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即救亡——“九一八”事變后魯迅關于抗日問題的社會批判
20世紀90年代以來，詆毀魯迅的論調有多種，其中之一是“九一八”事變后，魯迅從未對抗日問題發(fā)表過自己的看法。“九一八”事變后，抗日大潮洶涌，作家、文人發(fā)表慷慨激昂的抗日言論是常見現(xiàn)象。而在魯迅的筆下，似乎很難找到這類文字，于是就有了魯迅從未發(fā)出過抗日言論的流言。這種論調當下主要在網(wǎng)絡上流行，由于流傳甚廣，影響深遠，甚至一些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也信以為真，因此有必要撰文澄清事實。其實，“九一八”事變后，魯迅就抗日問題發(fā)表了很多文章，只不過這些言論大多是批判性的。批判的對象主要有兩種：一是國民黨政府對待日本侵略的策略、態(tài)度；二是中國社會在國難聲中出現(xiàn)的種種荒謬、丑惡現(xiàn)象。前者可以稱之為“政治批判”，后者則不妨叫作“社會批判”。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面對日本的侵略，國民黨政府基本上在妥協(xié)、退讓。這背后自然有很復雜的原因，但每有沖突發(fā)生，官方總是謀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激起了全國各階層普遍的不滿和憤怒。對國民黨政府的批判，在當時是十分常見的。魯迅是無數(shù)批判對日妥協(xié)、退讓者之一，但有自身鮮明的特色。國難當前，社會上出現(xiàn)各種不合理、不健康的現(xiàn)象，這在本質上是有害于抗日的。對社會病態(tài)異常敏感的魯迅自然不會無動于衷。不過，魯迅的批判并不全是因為它們不利于抗日。國難聲中的各類丑惡現(xiàn)象，都是某種國民性病癥的表現(xiàn)，但這并非由國難產(chǎn)生，而是長期存在于國人身上，只不過在特殊時期又一次顯現(xiàn)出來。魯迅批判這些現(xiàn)象，就是在國難時期延續(xù)其一貫的國民性批判，可以說是以一種特有的方式參與救亡；同時也是在針砭大眾的精神痼疾，更是其長期堅持的啟蒙事業(yè)的繼續(xù)。筆者一向認為，啟蒙與救亡在魯迅那里并非水火不容，甚至可以說，在魯迅的思想中，啟蒙即救亡。
所謂“政治批判”與“社會批判”，也是一種粗略的區(qū)分，有時某種現(xiàn)象屬于政治現(xiàn)象還是社會現(xiàn)象，是難以遽下判斷的。魯迅的文章，也并非每一篇只批判一類現(xiàn)象，而是常常在同一篇文章中既有對政治現(xiàn)象的批判，也有對社會現(xiàn)象的針砭。他在“九一八”事變后對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批判，筆者在《魯迅有關抗日問題的若干言論詮釋》（《西北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魯迅與1933年北平文物遷移》（《東北師大學報》2019年第3期）、《魯迅〈“友邦驚詫”論〉現(xiàn)實批判考辨》（《文藝爭鳴》2019年第6期）、《魯迅晚年在日本侵華問題上的預感與憂思》（《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2期）等論文中已有談論，所以這篇文章主要涉及魯迅此一時期的社會批判。
一
1931年10月29日，魯迅寫了雜文《沉滓的泛起》，列舉了“九一八”事變后上海灘出現(xiàn)的諸多丑惡現(xiàn)象。該文指出，日軍侵華如用棍子攪動死水，各種丑惡現(xiàn)象泛起，趁機顯示自己的存在。阿Q精神本來就是十分常見的國民性病癥，在“九一八”事變后又有了特別突出的表現(xiàn)。日本掠奪中國的國土，于是一些人便去翻史書、查字典，聲稱日本人古名“倭奴”，“倭”是矮小之意，似乎這樣一來，中國就勝利了，而中國人因日本凌虐而產(chǎn)生的怨憤，也可以平息。這種精神勝利法是深重的頑癥，它在國難時期以“愛國”的名義顯現(xiàn)，危害特別大。