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傳”的歷史化與經典化問題論析 —— 兼及蕭紅研究的若干問題
摘要：蕭紅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立傳數量最多的作家之一。從20世紀40年代至今，“蕭紅傳”出版時間跨度大、數量多，已形成獨特的風景。通過對“蕭紅傳”歷史化及經典化問題的考察，不僅可以看到“蕭紅傳”的歷史與現(xiàn)實、已取得的成績，也能看到其中的不足。在此前提下，總結“蕭紅傳”已有的寫作實踐經驗，既可推動“蕭紅傳”的閱讀，又可以促進對蕭紅本人的研究。
關鍵詞：“蕭紅傳”；歷史化；經典化；蕭紅研究
蕭紅，中國現(xiàn)代著名作家。她漂泊無依、短暫而傳奇的一生，既為后世留下了諸多謎團，同時也“自然而然”地成為親友、讀者與研究者立傳的對象。結合已有的相關研究成果和筆者最新的統(tǒng)計，從1947年3月至2019年10月，70多年間出版的中、美、日50余位作者撰寫的各式成書意義上的蕭紅傳記已達105種[1]。如此多的數量，不但使蕭紅成為辭世后立傳最多的中國現(xiàn)代作家之一，也使“蕭紅傳”寫作本身逐步上升為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從近年來蕭紅傳記出版的實際情況來看，消費性質“蕭紅傳”的出現(xiàn)，不僅拓展了“蕭紅傳”的寫作邊界，而且還改變了人們對于“蕭紅傳”固有的認知方式，使人們對蕭紅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為了能夠系統(tǒng)把握“蕭紅傳”的發(fā)展趨勢、突出其已有的實績，本文擬采取年代史與代表作縱橫交錯的方式，論析“蕭紅傳”的歷史化與經典化問題。相對于歷史化，經典化在這里是一個相對的、形象的說法。它處于變動的狀態(tài)，既與不同版本“蕭紅傳”之間的比較和實績有關，也與蕭紅研究和傳記書寫的歷史積淀有關。而采用這樣一種思路的目的則在于推動“蕭紅傳”閱讀及傳播的同時，促進蕭紅傳記及其相關問題研究的深化。
一
1942年1月22日，一代作家蕭紅于香港辭世。1947年3月，駱賓基撰寫的《蕭紅小傳》由重慶中原出版社出版。同年9月，該書由上海建文書店再版。作為第一部記述蕭紅生平的傳記，《蕭紅小傳》因著者是蕭紅生命最后階段的見證者，了解蕭紅當時的心境并記錄下蕭紅的部分談話而引人矚目。至于傳記之外，蕭紅在當時整個文藝界的重要影響，蕭紅與比她小6歲的“弟弟”、仰慕者駱賓基長時間獨處，以及蕭紅去世后駱賓基與端木蕻良交情開始惡化的潛在事實，更易使人們在產生曖昧想象的同時，加重了此書在當時的熱銷與熱讀。至20世紀80年代，隨著蕭紅逐漸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熱點之一，《蕭紅小傳》再次顯露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文獻價值。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和北方文藝出版社分別于1981 年11月和1987年6月出版了經作者修訂后的《蕭紅小傳》。此外，據葉君介紹：“在香港，亦有多個版本的《蕭紅小傳》流傳，如1991年天地圖書公司初版，以及一山書屋復制版。”[2]
完成于1946年11月19日的《蕭紅小傳》，共8萬余字，由于大部分依據蕭紅本人在“炮火威脅”下的“自述”和他者所著的追憶性文字組成，難免存在很多“失誤之處”。在寫于1980年6月4日的“修訂版自序”中，駱賓基就曾列舉兩例。不過，結合蕭紅研究的成果，我們很容易看到《蕭紅小傳》的訛誤之處遠多于此。無論就40年代的初版本，還是80年代的修訂版，《蕭紅小傳》在記述蕭紅訂婚時男方家長的身份、帶她去北平逃婚等細節(jié)，都顯然犯了張冠李戴的錯誤。即使在修訂版中，駱賓基也沒有明確記錄蕭紅的生日、筆名等事實。同時，他也不無“遺憾”地承認本傳有“偏重于蕭紅個人的歷史，而未能論及她的文學作品”之不足，這些都說明《蕭紅小傳》存有諸多問題。然而，即便如此，《蕭紅小傳》仍是蕭紅研究的必備之書和重要的參考資料，同時也是“蕭紅傳”寫作歷史化和經典化的開端，對后來的蕭紅研究和“蕭紅傳”書寫均有著深遠影響。
