一種。（2）
我認為，只要使用“歷史化”這個概念的時候，還在援引?？?、格林布拉特、海登·懷特、杰姆遜等后現(xiàn)代理論家或新歷史主義者的說法，就很難將“歷史化”和“史學化”對等般替換或混用，即便如錢文亮這樣將“史學化”視為“歷史化”的面向之一，或者說試圖用“歷史化”來囊括“史學化”，也值得三思。原因是，注重實證和科學的史學研究方法一般被認為是歷史主義或舊歷史主義的典型路徑。后者往往將歷史獨立于歷史研究者以及研究手段之外，以為歷史研究者在把握歷史過程時能克服或排除主觀因素，將湮沒在時間深處的“史實”挖掘出來。但在后現(xiàn)代理論家眼里，這種對歷史的認識本身就是非歷史的。杰姆遜所謂的“歷史的文本化”即“歷史”已經(jīng)被文本化了，而“文本”是充滿印跡的存在，是各種闡釋相互博弈的場所；文學史研究者只能經(jīng)由“文本”進入歷史，通過揭示文本中的各種闡釋模式來接近歷史，而無法“還原”、“重構”歷史，無論宣稱要借助的是“真實”、“準確”的史料，還是更“客觀”、“冷靜”的論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杰姆遜提出一條近乎絕對化的超歷史口號：“永遠歷史化”。（3）
當然，后現(xiàn)代的“歷史化”研究也經(jīng)常需要搜集、闡釋史料，但具備“歷史化”意識的學者所搜集之史料以及使用史料的方式，與舊歷史主義者有著諸多不同。以?？聻槔１娝苤?，福柯的多本產(chǎn)生深遠影響的著作都使用了大量史料，但他不是像舊歷史主義者那樣圍繞宏大敘事、重大事件、重要歷史人物做修改補正或拾遺補缺的工作，甚至也不是如年鑒學派以及文化史學者那樣汲汲于“微觀”史料，而是將長期無人關注、幾乎與現(xiàn)有的歷史敘述無緣的材料（疾病、刑罰、身體、知識等領域）作為研究對象，去反抗或瓦解主流話語的宰制。?？乱虼苏兄潞芏嗯u，有人認為?？略谒摹动偘d史》一書中使用的很多材料“從未有人系統(tǒng)、合理地使用過，因此也不清楚它們與真實狀況有多大的差距”，而且，“?？嘛@然與他當時的學術界脫節(jié)隔離，所以給人的感覺好像是整整一個世紀的研究都沒有產(chǎn)生對他的課題有意義、有價值的成果”。（4）殊不知，?？碌闹c，并不在于通過對“真實狀況”的揭示去論證現(xiàn)有敘述的虛假，更無意于去度量他所使用的材料與“真實狀況”之間的“差距”。說不定在福柯眼里，對他使用“從未有人系統(tǒng)、合理地使用過”材料的批評，不僅未觸及到他研究的痛點，反而在他看來，這幾乎可以算是對其使用這些材料及其使用方式的肯定，而批評者認為?？屡c“當時的學術界脫節(jié)隔離”，則近乎對他的褒揚。
假若上述我對后現(xiàn)代的“歷史化”的理解偏差不大，那它與近年當代文學史研究中以注重實證性史料發(fā)掘的“史學化”之間的矛盾（如果不說是悖反的話），就是不能忽略的。在充分研究二者之間的復雜關系之前，或者說將當代文學研究中使用的“歷史化”與后現(xiàn)代理論中的“歷史化”之間的差異，予以較為明確的分辨之前，無論是不加辨析地混用，還是不顧其中的矛盾之處將其與“史學化”冶于一爐，恐怕都有操之過急的嫌疑。
當然，或許還存在別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即對近年當代文學史研究潮流的描述不一定非要使用“史學化”或“歷史化”中的一個，能否講1990年代以來的當代文學史研究經(jīng)歷過一個從“歷史化”到“史學化”的過程？或者在某個時段是二者并行、交錯或混雜的？或者在不同的當代文學史研究者那里，對“歷史化”、“史學化”的理解與實踐一直有著不同的方式？