在上海灘特別常見的，則是以“抗日”和“愛國”的名義推銷自己的產(chǎn)品，即所謂“發(fā)國難財”。胡漢民在上海發(fā)表對時局的意見，希望青年成為國民之前鋒，平時要注意“養(yǎng)力”，勿輕易“使氣”，第二天報紙上便有人借此說養(yǎng)力就是強身，泄氣便是悲觀，要強身袪悲觀，就應開懷大笑，所以要看美國電影《兩親家游非洲》。繞了半天，是借“抗日愛國”的名義為美國影片做廣告。文藝界人士成立“救國會”，慷慨激昂，其實是借國難推銷自己的著作。有人為了賣狗，在報紙上便強調救國不能靠“國聯(lián)”，而是要仰仗戰(zhàn)犬，犬類品種繁多，又以自己養(yǎng)的那種狗最適合作戰(zhàn)。還有人致信報紙，說自己在漢口生病，不能投身抗日義勇軍，而滬上友人寄來某種藥，服藥后即可奔赴抗日戰(zhàn)場，這類編造的“抗日故事”無非是為了賣藥。魯迅說，這些人要趁日本侵略中國，盡量榨取利益，“因為要這樣，所以都得在這個時候，趁勢在表面來泛一下，明星也有，文藝家也有，警犬也有，藥也有……也因為趁勢，泛起來就格外省力。但因為泛起來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過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們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運命，也還是仍舊沉下去”[1]。借國難之機，趁抗日浪潮，推銷本來賣不出去的存貨，當然是對抗日的破壞。但要說此類行為對抗日能構成多么嚴重的損害，卻未免高估了這些人。人們會在抗日熱情的驅使下受騙于一時，但不會長久被此種伎倆迷惑。
那么魯迅為何要花費時間、精力批判這種現(xiàn)象？就因為此種現(xiàn)象下面隱藏著的，是極其頑固的精神病灶。許壽裳曾說，魯迅在日本留學時，常與他探討這樣的問題：中國國民性最大的問題是什么？造成中國國民性的病根何在？探討的結果是，中國國民性最大的問題是缺乏“誠和愛”，“換句話說，便是深中了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至于病根，“當然要在歷史上去探究，因緣雖多，而兩次奴于異族，認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隸的人還有什么地方可以說誠說愛呢”[2]？“九一八”事變后出現(xiàn)在上海的這些現(xiàn)象，當然在中國其他地方也會有，那正是性格中缺乏“誠與愛”的表現(xiàn)。對這種國民性格中的病患，魯迅一直以小說、雜文等多種方式進行批判，這也是他執(zhí)著從事的啟蒙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借國難發(fā)財，更有理由引起魯迅的警覺和悲憤，因為缺乏“誠與愛”的病根，在魯迅看來與金元和清代兩次“奴于異族”有密切關系。而現(xiàn)在，中國正再次面臨“奴于異族”的危險。因歷史上異族入侵所導致的民族性格中的缺陷，在日本入侵時表現(xiàn)出更明顯的癥候，而如果中國奴于日本，這種病患一定會更加深重。啟蒙的事業(yè)雖然艱難地進行了十幾年，但還沒有看到什么成效，卻又一次面臨“奴于異族”的危險，這怎能不令魯迅憂慮、痛苦？批判因缺乏“誠與愛”而在遭受入侵時大發(fā)國難財?shù)男袨?，是在救亡，更是在堅持啟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啟蒙與救亡在魯迅那里并不沖突。
1934年9月25日，魯迅寫了《中秋二愿》。文章開頭說：
前幾天真是“悲喜交集”。剛過了國歷的九一八，就是“夏歷”的“中秋賞月”。還有 “海寧觀潮”。因為海寧，就又有人來講“乾隆皇帝是海寧陳閣老的兒子”了。這一個滿洲“英明之主”，原來竟是中國人掉的包，好不闊氣，而且福氣。不折一兵，不費一矢，單靠生殖機關便革了命，真是絕頂便宜。[3]
