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研究與書寫的當代進路
原標題：從文學到歷史到心靈的探尋——沈從文研究與書寫的當代進路
摘要：新時期之初沈從文帶著一身“出土文物”的清輝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學術界就試圖對他進行全面深透的研究，并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予以一勞永逸的定位。當代學者對沈從文的認識呈現(xiàn)了文學研究到歷史研究，再到心靈的探尋這樣一個不斷拓深的曲線軌跡，由此不但體現(xiàn)了研究重心的位移，也看到了時代在這里的投影以及學術研究與時代之間某種契合或緊張。通過對40多年來的沈從文研究與書寫的回溯性考察，檢視在這一研究中所產生的收獲與展開，以及可能存在的缺失、疑問甚至偏見。
關鍵詞：沈從文；文學；歷史；心靈
新時期之初沈從文帶著一身“出土文物”的清輝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學術界就試圖對這個行情日益看漲的現(xiàn)代作家予以全面深透的研究，并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予以一勞永逸的定位。這個隱含著中外共識的學術現(xiàn)象，在今天看來還沒有事過境遷，愈行愈遠愈深的痕跡十分鮮明。本文試圖對40多年來的沈從文研究與書寫做一回溯性的考察，從而檢視在這一研究中所產生的收獲與展開，以及可能存在的缺失、疑問甚至偏見。
一
沈從文研究與書寫有一個漫長的起步期，這可從1920年代沈從文進入文壇算起直至“文革”結束，以新中國成立為界分為兩個階段。
民國時期的沈從文研究還比較淡薄，主要是以文學評論的形態(tài)出現(xiàn)，還談不上以定性分析為基本特征的學術研究，所以這里使用“評論”來概括也許更為恰切。沈從文進入文壇就和當時的新文學作家不一樣：一是他的作品風格，一是他的人生軌跡。一個只有小學學歷的青年進入思想文化的前沿，這在當時新文學作家群體中并不多見；沈從文的原鄉(xiāng)寫作，展開的更是一個既不同于傳統(tǒng)鄉(xiāng)土社會也不同于現(xiàn)代都市的湘西世界，給文壇帶來一股清新的牧歌之風。對這么一個非常獨特還不夠定型的文學存在，要做學術討論顯得有點勉強。此外，中國現(xiàn)代學術在那時也只能算是剛剛起步，對沈從文的反應主要還只是文學界的品鑒，比如1920年代就欣賞沈從文的林宰平、徐志摩、郁達夫等人所作的推介，都是一些非常簡單、感性的文字。進入1930年代以后，沈從文影響日益擴大，對他的作品的評論也就出現(xiàn)了一批有獨到見地的文章，比如呂慈、韓侍桁、蘇雪林和劉西渭（李健吾）等的評論，特別是后二者的評論。這些評論主要還是對沈從文作品的文本內容、風格、觀念的分析和批評，還沒有展開對沈從文的文學世界及其創(chuàng)作活動的深入探索。值得注意的是，對沈從文的批評始終存在一褒一貶的兩個群體，贊譽的主要來自他活動于其中的京派群體和一批獨立批評家，批評的主要來自左翼。隨著國內局勢的變化，左翼文化界作為革命斗爭的一支重要生力軍，始終保持高度的戰(zhàn)斗性。當沈從文發(fā)文反“差不多”、批評文學的非文學承擔時，就遭到了茅盾等人的駁斥。當他作為旁觀者評論時事時，民盟骨干王康發(fā)表長文批評沈從文，作為呼應，左翼理論家如邵荃麟、馮乃超、郭沫若等對沈從文及其文學展開了批評，這些批評高度濃縮了左翼激進思潮對沈從文的文學觀念和立場的強烈不滿，隨著革命的勝利，沈從文就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市場。
