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度敏感的“人間愛”信徒 ——“人的文學”時期朱自清“人間感”的發(fā)現(xiàn)與塑型
自夏爾·波德萊爾以來，文藝家對現(xiàn)代世界體驗的自覺探索與勉力塑型逐漸成為現(xiàn)代社會整體建構的核心任務。晚清以降，中國文藝家也參與其中，而國人真正整體性地進行現(xiàn)代中國體驗的全新探索與塑型，始于“初期新文學”活動。筆者在《“人的文學”：“五四”現(xiàn)代人道主義與新文學的發(fā)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中指出，“初期新文學”，即“人的文學”時期是現(xiàn)代文學首個獨立發(fā)展階段，而“人的文學”是五四現(xiàn)代人道主義社會改造熱潮的產物，形成了獨立的系統(tǒng)理論形態(tài)和完整創(chuàng)作形態(tài)，為現(xiàn)代人道主義社會改造服務?！叭说奈膶W”的重大貢獻之一正是啟動并引導現(xiàn)代中國新的“感覺革命”與“情感革命”，進而借助新的文學形態(tài)為新的感覺世界與情感世界塑型，筆者稱之為重構中國的“人間感”——對人類社會、人類關系、人類生活等的全新感受。在此進程中，周氏兄弟始終擔當著關鍵引領作用，尤其周作人貢獻卓越，他自1919年初始勉力塑造全新“人間感”，為全面建造“人的文學”的新感覺、新情感提供一系列極好示范。眾多五四“新人”紛紛仿效，進而根據(jù)各自獨特人生經歷與生命體驗，延展出富于個性化的具體“人間感”?！叭说奈膶W”自覺承擔的時代重任規(guī)定其最核心的思考與創(chuàng)作主題，是對人類兄弟間“愛”，即“人間愛”的本質聯(lián)系的新鮮發(fā)現(xiàn)和新穎感受，以及在人類社會中“愛”而不得的痛楚。在周氏兄弟引領及影響下，“人的文學”家們做出各具特色的表現(xiàn)，其中感受最敏感、反應最激烈、表述最坦率直露者，當數(shù)篤信現(xiàn)代人道主義社會理想的青年朱自清?！?】朱自清喜用最易于直抒胸臆的新詩和散文，著力傾吐五四“新人”初次面對真實社會時真切、具體的感受和體驗，筆者稱之為“人間”實感?！?】而他對“人間”實感的文學表現(xiàn)顯現(xiàn)出鮮明個人風格，這源于五四現(xiàn)代人道主義對“新人”的特殊精神能力的培養(yǎng)。
周作人等現(xiàn)代人道主義者強調，要具備發(fā)現(xiàn)“人間”實感的能力，首先要成為現(xiàn)代人道主義的“新人”并培養(yǎng)出嶄新感受能力。周作人在《〈深夜的喇叭〉譯者附記》(1920年9月18日作)指出現(xiàn)代人道主義者特別推崇一種名曰“可驚的感受性”的感受力，這是對萬有生命和自然、各類物象等的一種稀有的超強感受力，具此能力者仿佛“通靈者”般，能與一切生命體和自然、各類物象等在精神上合為一體，即“對于自然的真的從順與對于或物的真的虔敬[……]仿佛是被憑依者一般”(7)。這種精神能力被現(xiàn)代人道主義者視為理想的“人”的至高品質?！?】1919年初到1920年秋，就學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朱自清身處五四熱潮中心，盡受現(xiàn)代人道主義思潮運動熏染，不僅獲得精神洗禮，而且得到新的精神、情感能力的訓練與培養(yǎng)，被塑造成為五四“新人”。精神、情感的覺醒本已使他獲得嶄新感受能力，而“人的文學”特殊的思想理念、創(chuàng)作活動——如現(xiàn)代人道主義“人間愛”理想觀念、對“可驚的感受性”的推崇、“人間感”的發(fā)現(xiàn)與塑型等的熏染和啟蒙，又將其感受能力磨礪得倍加敏銳。朱自清表現(xiàn)出了超乎尋常的“可驚的感受性”，成為其標志性的精神特質并由此鍛造出詠嘆“人間”實感時最突顯的藝術格調。
朱自清在“人的文學”階段開始出現(xiàn)“人間”實感的生命體驗，始自1920年秋步入社會，集中于1921年，完成了他初次接觸真實人類生活、人類關系后第一個階段的藝術創(chuàng)作。在此之前，自1919年初到1920年秋，被五四熱潮激蕩的朱自清無比歡欣于理想社會與理想人類關系的降臨，善用白描自然景物及各類物象的手法，創(chuàng)作寓意性很強的象征哲理詩，歌頌“光明”“生命”“創(chuàng)造”等抽象的理想觀念。這些引人矚目的作品雖澎湃著朱自清熱誠向上的激情，卻極少直接表現(xiàn)自身具體的“人間”實感，尤其是由人與人之間交互關系引發(fā)的感受?！?】究其原因，一方面，此時就學于新文化中心并幾無社會經驗的青年朱自清陶醉于“人間愛”的抽象理想，認定在全球現(xiàn)代人道主義社會改造潮流推動下，新世界正在降臨，理想“人間愛”業(yè)已普遍充溢于人類社會，既隨處可見，又唾手可得，因此，不必于詩文中特別留意或突出表現(xiàn)；另一方面，單純學園生活令朱自清不易深入接觸中國社會真實生活與人們之間的交互關系，也就無從發(fā)生各種“人間”實感。
