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非：德里達式狂想
內(nèi)容提要：本文從發(fā)生學和場域理論的角度，次第論及非非詩派的起因、命名、創(chuàng)刊、立派和解體。非非理論的兩個主要方面，語言詩學和解構(gòu)詩學，具有狂想性或空想性，暗合了或相關(guān)于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等提出的西方詩學。其語言詩學，呼應了全球哲學的語言學轉(zhuǎn)向；其解構(gòu)詩學，呼應了全球文學的后現(xiàn)代主義轉(zhuǎn)向。本文同時認為，非非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乖于其理論，兩者并未構(gòu)成嚴格意義上的對稱關(guān)系。
關(guān)鍵詞：非非 周倫佑 藍馬 語言詩學 解構(gòu)詩學
一
非非主義始于命名而非創(chuàng)刊。據(jù)周倫佑回憶，1986年1月或2月，朱鷹和張建明，還有王世剛，多次游說他承頭搞流派：“在邛海邊豎一桿大旗，照亮中國詩歌的天空！”奈何他卻認為，寫作乃個人之事，并不熱衷于搞流派。恰是在此前后，王世剛正潛心研究“前于語言而存在的思維”，頗欲盡快兜售囊中之物（亦即前文化理論）。周倫佑對此不以為然，卻難以反駁王世剛的反駁：“創(chuàng)造語言就需要思維，不然怎么創(chuàng)造？”卻說1986年4月14日，周倫佑去王世剛家，睡覺前，后者再次敦促前者承頭搞流派。周倫佑調(diào)侃說：“那就叫‘坨坨肉詩派’，或是‘土豆詩派’?！臂幺缛庹撸炼拐?，均為西昌及涼山彝人常見食物也。王世剛嚴肅說：“不要開玩笑，這是正事。”于是，一個主動，一個被動，兩者終于共同發(fā)起了命名?！扒拔幕保俊爸庇X”？——直到周倫佑仍然半開玩笑地說出“非非”1。藍馬連聲叫好，他后來也承認，“非非”，讓前文化理論，在詩歌板塊內(nèi)，獲得了一個漂亮的別稱（昵稱）。
很多年以后，王世剛——也就是藍馬——追憶了這個決定性的“非非之夜”，就像瓦雷里（Paul Valery）追憶了決定性的“熱那亞之夜”：“那晚我們圍繞已基本成型的前文化理論，提出了很多名稱。一邊提，一邊掂量和商議。開始提的幾個要么寬了，要么窄了，都不合適。例如‘直覺主義’，我就認為一是國外有人用過，二是與所要推出的內(nèi)容不太相交——除了贊美‘直覺’。這樣來去推敲，提出的都被槍斃。陋室里漸漸有了無可奈何的氣氛，這時他說，‘干脆就叫前文化主義算了’，言下已想作罷。我說，‘這個名稱太干了，太硬了?！院?，我說，‘干脆不要在意義上繞了?！腋械綇囊饬x對位的角度已經(jīng)計窮，難有結(jié)果。我的建議脫口之后，他說，‘我正在想非非兩個字?！乙宦牐?，沒有意義，又具有無窮的意義，聽起來相當空靈飄逸，連聲說到，‘就用這個，就用這個！’我很激動，當即在筆記本上寫下日期，因為我清楚這一天意味著什么。而他呢，不那么激動。名稱就這樣確定了?！? 與周倫佑略有不同，藍馬將“非非之夜”確定為當年當月10日而不是14日。在命名上的最終共識，似乎透出這樣的信息：對周倫佑來說，意味著前文化理論的故意退避；而對藍馬來說，意味著前文化理論的可喜凱旋。
從字面上看，“非非”，并不是沒有闡釋的可能。這正如“達達”（Dada）：在法語中意為“搖木馬”，而在羅馬尼亞語中意為“是是”?！斑_達”與“非非”，似乎恰好構(gòu)成了一對反義詞——雖然就詩學旨趣而言，兩者更像一對近義詞或同義詞。藍馬對“非非”的福至心靈般的即興的贊嘆，“沒有意義，又具有無窮的意義”，也將我們導向了惡作劇般的“達達”。旅法羅馬尼亞藝術(shù)家——也是達達主義（Dadaism）的鼻祖——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說過：“達達主義沒有意義。”旅法美國評論家馬爾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在談到達達主義的時候也說過：“意義之門緊閉，而且上了兩把鎖；鑰匙被扔掉了。”3在達達和非非之間展開“平行研究”，會獲得有意思的比較文學成果，但顯然已不是本文的目的和任務。
周倫佑的這個命名，亦即鐘鳴所謂“脫口而出的天才之作”，在中國，在詩學層面具有原初意義，而在語言學層面則不排除來自于集體無意識。除了“想入非非”之類的四字成語，還可以找到“非非”的兩字成詞。比如歐陽修的《非非堂記》：“夫是是近于諂，非非近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為正也。”再如流傳更廣的《金剛經(jīng)》：“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圣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為何提及《金剛經(jīng)》？此處不說破，后文有分解。
二