新中國成立之際，沈從文就開始遠離文學而轉入文物研究，從而構成他生命的“后四十年”。他的遠離并不徹底，也無法徹底。一則五四新文學作為一個有著光榮革命傳統(tǒng)的歷史存在，在最初的經典化建構中，自然要體現(xiàn)革命意識形態(tài)的標準與意志，以左翼文學作為文學史的主脈，把游離在革命陣營之外的自由主義作家“沈從文們”隔離在主流之外，甚至作為批判的對象。第一部新文學史是治學嚴謹?shù)耐醅幭壬摹吨袊挛膶W史稿》，在這部被譽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奠基之作中，沈從文的文學創(chuàng)作，只有語言的特色獲得稱道，作品的內容、旨趣和藝術基本都被否定。丁易對沈從文的評價更低，劉綬松的新文學史著作基本沿用王瑤的材料和看法。其他的著述和相關討論自不待言。二則由于沈從文曾經是有過廣泛影響的作家，在新中國他和廣大舊式知識分子一樣產生了強大的新生的要求和希望，文學界無論是出于統(tǒng)戰(zhàn)的需要，還是出于繁榮創(chuàng)作的希望，對他的回歸還是寄予了期待，沈從文為此也做了多次的努力，最后都沒成功，沈從文只是偶爾在報刊上發(fā)表零星作品。
從這個簡略的回顧中，我們看到沈從文研究與書寫還談不上多少成形的積淀，但這不是說沒有值得注意的思想火光，如劉西渭對沈從文小說創(chuàng)作及其審美風格的精彩評價，就是一個頗有獨特審美感受力的分析，不僅在當時深得沈從文的贊許，在后來乃至今天仍然影響著很多人對沈從文作品的解讀與分析。左翼對沈從文的批評，今天平心而論，恰好暴露了沈從文文學的某些局限，比如他對社會、族群、貧窮和野蠻背后的經濟狀況、權力狀況、文化狀況乃至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普遍性盲視。他的這些局限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現(xiàn)代作家的普遍性思想弱點。
二
從“文革”結束到1980年代這個時期，對沈從文及其作品的重新認識、接受和評價是知識界一個引人注目的工作。這項工作的啟動與推進首先與海外學者夏志清分不開。旅居美國的夏志清教授長期從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1961年他的英文著作《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在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這部著作深受西方學界的好評，成為不少大學的教科書，后來受到錢鐘書先生的稱道。該書到1970年代后期才有中文譯本，由劉紹銘主持翻譯，1979年先后在香港友聯(lián)出版社和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中文繁體版，至此才迅速引起學界廣泛注意。該書高度贊賞沈從文的小說藝術，并認為其與魯迅有差不多的文學地位，影響了中國學者對沈從文的文學認識與判斷。除此之外，老一代學人作家如朱光潛、巴金、吳祖光等對沈從文的揄揚，特別是朱光潛先生多次撰文肯定沈從文的文學成就，沈氏門生故舊汪曾祺等對沈氏文學與人格的評論，也都為沈從文迅速被推為文學元老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沈從文新中國成立之前作品持續(xù)再版、大量對外譯介和文學史評價不斷修正、重評甚至重寫，對沈從文創(chuàng)作的研究不但人數(shù)眾多而且不斷迅速拓展，新觀察和新思考紛至沓來。我們現(xiàn)在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在當時啟蒙、人性論、人道主義話語的影響下，活躍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領域的新老兩代學人幾乎都對沈從文的文學創(chuàng)作進行了復盤。老一代的以唐弢先生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對沈從文小說成就的基本肯定為代表，年輕一代的以凌宇、趙園、王曉明、金介甫、吳立昌、董易等的更深入的研究為代表。