直到1920年秋之后，殘忍世界驟然降臨于朱自清這位滿腦子“人間愛”的天真漢面前，盡現(xiàn)猙獰，尤其中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不良關系的困擾，令具有超乎常人敏感性的朱自清在憤激、恐懼、絕望、悲哀等生命實感沖擊下飽受精神折磨。于是到了1921年，朱自清文學創(chuàng)作的情感主題與表達方式截然轉變：開始抒發(fā)初次面對真實人類社會、人類生活、人類關系時真切、具體的感受和體驗。與其它“人的文學”家相近，現(xiàn)代人道主義信徒朱自清體察最深并最熱衷表現(xiàn)的是個人身處人與人之間關系時的情感樣態(tài)：既有對人類兄弟之“愛”的真情流露，又有更具個性特色的面對漠視“人間愛”現(xiàn)實時的憤激、悲哀與無奈；此外，五四“新人”對自我生命存在的敏銳體察也是重要感受類型。筆者對這些情感樣態(tài)分作四類考察，借此梳理“人的文學”時期朱自清思想演進的完整軌跡。
一、“人間愛”的情感、感受類型
初次面對真實社會，朱自清生發(fā)出兩類“人間愛”，即人類兄弟間“愛”的情感與感受類型。第一類“人間愛”的情感、感受，是最為切身的關于普遍性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認知與體驗。五四初期獲得新視域的現(xiàn)代人道主義者力圖在新的目光審視、精神體察中重新構造自身對世界的理性認知與情感感受，居于核心的是對普遍性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認知與體驗。朱自清的表現(xiàn)最具代表性，他緊隨周氏兄弟、葉紹鈞之后，急于要將自己對普遍性日常生活世界的新發(fā)現(xiàn)、新感受傳達給五四“新人”。短篇小說《別》(1921年5月5日作)便屬于現(xiàn)代中國最初一批細致描繪此類具體而微的“人間”感受的新文藝作品，朱自清明顯是在自覺為概括“新人”的精神生活做出初嘗試，也由此打動了沈雁冰、陳煒謨等同樣敏感的“新人”。朱自清選擇進行文藝表現(xiàn)的領域，是自身感觸與體會最深切的男女之愛的情感領域，而對親子關系的情感領域他只做了理論探討?！?】朱自清選擇的表現(xiàn)體裁是體量較大，長于工筆細描并擅長反復渲染感情細微波動的散文。
此前除周作人、葉紹鈞外，尚鮮有人將中國“新人”關于日常生活世界細膩的新情感、新感覺宣之于眾。朱自清對此類新感受的情感體驗方式和藝術表現(xiàn)方式明顯受到周作人用以啟動“人間感”探索的翻譯小說的深切影響，1924年初朱自清曾深有體會地解說周作人翻譯合集《點滴》所收外國作品的藝術特質，尤其表現(xiàn)細膩情感的手法令他印象深刻：“《點滴》中深曲而活潑的描寫，多用擬人的字眼和句子，更易引起人神經的顫動?！墩T惑》中的，‘忽然全世界似乎打了一個寒噤?！?‘仿佛地正顫動著，正如伊的心臟一般的跳將起來了?！阕泔@示這種力量。”【6】朱自清在《別》等創(chuàng)作中較好運用了這些手法?！秳e》的寫作素材源自朱自清在與妻子共同生活中生發(fā)出的真切、具體的新的人生實感，以及對妻子情感、精神世界的切實體察?！秳e》描述的是為生計所迫的最普通夫婦的愛與別離，雖然抒發(fā)的是個人感懷，但作者仍有意識地描摹出最具普遍性的生活與最為普遍的情感，不僅鋪陳了貧賤夫妻百事哀的生活瑣事，還細膩勾勒夫妻兩人各自宛曲的情感流程與具體而復雜的人生實感：迎接時焦慮，共同生活時偶感厭煩、拖累，別離前后內心糾葛與折磨，甜蜜的傷心與對妻子的悲憫等，朱自清對兩個獨立個體人生感受、情感樣態(tài)的把握與描繪，雖別致新奇，卻又極為真實親切，令人感到極具普遍性和代表性。朱自清對真實人生感受的新鮮描繪在當時引人矚目，文中多為深曲的白描，同時他明顯受《誘惑》等影響，善用擬人的字眼、句子。后來《笑的歷史》(1923年4月28日作)是同類型寫作的延續(xù)。而朱自清年初細致表現(xiàn)兒童獨特心理、感受的《新年底故事》(《浙江第一師范十日刊》1921年1月1日)，源于他與兒子朝夕相處激發(fā)起的對童年感受的回憶，也是他發(fā)現(xiàn)日常生活世界中新情感、新感覺的主要表征。兩類題材作品都顯露出雋永溫和的人情美。
第二類“人間愛”的情感、感受，是對所有人類的兄弟之誼的親身體嘗與情感波蕩。很多現(xiàn)代人道主義者對作為人道主義核心理念的人類兄弟之誼的體察往往停留在理性認知層面，未能使它成為自身生命實感，這緣于他們在情感上尚未覺悟。筆者曾探究過周作人產生出深厚人類兄弟情誼的情感覺悟過程(張先飛 105—106)，朱自清也經歷了相近的情感覺悟的精神歷程。1921年5月8日朱自清效仿周作人詩作《畫家》(1919年9月21日作)完成新詩《人間》，他應是在邁入真實社會生活后，突然經歷了與周作人兩年前同樣的精神震動，強烈感受到每位人類成員間本然存在的不可分割的聯(lián)結。該詩效仿《畫家》，雖只簡單描畫二幕平凡日常生活情景：“我”和兩人的偶遇，但真實意旨是要呈現(xiàn)五四“新人”對真實人類生活、人類間關系的猛然醒覺。詩中描繪“我”遇到兩位普通人，一位農民朋友殷勤為在“歧路中彷徨的我”指點道路，一位純潔少女用和藹、純真的眼波再三看著“我”，他們都像兄弟姊妹般厚待“我”，同時“我”也真切感觸到他們“純白的真心”“爛漫的真心”(2)。朱自清為清楚揭示寫作意圖，在兩幕場景結尾均專門作出說明：“但是，我們并不曾相識，”(2)以彰顯自己產生強烈精神震撼是源于發(fā)現(xiàn)了普遍存在的人類兄弟間的本質聯(lián)系。不過，此時朱自清對人類兄弟之誼的存在僅剛剛醒覺，因此，他要真正蘊育出深厚兄弟情誼還需一定時日與過程。
