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與反思：1980年代的文學與批評
黃子平：各位晚上好！今天由我來主持，我是主動申請兼座談的主持的。我是謝老師四十多年的弟子兼張志忠的師兄，和王曉明也是將近40年的老朋友，因此這個戰(zhàn)略地位是最適合我的。這題目是我和曉明一起討論出來的。今晚的分工是這樣的，謝老師、我和曉明負責回憶的部分，反思就由張志忠來負責。1980年代是什么樣的年代呢？于我來講，我特別看重情感上的聯(lián)系，當初我和曉明在溝通這個題目的時候，曉明突然想起來在80年代，我們有過一次的答問。當時林斤瀾先生在當《北京文學》主編的三年里，他著力主辦文學批評的專欄，想要建立青年批評家的隊伍，由我和一些青年批評家筆談，我記得只做了三到四個，里面就有王曉明、陳平原等人。后來我問了曉明，問他有沒有保存相關的資料，曉明便拍了照片給我，居然是他的自選集全選，題目是“答黃子平問”。我讀完之后，感觸頗深，當年的我們能夠談如此有深度的問題，內(nèi)容是關于作者已死、作家的心理分析等等。它讓我在情感上產(chǎn)生了某種回應，一種懷舊之感。有一段時間，懷舊似乎成了不好的詞語，“一談到80年代就在懷舊”，但我始終覺得不太公道，活到這把年紀還不讓懷舊。懷舊當然是一種情緒，一種情感上的反應。
為什么光回憶不反思呢？反思是理性的運作，而我現(xiàn)在相當重視情緒上的回應。趁著今天當業(yè)余金牌主持人的機會，想問謝老師當年我不敢問的事情。因為我們一說起80年代的文學與批評，談到謝老師的名字一定會和三個崛起聯(lián)系在一起，三個崛起和朦朧詩有關系，而且三篇文章發(fā)表的方式都很不一樣，謝老師是在《光明日報》發(fā)表這篇文章的?！豆饷魅請蟆肥且粋€知識分子的報紙。孫紹振當初想要撤回自己稿子，《詩刊》的人找到了他，給他發(fā)表了。徐敬亞的文章是一篇畢業(yè)論文，發(fā)表在《當代文藝思潮》，后來這個雜志消失了，主編因此也被撤了。之后，他們在蘭州開了一個研討會，我的朋友李慶西就參加了這次研討會，當時還有北京的中年批評家張炯，當他們?nèi)齻€人在運動員進行曲的奏樂之下步出主席臺向臺下招手，全場迎來經(jīng)久不息的鼓掌。但李慶西說其實當時臺下的英雄是謝昌余，所有的人都在找謝昌余拍照、簽名，這是1980年代里非常重要的文學事件。那么我當年很想問但不敢問的一個問題是：當鋪天蓋地的批判撲面而來的時候，謝老師當年你有沒有害怕過？
謝冕：關于80年代的情況，今天我寫了幾句話，我念給大家聽聽，“在80年代之前，就我個人來說，對我們這一代來說，我們沒有青春，我們的青春都被消耗在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當中、大批判當中，那是一個破壞的年代，我從1960-1976年，我一直是個助教，我的工資從46塊到56塊到62塊，漲了16塊。我們沒有正常的工作，我們被趕出了課堂，我們被終止了學術(shù)研究。所以80年代以前，我是不愿意回憶的，那是一個破壞的、沒有建設性的年代。事情的轉(zhuǎn)機發(fā)在1976年，1976年之后，黃子平、張志忠、王曉明陸續(xù)進了大學，結(jié)束了他們在農(nóng)場上的知青生活。他們的到來也喚起了我們的青春，我們終于有工作了，我們能夠重新站在課堂上、站在黑板前面給他們上課，這是一個無比幸福的年代。這年代開啟了我們的青春，對我們來說，一切都是非常新鮮的，這是一個充滿希望和活力的年代?！?/span>
黃子平說到了朦朧詩，我和朦朧詩的遭遇發(fā)生在1976年的秋季、初冬時節(jié)，在北京昏暗的路燈下，我發(fā)現(xiàn)了一個油印刊物——《今天》雜志在路上銷售，至今我已經(jīng)想不起多少錢了，大約是1元錢一本。這本油印的刊物和墻上的詩歌給了我很大的興奮，我覺得我多年夢想的詩歌狀態(tài)應該是這樣的——非常新鮮、帶著活力、充滿著人性的狀態(tài)。我終于遇到了自己的知音，我覺得中國的文學藝術(shù)有了希望。曾經(jīng)有人說我膽子大，但是我要說我不是膽子大，因為我對中國詩歌和中國文學的發(fā)展有自己的認識，它曾經(jīng)失去，它曾經(jīng)步入歧途，但是現(xiàn)在的我看到了希望。