《蕭紅小傳》之所以具有無可取代的意義和價值，其關鍵之處就在于著者與傳主之間的“親密關系”：駱賓基是蕭紅生命最后階段的見證人，他的文字因親歷者的身份而更具真實感和可信度。與此同時，他的“準戀人”及仰慕者的視角，也使其在記錄蕭紅生平過程中處處流露出對于傳主的理解和同情。在《蕭紅小傳》中，駱賓基曾分別以“蕭紅思想的成型”和“還不只是從屬性”為題，力圖表達他對蕭紅不幸人生遭遇及其內心苦痛最深刻、真實的體悟。在“修訂版自序”中，駱賓基寫道：“蕭紅短促的一生，正反映了中國的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壓迫摧殘之下的廣大的知識界的新女性所共有的命運。她的經歷充滿了不屈和勤奮的斗爭，是有典型的意義的。自然，也帶著不可擺脫的屬于歷史的烙印和傷痕?？峙逻@也就是為什么在國內外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們，特別喜歡選擇蕭紅為研究對象的原因了?！盵3]這可以作為多年來他對蕭紅認知態(tài)度矢志不移且不斷深化的集中表現(xiàn)，而這種基于女性立場的認知視角，恰恰是解讀蕭紅人生和作品的秘密所在，同樣也是后來許多“蕭紅傳”常常忽視、無法企及的關鍵點。
鑒于《蕭紅小傳》獨特的地位和意義，其字里行間傳達出的著者立場也對后來的蕭紅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40年代出版的《蕭紅小傳》在描述蕭紅“抗婚”時寫道：“她有著自己的憧憬，精神上的追求”；在描述蕭紅去世時用了“她擲下了求解放的大旗”的標題。1981年的修訂版中在《筑成了家》一章的結尾處添寫上“顯然這是‘普羅’文學的影響”的字樣，其實都反映了駱賓基渴望從“反封建”“追尋自由”“革命”“左傾”等角度認識、概括蕭紅一生的思想。這一點，從傳記作者本人的經歷來看，也無可厚非。然而，真實的蕭紅顯然是一個更為復雜的個體，而其文學創(chuàng)作也遠非上述幾個詞語就能簡單概括。所以，對于《蕭紅小傳》中秉持的立場特別是對蕭紅的歷史定位，也需要在不斷適應今天語境的過程中以發(fā)展的眼光予以對待。
當然，《蕭紅小傳》還產生了另一個后果，這就是無論是初版本還是修訂版，都對端木蕻良的評價產生了負面影響。對于蕭紅與蕭軍、端木蕻良的感情糾葛，駱賓基用了“在人生的進途上，和一個相遇和另一個分開手”為題，其表述平靜、基本客觀。然而，對于蕭紅離世前端木蕻良的書寫，則明顯表露出端木蕻良在蕭紅生命垂危之際，有棄之而去的行為，這一記述大致是后來端木蕻良屢遭人詬病的重要依據的源頭。至80年代的修訂版時期，駱賓基已與端木蕻良交惡近四十載。在“修訂版自序”中，他不僅將端木蕻良視為蕭紅的“同居者”，還著意強調端木對臨終前蕭紅的遺棄。對于蕭紅去世前與端木蕻良、駱賓基三個人之間的情感糾葛以及一些穿鑿附會的傳言，葉君在《蕭紅與生命中的他們》一書的“緒論”中，先是結合同時期作家孫陵的著述以及端木蕻良之妻鐘耀群的說法等材料加以分析，后又在論述蕭紅與端木蕻良的關系時進行了充分的補述，這種帶有考證式的述析及結論，事實上已經告訴我們對于《蕭紅小傳》，在汲取其有價值的部分之余，對于其爭議之處，則需要多方取證、審慎采信。
二
隨著20世紀80年代蕭紅的創(chuàng)作越來越受到研究界的重視，“蕭紅傳”的寫作也掀開新的一頁。除上述提到的兩種修訂版的《蕭紅小傳》之外，80年代在國內外出版的“蕭紅傳”有10多種。在這些傳記中，由美國著名漢學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撰寫的《蕭紅評傳》堪稱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對蕭紅研究與蕭紅作品的世界性傳播具有重要的意義和推動作用。