朱自清直到1921年底創(chuàng)作新詩《星火》(1921年12月22日作)時才展示出較劇烈的情感激蕩?！缎腔稹烽_篇描繪年輕小販將“我”這位普通顧客看作朋友，對“我”“質樸而懇摯”地傾吐最近失去雙親的苦楚(1)，“我”面對他的傾心坦誠，忽然間對于自己對人類兄弟毫不在意、毫不關心的麻木與勢利感到十分羞慚，懺悔自己不應懷有“差別底心思”(2)并“從來看兄弟們作驀生人”(1)，而且認識到這些正是“分開了我們倆”的原因(2)。就在此刻，“我”猛然親身體驗到人類兄弟間難以分割的親密聯(lián)系，產生出強烈情感震動：“我”不僅滿懷激動地“悲哀著感謝了”小販的深摯友情(1)，深感得到兄弟殷殷信托是“我的光榮”(2)，而且還經歷了“神奇”的生命體驗。詩中描述，“我”之前對小販一家始終“冷冷的”(2)“漠漠然”(3)，而小販母親又是平常婦人，況且四五個月未見，本來“我”應已全然忘卻，但忽然間“我”產生出奇特感受：“可是——真有點奇呵，/那(小販母親——筆者加)溫厚的容顏/驟然涌現(xiàn)于我朦朧的雙眼！”(3)這一小小“神跡”昭示著“我”的內心和情感終于與其它人類兄弟真正貫通為一體。
此時朱自清感受兄弟之誼的情感反應已與創(chuàng)作《人間》時有較大差別：他在震撼于兄弟深情的同時，還感受到與人類兄弟共同的黯淡命運——一樣天涯淪落并共同承受人類生活的普遍不幸，因而在他生發(fā)出的兄弟深情中又加增了一重淡淡的哀愁與迷惘的情緒。這種特殊的人生實感，即人類生活中恒久存在的普遍的“悲哀”與“寂寞”感受，是1920年9月后處于思想漸變期的周作人對新情感、新感覺的發(fā)現(xiàn)，他視之為“人間愛”的一種表現(xiàn)形態(tài)，并在《〈鄉(xiāng)愁〉譯后記》(1920年11月16日作)中定義為“人類對于[……]同伴的眷戀”(20)。他譯介了幾篇抒發(fā)同樣感受的日本小說(1920年9月至12月底譯，1920年12月至1921年4月刊)，【7】并以《西山小品》(日文版1921年8月30日作，國語版1922年2月10日刊)完成藝術塑型。此時經歷一年現(xiàn)實折磨的朱自清對這種人生感悟不免心有戚戚，因此，在對人類生活、人類關系的觀察體驗與藝術表現(xiàn)中自然流露出來，他在《星火》中深沉述說：“我”終于深深感受到和人類兄弟間的濃情深意，不過，同時又涌現(xiàn)出一種特殊的微茫的“悲哀”情緒：“在肩摩踵接的大街中，/我依依然有所思了；/茫茫然有所失了！/我的悲哀——/雖然是天鵝絨樣的悲哀呵！”(3)青年朱自清對自身“悲哀”的表述十分含蓄、平淡，較為接近中年周作人的《西山小品》，不過，周作人更多流露出身處人世間的寂寥和憂郁。這種含蓄、平淡文風的形成，除源于他們對藝術格調的有意追求外，還因為他們對這種初體驗尚未能確切把握與塑型。
朱自清對自身“悲哀”之感的抒發(fā)令“人的文學”家們感如身受，贏得高度稱許。這緣于朱自清對此種人類最普遍感受的主題選擇與藝術表現(xiàn)完全符合“人的文學”的“普遍性”原則。主持《小說月報》的沈雁冰做出權威評斷：“我個人的偏見，極喜朱自清先生的詩；只就他的一篇《旅路》(登本刊去年八號)和《星火》(本刊今年三號)而言，我覺得那中間的悲哀，只要地球上尚有人時，總是不滅的?！薄?】陳煒謨的《讀〈小說匯刊〉》(1922年10月7日作)充分贊同該論斷，并借《星火》的詩句“天鵝絨樣的悲哀”再度著重強調，他稱許朱自清的創(chuàng)作“初看起來似乎平淡，但仔細一咀嚼，就像吃橄欖一樣，覺得有味了。他的悲哀，雖是天鵝絨樣的悲哀，但在這世界人類沒有絕滅以前，如雁冰先生所說‘總不會滅掉的’”(4—5)。
二、面對人類生活普遍“隔膜”時的強烈痛苦
1921年朱自清熱衷表現(xiàn)的“人間”實感，既有五四“新人”初次面對真實社會時對“人間愛”的真情流露，又有更具個性特征的面對漠視“人間愛”現(xiàn)實時的悲哀、無奈與激憤，后者是“人間愛”衍生出的生命感受，朱自清對這種類型“人間感”的表現(xiàn)明顯承襲自同時期的周作人。周作人宣傳新村時曾對人類生活的不幸與普遍的精神病態(tài)做出本質分析，認為人類步入歧途的根源在于精神上的“隔膜”導致人類兄弟間相互仇視、彼此隔絕。如他于《游日本雜感》(1919年8月20日作)中引述波蘭小說家的比喻，批判與“同類之愛”情感相悖的，充滿仇恨、蔑視或視弟兄如無物的“非人”情感及觀念，直斥它們造成了全人類隔絕對立的困局：“波蘭的小說家曾說一個貴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張碟子；我說可怕的便是這種看法”(608)。到1920年9月后，周作人開始在《中國人的悲哀》(1921年4月6日作)等創(chuàng)作中抒發(fā)自身面對人類間仇視與隔絕時的情感波瀾(張先飛 142—46)。不過周作人僅僅提出這一思路并做出初步情感表現(xiàn)，這種類型“人間感”的塑型主要依靠朱自清、葉紹鈞等文學研究會青年作家，他們的訴說區(qū)別于周作人的含蓄、冷靜，顯得激憤難抑。