我?guī)е@種希望一直到了80年代的第一年，由北大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和其他的一些單位以及廣西的高校聯(lián)合召開了一次中國詩歌座談會，這大概是在新詩歷史以來的第一個關于理論的座談會，我參與了會議的組織與籌備并且在會議上作了發(fā)言。我的發(fā)言資料來源于《今天》雜志以及那堵墻上的詩歌。當時的論爭非常激烈以至于我陷于孤立無援的狀態(tài)。當時的我不知道害怕，我只是憑著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文學工作者的良知而發(fā)言。后來一想，才有了害怕的感覺，詩歌界的泰斗反對我，他們都是我尊敬的人，因此對于當時年輕的我來說，我的心中還是害怕的。后來這件事情驚動了高層，我和朱光潛先生都被點名了，當時在匯報的時候，我并沒有聽清楚，北大黨委希望我做一些回應，我說可以，就在北大校報上以記者問答形式進行回應。后來有人問我，我做過檢查嗎？我回應過批判過我的人嗎？我說沒有。但是我向北大黨委做過交代。
我的命運比孫紹振和徐敬亞都要好。我沒有被停止講課，在講課的時候，我的學生擠滿了課堂，那時候的我有點害怕。當時有一個學生在課堂給我遞條子，說課堂上有陌生人，原來是北大教務部門的先生需要聽聽我的課，但是我在北大的遭遇是非常好的，使我能夠一直教課下去。80年代給了我青春，80年代使我重新開始了我的學術(shù)研究，我在80年代那樣令人懷念的環(huán)境中做我的學問，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在80年代做的。所以你們會感謝80年代，黃子平、王曉明、張志忠都會感謝80年代。
黃子平：為什么問謝老師怕不怕，因為我們當時跟著謝老師讀碩士的時候，謝老師一下子開給我們200本必讀書目，全部是詩集，里面就包括這些泰斗的詩集，所以我們就很詫異。幸虧我們知道詩集有時候是很浪費紙張的一種文體，所以讀得很快。我們隔壁跟王瑤讀現(xiàn)代文學的同儕，他們也是200本，第一部就是魯迅全集，第二部郭沫若文集，第三部老舍文集，我們早就讀完了200本，他們還在讀魯迅全集。
謝冕老師的一個關鍵詞就是青春，青春就是無畏。這讓我想起了小時候讀的《青春之歌》，我對里面的一句話印象很深，他們在游行的時候喊“北大北大，不怕不怕。”我進了北大之后，看到了謝老師一個十幾年的助教，發(fā)表了這么大逆不道的文章，面對這么大的壓力，但是北大沒有給他任何的處罰，所以感受到北大的氛圍確實和其他的學校不一樣。那么就需要對比一下著名的華東師大他們的氛圍又是怎么樣的，現(xiàn)在有請曉明老師。
王曉明：我們都是78年入學，算77級。當時華東師大來了新的黨委書記，這個書記也是吃了很多年的苦頭后恢復工作的，那時候他已經(jīng)70多歲，一個老干部。當時新生進華東師大之后，對學校非常不滿。我們一進學校，就要在校園里割麥子。我們很多同學原來都是在農(nóng)村割麥子，拼命考上了大學，還是要割麥子。當時我們在食堂吃飯的時候，只有桌子，沒有椅子，所以我們當時都是站著吃的，同學們都有意見。新來的黨委書記就坐在辦公樓的長條桌子上，他讓77級的每一個系推舉出一個學生代表坐一圈，學生的背后就是學校的處長（領導）坐一圈。學生提意見，食堂沒有椅子，他馬上就說后勤處長處理一下這個事情，碰到任何問題，都當場反饋，這樣的會三個月開一次。他當了不到三年的黨委書記，這個事情堅持了三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當時的大學氛圍。
