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2020年的春節(jié)，疫情四處蔓延，我們度過了一段難忘的居家隔離時光。這段歲月中，閱讀聚焦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的大型期刊《民族文學》，色彩斑斕，沁人心扉，有近二十個少數民族的作家發(fā)表了自己的作品，確實成為展現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窗口，更是值得點評的重要刊物。

首先來看這兩期的小說板塊，首推的就是第1期刊載的苗族作家向本貴的長篇小說《兩河口》。該小說現實底蘊深厚，直擊當下的熱點問題，涉及到“最美示范村”的創(chuàng)建與競爭、農村拆遷以及農民身份的轉變、政府官員的兩難處境與普通百姓的道路抉擇、民族地區(qū)非遺文化的傳承與保護等，人物眾多且主要人物個性鮮明，富有時代氣息并浸透了作家的憂患意識，是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收獲。但另一方面，該小說的前半部分對富裕農村的拆遷給當地百姓造成的心理沖擊呈現不夠，情節(jié)推進過程較快；后半部分農民身份轉變過程的描寫，也存在著情節(jié)化敘事濃烈，但人物心理張力不夠的問題，進而使得整部小說的藝術感染力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害。

其它小說較為出色的，則是第2期蒙古族作家阿云嘎的小說《狗事》與白族作家景戈石的《長管手槍》。小說《狗事》聚焦一只四處流浪卻又不愿意被人收留的狗的故事，凸現了這只狗的忠烈與無畏，并穿插了權貴之家對社會弱者的侵奪。該小說視角獨特，語言洗練，頗見作者的藝術功力。《長管手槍》則以“我”的視角，講述了一個山區(qū)農村在土匪橫行，官僚霸道的民國時期是如何興衰沉浮的，間接涉及到延安與南京，并與紅軍時期的賀龍發(fā)生了直接關聯，透視了較為厚重的歷史風云，顯示了作者駕馭這一題材的深厚功底。

其次看散文板塊。第1期比較有特色的是滿族作家格致的《五號鶴》。這篇散文類似于敘述圈套，通過不同人的敘述，展現了一段表面凄美實際卻是悲劇的動物愛情，含蓄卻又耐人尋味，富有心靈沖擊力，是一篇佳作。 哈尼族作家艾吉的散文《歸于靜寂的故鄉(xiāng)》，則在故鄉(xiāng)的滄桑變化中寫出了細膩情感的波動，感嘆“他們的后代不會唱山歌了”，“茫然離去”時的人物情感充盈豐厚。另外，作家對親人的感情抒寫，與所處的民族地區(qū)環(huán)境融為一體，民族之花也悄然綻放，令人動容。第2期錫伯族作家傅查新昌的《天邊小城》，對新疆“且末”小城古今歷史的詠嘆，呈現了一種濃烈的人文關懷，其語言瘦骨嶙峋富有沖撞力，形成了較為鮮明的寫作特色。傈僳族作家李貴明的散文《鹽的味道》，縱向追溯滇西北鹽井所形成的商業(yè)網絡與交通網絡，知識性較強并能把歷史的厚重融入其中。

再次看詩歌板塊。第1期最引人矚目的，就是土家族詩人黃國輝的 《西藏·一種現場》 。這首詩歌語言新奇，意象獨特，情感如一絲金線貫串西藏多個縣區(qū)的現場。如“文字垂成冰凌/潺潺水聲在呼喚未知的姓名/一頭牦牛尋覓野草/冰蓋之下/伸手就可以探尋千年/詩的隱秘……，字節(jié)跳動中自然有一種文學的力量。其它還有第1期刊載的維吾爾族博格達·阿卜杜拉的《初逢明月》，主要聚焦新疆人文景觀與作者心靈的契合；第2期白族作家曉雪的詩歌《梵凈山》，呈現了山水相繞，人城相依的邊疆景觀，清新而又令人神往。

這里還要提到的是第1期推出的“金川行”專題欄目，匯聚了眾多作家在四川省阿壩州金川縣所思所想，或謳歌金川的人文歷史，或詠嘆金川的大地山川，形成了較為壯觀的文學沖擊力。這是《民族文學》雜志社組織多個少數民族作家參與的一次重要的采風活動，其文學成果包括13篇散文與6首詩歌，其中聚焦金川梨花的文學作品占有一半以上，呈現了較為鮮明的文學意象，對金川縣乃至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具有一定意義。

另外，這兩期還有少量的評論文章，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佳作點評，大多是對當期小說的附后評論，這對讀者理解作品具有引導作用。如第1期刊登賀紹俊的評論文章《書寫現實的理性目光和開放胸懷——讀向本貴的長篇小說<兩河口|>》，第2期刊登梁鴻鷹的評論文章《小說是弱者的心聲——談阿云嘎<狗事>》。這類文章大多是隨筆式評論，篇幅較短卻能抓住作品的亮點，值得大力提倡。第二類則是第1期的評論專欄，每篇都是篇幅較長且綜合性、學理性較強的重頭文章，分別對2019年《民族文學》刊登的小說、散文、詩歌、“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專題文藝”等進行了綜述與評論，頗為厚重。

縱覽《民族文學》這兩期的作品，視野開闊，個性魅力突出，與其它國家類文學雜志風格迥異。但另一方面，小說能夠稱之為優(yōu)秀之作的不多；詩歌方面也稍顯欠缺，數量雖多但令人眼睛一亮的佳作不多。這樣的言說，應該是讀者站在精益求精的立場上，對少數民族文學發(fā)展壯大的期盼和呼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