凌宇和吳立昌是改革開放之初較早關注和研究沈從文并發(fā)表論文的中青年學者。從總體上來看，吳立昌側重于闡發(fā)沈從文文學的人性美，凌宇則試圖在沈從文創(chuàng)作的風格把握之外還做出更深入的把握，他們的工作呈現(xiàn)了拓荒時期的恢復性與建構性的努力。凌宇是來自湖南苗族的青年學者，一方面他要對沈從文的文學世界進行再分析、再解讀、再定位，隨著審美研究、文化研究、人類學、比較文學的興起，一意與時俱進的凌宇還開拓了從地域文化、審美風格、比較研究等不同的角度來測量沈從文與湘西、荊楚、苗漢、西方的關聯(lián)，進而體察其文學世界的精神淵源與獨創(chuàng)性；另一方面他作為最初的一批拓荒者，還要從整體上觀察并描述沈從文的文學歷程與文學全貌，從而做出一個全面的評價。對這兩方面的使命，凌宇是相當自覺的。關于前者，他發(fā)表了一系列專題論文，1985年出版研究專著《從邊城走向世界——對作為文學家的沈從文的研究》；關于后者，他完成了《沈從文傳》。如果我們不考慮此前聶華苓用英文寫作在北美出版的沈從文傳記，凌宇的這部1988年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傳》，可以算得上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沈從文傳記，對沈從文80多年的人生經歷尤其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經歷做了一個在當時所能做到的較為完整的敘述。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的沈從文研究論文和著作在中文世界的及時出現(xiàn)及其影響，正是本文不顧他作為一個美國學者本不宜作為本文討論的對象而納入分析范圍的主要原因——此前國外如日本、美國學者也做出了很好的成果，但很少傳入中國，也就很少為人所知，故本文從略。金介甫的沈從文研究從1970年代就開始，1977年他就沈從文研究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80年他的《沈從文論》在國內發(fā)表。1987年金介甫在臺灣地區(qū)《聯(lián)合文學》第3卷第3期上發(fā)表一篇很重要的論文《沈從文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地域色彩》，受到海峽兩岸學界的注意；也是在這一年他出版了《沈從文傳》（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這部著作的英文版在當年就傳到了中國，受到了不少專家的關注。金介甫有著非常好的西方文學視野，又有對沈氏作品的細讀與浸潤功夫，同時還得力于改革開放以后他來到中國多次與沈從文進行訪談，并保持了較為密切的書信聯(lián)系，因此他的論著多能獨辟蹊徑，在中西文學的參照中領悟沈從文的筆意與文心。他的《沈從文傳》在提供了很多新鮮的資料和理解之外，還提供了對沈從文作品與其人生經驗的內在關系的深切洞見，引起了國內學界的思考和借鑒。