我再講一個深圳的大學。1986年，我在深圳大學教了一個學期的書，那時候的深圳大學剛剛草創(chuàng)，卻有一股比華東師大更加明顯的新氣象。首先，學校的黨委書記和黨委委員都是兼職，黨委辦公室同時也是校長辦公室。第二，除了食堂的廚師和學校的門衛(wèi)，其他的所有服務部門都是學生兼職，當時學校有一個旅館，從經(jīng)理到打掃房間，全都是學生，也就是沒有后勤。第三，不開會。唯一的會就是食堂開的。當時的深圳大學很荒蕪，老師都住在學校旁邊的宿舍，而食堂每天中午供應一頓的午餐，所以老師都要走一二十分鐘去吃飯，那是全校師生最多的時候。如果學校要開大會，在餐廳里擺一張小桌子，校長們都在那里開會。吃飯的人，開會的人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大家都可以聽。我在那里待了四個多月，每天都在那里吃午飯，只有聽到五六次講話，每次一二十分鐘。深圳大學充滿著新氣象，但也有我覺得很難理解的事情，深圳大學允許老師在外面開店。我為什么去上課呢？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在深圳大學上課，他去賺錢，我去幫他上課。80年代的文學與批評，就我所講的兩個例子，加上子平講的北大，我們大概就有了一個初步的印象。
黃子平：謝謝曉明老師。我對這兩個大學也有很深刻的印象。我和曉明商量了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對你而言什么事情是80年代的開始？我先講講我自己。1979年5月1日勞動節(jié)，我們宿舍的人非常興奮、匆忙地跑去海淀鎮(zhèn)（現(xiàn)在已經(jīng)拆掉了），當時海淀鎮(zhèn)的新華書店外面排了200多米長的隊伍，為了買外國名著。這是一件令人非常興奮的事情，原來壓在陰山底下不給看的外國名著，突然在1979年5月1日大量發(fā)售。后來我看到木心的一篇散文，也涉及到了怕不怕的問題，木心說，托爾斯泰、愛因斯坦也挨斗了，我同他們一起又有什么可害怕的。這個細節(jié)讓我想起了我的80年代始于《安娜·卡列尼娜》等外國名著的重新銷售。接下來曉明來回答這個問題。
王曉明：子平之前在電郵里布置了這樣一項任務，說你要說一下你是怎么意識到80年代的。我想我們當時不是很清楚，不像謝冕老師有很明確的對比，我們還太年輕，并沒有這個意識，直到80年代結(jié)束以后才發(fā)現(xiàn)那個時代的消逝。我和謝冕先生交往比較深的是在1990年代，在美國進行訪問，在芝加哥子平家住過。我們是去開會的，會上謝冕先生做了發(fā)言。謝冕先生具有詩人一樣的情懷，在最開始的時候滿懷深情地說，“新時期結(jié)束了”。這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們?nèi)セ叵?0年代，當我們意識到那是一個特別的時期，往往是在這個時期的結(jié)束之后。而于我而言，有一件事情是真切的，大概是在78年底或是79年初，在華東師大文史樓的課堂上，課堂上（政治課）老師還是照本宣科，但是學生由于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消息，已經(jīng)有了自己不一樣的想法。課上的老師，在講彭德懷時，還是把他說成“叛徒”，我們同學當中就有人站起來反對老師的意見，課堂變成了一個激烈的辯論，老師還是盡量按照書本上的來講，學生不斷站起來反對老師，最后老師沒有辦法，她哭了，她一哭讓我們所有的學生覺得自己太不懂事了?，F(xiàn)在回想起來，80年代在表面上看起來封閉性還是很強，思想還是陳舊的，但同時新的想法也開始爆發(fā)。如果用謝冕先生常用的話來說就是嚴寒和秋天、衰朽和青春的對比，看上去舊的、保守的東西好像還在，其實已經(jīng)處于劣勢，新的東西已經(jīng)在逐漸占據(jù)了優(yōu)勢?，F(xiàn)在回想起來，80年代就是這樣一個基本的情況。
黃子平：我還以為曉明兄會講他跑來溫州買鄧麗君的錄音帶，原來是課堂。這個問題同樣也要問謝冕老師，對你來講什么是80年代的開始？
