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尊嚴與主體權利 ——文藝復興時期的語言倫理向度
摘要：“言說自由”構成了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特殊事件，歐洲的近代化歷程首先開始于語言的世俗化運動?！八渍Z運動”讓語言從中世紀的神學話語“下降”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曾被“排除”在語言之外的個體在新語言賦予的交談功能的幫助下正式走入道德世界?！靶驴谡Z”在引導人們直接交談的同時還將身體從封閉性中帶出，身體重獲自由權。除語言使用外，新的語言生產在藝術與外部世界中的廣泛實施充分詮釋著人高于萬物的特殊尊嚴，自由和尊嚴的主體權利由此獲得了合法認證。
關鍵詞：語言 主體 身體 自由 尊嚴
文藝復興時期一個最顯著的現(xiàn)象就是語言現(xiàn)象，與之密切相關的是，“說話”與交談的人類能力被視為通向終極善與幸福的首要門徑，其重要性被反復強調。諸多的史料都可證明文藝復興人對語言保持了高度的敏感與關注，語言第一次真正成為人的對象物?！罢Z言之惡”開始被視為一種“根本惡”，以瓦拉為代表的人文主義者們反復強調“理智世界發(fā)生的每一種錯誤究其根源都在于言辭的腐壞那里，只有去除掉語言的弊病，世界與人才能健康發(fā)展”。1在此之前，中世紀的拉丁語言在宗教的社會系統(tǒng)里頑固地發(fā)揮著話語的作用，這種官方拉丁語以書面語和復雜修辭的形式將普通人隔離在語言世界之外，語言不僅未能對人的生活構成助力，反而隨時對人構成束縛。在中世紀的語言束縛中，人只是存在，卻不能作為主體而存在，更不會作為道德主體而在具體境遇中“此在”。在黑暗時代的語言壟斷中，語言像是被“配給”的，人不是在說話，而是一種力量在“讓人說話”。所有人，包括普通民眾也在日常言說，但很少作為自為的主體而自由言說。不僅語言未作為主體性的生成工具，人倒反向成為了語言的工具，成為被“聲音”控制的“對象”。到了文藝復興時期，語言開始重新被人注意與檢視?？辞逭Z言的潛在結構，找出傳統(tǒng)話語的弊病，一同成為文藝復興人的首要注意事項。語言與人的舊關系自此被改變，語言曾經擁有的權力以及語言造成的那些權力壓迫突然蒸發(fā)，人開始與語言爭奪那些曾經毫無爭議的屬于語言對人的權力。語言，首次以語言權力的形式被納入到了普通人的道德生活世界，普通人因重獲得了語言的使用權而擴展了主體性自由，主體隨時走出自身，并在與他者的連接中不斷印證著自身的尊嚴與價值。
一、從“語言民主”到“道德主體”
作為西方近代化的開始標志，歐洲文藝復興首先涉及到的就是“俗語運動”，而這場運動又以“語言權”的爭奪為核心事項。歐洲的近代化在一定意義上是從語言的近代化開始的。眾所周知，文藝復興之前的中世紀，拉丁語作為官方語言，在基督教話語體系和封建貴族的統(tǒng)治上層發(fā)揮作用。與此相對的是一般民眾所使用的地方性語言，這些語言雜種類雜多，互相之間難以識別。這種當時分裂的語言現(xiàn)實造成了奇怪的局面。一方面，拉丁語在14世紀歐洲普通民眾眼中只是“他人的語言”，這種被聲稱是官方和總體性的語言總是在空中懸浮，抵達不到最普遍的個體。與之相對，普通人使用的地方語言僅在一個極小的范圍內被理解，語言的效用僅被限制在最低的生活功能方面，這些語言對精神生活與外部世界共同呈現(xiàn)出沉默與缺失，無法將相對廣泛的人群連接起來，從而致使宗教活動之外的世俗意義上的道德實踐變得不再可能。