據(jù)周倫佑回憶，1986年4月15日，他在晚上做了一個夢，夢見一本16開的書，半邊藍色背景，半邊紅色背景，兩邊各寫著一個“非”字，很像一本雜志，由此產(chǎn)生了創(chuàng)辦刊物的想法——藍馬卻認為此事本無。16日，周倫佑約來藍馬，在西昌縣文化館餐廳商議創(chuàng)建流派事宜。而據(jù)藍馬回憶，是在他家，而非什么餐廳。不管怎么樣，雙方終于議定：流派就叫“非非主義”，刊物就叫《非非》。周倫佑的積極性忽而大增，可能基于他對“變構(gòu)理論”的思考已有眉目。周倫佑同時意識到成都對于《非非》的重要性：成都意味著先進的印刷設備，意味著可以吸納的詩人，也意味著他與藍馬之間的某種平衡力量。他立即寫信給楊黎，邀請后者參與籌劃。為什么是楊黎？他當時已經(jīng)寫出了一些重要作品，比如《怪客》，比如《十二個時刻和一聲輕輕的尖叫》，并在一定程度上呼應了非非的理論胚胎?！肮挚停褪菑倪@條路上走來（他留下的足印/可以讓女人懷孕）”。21日，楊黎攜妻子小安，坐了一夜火車來到西昌。1986年4月22日，周倫佑、藍馬、楊黎在順城街的一家咖啡館共商創(chuàng)辦刊物事宜。周倫佑提議：由楊黎擔任第一副主編。楊黎堅辭，并轉(zhuǎn)而推薦藍馬，周倫佑未置可否。但是，三者還是就如下事項達成了共識：分頭寫稿，聯(lián)手籌資，由楊黎及其推薦的敬曉東在成都印刷。
這就是最初的聚餐會。至少從表面來看，非非已經(jīng)打造了一個人選或美學意義上的鐵三角。若干年以后，周倫佑坦率地承認：“在非非主義創(chuàng)始及隨后的三年間，整個‘非非’詩群中，我與藍馬、楊黎的關(guān)系是決定性的，至關(guān)大局的?！?藍馬囁嚅著表明：“這是一個比較溫和的表述：非非主義‘一花三葉’——紅白藍?！?楊黎卻耿直地聲稱：“可以說，沒有我也仍然有‘非非’。但是，沒有周倫佑和藍馬，卻絕對不可能有‘非非’?！?藍馬比周倫佑小4歲，楊黎比藍馬小6歲，比周倫佑小10歲。周倫佑、藍馬和楊黎的組合，乃是斗士、術(shù)士和嬉皮士的組合，甚至還是先鋒派、隱逸派和少年輕狂派的組合。他們的千差萬別，在歸于泯然的同時，就已經(jīng)埋下了擴大化和不可調(diào)和的伏筆。
當年5月17日，周倫佑和藍馬前往成都，在火車上緊握，并交換和審讀對方的文章。藍馬提交了一篇長文：《前文化主義與非非藝術(shù)》，共計七節(jié)。周倫佑雖然激賞這篇長文，同時又認為：已有“非非主義”，不必再提“前文化主義”。他很快提出若干建議，并得到了藍馬的愉快采納：將《前文化主義與非非藝術(shù)》改為《前文化導言》，而且只保留前四節(jié)；抽出第五節(jié)“前文化與非非藝術(shù)”，加上“我們非非”字樣，作為《非非主義宣言》，署名“藍馬執(zhí)筆”；抽出第七節(jié)“非非詩歌中的前文化還原”（主要論及“三還原”，亦即感覺還原、意識還原和語言還原），改為“非非主義與創(chuàng)造還原”（并添上“三逃避”和“三超越”），與周倫佑所寫“非非主義與語言”和“非非主義與批評”，合并成《非非主義詩歌方法》7，署名“周倫佑 藍馬”；抽掉第六節(jié)“前文化的美學原理”，未刊。周倫佑甚至還在《非非主義詩歌方法》中寫到：“語感先于語義。語感高于語義?！?他后來強調(diào)，“語感”這個詞來自楊黎。這樣，似乎經(jīng)過刻意的安排，楊黎也已成為《非非主義詩歌方法》的一個潛作者。值得提前敘及的是，兩年后，楊黎出面解釋了“語感”：“首先是詩人獲得的一種（唯一的）想法”，“其次是詩人對詩的自覺”，“再就是——能指對所指的獨立宣言”。9
同樣是在5月17日，周倫佑也提交了一篇論文：《變構(gòu)：當代藝術(shù)啟示錄》10，共計五節(jié)。周倫佑后來稱，此文原名《非非：當代藝術(shù)啟示錄》，事實上就是他自攬任務并最終寫成的《非非主義宣言》，本有七節(jié)，第六節(jié)和第七節(jié)就是早已動筆而尚未完稿的《非非主義詩歌方法》和《非非主義小辭典》。這種說法恐有誤記，因為除了標題，最終發(fā)表的全部五節(jié)并未絲毫涉及“非非”或“非非主義”。
至于《非非主義小辭典》11，據(jù)藍馬回憶，其與《非非主義詩歌方法》，均非編輯方案原有，而是在刊物最終付印前臨時動議，由周倫佑和藍馬分頭起草、合稿組裝而成，署名“周倫佑 藍馬”。這個小辭典，共有28個詞條。其中，“結(jié)構(gòu)本能”“原構(gòu)投射”“變構(gòu)創(chuàng)造”“原構(gòu)現(xiàn)實”“超原構(gòu)現(xiàn)實”“一極兩項互含式”“形態(tài)意識”“兩值定向”“前集體意識”“前語言經(jīng)驗”和“多義語義場”11個詞條出自周倫佑，可以全部歸屬于變構(gòu)理論；“前文化”“前文化語言”“前文化思維”“前文化還原”“身境”“巴甫洛夫意識屏幕”和“愛因斯坦意識屏幕”7個詞條出自藍馬，可以全部歸屬于前文化理論；而“非非”“非非感”“非非狀態(tài)”“非非描述”“非非結(jié)構(gòu)”“非崇高化”“非非意識”“非非價值”“非非方式”“非非處理”10個詞條，似乎體現(xiàn)了變構(gòu)理論和前文化理論的錯綜，周倫佑和藍馬的認領(lǐng)也頗有差異：后者認為后面四個出自藍馬，前者認為十個都出自周倫佑。如果周倫佑的說法成立，那么，他就必須同時接受這樣兩個結(jié)論：其一，他所解釋的小部分詞條，始見于前文化理論，比如，“非非價值”和“非非方式”始見于《非非主義宣言》，“非非感”始見于《非非主義詩歌方法》（藍馬執(zhí)筆部分）；其二，他對小部分詞條的解釋，參考了前文化理論，比如，“非非價值：前文化隱含價值，具有非功利，非現(xiàn)實，非繼承的特點”“非崇高化：意識還原的一種方法——通過對經(jīng)驗對象的非崇高化處理，使描述更接近真實”。這樣的甄別和繼續(xù)甄別極為重要，也就是說，《非非主義小辭典》——正如《非非主義詩歌方法》——將逐漸不再被籠統(tǒng)視為周倫佑和藍馬的共同思想。