謝冕：80年代我開始做一個大學教師。80年代我要開始我的學術(shù)研究，而且我能夠把自己過去的思考和我當時的工作結(jié)合在一起。在這之前，我只是一個永遠看不到邊的、看不到希望的助教。80年代我走上了學術(shù)的道路，這是我的選擇。作為一個教師、一個文學工作者，我應該尊重我的工作，通過教學、研究使我自己也成長起來，所以80年代我是和黃子平、張志忠、王曉明一起成長的。在北京，我看著這些年輕的學者，我的學生輩成長；在上海，陳思和、王曉明、吳亮、黃世安、程德培等一波年輕的學者也在成長，我感到中國的學術(shù)希望仍在。我心目中的學者就是他們，我還要向年輕的學者學習，因為他們的成長，我充滿了信心。雖然我年歲已長，但我不愧于80年代所給予我的教訓，正是因為80年代，我能夠成為大學教師、文學工作者，我的研究也正是因為80年代取得了一些成績。要是沒有80年代，我的一生便白過了，沒有希望也看不到希望。那么我的希望是什么？我的希望是文學有了希望，年輕的一代有了希望，我對此充滿了信心。如今我非常珍惜我現(xiàn)在的時光，讓我看到王曉明、張志忠、黃子平也培養(yǎng)了很多學生。中國不能永遠破壞下去，中國的學界應該建設起來，中國的學術(shù)應該是健康的、充滿活力的、有著青春精神的。因為80年代，我們有了希望，所以我要對80年代說：偉大的80年代！
黃子平：因為80年代的終結(jié)我們都了解，所以我們不用問，就問開始。我還想問曉明更心理學一點，整個80年代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做成什么和沒做成什么？
王曉明：黃子平果然提的都是很厲害的問題。80年代的人想法各種各樣，我的同學中有人繼續(xù)做文學，更多的是做別的事情。而我相對而言是一個思想相對保守的人。進大學之前，我在一家工廠當工人。進了大學之后，我的想法還是很簡單，我想要讀大學的中文系。曾經(jīng)我最想做的事是寫小說。當時大學里面有寫作課，每一個中文系的學生都要寫一篇小說、一首詩、一個電影劇本、一篇散文，都要涉獵一些，那時我興致勃勃地去寫小說，寫完之后才發(fā)現(xiàn)自己根本不是寫小說的料。我沒有那些小說家所擁有的靈氣、創(chuàng)造力和神來之筆，我只是很理性地去構(gòu)造一個作品，后來我就知道自己不能夠做文學創(chuàng)作，也就是那個時候開始，我對作家抱有難以消除的敬意，因為創(chuàng)作者是了不起。我能做的就是作分析、做研究。在“文革”之前，中國人能讀的中國人寫的文集，除了《毛澤東文選》，就是魯迅的選集，所以從小受他的影響很大。魯迅一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在給黑暗搗亂，決不愿意向黑暗屈服、妥協(xié)，即使不能戰(zhàn)勝黑暗，也要抗爭到底?，F(xiàn)在回想起來覺得很幼稚，老是覺得魯迅太悲觀。不能寫小說，就接著做文學研究，做魯迅的評論，做和魯迅相似的作家研究。一個人想做的事情，并不一定能夠遂其心愿，但是在追尋想做的事情的路上，岔開了仍然和原來有關，雖然和原來并不完全一致，但至少還是喜歡的。我后來做現(xiàn)代文學研究，20年之后又做了文化研究，大概就是這樣的一條路。
黃子平：其實特殊的年代會激起我們特殊的愿望，在別的年代不可能產(chǎn)生的愿望，會在某一個年代冒出來。華師大居然有寫作課，北大可沒有。我們一入學，系主任楊晦教授第一句話就是：“北大中文系不培養(yǎng)作家，只培養(yǎng)學者”，當時大家都愣了，我們是一大幫文青。我?guī)е氩吭娂艿奖贝髞?，最想當?shù)木褪且粋€詩人，居然說北大中文系不培養(yǎng)作家，據(jù)說這句話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在，歷屆北大中文系主任第一句話就是說：“我們北大中文系不培養(yǎng)作家?！碑斈甑哪前氩吭娂菑奈以谵r(nóng)場的時候開始寫，后來半途而廢的原因和謝老師一樣。在一個寒冷的中午，下課的時候經(jīng)過大飯廳，外面貼了一墻壁的《今天》雜志，當我讀到芒克的詩，“天空，血淋淋的盾牌，黑色的太陽升起來。”當時的我驚嘆，這是什么詩，才發(fā)現(xiàn)自己寫的根本就不是詩，自己也不是寫詩歌的料。后來我就去跟一個研究詩歌最杰出的教授當研究生。奇怪的是，我們?nèi)齻€人最后的碩士論文都不是做詩歌，謝老師非常的寬容，允許我們隨意寫些什么，不一定要寫研究新詩的論文，盡管當初用飛快的速度讀完了200本詩集，但是對詩歌的閱讀、研究其實是可以貫穿到所有的文學批評的領域當中去，讀詩可以感受到詩性，可以幫助我們提高思考的敏銳度。