葛浩文的《蕭紅評傳》是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自問世至今已有多個版本?！妒捈t評傳》的出現(xiàn)，不僅使蕭紅走向了世界，而且也在傳播的過程中促進了蕭紅的本土研究和世界性研究。作為20世紀70年代以學術方式進行蕭紅研究的海外第一人，葛浩文的《蕭紅評傳》首次以“評傳結合”的形式，即“‘傳’指蕭紅的生平，而‘評’則指對其文學作品的評論”[4]，實現(xiàn)了對蕭紅生平和創(chuàng)作的系統(tǒng)學理性研究?！霸谑捈t生平和傳記研究上，葛浩文的開創(chuàng)之功，得到一致公認。直至今日，對于蕭紅的學術性探究，仍無可規(guī)避地從這本書開始?！盵5]
《蕭紅評傳》首先體現(xiàn)了西方學者特有的學術理路和思維方式，以及由此表現(xiàn)出的良好的學術素養(yǎng)和嚴謹的學術態(tài)度。在材料掌握并不完整的背景下，著者對于一些存疑的問題，多采用大篇幅的注釋、將各種不同的觀點羅列出來，然后經過一番分析后“彈性作結”[6]。應當說，《蕭紅評傳》自其誕生之日起，就不斷在汲取最新研究成果和發(fā)現(xiàn)新材料的同時修正已有的結論。1985年由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蕭紅評傳》系美洲、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版之后的“第四種版本”，在此版中，我們可以看到葛浩文曾訪問過蕭軍、端木蕻良、舒群、駱賓基、羅烽、白朗、黃源、周海嬰、丁玲等親歷者，走訪過蕭鳳、陳隄、鐵峰、丁言昭等蕭紅的研究者并參考過他們的觀點，他曾親自造訪過哈爾濱……正是秉持這樣嚴謹的學術態(tài)度，才保證了《蕭紅評傳》的學術含金量。
其次，《蕭紅評傳》不僅開創(chuàng)了從性格和心理審視蕭紅命運的認知方式，而且還深刻體現(xiàn)了葛浩文對于蕭紅作品的藝術評判尺度與獨特的價值判斷。“在這些年來的艱苦歲月中，蕭紅的心里產生了三種變化：一是強烈的女權思想的傾向；二是顯著的自憐情緒；三是性情的更加內向。不可否認蕭紅自己的性格是她那時期或日后一切憂愁不幸的源泉?！盵7] 葛浩文這段關于蕭紅性格與命運之間的關系分析，顯然比只是表面陳述蕭紅的悲苦一生要深刻得多。同樣，他的這種深入傳主內心后得出的結論，也有助于對于蕭紅文學作品的分析。他在《蕭紅評傳》中以“女權主義”為理論武器分析《馬伯樂》等作品就是一個明證。由此對照80年代末期之后，國內許多研究者借助女性主義理論分析蕭紅的作品，得出許多新的富有啟示性的結論，葛浩文顯然可以作為一個先行者。
在對蕭紅作品進行分析的過程中，由于葛浩文持有“藝術分析多于社會性的演繹”“因為我相信蕭紅的作品如以‘藝術品’處理自會比當作‘社會文件’處理來得有效”[8]的立場，所以他也能夠對蕭紅的作品從容地進行去政治意識形態(tài)化的解讀。葛浩文曾深入、細致地分析蕭紅的作品，對其《生死場》《呼蘭河傳》《馬伯樂》等作品的藝術成就予以高度肯定，其獨到的發(fā)現(xiàn)、新穎的見解至今仍具有啟示意義。
最后，葛浩文的《蕭紅評傳》也為后來的“蕭紅傳”寫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在“再版序”中，著者曾總結自己寫傳的心得。葛浩文的經驗之談，已涉及包括蕭紅在內所有優(yōu)秀傳記寫作應有的相對性和渴望達到的理想化層面，而他的努力不僅激起人們對于蕭紅“生平、文學創(chuàng)作，和她在現(xiàn)代中國文學上所扮演角色的興趣”，而且也對未來的“蕭紅傳”書寫起到了指引的作用。