在《非非主義小辭典》中，周倫佑這樣解釋“非非”：“作為名詞是對存在的不確定本質(zhì)的不確定描述；作為動詞用，指通過多度還原重新接近真實的一種方法。”而在《非非主義宣言》中，藍馬卻這樣解釋“非非”：“乃前文化思維之對象、形式、內(nèi)容、方法、過程、途徑、結(jié)果的總的原則性的稱謂。也是對宇宙的本來面目的‘本質(zhì)性描述’?！?2不管怎么樣，到最后，《非非》創(chuàng)刊號發(fā)出來的所有文章都勉為其難地拱衛(wèi)著看似獨一無二的非非主義：藍馬的前文化理論，周倫佑的變構(gòu)理論，似乎都不過是非非主義的雙翼。
據(jù)周倫佑回憶，《非非》創(chuàng)刊號的印刷并不順利。除了外部壓力和阻力，內(nèi)部也生變故：其一，楊黎、萬夏和敬曉東擅自調(diào)整作品篇目及文字，甚至還在封二和封三加上反對非非主義的文字。其二，楊黎并未拿出資金，甚至還花掉了多方籌集的部分印刷資金。周倫佑和藍馬再次趕往成都，去到銀河印刷廠，叫停已經(jīng)開機印刷的創(chuàng)刊號。他們校對內(nèi)容，重排版樣，再次印刷，補交資金，《非非》創(chuàng)刊號這才艱難面世：主辦單位為四川省青年詩人協(xié)會現(xiàn)代文學信息研究室，主編為周倫佑，理論副主編為藍馬，作品副主編為楊黎和敬曉東，評論副主編為尚仲敏，主編和副主編而外的作者，尚有何小竹、梁曉明、寧可、丁當、吉木狼格、萬夏、邵春光、劉濤、李瑤、小安、李亞偉、孟某、余剛、郁郁、姚成、彭先春、唐繼強和徐冬。時在“1986年7月”，而非刊物上印署的“1986年5月”。
就在《非非》創(chuàng)刊號面世不久，1986年8月28日，這個團隊又創(chuàng)辦《非非評論》（報紙），主編為周倫佑，副主編為藍馬和楊黎?！斗欠窃u論》僅印行兩期；《非非》僅印行四卷13，末兩卷同時面世，時在1988年11月。此后，這兩個刊物先后暫時停辦。1990年，又創(chuàng)辦《非非詩歌稿件集》，編輯為尚仲敏、藍馬和楊黎?！斗欠窃姼韪寮芬鄡H印行兩集，第二集面世，時在1991年。本文研究的時間下限，截至1990年，涉及到的非非理論與作品，主要見于《非非》前四卷和《非非評論》前兩期。
三
周倫佑與藍馬的早期合作，總體上堪稱和諧。但是，《非非主義宣言》的署名方式，將藍馬裝扮成了某個詩學公社的代言人或捉刀者。這個詩學公社，似乎，也就晃動著周氏兄弟的身影。為了曲折地表達異議，并捍衛(wèi)個人獨立原創(chuàng)署名權(quán)，藍馬在《非非》第三卷校稿階段，在《非非主義第二號宣言》正文后加了八個字：“本文未經(jīng)集體討論?！敝軅愑影l(fā)現(xiàn)后大為生氣，他與藍馬來回過招，最后強行刪去了這八個字。最終，《非非主義第二號宣言》仍然沿用了《非非主義宣言》的署名方式：“藍馬執(zhí)筆。”
筆者還愿意敘及另外一個花絮：何小竹當年提交給《非非》的作品，《組詩》有個題記，“謹以此詩獻給藍馬”。周倫佑要求何小竹取消題記，經(jīng)后者力辯得以保留。《組詩》分為兩個部分：“人類最初用左手寫文字”“語言是人類用左手和右手打上的結(jié)”——可以說清晰地呈現(xiàn)了藍馬的語言觀：“左手寫文字”，正是所謂“前文化語言”；“左手和右手打上的結(jié)”，正是所謂“文化語言”。14
其實，藍馬很早——甚至可以追溯到童年——就開始思考前文化理論。在接受筆者的訪談時，藍馬回憶了兩個事件。其一，“紅寶石事件”。他在兩歲時，看到一塊紅寶石，引起了內(nèi)在的強烈驚醒，他還沒有學會語言，能清晰地感知到——卻不能清楚地描述出——此種內(nèi)在的強烈驚醒。這足以說明，所謂生命，既存在一種文化的智能活動線（語義活動線），還存在一種非文化的智能活動線（超語義活動線）。其二，“視網(wǎng)膜事件”。他考入西昌衛(wèi)校，得知視網(wǎng)膜有兩種細胞，錐體細胞感明光，桿狀細胞感暗光，前者能——后者卻不能——區(qū)分色彩。這足以說明，所謂世界，既存在一個通過有限的細胞覺知到的假世界（文化世界），還存在一個絕對的真世界（前文化世界）。藍馬終于發(fā)出了自己的“天問”：“我們的視網(wǎng)膜細胞是夠的嗎？”