一開頭便提到“九一八”，自然意味著在對抗日救亡問題發(fā)言。乾隆皇帝其實是陳元龍的兒子，是流傳很廣、記載很多的流言。其產(chǎn)生的原因，是由極度自卑轉化而來的極度自欺，它與以為證明了日本人古稱“倭奴”就戰(zhàn)勝了日本的心理一樣，是阿Q精神的典型表現(xiàn)。如果乾隆真是漢人的兒子，那么在其登基的那一天，漢人就悄悄然戰(zhàn)勝了滿人，光復大業(yè)于不知不覺間完成?！皢慰可硻C關便革了命”，魯迅的諷刺是尖刻的。而在日本人對中國鯨吞蠶食之時，人們忽然又借“海寧觀潮”而大談乾隆本是漢家血脈，令魯迅格外擔憂：“我真怕將來大家又大說一通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孫。”[4]如果真相信日本人是徐福的后代，那就是中國人早就征服了日本，而現(xiàn)在日本人打進來，便根本不是侵略，而是漢人的子孫要回來尋根問祖。既如此，“抗日救亡”云云，便沒有必要了。國亡了，卻亡得如此心安理得。《中秋二愿》一文里還提到中國人每以蒙古人征服歐洲為榮之事：“‘我們元朝是征服了歐洲的’呀之類，早聽的耳朵里起繭了，不料到得現(xiàn)在，紙煙鋪子的選舉中國政界偉人投票，還是列成吉思汗為其中之一人?！盵5]南宋不過是古代蒙古人征服的許多政權之一，中國人卻以蒙古曾經(jīng)征服歐洲為自己的榮耀。這種自欺欺人的精神勝利法，也是魯迅長期批判的。只是在亡國的危險日益加劇時聽到這種聲音，讓魯迅感到特別痛心。因為說乾隆是漢家血脈，就可以說日本人是徐福的后代；而以蒙古征服歐洲為榮，將來就能夠以日本征服了其他國家為自傲的資本。這更使魯迅對這一現(xiàn)象的批判同樣具有了啟蒙和救亡的雙重意義。
二
國難時期的各種丑惡現(xiàn)象，都是精神上的老病在特定情境下的復發(fā)。以做戲的態(tài)度做事，就是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現(xiàn)象，這在“九一八”事變后表現(xiàn)得非常突出。魯迅晚年就對以做戲的姿態(tài)進行抗日表演深惡痛絕，而對這種現(xiàn)象的批判也特別多。
需要指出的是，對中國人做事不認真的批評是魯迅雜文一貫的主題，1926年7—8月連載于《語絲》周刊的《馬上支日記》就對此進行過批評。其中，魯迅贊同美國傳教士斯密斯關于中國人性格的一些看法。在《支那人氣質》一書里，斯密斯認為中國人善于“做戲”，即常常以演戲的心態(tài)和姿態(tài)做著正經(jīng)事[6]。魯迅在《馬上支日記》里介紹了斯密斯的觀點并做了發(fā)揮。他認為斯密斯說中國人是“頗有點做戲氣味的民族”，并不是過于刻毒的評語?！皯驁鲂√斓?，天地大戲場”是中國戲臺上的常見對聯(lián)，這就證明人們把一切都看作一場戲，誰要較真倒是愚蠢的。就是受了欺侮，因怯于報復也會以萬事無非一場戲來自我安慰。魯迅強調，中國其實并沒有俄國式的“虛無黨”，因為“虛無”正是認真的表現(xiàn)。但很多中國人極其善變，毫無操守，心里這樣想，嘴上卻那樣說；在后臺這樣做，到前臺又那樣做。一定要說這樣的人是“虛無黨”，那也只能說是“做戲的虛無黨”[7]。凡事不認真，視一切事情為兒戲，是魯迅在小說、雜文中著重批判的中國人的精神缺陷之一。如《阿Q正傳》就著力表現(xiàn)了阿Q性格中視萬事為游戲的一面，他受欺侮后能夠迅速恢復心理平衡并放棄報復，正是通過將受欺侮視作游戲來實現(xiàn)的?！熬乓话恕笔伦兒笊鐣峡谷諢崆楦邼q，然而魯迅也在其中看到一些做戲式的行為。這最終會將侵略視作游戲，從而放棄反抗，甘當侵略者的奴隸，甚至還能從奴隸生活中尋出詩意和幸福。這樣的事情，歷史上并非罕見。
魯迅多次強調，“認真”是日本人特別突出的精神特征。即便在“九一八”事變后，魯迅也不惜背上“漢奸”的罵名，主張凡事都當作游戲的中國人應該學習日本人的認真精神。一個人民遇事極不認真的國家受到一個講求認真的民族的侵略，那差距便不僅表現(xiàn)在軍事力量上。1931年11月，魯迅在《北斗》雜志上發(fā)表雜文《新的“女將”》，指出“九一八”事變后上海畫報上的女性形象從“性喜音樂”的“女?；屎蟆?、“愛養(yǎng)叭兒狗”的“女校高材生”、“大學肄業(yè)”的“女公子”等，變成了穿著白大褂的女護士或托著槍的戎裝女戰(zhàn)士。