我在這里嘗試提出這些疑問，并非認為“歷史化”和“史學化”的混用全是壞事。相反，正是這個尚待細致辨認的“歷史化”或“史學化”，在當代文學研究著力于考掘史料的起點，賦予了這一熱潮顯著的理論色彩（雖然身處熱潮中的學者未必都有認識上的自覺）。這一點，也讓當代文學研究與更早重視史料問題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有所區(qū)分。治當代文學史的學者促動“史學化”轉向，和現(xiàn)代文學研究在史料方面的率先垂范有直接關系，但后者的楷模顯然是古代文學史料學（參照古代文學史料學而來的現(xiàn)代文學史料學已儼然有大成）（5），與后現(xiàn)代理論的“歷史化”關聯(lián)甚少。當代文學研究界所著力建構的“當代文學史料學”未來的面目如何，目前還很難估測，但如果在討論相關題目的時候主動引入新舊歷史主義在諸多問題上的分野以為參照，或許會對提升研究活力、形成學科特色有所助益。
二、“歷史化”之后的“史學化”
在有理論興趣的學者決定使用“歷史化”、“史學化”或別的方式來命名當下的史料熱潮之前，或許還可以將這一問題擱置一下，轉而做這樣的追問：富有后現(xiàn)代色彩的“歷史化”在當代文學學科已然產(chǎn)生影響之后，如何看待舊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如果二者不全是對立，前者能否帶來一種新的眼光，去重新審視舊歷史主義擅長處理的實證性材料？或者說，在使用舊歷史主義的方式挖掘出的更“真實”、“客觀”的材料時，不急于去辨別真假優(yōu)劣，而是以“歷史化”的方式發(fā)展出不同的論述？
鑒于如此討論實在抽象，我在這里舉一個研究中遇到的例子。最近在整理《今天》（1978-1980）雜志的史料時，我找到了該刊的發(fā)刊詞手稿。和這份發(fā)刊詞的發(fā)表本一樣，手稿本的執(zhí)筆人亦為北島，手稿寫作的時間為1978年9月-12月。熟悉當代文學研究的人都知道，《今天》是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刊物，這份發(fā)刊詞是研究該刊的關鍵史料，是從“文革”到“改革”轉折期的一份文學宣言，激蕩著當時“普遍存在的‘創(chuàng)世紀’激情”（6），因此曾被當代文學研究著述特別是多本當代文學史著作引用。和廣為人知的發(fā)表本相比，發(fā)刊詞的手稿本除了“‘創(chuàng)世紀’激情”，還有更直接的批判性段落。論題所限，我對發(fā)刊詞兩個版本差異的分析無法在這里展開，只能概要性地陳說一下總體印象：手稿本的“致讀者”偏于對文學體制的批判，對當時的文壇、前輩作家有堪稱激烈的批評；發(fā)表本則溫和許多，對前輩作家有贊有彈，措辭也不避諱使用具有解放意涵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
面對這兩個版本的發(fā)刊詞及其差異，傳統(tǒng)的?？睂W通常會選取某一版本作為“底本”（“手稿”和“初刊本”在底本選擇中都具有優(yōu)先性，因為一般認為“手稿”更多地承載了作者的“原初意圖”，而“初刊本”則和作品最早發(fā)表的語境聯(lián)系在一起），然后將“底本”作為依憑和權威，對別的版本進行?？北葘Γ詮闹姓页錾票净蛐纬啥ū?。在這一過程中，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所謂的“底本專制”問題，因為從舊歷史主義的視角這些問題幾乎是難以避免的：這兩個版本中的哪一個更接近于執(zhí)筆人北島的意圖，哪一個更“真實”地反映出《今天》的處境和抱負。
實際上，過去學者們對《今天》的研究也是從這一視角出發(fā)的，雖然他們得出的觀點是對立的。比如有學者把《今天》與同一時期的另一份民刊《啟蒙》對比，最終將《今天》定位于“非政治性的文學讀物”，認為它堅持的是“純文學立場”，并特別提到北島“作為《今天》的主編，他能夠始終堅持自己辦刊物的‘純藝術’的主張，使得《今天》在七八十之交的民刊大潮中獨樹一幟地保持了純文學品質?！保?）也有學者通過分析《今天》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間編輯部發(fā)生的一次“分裂”以及編委的“重組”，得出了不同看法，認為《今天》“面對‘文學與政治’的關系，謹慎的立場與激進的立場的分裂以及后者最終取得了控制權”。