這兩部最可能被期待承載更多歷史信息、精神內涵和思想深度的人物傳記，似乎都還沒有實現(xiàn)更高的預期，但二者一致呈現(xiàn)出這一時期沈從文研究與書寫高度集中于“文學”的品質。凌宇顯然有著發(fā)揮自己的地域本位優(yōu)勢和與研究對象密切接觸優(yōu)勢的自覺，力求更為真切地鋪開沈從文的世界、深刻地發(fā)現(xiàn)沈從文與其湘西傳統(tǒng)之間的關聯(lián)，所以他盡可能提供了很多其他研究者在當時難以提供的鄉(xiāng)土資料和訪談記錄，但這些湘西資料還沒有完全融入研究對象的世界，更多浮出在沈從文的精神世界之外，我們難以從這里體會到沈從文生于斯長于斯的血肉相連。在這里，研究者暴露了他的受限性，導致了他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隔”，即他長期生活于其中的大一統(tǒng)時代所賦予任何一個個體的具有內在規(guī)約性的價值觀和思維慣性，導致他在這樣的價值觀和思維慣性的支配下去觀察早已遠去的時代與生活，自是各各不同，用沈從文談創(chuàng)作的話來說是沒有“緊貼著人物”。所以湘西多民族雜處的古老傳統(tǒng)、獨特歷史、獨特生活、民間信仰、民間習尚、人群心性、認知模式、倫理、教育乃至社會交往等等的特殊性，都泯滅在歷史必然律與宏大敘事之中，載言載道的語詞大于實質，高度概括的概念大于發(fā)現(xiàn)，普遍適用的觀點強于內涵。所以，凌宇的沈從文書寫既難以深刻展開湘西文化的獨特哺育，也難以呈現(xiàn)作家與眾不同的個人經驗。在湘西文化的處理上尚且如此，更遑論京派、大學乃至體制的各種規(guī)范與互動了。金介甫的《沈從文傳》同樣是作者在撰寫一系列理論性研究之后完成的傳記，該作主要取材于沈從文的自傳、回憶性文章和小說作品，以及他對沈從文的訪談和通信。它的局限也是與生俱來的，就是相對于沈從文如此豐富復雜的一生，金氏的發(fā)現(xiàn)同樣不足，太多的重大人生環(huán)節(jié)和精神歷程、思想事實都付之闕如，尤其是沈從文在新中國成立后的30多年的跌宕坎坷經歷與其心路歷程，幾乎是一筆帶過。
趙園和王曉明的沈從文研究無疑是1980年代特別精彩的成果，我這么說只是想說明他們二位的探索深度及其蘊藏的思想洞見和極大的啟發(fā)性。趙園透視了沈從文的全部創(chuàng)作，對其傾心塑造的“湘西世界”所呈現(xiàn)的作家理想予以了精湛的分析，趙園看到了“湘西世界”既是沈從文的審美建構，映襯著他的文化批判，又濃縮著他的歷史認知與民族重建的理想，在這個世界的背后不但呈現(xiàn)了沈從文對傳統(tǒng)優(yōu)美層面的認同與留戀，而且也包含著他的“哲學的貧困”和對現(xiàn)代文明的某些認知不足。趙園的分析無疑把長期以來沈從文研究的表層化、概念化往深處大大推進了一步，第一次揭示了沈從文觀念世界的內在矛盾與緊張。王曉明從創(chuàng)作的角度對沈從文小說寫作做出了深刻的透視。他闡述了沈從文的獨創(chuàng)性文體的形成與其“鄉(xiāng)下人”精神世界的關系，描述了沈從文文學追求的終結，剖析了導致這一終結的內在原因，即他的世俗的“土紳士”理想的實現(xiàn)對其審美感受的侵蝕，從而透徹地分析了沈從文創(chuàng)作追求的枯竭。王曉明的這一經典性分析準確地把握了沈從文的內在危機，同時也作出了對沈從文重要小說作品的客觀分析和文學性判斷，對思考當時乃至今天沈從文研究中的諸多盲目甚至誤讀都是具有啟發(fā)性的。沈從文研究的這些重要突破同時也反映在新的文學史的書寫上，1980年代中期以后出版的各種現(xiàn)代文學史教科書都對沈從文予以了較為客觀的評價，直接影響了當代知識體系與觀念體系的重新建構，從而影響了沈從文在此后的接受狀態(tài)。
三
從這里也不難發(fā)現(xiàn)，從1920年代開始到1980年代的沈從文研究和書寫，主體上都是圍繞沈從文的文學創(chuàng)作及其作家立場來展開，我們可以用“文學的時期”來概括這個漫長的階段。1990年代中國學術界普遍地轉入了一個用“歷史的時期”來標識的階段，沈從文研究亦不能例外。這個時期一直延續(xù)到本世紀的前十來年。