由但丁等思想家發(fā)起的“俗語運動”率先拉開了人文主義與文藝復興的序幕，該運動強調語言的有機性，并重視每一種語言在時間長河中的恒久流變性2。俗語運動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運動發(fā)起后的不長的時間之內，俗語便在公共領域內與拉丁語形成了競爭的態(tài)勢，又經過了一些時間，政府法律文件、公共標語、城市雕塑等逐漸為俗語完全取代3。新形成的俗語帶來了社會結構的劇烈變革，原本被排除在話語現(xiàn)實之外的新階級迅速形成，并開始踏上了新的社會權力之路。新崛起的商人群體也不再為“拉丁語已經陷入了被一小部分人嚴格壟斷之中，而自己極有可能被排除出新的文化之外而擔心”4。這種語言的根本性變革也直接帶來了文藝復興人日常生活方面的巨大改變，同時也對人的道德實踐領域產生了深廣的影響，具體說來表現(xiàn)在如下方面：
首先，俗語運動將語言與人真正連接起來，人能夠在語言的幫助下掌握自身，從而構成了真正的社會主體。在舊的宗教話語的整體性控制之下，從嚴格意義上說，人只是作為一種對象而不是主體而“在世”。拉丁語作為一種外來語，盡管經過了漫長時間的推廣，然而遠未普及。這種語言到處存在，卻與人們真正的日常生活根本隔絕，只有當這種語言以命令或者教義宣傳的形式到達人們那里之時，才會對人的實際生活產生突然性的影響。在這種指令性的語言面前，人只能是被動的，人被外在于自身的語言驅使，并被語言背后的話語控制，難以形成自由意志。一般情況下，我們都認為人的意志決定與意向建構都離不開對語言的自由掌握，沒有自由的語言，一定不會有理性的自由意志，這里所說的語言在通常意義上指的是應用相對廣泛的公共語言。部落或者狹義上的地區(qū)語言可以讓一個人在極狹窄的范圍內活下來，但在現(xiàn)代意義上，特別是當我們談及主體性的時候，往往指的是某一時期大多數(shù)社會成員對具有一定公共性質的語言的共同掌握。一個中世紀的普通人在某個地方存活，但他經常被動性地被一種他難以理解的作為命令的語言隨意驅使或束縛，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就不可能說他是一個近現(xiàn)代意義上的社會主體。語言不產生于他，但語言卻流經他、控制他，他隨時是語言的客體。文藝復興時期的俗語運動首先要做的就是用一種來自人們具體生活實踐中的語言替代外部的強制性語言，并使其上升為普遍的公共語言，從而為主體自由意志的誕生與運用打下語言的基礎。而自由意志是道德意志和道德實踐的基礎，只有具備了自由意志，我們才能夠說一個人是一個道德主體，也才能夠對他進行現(xiàn)實意義上的道德評價。
其次，文藝復興時期的俗語運動真正發(fā)揮了語言的“黏合“作用，從而將分散的個體整合進了整體性的道德社會之中。除了整體調控政策下的人口遷移和被動的自然與戰(zhàn)爭災害，造成中世紀大范圍的社會交往難以發(fā)生的便是舊語言的切割與限制作用。盡管在一般意義上我們很難對社會實踐與社會交往的道德性進行定性與分層，我們同樣不能說中世紀人們在小范圍內的日常社會交往不具備道德性，因為只要在最低限度上出現(xiàn)兩個人的共在關系，我們就可以說其交往具有道德性。但如果總是極小數(shù)量的個體接觸，尤其是在終生僅僅使用一種極其有限的地方語言的情形下，盡管人們之間的交往在一定意義上同樣受到道德方面的調控，但我們通常還是會說這是個道德性極低的群體。這便是中世紀語言切割下的社會現(xiàn)狀。