正是基于此類由來已久的體悟，藍馬才寫出了《前文化主義與非非藝術(shù)》——他接受周倫佑的建議，最終將此文標題改為《前文化導言》。從1986年到1987年，《前文化導言》和《前文化導言之二》共寫成十節(jié)：“前文化與文化”“前文化語言與文化語言”“前文化思維與文化思維”“前文化的文學觀和藝術(shù)觀”“前文化與非非藝術(shù)”“前文化的美學原理”“非非詩歌中的前文化還原”“作為精神命運的取向活動的前文化觀念”“作為文化成就的內(nèi)化結(jié)果的文化觀念”，以及“太陽法則與矛盾法則”。藍馬后來聽從筆者建議，將這篇長文恢復了原貌。在此前后，藍馬還寫出《前文化系列還原文譜》15《形容詞與文化價值》16《語言作品中的語言事件及其集合》17《語言革命——超文化》18《新文化誕生的前兆》19《走向迷失》20 和《斷想》21等文章，均可作為《前文化導言》的注腳。1989年8月，藍馬寫出《什么是非非主義》，再次——當然是更加徹底地——用前文化理論來解釋非非主義：“這個世界被文化掉了”“文化了的世界，僅僅是文化了的世界，它不是本來的世界”“文化不過是一種人類方法，而且是人類可以有的多種方法當中的一種方法”“當今人類所熟悉、所接受、所占有、所理解并生活于其中的是文化世界”“這個人類被文化掉了”“文化人類不等于本來人類”“文化人類和文化世界都需要還原，向非文化、前文化和超文化方面還原”“語言還原是所有還原的關(guān)鍵，語言還原把詩人卷入哲學使命?！?2
《前文化導言》及以此為根而叢生出來的相關(guān)文論，可以視為一部詩學專著，一部語言學專著，甚至一部哲學專著。而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這部專著具有傳統(tǒng)和反傳統(tǒng)的雙重特征：就本體論和本源論而言，可謂傳統(tǒng)；就文化論和語言論而言，可謂反傳統(tǒng)。23藍馬依靠語言來背叛語言，通過文化來超越文化，如同自置于一個巨大悖論，用柏樺的話來說就是“一個超越了德里達的狂想”。因而這部專著的徹底和勇猛，連藍馬自己也認為，似乎已到了絕地求生的程度：“一首詩應當把語言的絕望與語言的希望牢牢地糾葛在一起?！?4據(jù)說，當藍馬寫畢《前文化導言》，還有《世的界》，就陷入了某種思維困境。為了走出這種困境，他拆散電視機，轉(zhuǎn)而試圖用那些零部件制造一臺永動機。
藍馬為人低調(diào)，處世柔性，周倫佑為人高調(diào)，處世剛性，前者如水，后者如火，前者內(nèi)省，后者外溢，前者訥于言，后者敏于事，前者一心證己，后者四處布道。正是緣于文本內(nèi)外的種種因和果，前文化理論對于非非的重要性，逐漸得到了越來越高的評估或重估。在創(chuàng)刊號《編后五人談》中，周倫佑最初預言，“《前文化導言》將得頭獎”。若干年以后，尚仲敏也曾斷言，“藍馬才是非非的靈魂”。徐敬亞早就認為，與周倫佑相比，“藍馬的《前文化導言》是比較完整的自圓假說”。25李振聲甚至認為，藍馬乃是非非的“理論祭酒”和“無可爭議的、最富有想象力的理論家”。26藍馬晚近也自領(lǐng)“非非之父”；圓來（本名蒲紅江）作為其信徒，頗欲另立門戶，轉(zhuǎn)而鄭重地發(fā)明和提出了所謂“藍馬非非”。27
四
藍馬的前文化理論，始于“對語言的全盤絕望”——《非非主義第二號宣言》已有申明。周倫佑的變構(gòu)理論，始于“對語言的不信任”——《非非主義詩歌方法》也有申明。這兩個申明，向度無異，程度有別，故而導致了這樣的結(jié)果：前文化理論首先是語言詩學，其次才是解構(gòu)詩學；變構(gòu)理論首先是解構(gòu)詩學，其次才是語言詩學。
周倫佑的變構(gòu)理論，始見于《變構(gòu)：當代藝術(shù)啟示錄》，復見于《反價值》。28他自覺接受“語言的限定”，以此為前提展開了雄辯——這是他與藍馬的一個迥異。他認為，語言——亦即傳統(tǒng)——意味著“原構(gòu)現(xiàn)實”，亦即“一度結(jié)構(gòu)”；而變構(gòu)意味著“超原構(gòu)現(xiàn)實”，亦即“二度結(jié)構(gòu)”。后來，他發(fā)現(xiàn)，“邏輯結(jié)構(gòu)”只是語言的表層結(jié)構(gòu)，“價值結(jié)構(gòu)”才是語言的深層結(jié)構(gòu)。原構(gòu)如此，變構(gòu)何為？《非非主義詩歌方法》已經(jīng)給出答案：“非兩值對立”“非抽象”和“非確定”。變構(gòu)帶來何物？新價值，新藝術(shù)。這樣的變構(gòu)理論，宜于引來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加以闡釋：“詩從來不是把語言當成一種現(xiàn)成的材料來接受，相反，是詩本身才使語言成為可能?！?9——事實正是如此，周倫佑受海德格爾的影響之大簡直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后來，周倫佑通過其變構(gòu)理論，還曾如是表述過非非主義的藝術(shù)使命：“非非主義源于詩，成于詩，但高于詩，大于詩。它的更高目標是文化和價值——即通過語言變構(gòu)和藝術(shù)變構(gòu)以期最終實現(xiàn)的對文化和價值的徹底變構(gòu)?！?0由此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周倫佑的變構(gòu)理論，與藍馬相比，當然已是更加兇狠的解構(gòu)詩學。他似乎已經(jīng)能夠?qū)⑺{馬的重心推向語言詩學，而欲自證孤身開創(chuàng)了中國本土較早——如果不是最早——的解構(gòu)詩學。