這個時期開始不久就有學者表述為“思想淡出，學術凸顯”，是否準確姑且不論，緊接其后的人文精神尋思、再反思等等也都沒有成為時代主體話題，但這一時期學術研究強調充足的文獻功夫、知識的體系化、學術背景的強大和學術的規(guī)范性，與1980年代強調新思想、新觀念、新方法，差別非常明顯。1980年代各類以思想見長的中外學者受到追捧，1990年代文化界、學術界的興趣則顯然轉向了章太炎、陳寅恪、王國維、錢鐘書、顧頡剛、錢穆等這類學術大家。一方面學問求其博雅淵深，另一方面研究求其扎實嚴謹，因而首先就是要做好材料的功夫。這個整體性的轉型雖有各種因素的激發(fā)，但仍可視為學術發(fā)展的邏輯結果。這個轉型帶給中國學術界一個漫長的沉潛時期。沈從文研究在這個時期同樣進入了一個“歷史化”的階段?？傮w上來看，這個時期有關沈從文的資料文獻大面積涌現(xiàn)，品類之多、涉及之廣、出版之頻遠遠超過了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趙樹理等作家的相關文獻；沈從文研究依然以其文學為研究的主體，但沿著問題細化具體化、方法多角度多模式的趨向繼續(xù)，論著發(fā)表、出版的數(shù)量比前一個時期大幅增加，但實質性的突破則略嫌不足。這一時期主要是四類著作的完成問世。
首先就是《沈從文全集》的編輯出版。新中國成立之前，沈從文作為著名作家，其作品的單行本、選本出版之多、之頻繁無須一一羅列；新中國成立后直到“文革”結束，沈從文的文學作品基本銷聲匿跡，中間唯有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過一本《沈從文小說選集》，收有舊作22篇。新時期沈從文復出之后，其作品開始以單行本和作品選的方式出版，一些作家作品欣賞類叢書也開始將沈從文的作品作為其中的一個品種，大學中文系的現(xiàn)代文學作品選教材也開始選入他的代表作《邊城》等。1981年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聯(lián)書店開始聯(lián)合出版了邵華強和凌宇合編的《沈從文文集》，這部到1984年才出齊的文集合計12卷，收集了沈從文的主要已刊作品，但仍然只能是其龐大著述的一部分，沈從文還有大量的未刊文稿及數(shù)量非常龐大的書信都未選編。沈從文去世之后，其全集的編纂開始進入日程。這項工作由其夫人張兆和擔任主編，汪曾祺和王孖擔任顧問，一些親友和專家如凌宇都參加了這項工作。經過10余年的努力，2002年全集由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發(fā)行。這套全集1000萬余字，相當完整地收錄了沈從文的著述，特別是440多萬字的未刊文稿、書信等，極大地豐富充實了文獻資料。全集分類清晰、準確，對底本的選擇也有妥當?shù)目紤]，是現(xiàn)代作家全集中質量最好的品種之一。張新穎之所以能夠順利地完成《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和《沈從文的前半生：1902-1948》的寫作，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全集的出版，所以他說：“《沈從文全集》出版，沈從文的世界這才得以完整地呈現(xiàn)出來……很難設想，沒有這四百四十萬字，可以很好地理解沈從文，尤其是他的后半生。”
其次是沈從文年表、年譜及相關性很強的回憶錄的出版問世。沈從文年表和年譜可分成兩類：一類是簡明扼要的生平系年、作品年表之類，或作為著作的一部分附錄，如邵華強在其主編的《沈從文研究資料》中附錄的“沈從文年譜簡編”，或作為單獨的資料文獻發(fā)表，如《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2期刊登的張兆和整理記錄的《沈從文先生自訂年表》；第二類是以詳實的單本著作出版的年表或年譜，主要有：糜華菱編的《沈從文生平年表》、沈虎雛編撰的《沈從文年表簡編》（系作為《沈從文全集》附卷）、吳世勇編撰的《沈從文年譜》。關于沈從文的未刊文稿的整理和口述文獻的整理一直在陸續(xù)出版，重要的有輯錄沈從文部分未刊書信的《沈從文家書》、王亞蓉記錄的《沈從文晚年口述》。其他人關于沈從文的評論和回憶，自80年代就多有發(fā)表，后來也陸續(xù)匯集出版。在80年代匯編出版的不多，主要有荒蕪主編的《我所認識的沈從文》、沈從文去世之后其家鄉(xiāng)編輯的作為《鳳凰文史資料》第2輯刊印的《懷念沈從文》、巴金等著的《長河不盡流》。到了1990年代以后，這類著作出版較多，拋開那些簡單重復性較大的品種不談，價值較高的有孫冰編的《沈從文印象》、田伏隆主編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沈龍朱口述《沈從文家事》等。