文藝復興時期的俗語運動讓語言的穿透與黏合作用得以充分發(fā)揮，語言成為人們擺脫屬地控制的有效工具，越來越多的個體走入人群，形成了更廣大的社群和社會。人不再像中世紀一樣終生面對的是少數(shù)熟人，而是在語言的驅動幫助下迅速形成了近代意義上的陌生人社會。正是在社會，尤其是在廣大的陌生人社會，人們的交往屬性才能夠進入近現(xiàn)代意義上規(guī)范倫理的定義之下。也就是說，只有在真正的語言掌握里，在廣泛的社會交往而不是在長期的個體封閉中，近代意義上的道德社會才真正形成，倫理規(guī)范和道德評價等近現(xiàn)代倫理概念才能夠被有效提煉與運用。
最后，對“語言權”的爭奪還極大地推動了近代人權意識的覺醒。進入到文藝復興世界，語言中攜帶的權力被重視，并開始逐步引向“語言權”的重新分配。自由作為近現(xiàn)代人權理念的核心要素，除了意志自由不容忽視的首要地位之外，語言自由當然也構成基礎環(huán)節(jié)。沒有語言的掌握與自由使用，人性的基礎潛能的開發(fā)以及各種其他權利的實現(xiàn)都將大打折扣。描述或表達的權利構成現(xiàn)代人權的重要事項。一個近現(xiàn)代主體，如果不是聾啞人、嬰兒或精神病人，他可以選擇沉默不說，然而當他想說的時候“不會說”或者“不能說”，假使這種情況的頻率出現(xiàn)過高，我們便可以在一般意義上斷言他是不自由的，其基本的人權沒有獲得最終性的保障，更不用談其他方面的權利獲得。文藝復興人已經開始認識到語言對人性現(xiàn)實發(fā)揮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他們認為最初的語言學的誕生本就是為了探索人性，在各處反復強調語言學研究絕不應該遠離人5。但丁等發(fā)起者們極其注重提煉日常實際生活中所使用的具體語言，努力收集生活領域的語音與字形6，從而讓大多數(shù)人能夠開口交流。文藝復興人認為說話的權利對人是基礎性的，在當時影響深遠的波焦·布拉喬利尼（PoggioBracciolini）等思想家看來，“如果沒有語言與交流的存在，理性這一自然賦予人的重要天賦將失去意義”。7既然理性被看作是人性的本質，而語言功能又是理性功能的基礎，喪失了語言能力與言語自由，屬于人的各項基本權利將難以獲得保障，其他方面的“積極”的人的權利滿足更將不可能實現(xiàn)。
二、交談、身體權力與自由
在俗語運動之前，意大利乃至很多歐洲國家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著語言的封閉現(xiàn)象，具體表現(xiàn)為拉丁語主要以書面語的形式局限在上層貴族，與此同時，多個區(qū)域性方言在非常有限的局部被分散的少數(shù)人使用。兩種情況都帶來語言通達性與實際普及率的降低，而俗語運動要解決的正是當時的語言封閉化這一具體現(xiàn)實。俗語運動倡導一種“新口語”，一方面這種“新口語”是直接與傳統(tǒng)拉丁書面語相對的，是在口語的本義上說的。另一方面，這種新口語還是對地方性舊口語的改造與提升，令其從小范圍內的純粹“被說”轉變?yōu)椤耙哉f帶寫”，在可說性居于主導性，并充分吸收可說性優(yōu)點的同時，漸漸形成一種可寫性的語言，這種由說到寫而過渡成的語言最后就形成了今天的意大利語。