三
90年代的“蕭紅傳”呈持續(xù)發(fā)展態(tài)勢，共計有19種。其突出特點是出現(xiàn)了由他者編撰的、形式獨特的《蕭紅自傳》；“關系式”的蕭紅傳記，如蕭鳳的《蕭紅傳》、鐘耀群的《端木與蕭紅》、秋石的《蕭紅與蕭軍》和《兩個倔強的靈魂》等開始出現(xiàn)；王小妮的《人鳥低飛：蕭紅流離的一生》作為傳記小說的出現(xiàn)則使“蕭紅傳”的寫作呈現(xiàn)出更為豐富多元的態(tài)勢；而由季紅真撰寫的，起筆于90年代、最終于2000年出版的《蕭紅傳》，則代表了這一階段“蕭紅傳”寫作的最高成就。
作為一個有著扎實基本功的學者，季紅真一開始并不真正理解蕭紅，她是在結婚生子之后才逐漸體會到蕭紅的偉大。這使其在談論蕭紅時可以融入一個成熟女性特有的生命體驗，且懷有真正用心靈去理解、把握，進而刻畫一個真實的、生動的蕭紅的渴望。對于蕭紅生平的許多疑點，如其未婚夫的下落、蕭紅和蕭軍的孩子、蕭紅在香港求醫(yī)的經過、蕭紅骨灰的下落等堪稱蕭紅人生之旅的難解之謎，季紅真采取了“存疑待考”[9]的策略。就《蕭紅傳》當時成書的情況來看，雖然一些史實存有問題，如將蕭紅許配的人說成是呼蘭游擊幫統(tǒng)王廷蘭的次子“王恩甲”、將帶蕭紅去北京的人記成“陸振舜”……但出于女性特有的感悟、理解與客觀考察，季紅真在敘述蕭紅生平某些節(jié)點時仍超越此前許多研究者的結論。
在具體闡述蕭紅的文學創(chuàng)作時，季紅真強調“蕭紅無疑是一個有著深刻思想的作家”，“她由幼稚到成熟，由投身到左翼文藝思潮到逐漸獨立，有意識地疏離主流意識形態(tài)話語，思想經歷了明顯的前后兩個發(fā)展階段”[10]。季紅真充分肯定《生死場》的巨大成功，但也指出其影響、限制了人們對蕭紅后期思想的全面理解?！敖瓿霭娴囊恍┦捈t傳記中，對她的評價基本停留在抗日作家這一結論上，這顯然是不全面的?！盵11] 結合蕭紅的言論即“作家的寫作的出發(fā)點是對著人類的愚昧”，季紅真認為這不僅“使她和同時代人之間發(fā)生了明顯的分歧”，而且也使其“游離在主流的政治思潮與意識形態(tài)話語之外，并因此受到同時代人的質疑，乃至于批評和譴責”[12]。季紅真還據此進一步分析了蕭紅為何不去延安的復雜原因，進而結合蕭紅的政治態(tài)度和女權思想，將其早期創(chuàng)作和晚期作品貫穿起來。而對“她只能行進在布滿荊棘的不歸路上……蕭紅的思想是深邃的，她的目光穿透了漫長的世紀，望著人類的未來。她屬于那種永遠不會被人們遺忘的作家”[13]的看法，既體現(xiàn)了季紅真對于蕭紅的飽含深情、發(fā)自心靈深處的理解，也升華、超越了以往研究的結論。
與此同時，季紅真還全面分析了蕭紅在藝術方面的才華，她不僅指出蕭紅在小說創(chuàng)作上的藝術成就，還指出蕭紅關于小說創(chuàng)作理論見解的意義。她認為：“蕭紅具有詩人的天賦。這不僅表現(xiàn)在她寫作的詩歌中，也浸透在她的小說里?！盵14] 至于對蕭紅諷刺才能的肯定，更使蕭紅接續(xù)了魯迅開創(chuàng)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傳統(tǒng)……這些反復于《蕭紅傳》字里行間出現(xiàn)的論斷，可視為在一個世紀行將結束時，一位女性學者對本世紀最杰出女作家文學創(chuàng)作價值最為全面、準確的評估和歷史定位。
《蕭紅傳》奠定了季紅真作為蕭紅研究著名學者的地位，此后，季紅真對于蕭紅的研究也從未停止。2011年時值蕭紅誕辰100周年，季紅真在對蕭紅生平重新進行詳細考察和結合最新研究成果的前提下，由現(xiàn)代出版社出版《呼蘭河的女兒：蕭紅全傳》，2012年再版。2016年，季紅真又在現(xiàn)代出版社出版了《呼蘭河的女兒：蕭紅全傳》的修訂版。修訂版《蕭紅全傳》更新了大量文獻資料，修改了初版本一些史料方面的不足與錯誤，體現(xiàn)了作者對蕭紅生平及其創(chuàng)作的最新思考。修訂版《蕭紅全傳》圖文并茂，計有500余頁、50萬字，是迄今為止內容最為豐富的“蕭紅傳”，堪稱“蕭紅傳”寫作的標志性成果，預示了“蕭紅傳”在歷史化和經典化道路上的成熟。