（8）若從“歷史化”的角度去分析，會發(fā)現(xiàn)這些學者實際上暗中持有各自潛在的“底本”：認為《今天》是一份純文學刊物的學者認為太過于政治化的刊物會傷害其文學性，也難以生存下來，而《今天》得以生存近兩年之久，是由于其對文學性的堅持；認為《今天》具有較強政治性的學者，則暗合了1990年代以來對社會以及文學中的激進行動的批評。換句話說，他們在研究《今天》時，都帶著一個不言自明的對于《今天》應該是什么樣子的前見或“底本”，通過使用合適的史料比量之后，各自發(fā)展出相應的評價。
而從“歷史化”角度看，《今天》發(fā)刊詞的不同版本所提供的，實際上是若干有差異的歷史敘事方式，它們之間并無真?zhèn)沃?，同一文本的有差異版本可以看成是歷史文本化的不同方式，在歷史闡釋中是可“共存”而不一定是互斥的。不一定非要設立一個潛在的“底本”，或從現(xiàn)有版本中選定一個作為“底本”，以免站在某一個版本的角度，對另一個版本或敘述方式進行審判。因此，我雖然找到了“致讀者”的手稿本，但不是要由此得出這一版本傳達的是《今天》的真實（或錯誤）的意圖，以此來否定（肯定）實際上已經(jīng)產(chǎn)生傳播效果的發(fā)表本。同時，我也不打算用新發(fā)現(xiàn)的版本來否定前述兩種看法（這兩種看法本身也需要被“歷史化”，即從中探查張揚“純文學”和批評“激進”這兩種話語的形成過程）。我計劃參照手稿本，將《今天》發(fā)刊詞的話語構成以及辦刊過程中所采用的具體策略，看成是一種話語實踐，去分析當時各種社會要素的關系集合，而不是將其直接視為某種意識形態(tài)（“純文學”或“激進”）主導的產(chǎn)物。如果要對發(fā)刊詞中的話語構成做進一步研究，那就要分析從手稿本到發(fā)表本的變化得以發(fā)生的條件和過程。這時若將歷史當事人在變動不居的社會條件下的躊躇過程，視為文學與政治、謹慎與激進之間的必然選擇，即以后來者的文學或社會理想去裁斷當事人的觀念是否妥帖，這樣的裁斷無論對錯，都是后來者的觀點或知識產(chǎn)生作用的結果。
三、“自我歷史化”與“碎片化”
在近兩年的幾個以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為主題的學術會議上，會議主辦者為了“兼聽”，經(jīng)常特邀在文學批評領域有成就的批評家對史料研究發(fā)表看法。這些批評家大多以史料研究確實重要、“史學化”也確有價值作為開場白，漸漸轉到史料整理過熱、過細，史料研究缺乏思想的力量，忽視了對文學的審美、情感研究，整理史料竟被看成“有學問”之類不乏譏諷意味的怨言。與此相映成趣的是，重視史料的學者此時多以當代文學研究陷入“批評化”、史料整理與研究長期得不到重視、當代文學史料建設勢在必行等來為史料研究辯護。在這樣的場合，雙方都會多少有一點被迫“邊緣化”的口吻：在批評家口中，史料研究已經(jīng)蔚為大觀，以至于文學批評已經(jīng)被“邊緣化”；而在偏重史料研究者口中，史料研究剛有起色，“邊緣化”的位置遠未改善，目前大行其道的仍然是文學批評。
史料研究能引來同行的批評，首先是好事，至少說明這種研究可能真的成了“趨勢”，讓不愿意、不擅長甚或不屑于做史料工作的學者也愿做不賓之士。這和若干年前那種動輒祭出“必然方向”的號令式學術批評相比，對學者的各有專擅、研究路徑的各有差異多了不少尊重。不過，若批評者反反復復地糾纏于一些不足以成為問題甚至是尚不存在問題，似乎也于事無補。