“新口語”直接反對的便是舊拉丁語中僵化的書寫性，努力將停留在紙上的語言帶進人們的日常交流之中，并以此將主體帶入到新的道德世界中。Discorso成為了當時思想革新領域中被提及的高頻詞匯，該詞除了具有“對話”，還有“自由閑聊”的意思，這一意思對應著言語與主體的雙重自由性。這種可說性很強的新語言讓曾經局限在極小地域范圍內無法與外面世界交流的人們能夠在更廣闊的空間中與更多的人交往，語言不僅增加了人們的連接性，而且由此極大增強了人們在活動中的自主性，從而為近代自由價值理性的誕生奠定了良好基礎。文藝復興人極其強調感覺與情感的重要價值，他們對于中世紀修辭學片面強調邏輯與優(yōu)美而致使言辭完全脫離情感的做法異常不滿8。文藝復興人不僅強調語言的可感性、可說性，更加重視語言的可聽性。但丁在《論俗語》中還特別強調語言符號與感覺、感性的聯(lián)系，認為語言過程并非是完全抽象的理智活動，聲音（感覺性）同樣是語言的構成基礎9。語言不再是被灌輸?shù)?，也不再是以抽象的語法結構遠離生活世界的，而是從生活世界收集并提煉的。但丁的俗語著作注重對多種語言的吸收與改進，這其中“包括南部與西部的托斯卡納字形，部分罕見意大利方言、眾多拉丁語與法語詞條”10。正因為新語言制定中極其強調收集來源的多樣性，并且在此過程中充分考慮到了各民族語言的差異與共同性，則實用性而取，這種新語言在幫助普通人自身樹立了主體性的同時，還在主體間交往中無限加強和拓展了這種主體性。語言自由為主體自由鋪平了道路，新口語生產了近代歐洲世界的新主體，新主體借著自由的語言工具進駐到無限廣闊的生活世界之中。與這種新口語的誕生和推廣普及相一致的是當時社會興起了反對孤獨隱居與神學默想的思潮，不斷倡導人走出自己的封閉空間，盡一切可能與世界和他者進行全方位的連接11。走出封閉的沉思默想的世界，直接與他人進行理性交談，并且在實際交往中表達自己的實際需求成為新的時代精神和原則。語言方面，普通人不必再像以前那樣“聽說照做”，文字的轉述性被交往的口語性替代，語言與人相互親近，交談理性亦漸漸獲得關注。一個語言自由者和另一個自由的說話者直接交往，自己掌握自己，在這種相對自主的情形下，相互的道德責任由此直接產生。交往是相對自愿的，因為語言是自由的，道德義務也會自然產生。語言基礎上的自由產生責任與義務，并直接帶來了實踐交往活動的道德品格。在這種自由的語言和主體的親自在場中，主體雙方都要求一種道德理性，并在實踐中努力擴展這種道德理性。在文藝復興的新口語實踐中，主體之間直接照面，語言也直接照面，每一句話的說出是相對自由的，同時也是需要主體親自負責的，在這個過程中，語言具有了道德性，主體因對語言的自由訴說和傾聽也被納入進了道德主體的范疇。
與文藝復興時期對口語與交談的無限重視相一致的另外一個維度便是“身體的出場”，確切來說是普通人的身體出場。在舊語言的封閉系統(tǒng)中，普通人的身體終生限制在一個狹窄的地方，除了人口遷徙、被迫流亡與服兵役外很少有機會走入外部世界，身體在空間中的遷移大部分是被動的。到了文藝復興，在新口語的助力下，個體的身體獲得了極大的解放，身體逐漸能夠使用自身。語言，連同身體一起出場，語言在哪里，身體便經常在哪里。文藝復興人不再封閉于室內，而是要恢復古代世界曾一度流行的對話傳統(tǒng)，他們強調對話與身體語言，注重“對話過程中姿勢、眼神、身體動作等的同時呈現(xiàn)12，口語與對話牽引出主體的身體，形成了一種“身體間性”。新的語言權成就了新的身體權，一個“言說的身體”不僅反對任何形式的身體束縛，還會直接拒絕被動的身體沉默。借助直接性的身體，人與人在交往活動中彼此直接照面，親自商談共同事宜，從而在極大范圍內促成了新的實踐理性。