四
當作者林賢治在“后記”中寫下自己撰寫《蕭紅傳》的經驗，我們大致可以感受到“蕭紅傳”寫作在21世紀初呈現(xiàn)的變化：兼作家、詩人及文化學者于一身的林賢治涉足“蕭紅傳”，首先可視為蕭紅閱讀、接受和受關注度的擴大。其次，就“蕭紅傳”寫作本身而言，林賢治的《漂泊者蕭紅》及其修訂版的出現(xiàn)，標志著“蕭紅傳”在寫法上的突破：“心理分析”和“內心獨白”等方法的融入，與傳主保持一致的“詩性的風格”，正是“蕭紅傳”創(chuàng)新過程中呈現(xiàn)出來的文本表征。
閱讀《漂泊者蕭紅》，可以深刻感受到林賢治對于蕭紅的獨特理解及詩性表達。對于蕭紅離家出走，林賢治解讀為“除了自由的追求者，無人可以定義自由的價值”[15]。對于二蕭的關系，林賢治則毫不留情地剖析：“關于他們兩人的關系，人們不是拿愛的、也即平等的眼光看，而是一開始就從蕭紅的困境出發(fā)，把蕭軍定位為一個施與者、拯救者、解放者，于是，在一個共同體里，他們不是對等的，不是相對的自由個體，而是一個成了債權人，另一個是債務人。可悲的是，蕭紅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帶上這種傳統(tǒng)道德的眼光，其實是男性的眼光看。”蕭紅與蕭軍相愛時，蕭軍成為拯救者和蕭紅已是孕婦的身份，帶給蕭紅一種“嚴重的自卑感”，而“在對待女性方面，蕭軍是輕浮的，庸俗的”[16]。相對于以往許多傳記在寫作過程中對于蕭軍頗為欣賞的“匪氣”，林賢治的解讀是對蕭軍自高自大、強大占有欲的最為徹底的“祛魅”[17]。對于蕭紅與端木的結合以及朋友的質疑，林賢治從“蕭紅是喜歡特異性和弱質性的”、端木對蕭紅的欣賞和兩者在小說上“有更多相通的地方”，以及“在他這里，蕭紅獲得了一種知己之感，多年來不斷遭到傷害的自尊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滿足”[18]等原因去分析蕭紅的選擇，這些飽含情感的解讀對于重新認識蕭紅無疑是注入了新的元素。
《漂泊者蕭紅》對蕭紅文學創(chuàng)作的分析也時有閃光之處。林賢治始終將蕭紅視為“一個本來意義上的自由戰(zhàn)士”，這使其從文學與人生“兩條交叉的線索”角度看待蕭紅的創(chuàng)作。對于蕭紅的創(chuàng)作，林賢治認為：蕭紅的“源源不斷的靈感，來源于她的記憶，情感經驗，心靈對日常性生活的接納與融合，來源于對自身命運的訴求。所以，她的寫作，是自然地屬于詩性的；在發(fā)生的意義上說，簡直是‘自動寫作’”[19]。以此為前提，林賢治結合《生死場》的創(chuàng)作，認為：“對于農民和婦女的奴性及其他‘劣根性’的描寫，確實可以看作蕭紅對中國文化傳統(tǒng)和權力社會的隱匿的譴責；但是，對于描寫對象本身，她的用意又往往不是批判的，而是同情的，哀憐的。這是她不同于魯迅借揭露國民的病態(tài)以引起療救的注意的啟蒙主義者的地方?！盵20]林賢治的看法顯然有助于深化蕭紅作為魯迅弟子、在創(chuàng)作上繼承魯迅傳統(tǒng)的結論。同樣，關于茅盾對《呼蘭河傳》的評價，林賢治認為茅盾“忽視了蕭紅的底層生活經驗，和她與底層大眾的固有的精神聯(lián)系；忽視了作品對底層人物，尤其是女性日常事件的悲劇意義的挖掘”[21]。對于蕭紅研究過程中已奉為權威評價的茅盾觀點的質疑，顯示了林賢治對于蕭紅的個性化解讀，對于今天人們重新理解蕭紅的《呼蘭河傳》具有啟示意義。而在此基礎上，林賢治的“在文學史上，蕭紅的作品中女性與窮人的雙重視角，以及自由的風格是被忽略了的，作為‘弱勢文學’的實際成就被嚴重低估”[22]的看法也為蕭紅的文學史評價帶來了新的評判視角。