在一次史料會議上，有批評家提到，由于這幾年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熱潮的興起，特別是針對在世作家所做的史料搜集工作增多，使得一些作家有意在關于自己的史料上作偽，以達到自我歷史化的目的。言下之意，史料整理已經(jīng)泛濫到了逼迫或誘使作家作偽的地步了。到底是哪些作家曾經(jīng)主動作偽，這位批評家沒有點名，但在文學史上，作家在史料上作偽的事并不鮮見。有些成名較早的作家因確信自己未來會被后人研究，在寫作日記、書信這類原本私密性很強的材料時，會將后來的研究者作為預期讀者，對某些事件、看法有所隱晦或故意張揚。但很顯然，作家作偽的現(xiàn)象不僅不能否定史料研究的價值，反而從側面佐證了史料研究的重要性。一些作家因為有人搜集關于他的史料而膽敢在史料上作偽，也就有可能因忌憚史料研究而在另外的史料上誠實；他的作偽本身以及他作偽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也構成了他的一部分，對全面認識他的性格、品質和身處的語境會有幫助，這是那些知人論世式研究的用武之地；更不用說，對他作偽的史料的辨析，本來就是史料研究的分內工作和必要性所在?；蛟S可以在這里開個玩笑，若真有作家因為同時代的學者在搜集史料上下了很大功夫，而故意提供或制作虛假的史料，可以放心由他作偽，如果他在文學史上足夠重要，他今天所作之偽，未來都有可能成為“呈堂證供”；如果他的重要性不夠，那他的作偽不足為慮，止增笑耳。
若將這樣的有意作偽大而化之，會發(fā)現(xiàn)類似現(xiàn)象其實比比皆是。以文學史上開過的諸多文學會議為例。若單看當時一些會議的報道，會發(fā)現(xiàn)其中經(jīng)常有“一致意見”、“一致認為”等措辭出現(xiàn)，再對照一下這些年有關文學會議的研究成果所披露的史料，會發(fā)現(xiàn)這些文學會議的會前、會中和會后，實際上存在著諸多不同意見，有時還會暗流涌動或論爭頻仍。那么，有關這些文學會議的報道是不是在有意作偽？作偽者有無人為制造“史料”給當時的人和后來的人看的動機？能不能因為這些作偽的存在，就減少對于這些會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
不過，對批評家的擔憂，我更愿意看成另一種意義上的督促，即與其說由于當下的史料工作做得太細而讓作家不得不作偽，不如說是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做的遠遠不夠細致，讓那些沒出息的作家以為有可趁之機，而生出作偽之心。同樣，與其說批評家們憂心忡忡的是史料研究做得太多，不如說是正是由于史料工作做得還遠遠不夠，從事文學批評的學者從史料研究中受惠不多，才起而抱怨，若是當代文學史料研究能貢獻出數(shù)量、分量都較為可觀的專題史料著述，凡寫作相關批評文章者必定會翻閱參考，這樣的抱怨可能會少許多。
對當代文學史料研究更常見的一個擔憂是“碎片化”。以我有限的目力所見，由于起步晚，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中特別像樣的“碎片”研究實例還不多見，更沒有到“碎片化”的地步。批評家對“碎片化”的擔心，尚屬未雨綢繆。對于這樣的批評除了敬謝不敏外，我想援引一下與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臨近的近代史研究者的意見，因為“碎片化”問題似乎更有可能在歷史學科發(fā)生，也可能會更嚴重。但與當代文學界對“碎片化”的擔心不同，近代史學者羅志田認為，史學原本就是一門以碎片為基礎的學問，原因是史料本身就有斷裂和片段的特性，但即使斷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體。相對于批評“碎片化”，不如花功夫探討怎樣從斷裂的片段看到整體的形態(tài)和意義。但無論如何，“非碎無以立通”。（9）王笛則提出：“‘以小見大’固然不錯，‘以小見小’也并非不好，即有多少資料說多少話，而不是勉為其難地回答所謂歷史的重大問題，或說似是而非不著邊際的空話。也就是說，在任何研究中，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和所下的結論，一定要在課題和所使用的資料所能支撐的范圍之內。”（10）