非僅緣于為人處世方面的差別，周倫佑和藍馬漸生齟齬，比如，藍馬提出非文化、前文化和超文化，周倫佑卻提出反文化和反價值。周倫佑試圖在某種大局觀念下忽略他與藍馬的差異性，或者按照自己的某種方式抹平此種差異性；而藍馬卻恰好相反——若干年后，他仍然非常認真地對筆者說：“你看，前文化并不是反文化。”但是，非非詩人之間，定然存有若干影響通道：單向的，雙向的，或多向交叉的影響通道。比如，周倫佑和藍馬，都有提及“反價值”。另外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就是：所有非非詩人的文論，就其總體而言，都不超出語言詩學和解構(gòu)詩學這兩個大范疇。比如，田晉川的《潛思維論》，楊黎的《聲音的發(fā)現(xiàn)》和《立場》，尚仲敏的《內(nèi)心的言辭》，毛喻原的《語言書》，還有李震的《詩的音樂精神》——幾乎全都皈依于“直覺”“語感”或“能指”。
行文至此，筆者樂于得出這樣一個小結(jié)：非非主義的語言詩學，呼應了全球哲學的語言學轉(zhuǎn)向；非非主義的解構(gòu)詩學，呼應了全球文學的后現(xiàn)代主義轉(zhuǎn)向，而在這兩個方面，都堪稱中國詩學的創(chuàng)世紀和烏托邦。
周倫佑的重要性還在于，一開始，他就在某個方面異于所有同儕，而又獨能與乃兄一起不斷擴大某種視野和胸襟：他的一系列文論，比如《當代青年詩歌運動的第二浪潮與新的挑戰(zhàn)》，31又如《論第二詩界》32和《第三代詩論》，33都密切地關(guān)注著整體、階段和先鋒意義上的中國當代詩。
五
1988年7月，藍馬在《非非主義第二號宣言》中，對“詩歌”，對“一切”，給出過這樣的“非非主義忠告”：“在所有應當沉默的地方，堅持一片喧嚷?！蔽哪?，他又給出了這樣的注釋：“此言乃針鋒相對于維特根斯坦的‘在不能言談的地方，應當保持沉默’而發(fā)。其哲學起點應在維特根斯坦的終點上?！彼{馬提到的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名言，出自其《名理論》（今通譯為《邏輯哲學論》）。藍馬當時并未讀過這部語言哲學名著，維特根斯坦此語，可能見諸某個雜志某篇文章。但是，據(jù)周倫佑和藍馬回憶，正是在1988年前后，他們已經(jīng)讀到維特根斯坦的《文化和價值》。34這是一部致命之書：“文化”和“價值”，在兩個向度上，可能分別助推了藍馬的“前文化理論”和周倫佑的“反價值理論”。
《前文化導言》的寫作，早于《文化和價值》中譯本的出版，這并不意味著藍馬當時沒有接觸過維特根斯坦。可以肯定的是，《前文化導言》的文體（札記之氣韻），深受維特根斯坦——還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影響；而《前文化導言》的觀點，早已撓及《邏輯哲學論》的痛癢。維特根斯坦確立了“語言-世界”的同構(gòu)，認為語言的界限即是世界的界限。35藍馬則確立了“語言-文化”的同構(gòu)，認為語言的界限即是文化的界限，卻又試圖通過超語義實驗，敲碎文化的厚殼，突破語言的界限，重返無限的先驗智慧，亦即非文化、前文化和超文化領(lǐng)域。所以藍馬又說：“能說的，都是不必說的，必須說的，恰恰是無法說的?！?藍馬出發(fā)點，恰是維特根斯坦止步處，前者在無意間早已自置于后者以外。如果仍然借來《非非主義第二號宣言》里面的術(shù)語，可以這樣說，維特根斯坦的哲學乃是“語言反映論”，而藍馬的詩學乃是“語言發(fā)生論”甚或“語言創(chuàng)世論”。
當其時，藍馬也不知道巴特（Roland Barthes）為何方神圣。他可能是從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普通語言學教程》36借來那對著名的術(shù)語——“能指”和“所指”，并在《非非主義第二號宣言》中推出一對半新的術(shù)語——“超能指”和“超所指”。若干年以后，藍馬還用“能指”和“所指”，向筆者解釋了何謂“超語義實驗”：“就是要突破‘能指’和‘所指’的咬合，在‘能指’、‘所指’形成的語言流傳統(tǒng)功能之外實驗附加一些新的功能?！?/p>
藍馬新創(chuàng)的其他術(shù)語，比如“文化語言”和“前文化語言”，“載體性的結(jié)構(gòu)”和“本體性的結(jié)構(gòu)”，“語義”和“語暈”（筆者少年時，初見這個詞，頓時心醉神迷），均可以對應海德格爾提出的“說話”（Sprechen）37 和“道說”（Sagen）。在海德格爾看來，后者如同“河流”，前者如同“河岸”，后者使世界“澄明”，前者讓存在“遮蔽”38。而在藍馬看來，“語義”用以刻畫“文化中的那份世界”，“語暈”用以呈現(xiàn)“尚未被文化部分”和“永不被文化部分”39。至于藍馬的“還原”，也就相當于海德格爾的“解蔽”；所謂“前文化狀態(tài)”“非文化狀態(tài)”或“非非狀態(tài)”，也就相當于海德格爾的“本真狀態(tài)”。海德格爾的“直觀與表達的現(xiàn)象學”——被手冢富雄誤打誤撞地追憶為“表達與現(xiàn)象”——對非非主義的啟發(fā)性，或者說兩者的可比性，從這里就可以窺斑見豹。