這一時期朱自清已進入非理想社會并開始與未覺醒的人類兄弟深度交集。異常敏感的朱自清初踏社會便對人類兄弟間的“隔膜”痛心疾首，不時因遭遇未覺醒兄弟的折辱而惆悵怨懟，靈魂飽受折磨，因此，爆發(fā)出超乎尋常的情感激蕩，作品中的敘述者往往語氣峻急、情緒緊張、窘迫不堪……承受著追求理想“愛”卻屢遭重挫的熾烈痛苦。朱自清將作為人類不幸之源的普遍的“隔膜”狀態(tài)概括描述為“憎”，并以親身經歷為素材著文《憎》，發(fā)表于1921年11月4日、9日的《時事新報·學燈》，系統(tǒng)闡說對人類兄弟間“隔膜”與“憎”的理性思索。朱自清將“隔膜”現(xiàn)象分作三個層次：“遍滿現(xiàn)世間的‘漠視’”(31)“遍滿現(xiàn)世間的‘蔑視’”(33)“遍滿現(xiàn)世間的‘敵視’”(34)，明顯是一重更比一重惡化的人類關系。朱自清對第一層次“遍滿現(xiàn)世間的‘漠視’”(31)的思考受到周氏兄弟思想、創(chuàng)作深刻影響。朱自清先描繪閑人們“冷淡”圍觀普通人死尸的場景(31)，然后借周作人所譯布萊克詩句“叫天子一聲叫[……]撕去我一縷神經”(31)，從現(xiàn)代人道主義立場出發(fā)，悲憫感嘆現(xiàn)在的人類根本沒有同類相與、感同身受的博大兄弟情懷。他震撼于人類關系的可怕現(xiàn)狀：每位人類成員均生活在“狹隘”“孤寂”的封閉世界里(31)，相互的精神聯(lián)系僅局限于“極少極少的所謂得失相關者”(31)，導致實現(xiàn)“善良的生活”(31)絕無可能，他因而發(fā)出“對于人類運命的一種杞憂”(31)。關于第二層次“遍滿現(xiàn)世間的‘蔑視’”(33)，朱自清著意描繪租界華人巡捕對貧婦笨拙窘態(tài)幸災樂禍的笑，他稱這笑包含著現(xiàn)世間“一切的驕傲，狡猾，侮辱，殘忍”(32)，而這是比“漠視”更嚴重的存于人們心中的惡意。對于第三層次“遍滿現(xiàn)世間的‘敵視’”(34)，朱自清描繪老教師只因小事便對他惡意敵視并侮蔑、攻擊，他將該層次視為“隔膜”與“憎”最極端的表現(xiàn)。朱自清詩作《冷淡》(1921年2月22日作)也曾描述這段經歷，值得注意的是，首句“像一張碟子”直接使用周作人介紹的關于“碟子”的著名比喻，很明顯，朱自清欲借詩作闡發(fā)對“隔膜”與“憎”的認知(1)。這種“遍滿現(xiàn)世間”的“隔膜”與“憎”，朱自清在與《憎》同時的《雜詩三首·二》(1921年11月作)中一言以蔽：“滿街是詛咒??！”(18)這些作品皆因對主旨觀念解說過多、過透，反而顯得太過直露，缺少其師周作人詩文特有的蘊藉的藝術美感。究其原因，在于朱自清的焦灼心態(tài)，他痛切感受到宣揚現(xiàn)代人道主義“真理”以推進人與人間理解的緊迫性。
朱自清此類作品還真實展示了自身當面對人類生活中普遍之“隔膜”與“憎”時強烈苦痛的情感體驗。在這些作品中，抒情主人公的精神反應極度敏感，情感動蕩異常激烈，他們不僅對自身這種精神、情感特質有著清醒認識，而且坦率說明生成原因。如《憎》的抒情主人公開篇就描繪了自己精神反應與情感動蕩的特點：“我生平怕看見干笑，聽見敷衍的話；更怕冰擱著的臉和冷淡的言語，看了，聽了，心里便會發(fā)抖。至于慘酷的佯笑，強烈的揶揄，那簡直要我全身都痙攣般掣動了?！?30)他還在文中反復描述此類體驗，如當他看到華捕譏笑貧婦時，“一剎那間，空虛之感又使我?guī)缀跻簧矸莸拇髿鈮罕?！因為從那笑底貌和聲里，我鋒利地感著一切的驕傲，狡猾，侮辱，殘忍；只要有‘愛底心’，‘和平底光芒’的，誰底全部神經都不被痙攣般掣動著呢？”(32—33)當遭老教師當面侮辱時，“每一個字便像一把利劍，緩緩地，但是深深地，刺入我心里！”【9】而在《冷淡》中這一段痛苦體驗得到了更完整呈現(xiàn)：
“像一張碟子，”(一)
他看著我。
從他的眼光里，
映出一個個被輕蔑和玩弄的我。
他譏諷似地說了些話
又遮遮掩掩佯笑著；
像利劍刺在我心里。
我懇摯地對他
說出那迫切的要求。
他板板臉聽著，
慢條斯理，有氣沒力地答應；
最后說，“我不能哩?！薄?/span>
又遮遮掩掩佯笑著，去了。
我神經大約著了寒，
都痙攣般抽搐著；
我只有顫巍巍哭了!。
(一)“波蘭的小說家曾說一個貴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張碟子，”見周作人先生《游日本雜感》?！?0】
朱自清借助這些作品對自身善于發(fā)現(xiàn)“隔膜”，并每每爆發(fā)極度敏感的精神反應與異常激烈的情感動蕩的原因做出完整解釋：“在一般看慣、聽慣、老于世故的前輩們，這些原都是‘家常便飯’，很用不著大驚小怪[……]但如我這樣一個閱歷未深的人，神經自然容易激動些，又癡心渴望著愛與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變態(tài)。平常人可以隨隨便便過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惱，減卻了好些‘生力’?！@真所謂‘自作孽’了！”(31)簡言之，朱自清作為初接觸真實社會、滿懷“人間愛”理想的青年，最關心人類成員關系問題。而其由人道理想磨銳的感受力已敏感到了極致，這一“可驚的感受性”(“深夜的” 7)致使他處處僅見“隔膜”，時時均感苦痛。朱自清的真誠訴說對解釋“人的文學”家創(chuàng)作主題與精神、情感特質具有普遍意義。需要特別說明，在周作人等現(xiàn)代人道主義者看來，朱自清所擁有的“可驚的感受性”的精神能力，不僅是打破人類間“隔膜”與“憎”的首要條件，而且是衡量理想人類精神與情感的最高標準，亦即真正“新人”的標志。