嚴格說來，文藝復興前的中世紀世界只有部分主體，并且，這些勉強在一般意義上走入主體范圍內的主體也只是部分主體，因為身體與欲望這些屬于他們的部分是不被承認的。中世紀的主體被摘除了欲望的權利，其身體自由使用的權力受到嚴格限制，身體只能在被規(guī)定好的極其有限的范圍內滿足最少量的欲望。在基督教神學的話語體系中，欲望被看做是身體的，而非主體的，身體與主體被分離開，一個個體有了規(guī)定之外的身體（欲望）就要被強行剝奪主體資格。文藝復興時期的身體告別了“原罪”的貶低與污名，當時很多思想者宣稱在上帝創(chuàng)造的靈魂與肉體兩個部分中，沒有哪一個是屬于魔鬼的13；如果硬要說拯救，除了精神外，還要拯救人的肉體，精神加上肉體才構成完整的人14。瓦拉等文藝復興人直接強調身體的快樂，認為人的形體被如此設計的首要原因就是方便滿足快樂15。由此，身體權力與欲望的權力經由主體統(tǒng)一了起來，欲望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身體的語言，借由身體和欲望的聯(lián)合形式，此刻的主體完整地向世界表達了自己。在中世紀的現(xiàn)實生活與藝術世界里，主體一般只能是神，至少是具有神性的圣徒。即使偶爾有人的形象出現(xiàn)在作品中，也多半是以否定的、虛幻的形象出現(xiàn)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尤其是繪畫作品則是將人作為絕對的主體形象，畫面具有了貼近寫實的背景，生活場景也被反復描寫。這些實際的生活場景暗示著畫面空間中生活著具有真實身體與生動靈魂的人，一個“在生活著的人”。人是人，不是純粹的靈魂，人必定有肉身，這是瓦拉學派在書中反復強調的16。由此，欲望和身體都有了自己的語言，都要表達自身，欲望不僅是精神的，還有身體的，二者始終是聯(lián)合的。我們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可以說某人是一個主體，然后可以說這個主體是有著自由權利的可能基礎的。反之，如中世紀那樣，人被看成為神這一唯一虛構的主體的附屬物，人要么只是單純的欲望的集合，要么只是將頭腦終生運用于抽象的信仰祈禱，并由此完全告別了欲望的實際滿足，二者都不能構成完整的主體性，也絕不能讓某個主體通過自身的言說和行動能力在世界中實現(xiàn)自身。只有到了文藝復興，當欲望與身體的合法性在思想與現(xiàn)實中獲得肯定之后，身體才被解放出來，從而能讓主體充分釋放語言之外的語言——姿勢的語言。到此，語言在主體身上不再是空洞與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實在的。言語在表達自身的同時，身體同時在行動，二者共同造成了主體表達的豐滿與現(xiàn)實性，并且由此為主體構筑了一個自由展開的現(xiàn)實與保障空間。
三、語言生產與人的尊嚴
眾所周知，人的尊嚴問題最早在古希臘尤其是在普羅泰格拉關于“人是萬物的尺度”的斷言中曾被提及，然而那個時代缺乏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展開，人類因科技和生存能力的落后等實際原因尚未對其自身的特殊價值表現(xiàn)出足夠的自信。近代人的尊嚴問題的正式提出提出并且獲得有效論證出現(xiàn)在文藝復興時代，這一時期涌現(xiàn)出了大批思想家，他們依據(jù)自身的思想背景，從各個方面展開了對人自身擁有的卓越尊嚴的證明。但丁認為人被創(chuàng)造后的第一句話是對上帝說的，說的內容也是“上帝”17，作為上帝最重要造物的人因“說話”并第一個“說出上帝”，這在證明了上帝的偉大與慷慨的同時也有力證明了人高于其他萬物的特殊價值18。