周倫佑則確立了“語言-傳統(tǒng)”同構(gòu)，以及“語言-價值”的同構(gòu)，并將其作為變構(gòu)理論的針對點。他新創(chuàng)的術(shù)語，比如“原構(gòu)”和“變構(gòu)”，后者也可以對應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提出的“解構(gòu)主義”（Deconstruction）之“解構(gòu)”，而前者卻不能對應索緒爾提出的“結(jié)構(gòu)主義”（Structuralism）之“結(jié)構(gòu)”。雖然德里達曾激烈批判索緒爾的“邏各斯中心主義”，但是非非主義——包括周倫佑和藍馬——的語言詩學，在一定程度上，還曾獲益于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因而，恰是周倫佑提出的“原構(gòu)”，而非通行意義上的“結(jié)構(gòu)”，將迎來他的寒光閃閃的變構(gòu)之刃。在德里達看來，“解構(gòu)主義”主要意味著“反邏各斯中心主義”，其動員令傾向于顛覆“語言”“二元”和“等級秩序”40。而在周倫佑看來，“原構(gòu)”代表結(jié)構(gòu)的穩(wěn)定性（亦即“不死的結(jié)構(gòu)”），“變構(gòu)”則恰好代表對這種穩(wěn)定性的瓦解?！巴呓狻?，這也正是德里達念茲在茲的口頭禪。鐘鳴講過一個小道消息，“聽說，法國的德里達對中國的‘非非’推崇備至”。但是，他，還有筆者，都沒有找到有力的證據(jù)。周倫佑的變構(gòu)理論，后來深化為反價值理論，也暗合了尼采關(guān)于“重估一切價值”的論述。據(jù)周倫佑回憶，他當時無從得見尼采的《權(quán)力意志》，也不知悉周國平尚未出版的博士論文《尼采與形而上學》。這樣的暗合，也就很奇妙。
雖然藍馬和周倫佑對“形容詞”的敵意，可能受到過阿蘭?羅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的影響，“物件悍然不顧我們的大批賦給它以靈性或保護色的形容詞”41，但是如果比較格里耶對楊黎的巨大改造，前述影響就會變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楊黎的組詩，《冷風景》（標題為周倫佑所?。?，就題獻給這位法國新小說大師。以格里耶為主帥的新小說——現(xiàn)在加上楊黎的詩——的目標，就是致力于一口咬定：“世界既不是有意義的，也不是荒誕的。它存在著，如此而已。無論如何，這點是最值得注意的?！薄独滹L景》呈現(xiàn)出來的詩學意義正是如此：將事物還原為事物，將人還原為人，人可以物化，物不可以人格化。楊黎這種新小說向度上的零度寫作，得到過柏樺的曲為辯護，“他妄圖在此收回詩喪失給小說的地盤，為《怪客》或《冷風景》向小說索賠”。據(jù)周倫佑回憶，他和藍馬對這樣的詩都持保留態(tài)度，在籌備《非非》第二卷的時候，周倫佑試圖開設一個欄目“小說與詩”，將格里耶的小說《咖啡壺》和《海灘》按楊黎方式分行排列成詩，再將楊黎的詩《街景》按格里耶方式排列成小說，從而展開跨文體或換文體比較。這個奇思妙想，如此好玩，不意卻遭到楊黎冷遇，周倫佑最后只好作罷。但是楊黎從來沒有放棄過格里耶，他后來創(chuàng)辦先鋒文學網(wǎng)站，干脆就直接叫做“橡皮”（來自格里耶同名小說）。
六
上文已經(jīng)從非非的理論，談到非非的詩，本節(jié)擬就這個問題有所展開。
要就這個問題有所展開，且容筆者繞道莽漢的詩。莽漢與非非的若即若離，正如超現(xiàn)實主義（Surrealism）與達達主義的難分難解?！斗欠恰废群罂龆辔幻h詩人——包括李亞偉、萬夏、二毛——的詩，換句話說，這些莽漢詩人也算是加盟過非非?！斗欠恰穭?chuàng)刊號率先刊出李亞偉的四首詩，包括《高爾基經(jīng)過吉依別克鎮(zhèn)》。據(jù)周亞琴回憶，當周倫佑把創(chuàng)刊號帶回家，兒子周達揚立馬取看，很快陶醉于《高爾基經(jīng)過吉依別克鎮(zhèn)》，一邊讀，一邊哈哈大笑，并且仿寫出這樣的詩句，“那時沙皇鐵青著臉，在情婦瑪利亞那里生胃病”。周達揚當時只有六歲，與成年人相比，可能更加接近“非非狀態(tài)”或“前文化狀態(tài)”。但是，他并沒有相中乃父的詩，也沒有相中藍馬、楊黎或何小竹的詩。
這個喜劇性的挑選，似乎提前代表后來的讀者，給非非提出了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三個問題：非非詩，能夠踐行其理論并體現(xiàn)為對理論的盲人摸象嗎？如果詩而不能踐行理論，何者更能體現(xiàn)所謂非非生機呢？如果理論更能體現(xiàn)非非生機，那么詩能夠以另外的峰頂比高于理論嗎？對這三個問題，很多讀者和學者——包括敬文東——都給出了較為悲觀的答案。在這里，且引來何小竹的看法：“從《非非》1986年創(chuàng)刊開始，作為中國‘先鋒’詩歌最具流派特征的‘非非主義’便獲得了‘革命性’的成功。但這與其說是‘非非’詩歌的成功，毋寧說是‘非非’理論的成功?！?2在這個方面，可以說，非非恰與莽漢相反。