三、“無力感”：人生道路的惶惑迷惘
朱自清邁出陶醉于理想的學園時代，步入非理想世界，猛然發(fā)覺真實世界和人生都是個謎，它們時時緊逼你立時做出抉擇，而他毫無精神準備，窮于應對、苦惱不堪。伴隨對世界本質、人生道路選擇的痛苦思考，朱自清涌現(xiàn)出強烈“無力”之感。他步入社會之初已有所感，在新詩《不足之感》(1920年10月3日作)中慨嘆自身平庸(5)。而在1921年2月至6月前其“無力”感日益加甚，這部分緣于他初入社會后不堪生活重壓，新詩《自白》(1921年2月3日作)描繪“擔子漸漸將我壓扁”，令“我”喪失火熱生命激情(1—2)。但引發(fā)他深感“無力”的主因是人際方面的挫折，他痛陳自身柔弱、敏感，在“隔膜”面前“心悸”無比、沉陷絕望。朱自清剛開始工作便遭同事漠視和老教師侮辱，他很快在1921年2月22日創(chuàng)作新詩《冷淡》抒發(fā)痛感。不過，由于這次打擊過重，他又于3月13日、4月25日完成以“無力”為核心主題的《心悸》《旅路》二詩?！缎募隆访枥L抒情主人公發(fā)現(xiàn)真實外部世界不僅太大，而且令人“心悸”、恐懼，他自陳根本“無力”安撫孩子的“心悸”，實際是自己“無力”應對世界并難以安撫自身的“心悸”。因此，他想拒絕應對世界并發(fā)出喟嘆：“給我心的/給我未生者底心。/[……]/給我心的，[……]/恕我無力；/還了你這悸的也罷！”(37)很明顯，與學園時代的作品相比，光明的理想世界和自信的“我”都已消失，現(xiàn)在只留下可怕的真實世界和弱小無力的“我”。而與《心悸》的寓意式表達不同，《旅路》全詩情緒急躁、焦慮，坦白直率地傾瀉著抒情主人公深感“無力”的痛楚：“我”是人生長旅“無力的人們”，極為無奈地感受到生命力已流失殆盡，而且“我”徹底“倦了”——“疲倦電一般抽搐著全身”，令我“倒在地上”，最后“我”再次發(fā)出比《心悸》更絕望的吁嘆，乞求創(chuàng)造“我”——“你無力的被創(chuàng)造者”的上帝“兌給他‘安息’罷——/他專等著這個哩！”(1)即“我”不僅要拒絕世界，而且更進一步熱盼得到最后解脫，脫離塵世勞苦命運。
1921年6月朱自清完成新詩《轉眼》，于這篇“我的自白”中坦率講述幾個月來人生“旅路”的心理歷程。他自述人際上的挫折已很快得到解決，緣于自己的“暴怒”終于喚醒了人們沉睡已久對不相識兄弟的同情，令他們拋卻冷漠，打破“隔膜”，溫柔接納了他。但是他的“無力感”依然存在，僅內涵發(fā)生了變化，現(xiàn)在的“無力感”不再是倦怠已極的旅人在吁求著逃避與解脫，而表現(xiàn)為并未放棄跋涉的尋路人身處人生長旅卻看不見前路時的自怨自艾、躑躅彷徨?！掇D眼》便描繪了“他”從理想世界被猛然拋入陌生可怕的真實世界，“只算硬掙著”漂泊了一年(16)，心中滿是愁苦，既理不清現(xiàn)在，又摸不著將來，而且“他”作為覺醒“新人”雖清楚要為理想奮斗，絕不能隨波逐流，卻又因無路可走而深感“無力”，因此，只能哀鳴：“只剩有躑躅，/只剩有彷徨；/[……]/這樣莽蕩蕩的世界之中；/到底那里是他的路呢！”(17)朱自清這種“無力感”也是同時期周作人的人生感觸，周作人3月2日完成《夢想者的悲哀——讀倍貝爾的婦人論而作》，坦言“我的力真太小了”(7)，隨后4月16日在《歧路》中直率自承是“懦弱的人”，連較小力量都沒有(3)。相形之下，已被拋入外部世界的朱自清承受的痛苦遠甚尚能在學園暫避實際人生沖擊的周作人。
此時朱自清雖經一年人生歷練并對外部世界、自身有了一定了解，但仍因前路不明而深感苦悶彷徨，這逼迫他認真思考對于人生道路的選擇。于是他認定陷入精神混亂的自己有必要先停下來探索一下世界與人生之謎，找尋一種既合乎人道理想又可支撐自己安身立命的對現(xiàn)實世界、自身生存與精神現(xiàn)狀的較合理解釋，使混亂的精神暫得安定，詩作《自從》(1921年10月)便是他一時的總結。朱自清構造出一個符合現(xiàn)代人道主義觀的“失樂園”與“復樂園”的創(chuàng)世神話，以期合理解釋自身作為信仰人道真理的理想主義者被拋入非理想世界后的心理歷程，進而確定自身人生路向。《自從》敘述自從撒旦摘了上帝植入人類心靈的“人間底花”后(19)，人類就無法看到真實世界，因此，所有人類的“人生底旅路”便都是為尋找“我們的花”(20)?！拔摇弊猿錾詠矶陮ひ挓o果，現(xiàn)仍飽受躑躅、彷徨之苦：“唇也焦了；/足也燒了；/心也搖搖了；/我流淚如噴泉，/伸手如乞丐：/我要我所尋的，/卻尋著我所不要的！——?！?20—21)
《自從》描述尋找“人間底花”的全體人類更加不幸，他們雖目標一致，卻并不團結，反而相互遮掩、詛咒、猜疑，并由這些“隔膜”(詩中稱“疑云”)孕育出歆慕和嫉妬、覬覦與劫奪，以致造成人類成員間“終于彼此擺手”的可怕結局，進而決定了世界與人類的命運，詩中悲觀陳說：人類成員間彼此撒手成為人類宿命，使得重見“我們底花”已無望，人類終將被悲哀壓碎，世界亦將被洪流吞沒(21—22)。這些成為朱自清對于盈滿世界的“隔膜”與人類不幸境遇產生的緣由，以及世界與人類最終命運的完整解釋。朱自清既然找到了解答，認清人類的“隔膜”的生存狀態(tài)、每個人承受著的生命痛楚與精神苦悶彷徨、人類的悲慘結局等皆是人類宿命，于是自身焦躁混亂的心靈終于能暫時安穩(wěn)下來，或者說“無力”之感暫得緩沖，不僅能夠平靜而坦然地接受一切命定，而且能繼續(xù)在尋找“人間之愛”的辛苦跋涉中堅忍地履行自己的宿命。朱自清詩作《睜眼》(1921年12月22日作)更坦率說明了這一選擇：詩中表明，當面對“漫漫的前路”時，想裹足不前是“徒然”，實際只剩下一種選擇，即忍耐著走到人生路盡頭。朱自清僅用一“挨”字便準確形容：“且一步步去挨著?！?直到你眼不必睜，不能睜底時候”(22—23)。