后來我就去寫文學批評，通常都是別人約稿，比較匆忙，但匆忙的同時也給我?guī)砹思磿r性。有些編輯突然打電話來，讓我為明天才發(fā)表的小說寫一篇評論，當時沒有電郵、傳真機，編輯是騎著自行車來北大把稿子給我看的，我看完便匆匆忙忙寫完一篇短評讓他帶回去，這個小說就是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也是我第一篇寫的還沒發(fā)表的小說的短評。那種文學批評的即時性，把批評和創(chuàng)作在時間上密切地聯(lián)系起來，可能是在80年代才會有的現(xiàn)象。同樣的問題問問謝老師。
謝冕：剛才王曉明老師說他想寫小說。我想借此機會說一說對大學中文系的看法，我覺得我們的第一任中文系主任楊晦先生說的是對的，作家和詩人不是大學能培養(yǎng)出來的。我前一屆的同學當中有一個叫劉紹棠，號稱神童，從小就開始寫小說，但是到了北大以后，第二年就退學當了作家，我很為他惋惜。我以為作家是自己能夠成長起來的，作家有他的經(jīng)歷、文學素養(yǎng)和表現(xiàn)能力，詩人也一樣。但是在大學里培養(yǎng)一個學者是非常難的，所以黃子平、王曉明、張志忠沒有成為作家，我沒有為他們惋惜，因為他們成為了學者，要知道學者是非常難培養(yǎng)的，這才是大學中文系應該做的工作?，F(xiàn)在許多的大學都在培養(yǎng)作家，我不反對，但我也不是熱烈支持的，我覺得讀書、研究、積累，然后成為一個學者、專家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年輕的我想當什么呢？我想當一個詩人，中學時代不好好學習，物理化學課不好好聽，就在下面寫詩，所以我的理科很差，只會寫作文。后來我后悔了，我不該荒廢學業(yè)，直到進了大學我才慢慢地把詩人的夢想忘記，因為我知道寫小說難，寫詩歌更難。除了才智的原因，還有時代的原因，要表現(xiàn)詩意化的內(nèi)心世界，是不被允許的。我沒有后悔過。他們也受過詩歌的熏陶，這對于我們稱為批評家、學者是有利的，相對于作家而言，做這樣的工作，我們是占優(yōu)勢的，這是我所堅定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打擊了別人，但是我打擊了我自己。因為讀了詩，我積累了很多材料，因此我擁有作為一個詩歌理論批評家應有的自信，我能夠發(fā)言，是因為我讀過，我對創(chuàng)作有所體驗。我培養(yǎng)研究生和博士，從來不要求他們學我，任他們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他們讀了詩歌，他們也編了一本《中國青年詩選》。大學是非常重要的時期，需要我們?nèi)ニ伎?、去掌握大量的文獻資料，然后才能成為一個好的學者、專家。我不知道現(xiàn)在還是不是可以這么說，但是我知道一個作家是自己養(yǎng)成的，不是大學培養(yǎng)的。他可以在大學里寫出優(yōu)秀的作品來，可我卻教不出，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成不了作家。對于這一點，我很守舊。我能成為一個學者，得益于詩歌；我沒有成為一個詩人，因為創(chuàng)作太難了。
張志忠：你們?nèi)齻€講故事，而我要做三個人的評論，這是非常困難的。那我便做一些相關的補充——同時代人的同時代感。正如子平所說，1979年5月，一大批曾經(jīng)被查禁、被批判的中外文學著作突然重印，新華書店發(fā)行。我那天早晨四點多鐘起來到新華書店排隊買書，排隊的人相當多。大概到了10點鐘，等我排到書店門口的時候，很多書都賣光了，這的確是80年代的印記。曉明老師所說的在華師大吃飯有桌子沒凳子，我想起我在山西大學讀本科，既沒有凳子也沒有桌子，那幾年我們都是打好飯蹲在馬路邊上吃。