即便退而求其次，僅就既有詩，挑選或推薦非非代表作，也是一件甚為困難的事情。比如，周倫佑很看重梁曉明的《各人》和《玻璃》，藍馬的《世的界》，尚仲敏的《深淵》和《風暴》，楊黎的《冷風景》和《高處》，何小竹的《鬼城》，余剛的《宗教動亂》和《近況》，劉翔的《摘自灌木叢》，陳小蘩的《精神的樹冠》和《精神鏡象》，小安的《種煙葉的女人》，以及他本人的《自由方塊》和《頭像》。43又如，藍馬則很看重周倫佑的《帶貓頭鷹的男人》，楊黎的《冷風景》和《高處》，尚仲敏的《深淵》和《寫作》，何小竹的《夢見蘋果和魚的安》和《組詩》，吉木狼格的《紅狐貍的樹》，劉濤的《又是綠燈》，小安的《種煙葉的女人》，以及他本人的《世的界》和《凸與凹》。上面提及的這些作品，并不能全部見于《非非》前四卷。楊黎卻認為：“作為一個詩歌流派的‘非非’，我感到驕傲的是因為有了何小竹、吉木狼格、小安這三位最值得我稱道的詩人。因為他們的存在，使‘非非’之所以成為‘非非’?！焙涡≈駝t認為：“現(xiàn)在，如果有人問我，誰是‘非非’第一詩人：毫無疑問，我會說是楊黎?！彼瑫r認為：沒有吉木狼格，非非就“缺少了構(gòu)成這個流派的一個重要支撐”；而小安在純粹和語言的自覺性方面“完全可以排在‘非非’任何一位‘男’詩人之前”。下面的針鋒相對，就更加富有戲劇性：何小竹認為，“《世的界》是對楊黎《高處》的模仿，嚴格意義上不是藍馬的成功之作”；藍馬卻認為，“如果非非只有一種宗旨：前文化，那么最能體現(xiàn)宗旨的作品就是《世的界》”。先來讀《高處》：“A/或是B/總之很輕/很微弱/也很短/但很重要/A，或是B/從耳邊/傳向遠處/又從遠處/傳向森林/再從森林/傳向上面的天空”。再來讀《世的界》：“指船/指帆/指鴿/指鷗/指海/與樹林/與墳叢/與結(jié)合/既作為物質(zhì)/而發(fā)光/閃光/又作為悸動/有東/有西”。
上述分歧或見仁見智，已經(jīng)引出另外三個問題：上述關(guān)于非非詩的判斷是著眼于詩，還是著眼于所謂非非風度呢？非非風度是否為非非詩人所必有，而為非非非詩人所必無呢？當非非詩人不再刻意求得非非風度，是否能有機會求得更加寬闊的非非非風度呢？最后兩個問題，也許可以得到清晰的回答。比如，無涉非非的于堅，所作《對一只烏鴉的命名》就是一次非常標準的非非式命名。又如，偏離非非的藍馬，所作長詩《竹林恩歌》為自己惜重并被圓來和喻言激賞，所作《日以繼夜》和《九月的情緒》44為柏樺看好，所作《獻給桑葉》為何小竹看好，所作《秋天的真理》（亦即《秋思》）為筆者看好。然而，作為迷你派抒情詩人的這個藍馬，還是作為《世的界》作者的那個藍馬嗎？還是說過“我對非非詩的期待是語言之花：就是語言的空殼、語義上的空集合”的那個藍馬嗎？顯而易見，藍馬已經(jīng)面目全非；這也就再次證明：在更多的情況下，恰是作品導出了理論，而不是理論導出了作品，如果真的存在后一種情況，那么無論何種理論——包括非非主義理論——都有可能是創(chuàng)造力的五花大綁。
七
非非主義的難以例外的宿命，正如考利所言，就在達達主義似乎一帆風順之時，它實際上從內(nèi)部逐漸死亡。死亡緣于分裂，分裂緣于何物？也許關(guān)乎酒、關(guān)乎錢、關(guān)乎名、關(guān)乎女人、關(guān)乎其他各種利益，也許關(guān)乎謊言、誤會、提防、猜忌、挑撥和文人相輕，也許關(guān)乎性格和品格，也許關(guān)乎氣功、幻覺和特異功能，也許關(guān)乎詩和詩學的愿賭不服輸。誰又說得清呢？時間來到1988年11月，終于發(fā)生了早有預兆的“非非事變”。據(jù)周倫佑回憶：他與藍馬和楊黎在宜昌印好并寄出《非非》第三卷和第四卷，從宜昌返重慶，船到巴東，時值夜深，楊黎和藍馬去買來一瓶白酒，幾袋油酥豌豆，他據(jù)席向藍馬和楊黎鄭重聲明：“我以后決不會再和你們共事?！边@就是最后的聚餐會。據(jù)藍馬回憶：他們一起回到成都，周倫佑在他家待了幾天，一起寄出兩期《非非》后，他將周倫佑送上去火車站的公交車或去西昌的火車，然后去郵局把早已寫好的斷交信（只有一句話）寄給后者：“從今以后，你我之間，在一切方面，一刀兩斷。”至于楊黎，傾向于認可藍馬的說法。周倫佑自稱在《十三級臺階》中早就預言過這樣的結(jié)局，“教堂的鐘聲敲響七下，靈魂之門打開。在你進來的那一瞬間，有人離你而去，藍馬離你而去，你身上長滿鸚鵡”。這件作品寫于1986年4月，刊于《非非》創(chuàng)刊號。“鸚鵡”，據(jù)周倫佑自釋，意味著“流言如矢”。不管怎么樣，作為一個流派，非非主義終于在1988年底轟然解體。
后來是在1992年，又在2000年，經(jīng)周倫佑獨力運作，曾經(jīng)兩度復刊《非非》?；蛞詾檫@不再是一個文學流派，而只是一個文學刊物——周倫佑卻堅決反對這樣的看法，他自稱從此進入了“后非非”階段。限于本文的斷代史一般的任務，這個問題，筆者只好留給其他研究者。當然，下文的撮述或許算不上是蛇足：正是在這個時間段，周倫佑重出江湖，勠力倡導“紅色寫作”和“體制外寫作”——他暫時擱下變構(gòu)理論，退回到自己的青少年時代，再次立錐于“用生命探雷”的介入詩學45；藍馬歸于山林，潛心研創(chuàng)“本然幸福學”——他繼續(xù)體悟前文化理論，退回到人類的軸心時代，運用佛學元代碼系統(tǒng)將前文化理論轉(zhuǎn)換成“幸福本有，痛苦本無”“本然則幸福，使然則痛苦”的人生哲學46。周倫佑在詩學范圍以內(nèi)，揚棄了非非的初衷（變構(gòu)理論）；藍馬在詩學范圍以外，頑守了非非的初衷（前文化理論）。而楊黎，一直浪游江湖，他由“白描”和“語感”轉(zhuǎn)向了“廢話主義”：“詩啊，言之無物?！?7恰是這個自稱懷揣想要發(fā)表作品的私心——“在我抽屜里面藏著幾首寫好了很久的詩，我覺得它們馬上就要影響中國了”——加盟非非的縱欲主義詩人，反而在詩學范圍以內(nèi)，堅持了非非的初衷（亦即語言詩學和解構(gòu)詩學）。當紅白藍愈來愈顯出色差，藍馬作偈如是：“是非是是非，非非是非非，是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注釋：