對朱自清而言，寫作《自從》無疑成為其重要思想發(fā)展節(jié)點。此時他自認為已洞悉人類真實處境，并發(fā)現(xiàn)追尋理想世界不復可能——非理想的殘酷現(xiàn)實才是人類生存常態(tài)，同時也認清作為人類個體的“我”的宿命，這種認知明顯與現(xiàn)代人道主義社會改造理想嚴重悖離。不過，作為寓意詩的《自從》對于世界的認知還停留在對世間真相和個人道路選擇的理性判斷、抽象哲思層面，尚未落實到朱自清實際的生存體驗和人生路向抉擇中。
四、“時間—生命感”的醒悟
朱自清等五四“新人”對自身個體生命存在的醒覺并由此發(fā)生出具體、切身的新的人生感受，是現(xiàn)代“人間感”發(fā)現(xiàn)的核心部分。這源自周作人對自身個體生命存在樣態(tài)的獨特敏銳感受，最突出的是對流動性的時間的深摯體驗，他還為時間流動的生命實感塑造出具體可感的藝術形象，筆者將周作人這一重要發(fā)現(xiàn)命名為“時間—生命感”的醒悟。在周作人的啟示下，“時間—生命感”很快出現(xiàn)在“人的文學”家們的精神活動與創(chuàng)作活動中，朱自清基本延續(xù)周作人式的精神體驗與藝術塑造方式，但同時也烙刻上自身獨特生命體驗與精神歷程的印痕。
朱自清歷經一年巨大生活變換與心理動蕩，直到寫作《自從》時才對人生道路做出階段性總結與展望，至此躁動精神暫時得以平息，并在同年年末終于能平靜地重新審視自己，進而反觀自身個體生命存在。一年間劇烈的精神、生活動蕩使朱自清每每對自身生命迅速流逝痛徹心扉，產生出強烈的新的生命感受，他自覺與周作人對“時間—生命感”的醒悟甚為契合，而且周作人塑造時間流動的生命實感的藝術表達方式也深深打動他并滲透進其藝術表現(xiàn)當中。
朱自清最初在1920年8月新詩《秋》中抒發(fā)對時間流動的真實感受，該詩描繪青年默然獨立初秋西風細雨中，身體顫抖站了很久，隨后做出一副夸張姿態(tài)：“好久，他才張開兩臂低聲說，/‘秋天來了！’”(20)這明顯是在呈現(xiàn)感覺、情感世界覺醒的五四“新人”對季候變化的新穎感受。1921年2月18日朱自清又口占短詩《依戀》(《時事新報·學燈》1922年1月5日)：“坐到三等車里，/模糊念著上海的一月，/我的心便沉沉了。”(“依戀” 24)表達對“時間—生命”的瞬間感觸。而朱自清對“時間—生命感”完整呈現(xiàn)是在1921年歲末與1922年年初，此時的平和心境使他能更清晰體察到生命與時間的流逝，他不僅在除夕夜吟詠短詩《除夜》(1921年12月31日作)，還于散文詩《匆匆》(1922年3月28日作)做出集中細致表現(xiàn)。這些作品中抒情主人公對生命流動的感受、知覺方式和描述手法均為同時期周作人首創(chuàng)。
中國古典詩歌并不缺乏對生命迅速流走的感懷詠嘆，而作為現(xiàn)代人的周作人、朱自清與古人不同之處，不僅在于當面對僅有一次的不可逆的生命時光一去不返時，產生出超強的急促、緊迫與壓迫感并表現(xiàn)出異常峻急嚴肅的態(tài)度，更重要在于現(xiàn)代人生成了全新時間觀念與時間意識，并以時間作為表征生命進程的載體。因此，他們對“時間—生命”流逝的感受與古人大相徑庭。如周作人新詩《過去的生命》(1921年4月4日作)具體而微地描寫自身對“時間—生命”的新穎感受，“時間—生命”成為了一種完全能觸摸得到的實體性存在：它是有生命的活物并正在行走，抒情主人公感覺到其腳步并想捕捉住它，令其停留或留下走過的痕跡：“我坐起來，拿了一支筆，在紙上亂點，/想將他按在紙上，留下一些痕跡，——/[……]/我仍是睡在床上，/親自聽他沉沉的，緩緩的，一步一步的，/在我床頭走過去了。”(“過去的”)周作人曾回憶這首詩“根據(jù)真情實感[……]當時說給魯迅聽了，他便低聲的慢慢的讀，仿佛真覺得東西在走過去了的樣子，這情形還是宛然如在目前”(《知堂回想錄》 403)。
朱自清幾篇創(chuàng)作與《過去的生命》均有直接聯(lián)系?！冻埂分苯犹拱锥智榫w緊張地描述了“時間—生命”走過身邊時的實際感受，不過周作人是“聽”到的，而朱自清是“看”到的：“除夜的兩枝搖搖的白燭光里，/我眼睜睜瞅著/一九二一年輕輕地踅過去了”(23)。與簡約的《除夜》相比，有意抒發(fā)“時日不可留之感”的《匆匆》表現(xiàn)得更為細致集中?！?1】朱自清對可觸摸得到并正在行走的實體性“時間—生命”的表現(xiàn)，主要采用兩類意象群做出密集鋪陳的表述。第一類是與行走、移動有關的意象，如為說明“時間—生命”的存在，便表述為“時間底流”“太陽他有腳啊”“過去的日子如輕煙[……]如薄霧”等；而為說明“時間—生命”的行走、移動，則圍繞“我們的日子[……]一去不復返”的主旨如是表述：“藏在何處”“他們自己逃走了”“到了那里”(現(xiàn)通用“哪里”——筆者注)“從我手中溜去”“輕輕悄悄地挪移”“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去底匆匆”“從遮挽著的手邊過去”“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溜走了”“閃過去”“逃去如飛的日子”等。