第三類是沈從文研究工具書《沈從文研究資料》的出版。第一種是邵華強主編的《沈從文研究資料》，1991年出版，該書沈從文生前親自審定過，一些篇目的取舍也由他確定。隨著沈從文研究的迅速拓展，新的成果不斷問世，海外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斷地傳入，沈從文的作品及國內的研究成果也更多地被譯介到國外，新的史料也在不斷發(fā)現(xiàn)，有必要進行新的收集、整理、編輯，在這個背景下劉洪濤和楊瑞仁主編了新的《沈從文研究資料》，2006年出版。這是一部截止目前為止搜集比較全面、編選比較精當?shù)纳驈奈难芯抠Y料。
第四類是與沈從文相關的作家全集、文集、回憶錄和研究著作的出版。沈從文在1920年代就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后來還擔任了不少重要文學雜志、報紙副刊的編輯，聯(lián)系并扶持了很多青年作家、詩人的成長，又長期在大學任教，培養(yǎng)了不少文學人才，再加上他交游甚廣，所以他的人生行跡、文學關系保存在同代甚至晚輩作家學人的作品和回憶當中非常之多，這些相關人士的作品和回憶的出版發(fā)表，就為研究沈從文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資料，包括《丁玲全集》《聞一多全集》《卞之琳文集》《林徽因文集》《汪曾祺全集》《蕭乾全集》《蕭珊文存》《吳宓日記》《錢玄同日記》《夏鼐日記》，以及施蟄存的《沙上的腳跡》，羅常培的《蒼洱之間》，李霖燦的《西湖雪山故人情》，張允和的《張家舊事》，張允和、張兆和等編著的《浪花集》，張允和口述、孫康宜撰寫的《曲人鴻爪》等等，李輝的一些回憶他與前輩交往的作品也有不少談到沈從文。
隨著這些文獻資料的不斷出現(xiàn)，沈從文研究隊伍的不斷擴大，特別是大量以沈從文研究作為學位論文的碩士生、博士生的工作，使得這一領域顯得非?；钴S，但細讀下來，難免不感到大量的簡單重復與淺顯的羅列，不少論文乃至專著缺少整合，更缺少根本性的追問。這個時期比較扎實有力的專著都是專題性的，基本都是中年一代專家完成的，如趙學勇的《沈從文與東西方文化》（1990）、吳立昌的《沈從文：建筑人性神廟》（1991）、韓立群的《沈從文論：中國現(xiàn)代文化的反思》（1994）、李揚的《沈從文的最后40年》（2005）、劉洪濤的《沈從文小說新論》（2005）以及高恒文關于“京派”的系列研究，等等。大量文獻的出版問世與研究的細化深入，豐富了沈從文的生平、文學、評論研究和譯介資料，填補了過去已覺未覺的大量空白，使得沈從文的人生更為完滿起來，這也就提出了沈從文研究與書寫的新的必要與新的可能。
四
從這個角度來看，張新穎的《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的完成并不突兀。這部著作和他在4年之后完成的姊妹篇——《沈從文的前半生：1902-1948》（2018）合計70萬字篇幅，第一次展開沈從文的完整人生畫卷，顯示了沈從文研究與書寫在諸多外部條件成熟之際所取得的較為系統(tǒng)性的推進，顯示了著作者在思考沈從文、思考時代、思考社會時所付出的努力，同時也顯示了當代學術出現(xiàn)新的整合的趨勢。這兩部著作還在過去學界較多困惑的問題、較多忽視的層面上展開了深入的討論與分析，做出了不少準確的判斷，也就從實際上廓清了過去的一些誤視、誤判。這兩部著作可以說是最近10年沈從文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因篇幅所限，本文以下只對張新穎的這兩部專著進行簡略討論。最近10年來其他的一些積極成果，比如王德威對沈從文鄉(xiāng)土想象的觀照、李斌對沈從文與民盟關系的審視等等，都各有創(chuàng)新與發(fā)明，這里就不多加討論。