魯迅從畫報上女性形象的變化，嗅到了濃烈的做戲氣息，讓他想到《雙陽公主追秋》《薛仁貴招親》一類傳統(tǒng)戲劇中的“女將”。這種戲臺上的“女將”，往往頭插雉尾，手執(zhí)雙刀，常常一上臺就博得滿場喝彩。觀眾明知不過是做戲，但卻看得分外起勁。而如今畫報上的女護士和女戰(zhàn)士，也如戲臺上的“女將”一般，不過哄讀者開心?！熬毩硕嗄甑能娙?，一聲鼓響，突然都變了無抵抗主義者。于是遠路的文人學士，便大談什么‘乞丐殺敵’，‘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國’一流的傳奇式古典，想一聲鑼響，出于意料之外的人物來‘為國增光’。而同時，畫報上也就出現(xiàn)了這些傳奇的插畫。但還沒有提起劍仙的一道白光，總算還是切實的?！濒斞冈谶@里是將政治批判與社會批判融為一體的。他解釋說，自己并非主張女性不能參加抗日，而是強調“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槍，是富于戲劇性的而已”。日本軍隊的情形可以作為一種反證，誰也沒有看見侵略中國的日本軍隊中看護隊的照片，作戰(zhàn)部隊里也并沒有女人，這是“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戲是做戲，決不混合起來的緣故”[8]。
《新的“女將”》發(fā)表在《北斗》第1卷第3期，在同一期刊物上，魯迅還發(fā)表了雜文《宣傳與做戲》。該文仍然兼有政治批判和社會批判，對官方和民間做戲般的抗日行動進行了針砭。“離前敵很遠的將軍，他偏要大打電報，說要‘為國前驅’。連體操班也不愿意上的學生少爺，他偏要穿上軍裝，說是‘滅此朝食’?！盵9]連體操班都不愿意上，卻偏要做出抗日的姿態(tài)，這是在演戲。糟糕的是，由于做戲已成習性，他們時時處處以天地為戲場卻不自知。倘若軍民普遍以這種態(tài)度對待侵略，那結果自然是極其悲慘的。
而魯迅發(fā)表于1932年1月《北斗》第3卷第1期的《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批判的則是上海的“青年援馬團”?！熬乓话恕笔伦兒笕哲姾芸煺碱I了幾乎整個東北，但黑龍江省代主席馬占山卻率部堅持抵抗，受到全國人民的敬仰。于是，各地都有青年組成“援馬團”，要奔赴黑龍江支持抗戰(zhàn)。上海也有一支數(shù)百人的“青年援馬團”，聲稱要步行到黑龍江援助馬占山。在魯迅眼里，這無疑是在做戲。他批判了“青年援馬團”游戲般的抗日舉動，更批判了產(chǎn)生這類行為的社會土壤。魯迅說“，青年援馬團”的行為看起來很“堂·吉訶德”，實際上卻截然不同：“然而究竟是中國的‘堂·吉訶德’，所以他只一個，他們是一團；送他的是嘲笑，送他們的是歡呼；迎他的是詫異，而迎他們的也是歡呼；他駐扎在深山中，他們駐扎在真茹鎮(zhèn)；他在磨坊里打風磨，他們在常州玩梳篦，又見美女，何幸如之。”[10]既然是做戲，就須有觀眾，任何戲劇表演都是演員和觀眾共同完成的?！扒嗄暝R團”成立后能夠從上海走到常州，是因為受到民眾支持。人們認同和欣賞這種做戲，才會出現(xiàn)這類“抗日”行為。“青年援馬團”和迎送他們的民眾，并非不知道此種行為違反常理。然而，說“青年援馬團”和普通民眾都在有意識地裝腔作勢也過于武斷。以天地為戲場，有時是有意識地做戲，如借抗日救亡發(fā)國難財，有時卻是無意識地做戲，是雖在做戲而不自知。在做戲的文化氛圍中出生、成長的人，有時便會有抑制不住做戲的沖動，暫時喪失常識和生活經(jīng)驗，做出種種只該在戲臺上發(fā)生的事情來。
三
魯迅在《馬上支日記》里說：“但我們國民的學問，大多數(shù)卻實在靠著小說，甚至于還靠著從小說編出來的戲文?！彼e例說，即使是崇拜關公、岳飛的有文化的人，如果問他們心目中的兩位“武圣”是何種形象，那關公一定是細眼、赤面的大漢，而岳飛則一定是五綹長須的白面書生，或者再穿著繡金的緞甲，背后插著四面尖角小旗。這形象就是從小說和戲曲舞臺上得來的。魯迅還指出，在提倡忠孝節(jié)義時，新年廟市上的年畫就多畫著相關故事，“然而所畫的古人，卻沒有一個不是老生，小生，老旦，小旦，末，外，花旦”[11]。人們普遍是按照小說、戲曲來想象和理解古人的。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魯迅論及古代的神魔小說時，也認為它們“蕪雜淺陋，率無可觀。然其力之及于人心者甚大”[12]。