文藝復興時期影響巨大的費奇諾也在對柏拉圖著作的詮釋中，從人在宇宙中的功能性位置證明人的特殊尊嚴價值。費奇諾認為靈魂作為宇宙中介的首要功能即連接功能，宇宙符號從靈魂那里穿過，再折射到其他事物之上。靈魂盡管與人有所區(qū)別，但靈魂與“愛”必須通過作為“中項的中項”的人才能發(fā)揮作用，只有通過人，靈魂才能以“愛”連接萬物，宇宙才可以運轉和諧19。著名的皮科（GiovanniPicodellaMirandola1463－1494）也在對后世影響深遠的《論人的尊嚴》一書中從神的創(chuàng)世伊始便賦予人的特殊地位的角度論證了“人是宇宙中最偉大的奇跡”。以上所述的文藝復興思想家對人的尊嚴的論證大體都是在神學世界觀內并圍繞人在宇宙中的功能性地位而證明的，這種證明，盡管突出了人的尊嚴，但也只是在神學體系內部的解決，其整體觀念仍然是舊時代的。
大概是在同一個時代，與上述觀點同時并存的是另一條關于人的尊嚴的證明路徑，這種證明接近于一種本體論，而這種本體論證明首先是關于“語言符號存在論”的。簡單說來，其想要說明的是人的偉大之處首先在于人自身攜帶的具有發(fā)現(xiàn)和破譯世界符號的語言能力。布克哈特等眾多文藝復興專業(yè)研究者們一致認為“自然的發(fā)現(xiàn)”是文藝復興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我們認為，這里所強調的“自然”并非單指自然世界或者作為風景而自在存在的自然，而是更多地意指真實的存在與存在物本身。一方面文藝復興人認為終極實體十分神秘，難以認識并描述，可它又是自然的，是自然本身，且與人具有天然相關性。當時流行的費奇諾主義學派重新詮釋了普羅提諾的“太一”及柏拉圖的“理念”概念，認為宇宙最終由這個“一”維系著，萬物皆與“一”有關20。包括當時布魯諾在內的自然主義哲學家們同樣認為宇宙首先是一種統(tǒng)一的存在，萬物皆為一21。世界被某個最高的實體建構與統(tǒng)管，但與中世紀形而上學不同的是，這些思想者認為最高實體并非是靜默抽象的，而是將各種符號和語言密碼埋藏進了它創(chuàng)制的世界包括人自身之中，人完全可以通過知識獲取來反向揭秘終極實在。為了認識符號性的終極實體以及完成屬于人的先天規(guī)定，人們需要將分散的符號語言整合起來，并通過“知識拼圖”的形式還原世界的最高面貌22。該說法包含了幾層重要意思：首先，實體“在那里”，盡管它遙遠神秘，但實體并未遠離其造物，這其中包含最重要的造物——人；其次，實體在建造世界的同時，還建構了一套呈現(xiàn)自身的密碼系統(tǒng)，并且以符號（語言）的形式隱藏在了世界與知識中，人可以借助某種方法獲得這種關于存在與實體的終極知識，人的尊嚴與偉大之處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這種破譯符號（語言）的能力。這便構成了文藝復興時期極具特色的符號本體（認識）論。
由此，人的卓越連同本體的優(yōu)先地位在符號（語言）上獲得了統(tǒng)一。也就是說，人具有了認識本體語言信息的能力，而這在人之外的其他造物是永遠無法達到的，這便是人自身的卓越性尊嚴的最佳證明。盛行于文藝復興時期的百科全書學派最初便是由這一了解終極世界與證明人自身的卓越性使命感的強烈意圖推動而形成的。百科全書派熱愛宇宙的秘密與語言符號的神秘，他們從各個角度，從占星、文學、巫術、自然科學、煉金術甚至是從最簡單的烹調術開始，不厭其煩且事無巨細地進行知識拼圖23。在他們的意志中，宇宙的知識非常分散，只有盡可能收集更多的語言符號碎片，知識拼圖的最終建構才愈可能完整。為了完成這張拼圖，該學派很多人甚至還遠赴非洲、阿拉伯地區(qū)，企圖在更大的空間中收集到更多的語言符號碎片。宣稱“人”已經是“宇宙中項”的自信的文藝復興人要對存在的沉默進行某種治療，他們要承當存在的醫(yī)生，治療世界的啞默。人不僅自身說話，還讓世界通過自身言說，在這個特殊使命的完成過程中，人證明了自身的尊嚴與卓越。