整體上究察張氏著作，可能更好地看到他的關注重心、角度及其價值所在。從完整性方面來看，過去幾乎所有的沈從文研究和傳記，都沒能夠完整地呈現(xiàn)他的一生。本文前面已經指出，幾乎在所有研究者的眼光里，沈從文是一個作家且只作為一個作家存在。張新穎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研究沈從文，他顯然意識到學界的這個缺失，所以在大量的沈從文相關文獻浮出地表之后，張新穎的研究就能夠全面深細地展開，我們可以看到張新穎把作家沈從文、學者沈從文和現(xiàn)代知識分子沈從文這三者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而關注的焦點則是作為具體的個體生命的沈從文如何在時代的漩渦中完成自己。
張新穎首先從沈從文的后半生展開書寫，他不是因為過去學界在這方面涉足不多但意義重大，也不是要展現(xiàn)沈從文從作家到文物研究者的緊張與掙扎，而是要透視沈從文做出這一選擇的思想淵源和心理基礎，即一個有前提的理性的自覺選擇，而不完全是環(huán)境的壓力。這就很準確地捕捉到沈從文人生轉型的內在訴求。這一觀察不僅很好地銜接了王曉明在1980年代對沈從文創(chuàng)作困境的分析，而且也順理成章地解釋了沈從文后40年的行為與心理，凸顯了沈從文一生的知識追求與文化創(chuàng)造的精神主脈，從而展現(xiàn)其作家、學者和知識分子三者合一的身份。從張新穎的著作我們也看到了他對材料的廣泛搜集，并進行縝密地整理、分析。正是這種歷史研究的細察嚴謹和文學文本細讀的靈敏體悟，他的沈從文書寫充滿了發(fā)現(xiàn)與思辨，真實、可信又兼具同情的理解。在其他細節(jié)問題上，如沈從文初到北京時期的生活與寫作狀態(tài)、沈從文與丁玲早期交往中的真實細節(jié)，以及沈從文在京派海派論爭、抗戰(zhàn)文學論爭、中間道路論爭等多次現(xiàn)代文學乃至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交鋒中的狀態(tài)，都有非常重要的歷史還原，這樣沈從文的思想和主張及其包含的某些合理性價值或者局限也就更為清晰，他的堅持、他的局限與他的困境也就有了一個根本性的省察和一個可以首尾貫連的呈現(xiàn)。從這個角度來說，張新穎的沈從文研究第一次寫出了沈從文的“完成”。
在我看來，張新穎書寫沈從文的后半生，并不在乎展現(xiàn)沈從文如何在文物研究方面通過多大的努力取得多么大的成就，他書寫沈從文的前半生，也不是為了呈現(xiàn)沈從文在文學創(chuàng)作多么努力多么特出而這個創(chuàng)作的過程又是如此完整連續(xù)，他是希望能夠穿透沈從文人生的起承轉合，達到沈從文心靈的深處，觀察這顆比較脆弱又飽經憂患的心靈是如何跳動的。張新穎很靈活地調用豐富的文獻資料，對沈從文的一生做出了細致的展示，思想的激蕩、觀念的沖突、價值的矛盾、政治的變動、經濟的窘迫、人事日常的限制乃至歷史文化的滲透與回響，都紛至沓來而毫不錯亂。張新穎正是試圖實現(xiàn)一種極致性的探尋并把這一切全盤描繪給讀者。這在今天看來，張新穎對沈從文心靈的探尋無疑可以說是一種當下性的追問與思考。