早在《阿Q正傳》中，魯迅就重點表現(xiàn)了戲曲對國人心理言行的影響。阿Q精神的內涵之一，是做戲精神。他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表現(xiàn)，應對生活環(huán)境的方式，往往是下意識地模仿戲曲表演。無論得意還是失意，都要唱幾句戲文，這當然是在不自覺地模仿戲曲人物。阿 Q被押赴刑場時，也很想唱幾句戲。他在腦中搜索著看過的戲曲，《小孤孀上墳》顯然配不上這么悲壯的場合，“悔不該酒醉錯斬了鄭賢弟”也顯得無聊，最后選定了“我手執(zhí)鋼鞭將你打”。然而因為雙手都被綁著，戲唱不成，于是，“‘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阿Q在百忙中，‘無師自通’的說出半句從來不說的話”[13]。阿Q在臨刑前的舉動，其實都是在模仿戲曲人物。他慣看的草臺班上，囚犯赴刑場途中要吼幾句戲文，或表達冤屈，或顯示豪邁。阿 Q說出的那半句，完整的表達是“過了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這也是戲臺上死囚在行刑時喊出的話。魯迅說他“無師自通”，又加上引號，正暗示雖無人特意教他，但阿Q卻自然而然地師法了戲曲人物。
在“青年援馬團”身上，魯迅也發(fā)現(xiàn)了小說、戲曲對他們的影響。他們做戲般的抗日姿態(tài)，一定程度上是無意識地模仿小說、戲曲。魯迅說：
不錯，中外古今的小說太多了，里面有“輿櫬”，有“截指”，有“哭秦庭”，有“對天立誓”。耳濡目染，誠然也不免來抬棺材，砍指頭，哭孫陵，宣誓出發(fā)的。然而五四運動時胡適之博士講文學革命的時候，就已經(jīng)要“不用古典”，現(xiàn)在在行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14]
當時的報紙曾報道，“青年援馬團”出發(fā)前抬棺游行，還有人斷指寫血書。魯迅這番話便是針對這類做法的。所謂在行為上用典，就是指在現(xiàn)實生活中復制小說、戲曲中的行為。在小說、戲曲影響下的做戲，往往是真誠且不自知的。然而，這種真誠地做戲，比那種有意識地欺世騙人，對自身，對社會，都更具有危害性。
上海的“青年援馬團”之步行北上，當時是一件頗為聳動視聽的事?！扒嗄暝R團”共有二百八十余人，于1931年12月6日到車站，打算乘車北上，來自上海各界的萬余民眾在車站含淚送行。鐵路當局奉命不準免費乘車，歡送民眾當場湊錢替他們買了車票，上車后鐵路當局又奉命不得發(fā)車，“青年援馬團”只得第二天步行出發(fā)[15]。而在黑龍江偏遠一隅堅持抵抗的馬占山，對各地“援馬團”奔赴其駐地十分頭痛。12月8日，馬占山通電全國各地黨政、教育、媒體部門，請求轉告欲赴黑龍江援馬青年，目前應該好好學習本領，將來為國服務，此時切勿赴黑龍江“作煮鶴焚琴之舉”。23日，馬占山又對已經(jīng)到達的學生訓話，強調東北招兵并不困難，已到達者希望都能領取路費返回[16]。當時的情況是，國民黨政府并不支持各地青年學生放棄學業(yè)奔赴黑龍江，而馬占山也不需要以青年學生補充抗日戰(zhàn)士。毫無疑問，沒有絲毫軍事知識的學生到馬占山那里，只會給他帶來很大的麻煩。正是馬占山表示了不歡迎，各地才解散“援馬團”。馬占山?jīng)]法配合“援馬團”做這種抗日表演，因為他是要承擔責任的人；而各地民眾、媒體之所以起勁吶喊助威，是因為他們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魯迅對“援馬團”的批評，顯示了他一貫的冷峻、清醒。
