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郎》：“情”“志”兩相宜
如何在兒童文學中致敬抒情傳統(tǒng)，如何在具有可讀性的前提下升華作品之意蘊，從而塑造少年兒童的精神氣質與文明血脈，值得每一位作家長久思考，深耕細作。《兒郎》（新蕾出版社，2020）這部小說，以深具古典主義的敘事風格及陌生化的故事肌理，為讀者呈現(xiàn)出了一幅情、志兩相宜的文學畫卷，作者提供了一種在當下兒童文學場中頗具異質性的童年書寫模式。
《兒郎》是一部書寫童年的小說，作者截取成長過程中幾個殊為難忘的故事，以帶貫其整個童年生活，那旁逸斜出的事態(tài)、人情、成長的困惑與必經的傷痛，都在充滿了童趣與真摯的敘述中勃然而發(fā)，呈現(xiàn)出一種穿越代際的共鳴，引人思索。當然，這些故事亦不過是作者童年長河中零星的片語，但是卻能夠“咀嚼”出終生難忘的典藏滋味，正如作者在后記中所言，“只字片紙，全是時間的見證，不可輕易遺棄”，因為這些珍藏于心的回憶，是一種真實，“這種真實，帶著溫存的底色，是叫人安慰的”。
這種作為底色的溫存，是貫穿小說始終的情感脈絡。故事中涉及到的“情”質樸而動人。從物情到人情，作者洋洋灑灑，抒情于無痕，當讀者專注于情節(jié)時，不覺間便已經被深情所網(wǎng)羅，浸潤于心。這樣的渲染浸透式的寫情手法，讓這部兒童文學作品更加貼近讀者，從而更具文學的“功效”。
對“物”，尤其是帶有時代印記之物的關注，是葛亮在《兒郎》中著力的書寫，情附著于物上，物情打通時代的壁壘，以傳遞不變的真摯與動容。舊照、菜園、古書，乃至青團、貓、鵝，這些“物”在故事中無不是抒情的載體，是主人公目力之所及，傾情之所鑄。物背后的故事牽涉深情與深思，作者就這樣以一種“燈火可親”的敘述為少年讀者埋下親切中有思悟的種子，也賦予孩子一雙善察周遭事物以怡情思辨的眼睛。這是于故詩文的意境中萃取的抒情方式，“睹物思情”，意象的捕捉即為情感的凝注。
葛亮是深諳中國古典文學抒情傳統(tǒng)的作家，他每每能在“工筆細描”中展現(xiàn)動人的“人情”，使作品閃爍著人性的溫存?！秲豪伞方永m(xù)著這種風格，并且在兒童視角的書寫下，那種被忽視和遮蔽的情感波動更加清晰而深刻，其中有感動亦有傷懷，有疑惑亦有思痛。
成阿婆對毛果的感情令人動容，那位在城市中心搭建“農園”的老奶奶用最為質樸的情感愛著這個別人家的孩子。當毛果被當成是“野孩子”之后，是她用良善的人格與睿智的言談讓毛果父母繼續(xù)“縱容”孩子的天性，那珍貴的童年就這樣被牢牢護持。一聲聲的“阿毛頭”仿佛能夠躍出文本，直入讀者腦海，令人難忘。成叔叔家由“接班風波”所帶來的人際矛盾，宋叔叔沉默背后的無限悔愧與堅守則讓讀者清晰地感受到一份刺痛和感傷。
可以說，主人公毛果的眼睛是“人情”的捕捉器，那些駁雜的情感在兒童的視角下被揭開神秘的面紗，從而透露出更加深邃的意蘊，引人深思。《兒郎》將博大的世界觀隱藏在字里行間，卻將方法論嵌著于人物的行為與抉擇中，給讀者以更為現(xiàn)實的意義。
葛亮同樣傾注筆力于“志”的描摹。沖淡的語言，張弛有度的敘事中，作者實際上關注到了每一位人物的內心世界，他們的處境與選擇是他們人生路徑的縮影。作者尊重每個人心向往之的“志”，對俗常的向往也好，對骨鯁的堅守也罷，作者以兒童之眼眸平等地看待，從而描繪出一個復雜卻充滿了生活氣息的世態(tài)圖譜。因為“志”的不同，所以蕓蕓眾生各有其生活。但是，書中這些人物卻又被一個統(tǒng)一的精神所統(tǒng)攝，便是“體面與堅守”，就連貓也因這種精神而令人動容唏噓。
書中的修鞋匠宋大伯是小說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以修鞋為生的他背后有著一段曲折的故事，時時拷問著他。當毛果終于解密了老宋的故事時，讀者已經在輕松的語氣中感受到了一份沉重，那永遠無法彌補的痛比一切教材都更為有力地給讀者以教育——直正與良善片刻不可拋卻。
當然，老宋身上體現(xiàn)出的工匠精神在文本中亦承擔了一種引導意味。什么才是我們的立身之本？品質之外，我們何以成就自己？一本破舊的書，一門補書的手藝，一項升華于汗水中的技能，一種永不褪色的情懷，或許為我們提供了答案。葛亮對于工匠精神是推崇的，他作品中的考究嚴謹，精細與豐美也直觀地體現(xiàn)出這種精神在他創(chuàng)作中的實踐。
2020年全國卷的語文閱讀題，就是葛亮的《書匠》。對于專注、儀式感、個人與時代關系，葛亮一向在文字中有著近乎固執(zhí)的執(zhí)著。他對于“老宋們”的書寫，即是他對于讀者的呼告，在日益以快為準的時代，在物質極大滿足的今天，我們應有一份堅守，關乎傳統(tǒng)，關乎使命，亦關乎個人與時代密不可分互為表里的關系?！秲豪伞分袨椤袄纤巍绷粝碌钠?，正是這種堅守的顯影。
《兒郎》是一部書寫童年的作品。書中描述的童年，是一個不同于“00后”的童年，是一個必須漫溯光陰才能抵達的時代。然而作品的魅力所在恰在于作者找尋到了一條對接時光的路徑，讓那個當今看來已經遙遠的兒童時代與當下接軌，打破代際的鴻溝，形成關乎成長的共鳴。
這種對接是有難度的，在陌生的情境中吸引讀者入境極其考驗作者的寫作能力。葛亮抓住的是少年心性與共同的文化心理結構。對往事的好奇以及對世界的探索之心，對個人精神源頭的尋蹤與思考讓小說無限貼近少年成長之必由，由此展開一段打破時空的講述。這種講述童年的方式，讓《兒郎》更為抵達地觸碰到少年兒童的心靈，從而洞開閱讀主體思考的維度。
（作者系天津市作家協(xié)會簽約作家、批評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