我經(jīng)常和我的學生講，跟你們討論李白、杜甫的詩是沒有障礙的，大家面對同樣的材料、同樣的信息，只不過老師比你們早幾年。一講到80年代，除了我們年長一些的老師，很多同學的確沒有辦法去體驗，因為你們沒活在那個年代。關于80年代的文學與批評，這話題還是太廣闊了、太漫長了。80年代對于我們每一個人來說，要講清楚每個人都可以開一門選修課了。就今天而言，80年代的回憶是興高采烈的，于是大家只回憶不反思。我非常理解這種心態(tài)，因為我也是從那個年代走過來。80年代被很多人描述為文學的黃金時代，前些年出過一本査建英編寫的《八十年代訪談錄》，他們一講起80年代，都是講起了80年代的文化陰影，自己在80年代的文化光環(huán)。想起這個命題，早晨從五馬街回來，我整整寫了一頁紙。為什么80年代令人興奮，那是因為兩個時代的反差。一方面當年的文化氛圍的確不利于文學的生長，另一方面大學教師都去搞四清、種水稻。改革開放后，反差開始出現(xiàn)了。我們很多年沒有書讀了，我們還算是喜歡讀書的人，在沒有書的年代千方百計地找書來讀，能夠拿到手的書都讀一遍，不管怎么樣我們還是比較愿意學習的，到了恢復高考的時候，我們還算是比較幸運地考上來了。1979年5月我也去買書，買到了巴金的《家》、李賀的詩，辛稼軒的詞全集，而現(xiàn)在網(wǎng)上、圖書館都是書。那時候我們買書都像是過節(jié)日一樣。改革開放作為一個起點，我們都不怎么害怕。一個民族從危機中解脫出來，重新尋找希望。當年，我們還屬于青春期，謝老師還說自己在1978年之后開始了青春，青春總是讓人留戀的。我們的青春是和一個民族的復興，和一個國家從低谷走向充滿希望的新時代連接在一起的。
80年代，我們在學術(shù)上做出了一些成績，得到了一些肯定，而且也確立了個人的文學形象，有一定的話語權(quán)。40年了，我們還站在前面，沒有被70、80后的評論家、作家把我們擠下去。做文學研究至少還沒有邊緣化，我們還沒有被out。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講80年代還津津樂道。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想起80年代的確有很多的切入點，可以萌發(fā)出各種各樣的話題，但確實是需要我反思，那么我的反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們的青春過于漫長，過于自戀。這又從何講起呢？我讀了米蘭·昆德拉的《生活在別處》，他講：青春、文學、愛情、革命烏托邦式融合在一起的。但是我們在幾乎是無條件地承認這四位一體的價值和意義的時候，看到了昆德拉對這四位一體嚴厲地批判與反省，我就發(fā)現(xiàn)我們?nèi)鄙龠@樣的反省、缺少這樣的自我清算。我們當年活躍在80年代，我們覺得自己真理在握，指點江山，但如今想來我們的目光何其短淺，我們以為我們可以推出一個新時代、呼喚一個新時代、創(chuàng)造一個新時代，但是我們對中國的歷史進程、文學歷程沒有預見性，這是一代人的致命弱點。為什么到了1990年代，市場化的到來讓我們大吃一驚，讓王曉明、陳思和來一場討論，我不知道是不是上海的市場化更加明顯，讓他們驚呼人文精神的失落。這是一個非常敏銳的發(fā)現(xiàn)，但是我們每一次都是在新的現(xiàn)象面前感到吃驚，我們事先沒有預判。從廣義上來講，知識分子應該有預見性，但恰恰在很多方面我們都沒有預見。從2010年以來中國的經(jīng)濟擴張，對當下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我們也缺少足夠的預見，這是需要我們反省的。
再講一講我對當下的判斷，80年代是黃金時代，那個時代激流勇進，充滿了創(chuàng)造的激情，但是今天憑心而論，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其實我們實際上已經(jīng)比80年代走得更遠。今天我們回望的時候不僅僅是懷舊，我們也看到了今天與很多年前的距離，看到了80年代許多的不足與不滿。80年代是一個時代的斷層，歷史的反差太巨大了，用詩句來描述就是“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但是走到了今天，我覺得我們比80年代更加開闊、更加成熟，今天所取得的成就確實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超越了80年代，今天是“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更加壯闊了，沒有那么多的波瀾、激流。