中國人抗日抗得輕浮，然而侵略者殺人卻殺得切實，這令魯迅特別擔憂和痛心。1932 年6月18日，上?！耙弧ざ恕睉?zhàn)事停火不久，魯迅在致臺靜農(nóng)信中說，自己能否以“一·二八”為題材寫些東西，還不能決定，因為聽說的事情，一調查則大半是說謊，連尋人廣告，也有本人去登以此揚名的。魯迅無限感慨地寫道，“中國人將辦事和做戲太混為一談，而別人卻很切實”，這里的“別人”當然指日本人。魯迅又引用當天《申報·自由談》里的一段話：“密斯張，紀念國恥，特地在銀樓里定打一只鐫著抗日救國四個字的紋銀匣子；伊是愛吃仁丹的，每逢花前，月下，……伊總在抗日救國的銀匣子里，搖出幾粒仁丹來，慢慢地咀嚼。在嚼，在說：‘女同胞聽者！休忘了九一八和一二八，須得抗日救國?！濒斞刚f，在“一· 二八”事變以前，如此行事者還真不少。到戰(zhàn)爭爆發(fā)時，如果生活器具、日常用品上有“抗日”字樣，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價。許多人只是將有著“抗日”字樣的徽章放在身上，自己早就忘了，卻因被日本人查獲被殺。對此，魯迅評論道：“‘抗’得輕浮，殺得切實，這事情似乎至今許多人也還是沒有悟?！盵17]做戲般地抗日，當然抗得輕浮。而習慣于做戲的人，是很難明白自己是在做戲的。魯迅對這種現(xiàn)象一再提出尖銳批判，無非是想喚醒戲中人。
1932年11月下旬，魯迅北上省母期間，曾在輔仁大學發(fā)表演講，后講演內容以“今春的兩種感想”為題發(fā)表于11月30日北平《世界日報》。魯迅在演講中又說到“一·二八”事變期間許多中國人莫名其妙地被殺之事。他表示自己親眼見到許多中國青年被日軍捉去，慘遭殺害。這些青年被捕的原因，是他們身上有抗日的證據(jù)?！熬乓话恕笔伦兒?，很多大學、中學成立了抗日義勇軍，一開始還天天操練，后來漸漸荒廢，但戎裝還保留著，自己卻早已忘記，一旦被日軍找到就要送命。像這樣并未真抗日，只是開過幾次會、上過幾次操的青年被殺，國人往往認為日軍太殘忍，“其實這完全是因為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中國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掛就算成功了。日本則不然。他們不像中國這樣只是作戲似的。日本人一看見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為他們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當然要認為是勁敵。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18]。
一聽說日本侵占了東北，便揎拳捋袖、目眥盡裂，恨不得立即奔赴戰(zhàn)場，這感情是強烈的，但往往也很膚淺，因而也就必然是短暫的，一如不經(jīng)燒的東西著了火，一時間烈焰沖天，但瞬間即熄滅。不能說這樣的情感不真誠，但雖強烈卻膚淺、短暫的情感，常常是在真誠地做戲。魯迅所希望于當時中國人的，是具有深沉、堅毅的愛國精神，以無比的韌性持續(xù)地、百折不撓地從事抗日工作。中國要真正強大起來并永久擺脫受欺侮的命運，就必須使中國人普遍清除做戲的習性，確立凡事以踏踏實實的精神去做的品格。所以，對做戲般的抗日舉措的批判，是在救亡，也是在啟蒙。
四
1934年8月，魯迅創(chuàng)作了以墨子為主人公的歷史小說《非攻》，這篇作品也有著明顯的現(xiàn)實針對性，是在借墨子助弱宋抗強楚的故事，說明中國要抵抗日本侵略只有靠實力、智慧和韌性，指望憑口舌等方式救亡，是虛妄的?！斗枪ァ愤€對煽動所謂民氣并企圖以此抗拒外敵的做法，進行了否定和嘲諷。小說有這樣一段描寫：
當墨子走得臨近時，只見那人的手在空中一揮，大叫道：
“我們給他們看看宋國的民氣！我們都去死！” 墨子知道，這是自己的學生曹公子的聲音。[19]
墨子懶得搭理曹公子，第二天對自己另一個學生管黔敖說：
“昨天在城里聽見曹公子在講演，又在玩一股什么‘氣’，嚷什么‘死’了。你去告訴他：不要弄玄虛；死并不壞，也很難，但要死得于民有利！”[20]
這段描寫表明魯迅對煽動民氣的行為持批判態(tài)度，對所謂“民氣”本身也是否定的?？紤]到其創(chuàng)作《非攻》時正是面對日軍侵略、中國社會普遍宣揚“民氣論”的時候，所以對煽動民氣和民氣本身的批判，都可視作兼具了政治批判與社會批判的意義。