新世紀以來，出版的“蕭紅傳”計有70余種。在這些傳記中，除上文提到的林賢治的《漂泊者蕭紅》之外，來自蕭紅故鄉(xiāng)的青年學者葉君所撰寫的幾種“蕭紅傳”也因其內容和涉及面多與全而引人矚目。葉君，1971年出生，長期致力于蕭紅研究，先后出版《從異鄉(xiāng)到異鄉(xiāng)——蕭紅傳》（2009、2014年臺灣版）、《蕭紅圖傳》（2010）、《蕭紅與生命中的他們》（2015）和傳記體小說《我本一無所戀》（2016）等。其對“蕭紅傳”的寫作與研究充分結合最新研究成果，不僅能夠為蕭紅作傳，還能夠在具體作傳過程中進行多樣化的實踐，正傳、圖傳、關系式評傳寫作均得心應手，而其積十年之功、以第一人稱蕭紅的口吻書寫的傳記小說《我本一無所戀》，更可作為蕭紅“一個人的信史”來閱讀。他的《從異鄉(xiāng)到異鄉(xiāng)——蕭紅傳》和葛浩文的《蕭紅評傳》、季紅真的《對著人類的愚昧》同獲首屆蕭紅文學研究獎，他是當之無愧的蕭紅研究專家。同時，他又因為實踐樣式多、成果新而堪稱“蕭紅傳”寫作與研究的集大成者。
葉君對于“蕭紅傳”的寫作情況是十分了解而熟悉的，這一點從其《蕭紅與生命中的他們》的“緒論”和書后“附錄”可以清楚地看到。鑒于葉君在“蕭紅傳”寫作方面進行了多次實踐、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本文僅以《蕭紅與生命中的他們》為例?！妒捈t與生命中的他們》屬于一部以蕭紅生平事跡為核心展開的平行及網狀結構相結合的“關系式傳記”。在這部傳記中，葉君結合蕭紅研究的成果和自己的考證，對于蕭紅的生日、身世之謎、姓名的幾經更改、筆名等問題，都在列舉種種有代表性結論的基礎上得出自己的判斷，提出諸多富有獨到見地的觀點，進而豐富了“蕭紅傳”的寫作實踐。除此之外，葉君以蕭紅“拯救者自居”及“永葆一份道德的優(yōu)越”分析蕭軍的“自我局限”，進而深度辨析二蕭關系[23]；結合余杰的《魯迅和蕭紅：另一種情懷》和牛漢的口述辨析蕭紅和魯迅關系的傳聞[24]，均對“蕭紅傳”的書寫和研究做到了進一步的深入與拓展。
對于《蕭紅與生命中的他們》，葉君曾自言：“基于自身接受的學術訓練，我利用所掌握的材料，來梳理一個民國女作家的情愛往事，力圖觸摸心靈，澄清訛誤，解開迷案?！薄岸嗄陙?，我所追求的學術境界，似乎在這本書里初步達成。因之，我心懷敬畏與喜悅?！盵25]多年的思索與錘煉，顯然使葉君的“蕭紅傳”書寫與研究呈現(xiàn)出相當的深度與厚度。他關于蕭紅收放自如的學術境界，確立了其“蕭紅傳”書寫與研究的新高度。
五
從以上四部分論述，我們大致可以清楚地看到“蕭紅傳”寫作的歷史化過程，同時也基本了解了“蕭紅傳”寫作的經典化過程。“蕭紅傳”的歷史化有助于人們全面把握其寫作史、數量與形式等問題；“蕭紅傳”的經典化則有助于人們了解其中的優(yōu)秀之作或曰“善本”。二者的結合不僅有益于“蕭紅傳”的閱讀、傳播與使用，還會促進包括“蕭紅傳”在內的蕭紅研究。在“蕭紅傳”寫作已形成一定規(guī)模、不斷誕生優(yōu)秀之作的前提下，“蕭紅傳”的意義和價值不應被人為忽視。作為文學和歷史的結合體，“蕭紅傳”并不應當僅作為一般意義上的讀物，“蕭紅傳”應作為蕭紅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且自成體系，其從生產到消費都為人們提出可供思考與研究的課題。
考察“蕭紅傳”的歷史化與經典化，我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分析影響上述過程的內在原因，進而闡釋“蕭紅傳”寫作本身的復雜性。顯然，蕭紅的文學史地位及其相關問題、時代語境及其評價標準和作傳者的具體實踐等，是影響“蕭紅傳”歷史化與經典化的重要因素。其一，就蕭紅的文學史地位及其相關問題而言，從駱賓基《蕭紅小傳》的誕生，到80年代“蕭紅傳”寫作的興起、90年代“蕭紅傳”寫作的發(fā)展，“蕭紅傳”的寫作與出版始終與蕭紅文學史地位的提升以及與此相關的蕭紅研究程度、人們對于蕭紅關注等動態(tài)密不可分。