與“碎片化”之譏相伴而生的，是認為當代文學研究應具備整體性的視野。這個勸告當然是正確的，但勸告者可能忘記了，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宏觀論述不曾離開當代文學研究須臾。十數(shù)年前，程光煒先生就曾這樣鼓呼：“之所以宏觀論述在當代文學研究中大量堆積，流行不衰，大概是‘避難就易’的心理在作怪，是‘取巧’的學科習慣起著支配作用。此風不剎，當代文學的學科建設將毫無希望，或者沒有多大希望，這大概也是我的‘宏觀’之語。”（11）“宏觀論述”近年聲譽不佳，卻時有翻新之舉，比如這幾年開始流行“總體性”?！翱傮w性”與“碎片化”說不上是一個層面的問題，但并不妨礙“總體性”論者經(jīng)常捎帶上史料研究中的所謂“碎片化”現(xiàn)象練手，但對于自家念茲在茲的“總體性”是什么意思，是誰的總體性，重建總體性的依憑是什么，總體性與壓制性的權力、覆蓋性的意識形態(tài)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有人在反復念叨總體性的時候是念給誰聽的，總體性和“碎片化”之間有無轉化和溝通的可能，等等問題，論者常常語焉不詳。
最后，我想在此發(fā)出兩個邀請。第一個送給總體性論者：既然已經(jīng)在當代文學研究中看到那么多“碎片”，那就盡快將其中可能有價值的“碎片”拼接起來，寫出足以會通而非籠統(tǒng)的文學史論著。第二個送給致力于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學者，特別是青年學者：不妨就當代文學史上的有重要學術價值的“碎片”，花上若干年時間，做些窄而深的研究，這樣不僅可以為當代文學史研究貢獻一些他人無法繞過的研究樣本，還可讓“碎片化”之類憂慮不至于無的放矢。
（作者簡介：李建立，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當代文學）
注釋：
（1）郜元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趨勢》，《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2期。
（2）錢文亮：《“史學化”還是“歷史化”：也談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新趨勢》，《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2期。
（3）[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政治無意識》，王逢振、陳永國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9頁。
（4）寧：《?？?lt;瘋癲史>被指“史料基礎薄弱”》，《外國文學評論》2007年第4期。
（6）洪子誠：“序”，洪子誠、程光煒編選《朦朧詩新編》，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
（7）李潤霞：《“文革”后民刊與新時期詩歌運動——以〈啟蒙〉與〈今天〉為例》，《新詩評論》2006年第1輯。
（8）黃平：《新時期文學的發(fā)生——以<今天>雜志為中心》，《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03期。
（9）羅志田：《非碎無以立通：簡論以碎片為基礎的史學》，《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10）王笛：《不必擔憂“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11）程光煒：《當代文學學科的認同與分歧反思》，《文藝研究》200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