此外，文藝復興時期與人的尊嚴相關的是另一種證明，同樣是一條與語言和符號相關的路徑，這種路徑以人身上特有的符號（語言）的生產能力為實際出發(fā)點。中世紀的人們只是使用已有的藝術或現(xiàn)實世界中的符號語言，而到了文藝復興時期，人們不僅具備了發(fā)明語言符號的能力，而且還努力將新發(fā)明的語言符號應用到新事物和新世界的創(chuàng)造中，并以此表現(xiàn)出了人高于普通萬物的尊嚴與價值。文藝復興時期對人的價值界定始終立足于世界與人的具體關系進行理解24，他們最早強調勞動的價值，重視手與理智的作用25。文藝復興人不再甘心做神的仆從，而是努力通過自身勞動，在外部事物中打上自身的印記。這種印記集中體現(xiàn)為語言或符號印記。他們不僅只是簡單說話或者交談，與此同時繼承和學習新的語言，而是要通過現(xiàn)實勞動生產出新的語言符號，在世界萬物之上一一刻印屬于自己的獨特語言。文藝復興人不僅要生產語言，還要將新生產的語言注入到新的外部事物中，以此證明自己的獨特性。這些外部事物首先表現(xiàn)在文藝作品上，我們說文藝復興，首先指的就是指那一時期在藝術作品中表現(xiàn)出的卓越人性與人的能力。從主題表現(xiàn)來說，中世紀最常出現(xiàn)的神的創(chuàng)世與救贖主題為新時代的各種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所取代。藝術語言獲得了極大的解放，過去時代中藝術形式和藝術形象的嚴格限制在這一時期也獲得了解除。當時的主流藝術理論經常強調“形象并非形式，形象無所謂對錯與好壞，一切要根據(jù)實際情況作出具體判斷”26。民間文學在文藝復興時代興起并繁榮，其中的故事主體已不再是神，也不再經常是貴族騎士，而是變成了最普通的個體。這些故事的創(chuàng)造者大都是生活中的平凡者，他們借著作品來言說最實在的生活。另外，就其藝術語言的創(chuàng)新形式來說，人的創(chuàng)造性想象在其中也發(fā)揮了最重要的作用，新的言語意象不再是舊的神學隱喻的固定化表達，也完全告別了低階的重復表現(xiàn)，而是從中掙脫了出來，構成了一種復雜的生產性文本。可以說，沒有文藝語言的此種飛躍，就不會有文藝復興，沒有文藝復興，就不會有歐洲近代化歷史轉變中各個維度的跨越式變革，更不會有“人的發(fā)現(xiàn)”以及人文主義運動對人的尊嚴與卓越價值的真正認識。
然而僅僅是藝術作品的語言表現(xiàn)還不足以說明人作為言說者的卓越，文藝復興人與其他時代的人們相比，更有一種雄心，并將發(fā)現(xiàn)世界與改變整個世界作為生命的最終目的。“文藝復興”遠不是一場僅僅局限于“文藝”內部的變革運動，藝術家們的志向也不在于單純創(chuàng)造藝術新范式，以達芬奇為代表的藝術家們對填補某個領域的某項空白以取得相應的科學榮譽絲毫不感興趣，而是要憑借自己的努力去駕馭幾乎整個物質世界27，并在此過程中彰顯作為人的獨特的尊嚴價值。文藝復興人努力在世界萬物之上言說，在各種物之中打上自身主體性的痕跡，努力擺脫中世紀與物終生隔絕的情況。