第二類是捕捉實物的動作的意象，如“我覺察他去底匆匆了，伸出手遮挽”，直露坦白地展示著面對生命快速飛逝時無比的緊張、急躁、焦慮與恐慌，抒情主人公不停喟嘆“我留著些什么痕跡呢？我何曾留著像游絲樣的痕跡呢？”(1)這些表現(xiàn)與周作人《過去的生命》完全一一對應。朱自清對“時間—生命”的實體性存在的感受在新詩《僅存的》(1922年7月作)中也表現(xiàn)得特色鮮明：“發(fā)上依稀的殘香里，/我看見渺茫的昨日的影子——/遠了，遠了”(80)。抒情主人公感受“時間—生命”流逝時，不僅看到活物走過，甚至還嗅到氣味。這種感受雖顯新奇，卻又異常真實。
朱自清對生命流動的感受、知覺方式和描述手法等直接受到周作人影響，朱自清首部詩文集《蹤跡》(1924年12月版)以周作人《過去的生命》作為全書序詩。在筆者看來，朱自清所稱的“蹤跡”就是周作人的“過去的生命”，而朱自清對《蹤跡》篇目的編排正顯示他要歸結從寫作《光明》(1919年11月21日作)到《航船中的文明》(1924年5月3日作)間經過的“過去的生命”，流露出對“生命—時間”飛逝的深沉感懷。
余論：從疏離人道理想到“剎那主義”
朱自清1921年10月寫作《自從》時已顯現(xiàn)出與現(xiàn)代人道主義社會改造理想漸趨疏離，不過到1922年4月后他才開始漸次表現(xiàn)出與之前差別較大的新的感性體認，這些具體、真切的人生體會和情感體驗最初呈現(xiàn)于新詩《復活》(1922年4月27日作)中。該詩表面看來顯現(xiàn)的是過去熟悉的主題與相近情緒：抒情主人公面對遍布人世間的“隔膜”、侮辱、損害時的極度焦慮與痛苦，但內涵已發(fā)生根本性改變。一方面，朱自清關注的核心問題明顯已不是“人間愛”，因為令抒情主人公深感痛楚的根由不再是對人類兄弟遲遲不肯覺醒以共創(chuàng)理想世界的焦躁，而是他將永遠面對人世間恒久永存、不可能革除的“隔膜”、侮辱與損害。另一方面，當抒情主人公遭受無端侮辱并深感“骷髏的人生底厭倦”“心寒”“心死”之際，令其生活意志得以“復活”的緣由只是“朋友們底十二分的好意”(2)，而并非對理想信仰的追求和對未覺醒人類兄弟的原宥。因此，當《宴罷》(1922年5月作)抒情主人公喟嘆“我們都病了”時，其表述前提已迥異于1921年10月前朱自清的思考理路，強調的不再是“我們”這些人類兄弟終會治愈、人類社會終將完善，而是在悲嘆人類永遠黑暗的宿命；而且抒情主人公不再強調侍應等為人類兄弟，只稱他們?yōu)椤把亟肿≈?吃咸菜紅米飯的朋友”，并慨嘆大家同是有病之人(24)。
朱自清1922年7月21日乘小火輪身歷小艙內百態(tài)人生時忽深有所感，于7月30日作新詩《小艙中的現(xiàn)代》，終于全面總結并完整表達出他對人世間本質的總體認知與情感體驗：局促小艙內的小世界折射出人類總體的生存狀態(tài)，這是一個“窒著息似的現(xiàn)代”。抒情主人公緊張地深切體嘗著人類生活的可怕和怪誕，他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完全就是場戰(zhàn)爭，一些人為攫取金錢而視另一些人為敵，對方同樣劇烈抗擊，雙方激烈喊殺、戰(zhàn)斗、掙扎著，顯現(xiàn)出和“沙場上兵們”完全一樣的“掠奪底貪婪”與“對待底殘酷”，而身處小艙中的“我”也是“參戰(zhàn)的一員”。詩人殘酷地揭示出，這種“窒著息似的現(xiàn)代”正是恒久存在的人類真實生活的本相(4)。很顯然，朱自清在《自從》中對人與人關系的抽象概括，即人們因“隔膜”產生出歆慕和嫉妬、覬覦與劫奪，終于完全落實成為其生命實感。
朱自清既已認清人世間本相并切身感受令人窒息的緊張、壓迫，那么他必須為如何生存于“窒著息似的現(xiàn)代”并一步步“挨”到人生盡頭做出抉擇。一開始極度敏感的朱自清有些悲觀，選擇應對之策是“茍延殘喘于人間世”(“復活” 4)，并出現(xiàn)短暫的精神混亂。朱自清經歷了一段對他而言如烈火烹油般的世俗享樂，不僅縱情煙酒，甚至曾盼望沉溺于大自然、異性、朋友、親情中盡享快樂。這是當時不少青年選擇的方案，但對于“對自己，對朋友，對人間都是這般的嚴肅”的朱自清卻是難以承受(俞平伯 1976—77)，反而誘發(fā)出理智與欲望的激烈沖撞，令他強烈感受到生命的空虛。朱自清痛苦自省，嚴厲斥責這些世俗享樂對真實的生命而言均是虛妄之物，而這些“誘惑”只會讓人丟失自己并迅速消耗生命，在風塵中速朽、消失。這種思路再進一步延展促使朱自清開始全面反省之前的道路，進而把批判對象擴展到其曾有過的理想主義追求，稱這些天花紛墜的理想為“巧妙的玄言”(“毀滅” 2)。朱自清于1922年12月9日完成長詩《毀滅》，如《舊約·傳道書》作者般勇猛地去“疾虛妄”，既堅決又徹底。抒情主人公將大自然、異性、朋友、親情、煙酒等肉欲享樂、理想的“玄言”等統(tǒng)斥為虛妄，甚至指出選擇死亡與毀滅作為人生了結的想法也是虛妄。那么當一切糾纏“我”的虛妄之物被排除后，“我”自然還原到只剩下“一個平平常常的我”，要去踏實尋找新的生活法，以求留下一個個分明的腳步(3)。朱自清暫時找到“剎那主義”的生活法，他解釋為“日常生活的中和主義”(“信三通” 199)。