至于像2011年蕭紅百年誕辰、近些年關于蕭紅生平的影像敘述頻繁登場，更是在相當程度上引發(fā)人們對于蕭紅的關注度進而促進“蕭紅傳”的寫作與出版。其二，就時代語境及其評價標準來看，“蕭紅傳”的寫作擺脫不了具體語境的限制并深深打上時代的烙印。這一點，從“蕭紅傳”歷史化過程中對蕭紅的評價與定位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左翼作家”“革命作家”“抗日作家”與“女性作家”“自由作家”等稱謂的變動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蕭紅傳”中對于蕭紅的歷史定位，離不開作傳者所處的時代語境及語境本身為其提供的“當下標準”和“評價標準”。不僅如此，這種“當下標準”和“評價標準”同樣也影響到蕭紅生平、情感等多方面都發(fā)生不同于以往敘述的變化。其三，就作傳者的具體實踐來說，“蕭紅傳”的價值高低離不開作傳者在傳主生平資料搜集和關于傳主研究動態(tài)等基礎工作方面付出的努力。除此之外，傳記作者的立場、見識和寫作方面的素養(yǎng)也會影響到傳記本身的成敗。前文提到的幾種有代表性的“蕭紅傳”，都堪稱在其寫作的年代里最大程度地實現(xiàn)了作傳者應有的有效實踐。值得補充的是，2010年之后的部分“蕭紅傳”體現(xiàn)了消費時代的文化邏輯，已成為不折不扣的消費品，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不僅在客觀上對讀者素養(yǎng)、閱讀需求、甄別與鑒賞能力，提出新的要求，而且也從研究上為包括“蕭紅傳”在內的現(xiàn)代作家傳記研究提出新的課題。
其次，就具體考察角度而言，“蕭紅傳”的歷史化特別是其經典化問題，應當使用動態(tài)和發(fā)展的眼光予以考察。從“蕭紅傳”歷史化而得出的經典化，既與“蕭紅傳”的文本價值和藝術水準的不斷提升有關，同時也離不開具體言說過程中的寫作年代和年代之間的相互比較。“蕭紅傳”歷史化及其經典化的進程，客觀上需要讀者不斷參與其中，并最終使“蕭紅傳”在共時性考察的同時呈現(xiàn)出價值上的高低和形式上的多元性等特征?！笆捈t傳”的歷史化為其經典化提供了時間、空間和數量上的資本，“蕭紅傳”的經典化代表其歷史化進程中的波峰且并不完全遵循線性進化論的邏輯。正如結合前文所述可以看到：“蕭紅傳”的經典之作和經典化可以通過具體寫作的不斷豐富、修改而實現(xiàn)自我的建構與重構；也可以通過形式的實驗產生新的優(yōu)秀之作、進而實現(xiàn)新一輪的經典……“蕭紅傳”的經典化由于傳主本身業(yè)已固定等客觀原因，只能是一個具體的、相對的、通過應用而得出結論的話題，這顯然也是我們用動態(tài)和發(fā)展眼光去考察它的起點與終點的原因。
最后，對于“蕭紅傳”的歷史化和經典化還需不斷擴大視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蕭紅傳”文獻搜集和整理過程中，由于客觀因素的限制，港臺地區(qū)和海外蕭紅傳記一直有一定程度的“空白”：盡管這些傳記后來基本都在內地出版，但或是源于語言的限制、翻譯的問題，或是源于觀念的不同、初版與現(xiàn)有版本之間內容的差異，“蕭紅傳”在文獻搜集和整理過程存在的限度，既影響“蕭紅傳”的整體研究，同時也影響著“跨版本比較”以及若干事實的具體研究。從越來越多的海外學者選擇蕭紅為研究對象、持續(xù)推出不同版本的“蕭紅傳”，我們不難看出蕭紅是一個具有世界性影響的作家。正因為如此，對于蕭紅的創(chuàng)作、人生選擇、歷史定位等，才會有多元認知、不同結論的可能，這種從“蕭紅傳”中來、可以豐富蕭紅研究甚至會影響“蕭紅傳”歷史化與經典化之格局的內容，自是需要研究者關注并最終回歸到“蕭紅傳”的層面上來的。