鴉片戰(zhàn)爭后，每遇外侮必有中國人主張利用民氣抗敵，結果是禍國殃民。在沒有實力的情形下，民氣本身不可恃。主張依靠民氣制勝，會陷入不務實際的泥坑，在正義感和口號聲中陶醉，以為憑廣大民眾一腔怒火便可把外敵焚毀，其實是一種精神勝利法。所謂 “民氣”，往往是煽動者和民眾合演大戲，一旦遇到真正的敵人，民氣就如巨大的氣球瞬間一聲巨響，破成碎片，這樣的悲劇，近代以來曾多次上演。當中國再次面臨亡國危險時，又有人鼓噪著民氣的重要。魯迅唯恐悲劇重演，所以對“民氣論”予以批判。小說《非攻》基本取材于《墨子·公輸》，原文中并無曹公子煽動民氣的記述，此細節(jié)完全是魯迅創(chuàng)作《非攻》時虛構的。特意這樣虛構，就是為批判現(xiàn)實中的“民氣論”。1935年12月19日致曹靖華信中，魯迅也說：“青年之遭慘遇，我已目睹數(shù)次，真是無話可說，那結果，是反使有一些人可以邀功，一面又向外夸稱‘民氣’。當局是向來媚于權貴的。”[21]
魯迅對“民氣論”的批判，正如對“做戲的虛無黨”等現(xiàn)象的批判一樣，也并非“九一八”事變后才開始，而是在救亡的情形下延續(xù)著一貫的啟蒙努力。1925年6月11日，魯迅寫了《忽然想到》之十，其中表達了對“五卅慘案”的感想。近代以來，每當中國受外敵欺侮，必有人鼓吹“民氣論”，“五卅慘案”發(fā)生后，社會上又有人舉起“民氣論”的大旗，魯迅便對這類行為予以辛辣嘲諷。他表示，自己一向不喜歡的《順天時報》上，幾年前的一篇社論頗有道理。社論的意思是，每當一國走向衰朽時，總有兩種意見相爭斗：“一是民氣論者，側重國民的氣概，一是民力論者，專重國民的實力。前者多則國家終亦漸弱，后者多則將強?！濒斞冈u論道：“可惜中國歷來就獨多民氣論者，到現(xiàn)在還如此。如果長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將來會連辯誣的精力也沒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氣時，尤須同時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還要永遠這樣的干下去。”[22]沒有民力而徒有民氣，是毫無用處的。國勢衰微時之所以“民氣論”會甚囂塵上，往往是因為民氣之外別無其他。既然民已無力，便只能煽動其氣了。魯迅認為，在特殊情況下，鼓舞民氣情有可原，但這只能視作權宜之計。在鼓舞民氣的同時，要竭力培植、增長民力，并且要持續(xù)地做下去。如果只是一味地鼓舞民氣并醉心于民氣，真以為憑民氣便可戰(zhàn)無不勝，那就成了做戲。在寫于1925年6月23 日的《補白》中，魯迅更掘了一下“民氣論”的祖墳：
我們弓箭是能自己制造的，然而敗于金，敗于元，敗于清。記得宋人的一部雜記里記有市井間的諧謔，將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來比較。譬如問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則答道，“有鎖子甲”。又問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則答道，“有岳少保”。臨末問，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腦袋的武器），宋有什么？卻答道，“有天靈蓋”！
自宋以來，我們終于只有天靈蓋而已，現(xiàn)在又發(fā)現(xiàn)了一種“民氣”，更加玄虛飄渺了。[23]
天靈蓋在狼牙棒面前是毫無抵御之力的，同樣，不以實力為基礎的民氣，絕不可能對侵略者有切實的反抗。所以魯迅進一步指出：“但不以實力為根本的民氣，結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靈蓋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棄當作得勝?！盵24]這話說得當然有些刻薄，但思想是深刻的，憂慮是深重的。如果不同時培植、增加國家的實力，那鼓舞民氣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做戲，實質上是自暴自棄。