朱自清稱這次思想與人生轉變是自己的一個“轉機”(“信三通” 196)，他自此徹底與現(xiàn)代人道主義理想分道揚鑣，并開始邁入“唯美—頹廢主義”思想時期。盡管此時他仍在《中等學校的學生生活》(1922年5月28日作)中積極談論小組織建設問題，但不再主張通過建設新村式的模范小組織以建構理想社會，而僅停留在發(fā)展“消除許多的隔閡，發(fā)展深廣的同情”的“私人自由的組織”的層面(37—38)。不過，朱自清雖在思想轉折期提出“誘惑底力量”“頹廢底滋味”“現(xiàn)代的懊惱”“頹廢的剎那主義”等重要判斷(“信三通” 196)，但如綜合考察其前后創(chuàng)作與思想自述，仍會發(fā)現(xiàn)此時朱自清尚未成為一位標準的“唯美—頹廢主義者”，其論斷多為傳統(tǒng)形而上學層面的人生哲思。因此，只能說此時朱自清“剎那主義”人生觀是初感“唯美—頹廢主義”精神理路，尚未進入真境。隨后朱自清受周作人影響日深，追隨其師形成精致的“唯美—頹廢主義”人生觀?！?2】不過已不在本文論述之列。
注釋：
【1】關于“人的文學”時期朱自清對現(xiàn)代人道主義的忠實信仰，張先飛在《“人的文學”：“五四”現(xiàn)代人道主義與新文學的發(fā)生》做出深入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105—106。
【2】關于“人間”“人間性”“人間觀”“人間感”“人間愛”等概念，張先飛在《“人”的發(fā)現(xiàn)：五四文學現(xiàn)代人道主義思潮源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人的文學”：“五四”現(xiàn)代人道主義與新文學的發(fā)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有細致闡述。
【3】張先飛在《“人”的發(fā)現(xiàn)：“五四”文學現(xiàn)代人道主義思潮源流》深入考察五四現(xiàn)代人道主義者對感受力的思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95—208。
【4】朱自清在1931年3月所作《論無話可說》曾追溯此時思想狀況：“正是五四運動[……]也說說什么自然，什么人生。但這只是些范疇而已”?！赌阄摇?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65。
【5】男女、親子關系為五四初期現(xiàn)代人道主義新道德討論中最受關注的兩個方面，自周作人《人的文學》(1918年12月7日作，12月15日《新青年》5.6，第575—84頁)始得到集中討論，周作人提供主要思考維度，朱自清基本承襲該思路。關于男女關系，朱自清完成《別》(1921年7月10日《小說月報》12.7，第11—19頁)、《笑的歷史》(1923年6月10日《小說月報》14.6，第1—7頁)等創(chuàng)作；關于親子關系，他撰寫論說文《父母的責任》(《新民意報》副刊《星火》1923年2月3日，次日續(xù)完，署名白水)。
【6】朱自清：《文藝之力》，1924年1月28日作，《星海(上)——為〈文學〉百期紀念》(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2—3。小說《誘惑》由波蘭S.Zeromski著，周作人譯，1920年2月1日《新青年》7.3，第85—88頁。
【7】周作人所譯日本小說包括：千家元麿，《深夜的喇叭》，1920年9月18日譯,12月1日《新青年》8.4；加藤武雄，《鄉(xiāng)愁》，1920年11月16日譯，1921年1月10日《小說月報》12.1；國木田獨歩，《少年的悲哀》，1920年12月10日譯，1921年1月1日《新青年》8.5；志賀直哉，《到網(wǎng)走去》，1920年12月28日譯，1921年4月10日《小說月報》12.4。
【8】雁冰(沈雁冰)答復徐雉來信(1922年4月9日)，1922年6月10日《小說月報》13.6“通訊”欄，第9頁。
【9】柏香(朱自清)：《憎》，《時事新報·學燈》1921年11月4日、9日?！皭鄣仔摹薄昂推降坠饷ⅰ?，為俞平伯新詩《網(wǎng)》(1921年10月13日作)詩句，《冬夜》(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年)180。
【10】朱自清：《冷淡》，1922年4月10日《小說月報》13.4，第1—2頁。朱自清1922年4月27日作新詩《復活》描寫抒情主人公受到海船茶房輕慢后出現(xiàn)相似情感波蕩：“被遺棄底孤寂哪，/無友愛底空虛哪，/骷髏的人生底厭倦哪：/我心寒了，/我心死了！”5月1日《時事新報·文學旬刊》36期，第2頁。后改名為《侮辱》，有改動，朱自清：《蹤跡》(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年)71—74。
【11】朱自清1922年3月26日致俞平伯信，載《信札〈寄俞平伯·四〉》，1948年10月《文學雜志》3.5，第66頁。
【12】相關研究參照解志熙：《美的偏執(zhí)》(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