對中國現(xiàn)代作家心靈史、精神史的研究，北京大學以王瑤先生為中心的學者群可謂是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耕耘者、開拓者，1980年代他們關于現(xiàn)代作家的研究多以心靈的分析、精神史的考察為突出特色，在文學、歷史與心靈的交融中，展示出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播遷與心靈嬗變。這無疑為后來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啟發(fā)。在理解20世紀，理解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創(chuàng)造、奮斗與命運上，心靈史的研究最能夠投射出更多的個體內涵與時代內涵，更能夠真實地展現(xiàn)人生乃至人性的復雜面相。在張新穎對沈從文精神世界的探尋中，我覺得有幾個問題也許還值得做更多的探討。比如，沈從文在新舊時代交替之際的新生的努力及其挫折，沈從文的“去”與“留”，他“神經錯亂”的實際情形及其恢復，他的“思想改造”為何不能像馮友蘭們那樣又好又快，由此對他的人生影響如何發(fā)生，還可以有更全面深入地展開，思想追尋的張力也就更大。第二個問題就是沈從文的“環(huán)境”問題。從沈從文到北京踏入文學界那一天起，他實際上一直生活在一個不斷擴大的文學-文化-政治的圈子之中，這個圈子的空間位置是從北京到上海、到武漢、到青島、再到北平、遷移昆明、再復員到北平、到新社會的北京，都是20世紀中國的文化中心、思想中心、社會活動中心，新中國成立后還是政治與經濟的中心。沈從文的思想和精神資源從這里得到極大的補給、調濟，甚至可謂源于其中，又存在激烈的互動。我以為需要一個從外到內、從表到里的透視，才會有更廣闊的發(fā)現(xiàn)，從而我們認識的不僅是“一個”，而是“一群”“兩群”甚至“多群”。這些討論或許更能夠立體地呈現(xiàn)20世紀中國文學界、思想界、文化界的狀態(tài)，而沈從文思想的源頭性因素和個性特質也許就更為清晰。第三個問題是“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張新穎在寫作這兩部傳記之前就已經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并且從沈從文的文學創(chuàng)作、文物研究等領域試圖做出展開，又通過余華、賈平凹和王安憶來探索沈從文傳統(tǒng)在當代的回響。這些討論是有啟發(fā)性的，但還可以做出更大的裁量與延伸，對沈從文本人高度自覺的民族重建意識及其內在的局限還沒有予以應有的關心、辨析和檢討。沈從文一生的追求與探索都指向著這一終極目標，他的成就、選擇、曲折、堅守、缺陷，以及社會對他的批評、對他的褒獎、對他的誤判、對他的夸大，也都是這個根本性的因素在起著或正或反的作用，在當代尤其是新時期以來的鄉(xiāng)土文學、先鋒文學、邊地文學、民族歷史研究、考古研究、民間文化研究、民俗研究、傳統(tǒng)書畫藝術研究等等諸多領域，沈從文的先驅性、探索性存在都是一個重要的精神資源，這些還沒有得到必要的回應。至于沈從文的建設與探索走得多遠，我覺得有必要再討論、再評估。此外，關于沈從文的文學創(chuàng)作枯竭、多次掙扎仍然不能振起，文化研究只能在材料積累、整理與辨識方面做出貢獻，卻沒有展現(xiàn)出更為宏大的學術世界與思想世界的內因，還沒有引起普遍的自覺，而這些又恰恰還潛隱在當代人的身上。
當代學術的演進在沈從文研究這一課題中所顯示的進路，是比較典型的。從文學研究到歷史研究、到心靈的探尋，當代學者對沈從文的認識提供了一個不斷拓深的曲線軌跡，由此我們不但感受到研究重心的位移，也看到了時代在這里的投影、以及學術研究與時代之間某種契合或緊張。在沈從文研究的背后，是一個不斷被追問、被積累的思想過程，也是一個歷史被逐步還原、心靈世界被逐步發(fā)現(xiàn)的過程。這個過程帶給我們一個難以回避的思考：同情的理解與理性的考量之間是否真的就需要一種準確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