魯迅在1925年便對“民氣論”有如此認識和批判。在30年代，魯迅更是警惕“民氣論”在日本侵略背景下抬頭。他逝世兩年后的1938年，歷史學家蔣廷黻寫了后來頗受贊譽的小冊子《中國近代史》，其中對近代以來的“民氣論”也進行了嚴厲批評[25]，不知是否從魯迅那里得到啟發(fā)？
魯迅晚年寫下了大量社會批判的文章，大多數(shù)與抗日救亡沒有直接關系，是他“五四”時期開始的啟蒙事業(yè)的繼續(xù)。而那些與抗日救亡直接相關的雜文，也同樣沒有偏離啟蒙的范疇。在魯迅那里，啟蒙與救亡是從不矛盾的。只有中國人普遍在精神上覺醒了，只有中國人普遍實現(xiàn)了人的現(xiàn)代化，國家才會真正強大。因此，救亡，最終需要通過啟蒙來實現(xiàn)。這并不是說，啟蒙與救亡在任何時候、任何人那里都并不沖突。在許多時候，有人會覺得救亡的確壓制、否定著啟蒙，而這也是魯迅晚年異常擔憂的。他在去世前不久寫下了這樣的話：
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著這樣的結論：“那么，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26]
這表達的便是對救亡壓倒啟蒙的擔憂，便是對以筆和舌向大眾發(fā)言者的警醒。
參考文獻：
[1]魯迅：《沉滓的泛起》，《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25頁。
[2]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魯迅回憶錄》專著上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7—488頁。
[3][4][5]魯迅：《中秋二愿》，《魯迅全集》第5卷，第565頁，第565頁，第565頁。
[6]參見史密斯：《中國人氣質》，張夢陽、王麗娟譯，敦煌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
[7][11]魯迅：《馬上支日記》，《魯迅全集》第3卷，第326—328頁，第334頁。
[8]魯迅：《新的“女將”》，《魯迅全集》第4卷，第336頁。
[9]魯迅：《宣傳與做戲》，《魯迅全集》第4卷，第337頁。
[10][14]魯迅：《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魯迅全集》第4卷，第353頁，第353頁。
[1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9卷，第154頁。
[13]魯迅：《阿Q正傳》，《魯迅全集》第1卷，第526頁。
[15][16]韓信夫、姜克夫主編：《中華民國史·大事記》第6卷，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007頁，第4009頁。
[17]魯迅：《320618致臺靜農(nóng)》，《魯迅全集》第12卷，第92頁。
[18]魯迅：《今春的兩種感想———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平輔仁大學演講》，《魯迅全集》第7卷，第386頁。
[19][20]魯迅：《非攻》，《魯迅全集》第2卷，第456頁，第457頁。
[21]魯迅：《351219致曹靖華》，《魯迅全集》第13卷，第271頁。
[22]魯迅：《忽然想到（十至十一）》，《魯迅全集》第3卷，第90頁。
[23][24]魯迅：《補白》，《魯迅全集》第3卷，第100頁，第101頁。
[25]參見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6]魯迅：《半夏小集》，《魯迅全集》第6卷，第59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