比如以文學創(chuàng)作為例，80年代的作家，像莫言、王安憶、賈平凹，他們在2001年之后的創(chuàng)作顯然比80年代的成名作好，他們有了新的擴展，新的創(chuàng)造，他們的思想、文筆，也有了新的成熟，已經(jīng)沒有80年代的生猛之處。再比如謝老師，大家一講起80年代的“三個崛起”——就會想起《在新的崛起面前》這篇文章，今天我覺得謝老師也好，其他人也好，應該走出那樣的文學事件、文學爭論。最近幾年謝老師做了很多事情，組織編寫了幾套關于百年新詩的叢書，比如剛出版的《中國新詩總論》，把相關的理論文章、批評文章都匯編在一起，做了那么多的事情，難道我們只記得“三個崛起”？當然今天的題目是關于80年代，這個必須談。又比如你見到黃子平教授，你就問他的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但是還需要看到的是2000年前后他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批評、反省，可惜他今天來不及講，我也只能提個開始。再比如王曉明教授，他現(xiàn)在做文化研究進入了新的境界，但他的關注點仍然是文學與社會、文學與現(xiàn)實的關系通過文化研究把文學創(chuàng)作，甚至還有更廣闊的城市文化和現(xiàn)實的若干重要命題融合在一起。我們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80年代，我覺得這個走出是對的，讓我們有了新的境界、新的觀感，也有了新的思考、新的回望。而這種走出是社會和歷史帶給我們的，不是我們自己單靠自己的反省、自己的追問走出去的。改革開放四十年，第一個就是現(xiàn)代化的歷程，四十年前要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有人講要實現(xiàn)第五個現(xiàn)代化——民族精神的現(xiàn)代化。到目前為止，可能第五個還說不上，但是其他的四個階段已經(jīng)到了收官階段。從1840年以來，或者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華民族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也經(jīng)過了幾起幾浮，國家的獨立，國家的富強，民族共同體的建設在相當?shù)某潭壬匣就瓿闪?。我們有幸?0年代走來，我們看見了他的低谷，也看見中華民族有非常強悍的生命力。從80年代到現(xiàn)在，見證了歷史的幾起幾落，比起那時的單純、幼稚、青春、憧憬有了更多的思考、經(jīng)驗和智慧。
黃子平：你們明白學生食堂沒有凳子的奧妙之處了嗎？站著講跟我們坐著講很不一樣。我們在北大大飯廳沒桌子、沒椅子，在那里就唱歌，唱著《東方紅》的歌曲，改了歌詞“吃要站著吃”。我這個業(yè)余金牌主持人經(jīng)常插科打諢。強調(diào)一點，我們不是只回憶不反思，我們只是有明確的分工。坐著的只管回憶，站著的只管反思。其實回憶里面往往包含很多反思，這個我們一定要指出來。為什么要回憶這個不回憶那個，為什么回憶的時候帶著這樣一種笑容或者愁眉苦臉，都是帶有一種反思的味道在里面。其實回憶是什么？有一句經(jīng)典的話，就是對當下的懷舊，是針對當下的情況引發(fā)出來的一種思念，更深刻地說對那些還來不及出現(xiàn)就消失了的歷史機遇的一種懷念、追尋，所以回憶并不僅僅是回憶。
注：本文根據(jù)溫州大學人文學院2019年10月21日舉辦的“2019·溫州大學大咖談”發(fā)言整理。由溫州大學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2018級碩士研究生歐玲艷整理。原載《當代文壇》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