那一時期與物的大規(guī)模生產相一致的是物之上的語言生產，通過個人勞動生產的事物皆刻印上個體的痕跡，新事物之中不斷加入了與近代新主體相關的符號語言。一個物，體現(xiàn)了一個單個主體的尊嚴，所有事物，皆通過打在上面的文化語言共同體現(xiàn)出人區(qū)別于萬物的特有的尊嚴價值。在文藝復興這樣一個物的大規(guī)模制造的時代，主體自由首先被視為語言、符號生產的自由。亞平寧半島從14世紀開始成為了有史以來人類最大型的“符號制造廠”，這是一個真正的“符號帝國”，各種符號每日被制造、被破譯，或者被重新詮釋。政治、經濟、社會、文藝、建筑、日常生活與精神世界開始喧囂，已經枯萎的拉丁世界被填充植入各種新鮮符號、物體與事件。甚至連早已顯出過時舊的占星術、煉金術與魔法術等仍然經常被許多文藝復興人作為科學聯(lián)合使用28。文藝復興人在外部的事物上“說話”，與之前中世紀世界的昏暗單薄相比，文藝復興時期的世界與語言是彩色豐盈的，只要我們我們翻看喬爾喬內的任何一幅畫作并與中世紀任意一副宗教繪畫進行瞬間對比就可以得出這一結論。這種反差還可以在兩個時代的建筑、儀式、街景以及日常生活中隨意找到。由此，語言生產作為人的自由創(chuàng)造能力的表征被處在人之外的世界事物具體表現(xiàn)了出來，人不再被看作是“聽者”或者“說者”，而且還是宇宙新事物的真正創(chuàng)制者。人不再是神的奴仆，而是有著主體性和特殊尊嚴價值的存在者，這對于擺脫中世紀的精神與人身依附，從而跨入近代自由平等的價值理念世界具有重要的轉折性意義。
四、結語
綜上所述，作為一個特殊的世界存在類型，文藝復興首先是一個重新發(fā)現(xiàn)語言并且制造語言的時代，借助于語言，人在拉丁的話語王國內部找到了新的逃逸線，屬于主體的新的自由可能性豁口由此被打開，人最終在語言的幫助下抵達了世界的豐富與現(xiàn)實性。俗語運動讓人恢復了喪失已久的語言“能力”，語言與自由的重新組合生成了文藝復興形成與發(fā)展的動力結構。以往的文藝復興研究在陳述其起因時往往注重的是經濟貿易、地理大發(fā)現(xiàn)、科技發(fā)展以及新興資本主義萌芽等因素，對于這一時期語言與倫理觀念的深刻變革以及由此帶來的向近代轉型的重大推動意義關注不足。事實上，沒有文藝復興前期的俗語運動以及廣泛意義上的語言生產，沒有新口語造成的面對面交談以及身體伴隨對話的一同出場，人們將很難從舊的宗教神學的束縛下轉入近代啟蒙社會的現(xiàn)實生活，道德實踐、交往理性與道德責任等在舊語言形成的封閉世界中也同樣難以成立。沒有文藝復興時期的新語言，就不會真正形成近代的主體，當然也不會在現(xiàn)實交往中產生出真正的道德主體。沒有“說話”的權力，就沒有身體的權利，而沒有身體權利的現(xiàn)實滿足，其主體的權利實現(xiàn)只能是一句空話。從基督教話語以及拉丁書面語中突圍出來的文藝復興人不僅自由了解和掌握了新語言，與此同時還在不斷發(fā)明新語言，并且在實踐中將新發(fā)明的語言在廣泛的客體事物上實施與銘刻，正是在這種對語言的自由掌握和熟練使用中，文藝復興人首次向舊的神學世界中人的奴仆地位告別，人的尊嚴價值與自由權利獲得肯定，并推動世界完成了向近代化的實際轉型。
*本文系2018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意大利文藝復興與轉型倫理研究”（編號18BZX11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