總之，通過回顧“蕭紅傳”的歷史化過程、初步確認“蕭紅傳”的經典化格局，我們可以看到“蕭紅傳”在歷史演變過程中呈現(xiàn)的若干問題。“蕭紅傳”可以引申的話題當然還有很多，比如從區(qū)域文學視野看，蕭紅立傳與其他東北現(xiàn)代作家立傳的比較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文學史地位問題；20世紀80年代同為東北籍的研究者與東北之外研究者關于蕭紅傳書寫之間地域性差異問題；消費型蕭紅傳記的生產機制和認知問題，等等。只是限于篇幅，此處無法一一涉及。結合近年來已公認為“蕭紅傳”的代表作不斷重出、消費形態(tài)“蕭紅傳”過度生產的現(xiàn)象，筆者以為：“蕭紅傳”就其實績上已實現(xiàn)了高端部分的經典化，而其整體數量上的增加則為“蕭紅傳”和現(xiàn)代作家傳記研究提供了新的問題域，“蕭紅傳”由此呈現(xiàn)了不同的層次且在彼此之間存在著相互比照、相互對話的關系。從這個角度上說，“蕭紅傳”的歷史化與經典化只是凸顯、強調了上述關系，而作為一次初探，其意義和價值必將要指向未來。
注釋：
[1]“已有的相關研究成果”，主要指葉君的《蕭紅與生命中的他們》中的“附錄——蕭紅傳記目錄”，該目錄由多年致力于蕭紅研究的章海寧提供，從1947年至2014年，共66種。見該書第281—28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筆者在此基礎上重新核實并將下限定于2019年10月。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所言的“蕭紅傳”主要指由他者所著的“蕭紅他傳”，不包括“蕭紅自傳”。至于其原因是在于蕭紅生前并未寫有自傳，而20世紀90年代之后出現(xiàn)的由后人編輯的、取名為“蕭紅自傳”“蕭紅自述”式的“傳記”，其實已和本文所言的傳記和“蕭紅傳”不屬于同一層次的問題。
[2][5][6][17] 葉君著：《〈蕭紅與生命中的他們〉緒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頁、7頁、8頁、37頁。
[3] 駱賓基著：《蕭紅小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頁。
[4][8]【美】葛浩文著：《〈蕭紅評傳〉再版序》，北方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6頁。
[7]【美】葛浩文著：《蕭紅評傳》，北方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頁。
[9][10][11][12][13][14] 季紅真著：《叛逆者的不歸之路》，季紅真著：《〈蕭紅傳〉自序》，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頁、6頁、7—8頁、8—9頁、10—11頁、13頁。
[15][16][18][19][20][21][22] 林賢治著： 《漂泊者蕭紅（修訂版）》，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4年版，第29頁、70—75頁、224頁、107頁、108頁、282頁、305頁。
[23] [24] 葉君著：《蕭紅與生命中的他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77頁、210—223頁。
[25] 葉君著：《〈蕭紅與生命中的他們〉后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00頁。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島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