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兒童文學翻譯探究
清末民初，文學翻譯十分盛行。阿英曾在《晚清小說史》中提到，“翻譯書的數(shù)量，總有全數(shù)量的三分之二”。而這些“翻譯書”中包含大量優(yōu)秀的兒童文學譯作。但在當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影響下，文學翻譯多以“開啟民智”“救亡圖存”為主要目的，兒童文學翻譯大多也不是單純“為兒童”的，不是以兒童閱讀趣味或需求為基本出發(fā)點。但不可否認的是，清末民初是我國兒童文學由“不自覺”向“自覺”狀態(tài)過渡的一個重要階段。該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雖為“成人本位”，且被當作社會改良的有力工具，但其仍為五四時期我國現(xiàn)代兒童文學的發(fā)生與發(fā)展打下了良好基礎(chǔ)。
隨著晚清時期“成人本位”兒童觀的松動，人們“發(fā)現(xiàn)”了兒童的重要性，認為他們是國家民族的希望與未來，其“未來國民”身份得到充分肯定。與此同時，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中國先進人士在目睹國家危難后，開始積極尋求救國方法，提出“小說乃國民之靈魂”的觀點，文學被當作社會改良的有效工具。由于兒童觀的轉(zhuǎn)變，兒童從“縮小的成人”成為“未來國民”，人們在關(guān)注成人文學的同時也將目光投向“未來國民”，開始有目的地譯介外國兒童文學作品。因此，清末民初的兒童文學翻譯極具現(xiàn)實性。結(jié)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從民族文化心理視角出發(fā)進行探究，既能厘清當時兒童文學翻譯存在的問題，還原歷史文化語境，又能對早期文學翻譯的一些特殊現(xiàn)象進行合理解釋。
民族文化心理包括民族感情、意識、習慣等，是特定民族較為穩(wěn)固之心理定式。清末民初時期特殊的民族文化心理不可避免地會對當時的兒童文學翻譯產(chǎn)生影響。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在翻譯選材方面，多傾向于愛國、科學、教育等題材類作品。隨著西方思想觀念的輸入，清末民初人們對兒童的看法雖逐漸改變，但該時期兒童還未被徹底“發(fā)現(xiàn)”。因此，當時的兒童文學翻譯在主觀上并不是為滿足兒童閱讀需求，而是為了實現(xiàn)向其灌輸愛國主義思想、“啟發(fā)童智”等目的。這一時期，蕩漾著愛國熱情和崇尚民族氣節(jié)的兒童文學譯作非常盛行，如《十五小豪杰》《小子志之》（今譯《最后一課》）、《愛國二童子傳》等。這些作品多鼓勵兒童樹立遠大志向，極力鞭策其愛國之心，企圖把救國重任寄托于朝氣蓬勃的兒童身上。此外，當時的先進人士還鼓勵兒童學習科學知識，1900—1907年掀起了一股科學小說譯介熱潮，迎合了當時“啟發(fā)童智”之民族文化心理，《海底旅行》《月界旅行》《空中飛艇》等作品均被譯介到我國，深受兒童喜愛。另外，教育小說也十分盛行，《馨兒就學記》（今譯《愛的教育》）在當時銷量竟達數(shù)十萬冊，可見人們對兒童教育之重視。
在翻譯方法方面，“豪杰譯”盛行，增刪、改寫等情況十分普遍。清末民初，國人大多認為外國“文章禮樂不逮中華遠甚”。因此，該時期譯者在翻譯時并不強調(diào)忠實性，兒童文學翻譯更是按照成人意志與審美心理對原作進行任意增刪或改寫。例如，包天笑說自己在翻譯《馨兒就學記》時，就曾將該書的很多內(nèi)容“中國化”，甚至“有數(shù)節(jié)”全為創(chuàng)作，寫到了自己的“家事”，而“類此者尚有好多節(jié)”。劉半農(nóng)在《洋迷小影》（今譯《皇帝的新裝》）的譯序中說，他在翻譯時“兼取安氏原文及日人劇本之義，復參以我國習俗，為洋迷痛下針砭”?？梢姡g者看重的是作品針砭時弊的功能，甚至將我國習俗“摻雜”進去，以便于推行道德教化。簡言之，清末民初的兒童文學翻譯并不重視譯作的忠實性，而是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大刀闊斧地對原作進行增刪與改寫。
在語言方面，清末民初的兒童文學翻譯仍以文言文為主。在清末白話文運動及“開啟民智”需求推動下，出現(xiàn)了數(shù)目可觀的白話報刊，白話小說、教科書等也大量印行。而該時期的兒童文學譯者卻放棄通俗淺顯、易為兒童所接受的白話文，選用文言文進行翻譯，則與當時“開啟民智”“推行教化”等民族文化心理關(guān)系密切。如朱自強在《中國兒童文學與現(xiàn)代化進程》中所說，“語言作為民族意識的載體，本來就與文學的內(nèi)在思想不可分離”，而文言文正是我國“文以載道”傳統(tǒng)思想的最佳“載體”。
清末民初的兒童文學翻譯大多使用文言文且沿襲了中國傳統(tǒng)的章回體結(jié)構(gòu)，如梁啟超在翻譯《十五小豪杰》時申明“純以中國說部體段代之”，全書18回均綴以回目，結(jié)尾處還附上“且聽下回分解”“且等下回再表”等套語。這些譯作大多以成人口吻敘述，并以成人視角對譯作進行處理，以強調(diào)和突出譯作的教育功能，而“最合兒童心理”的元素也“‘不幸’因此完全抹殺”。
清末民初的兒童文學翻譯極大豐富了當時少年兒童的精神生活，其翻譯目的、選材、語言等方面是與當時的民族文化心理密切相關(guān)——這一時期的先進人士希望通過翻譯外國兒童文學作品來“啟發(fā)童智”，最終實現(xiàn)救亡圖存、復興中華之目標。從民族文化心理角度出發(fā)對清末民初的兒童文學翻譯進行考察，不僅有助于客觀審視我國兒童文學由“不自覺”向“自覺”狀態(tài)過渡這一重要階段，還能有效促進對該時期兒童文學翻譯的理解。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五四時期兒童文學譯作研究（1917—1927）”（18FWW01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高級翻譯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