1 本節(jié)以上文字主要參考周倫佑《非非主義編年史綱》，《懸空的圣殿——非非主義二十年圖志史》，周倫佑主編，第125-151頁。下引周倫佑，凡未注明，均見此文。
2 胡亮、藍馬：《藍馬訪談錄》，《詩歌月刊》2011年第12期。下引藍馬，凡未注明，均見此文。
3 [美]馬爾科姆?考利：《流放者歸來：二十年代的文學流浪生涯》，張承謨譯，重慶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頁。下引考利，亦見此書。
4 《異端之美的呈現(xiàn)》，《打開肉體之門——非非主義：從理論到作品》，周倫佑選編,敦煌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5頁。
5 按照筆者的個人化理解：這里的“紅”，就是 “紅色寫作”之“紅”，代指周倫佑；“白”，既是“白描”之“白”，亦是周倫佑借來巴特（Roland Barthes）術(shù)語不點名批判楊黎的“白色寫作”之“白”，代指楊黎；“藍”，既是“藍馬”之“藍”，亦是“佛教藍”之“藍”。
6 楊黎：《我與“非非”》，《燦爛——第三代人的寫作與生活》，楊黎編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0頁。下引楊黎，凡未注明，亦見此文。
7 周倫佑和藍馬后來又將此文進行精簡，改為《非非主義宣言（1986）》，署名“周倫佑 藍馬執(zhí)筆”，參加由《深圳青年報》和《詩歌報》組織的“1986’現(xiàn)代詩群體大展”。參見《深圳青年報》總第184期；《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徐敬亞等編，同濟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5頁。
8 11 12 非非資料室：《非非》（第1卷），1986年5月（實為7月），第72、74-75、1-2頁。
9 16 非非資料室：《非非主義小辭典（第二批非非詞匯）》，《非非》（第3卷）1988年，第146頁。
10 此文后經(jīng)顧彬（Wolfgang Kubin）譯為德文，載于德國《袖珍漢學》1990年。
13 第2-4卷主辦單位均改為中國非非主義詩歌實驗室；第2卷主編為周倫佑，理論副主編為藍馬，作品副主編為楊黎和劉濤，評論副主編為尚仲敏和敬曉東；第3卷和第4卷主編為周倫佑，理論副主編為藍馬和楊黎，作品副主編為劉濤和何小竹，評論副主編為尚仲敏和周倫佑（兼）。
14 非非資料室：《非非》（第4卷）1989年（實為1988年），第16-21頁。
15 《巴蜀現(xiàn)代詩群》1987年。
17 非非資料室：《非非》（第2卷）1987年。
18 《百家》1988年第2期。
19 《非非評論》（第1期）1986年8月。
20 《作家》1990年第10期。
21 《藝術(shù)廣角》1990年第6期。
22 參見《什么是非非主義》，《海水與浪花——藍馬詩文集》（文論卷），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33-45頁。這是作者針對相關(guān)管理部門的調(diào)查傳訊給出的書面回答。
23 周倫佑認為，藍馬的“前文化”，就是某些傳統(tǒng)哲學的“翻版”。這些傳統(tǒng)哲學包括柏拉圖的“理念”、老子的“道”、普羅提諾的“太一”、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以及鈴木大拙的“宇宙潛意識”。順著這樣思路，筆者認為，也許還應該提及佛家的“空”。鐘鳴則認為，“像藍馬（王世剛）欣喜若狂的原始思維，在人類學和語言學里，早已老生常談”，并例舉了列維-布留爾（Lvy-Bruhl，Lucien）的《原始思維》，中譯本已有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丁由譯。
24 非非資料室：《非非主義第二號宣言》，《非非》（第3卷）1988年，第15頁。下引此文，不再加注。
25 徐敬亞：《圭臬之死》，《崛起的詩群》，同濟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頁。下引徐敬亞，亦見此文。
26 李振聲：《季節(jié)輪換》，學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71、88頁。
27 參見圓來《藍馬非非研究之一》《藍馬非非研究之二》，《藍馬圓來文論集》，中國戲劇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189頁。
28 非非資料室： 《非非》（第3卷），《開拓》1989年第1期。
29 [德]海德格爾：《荷爾德林和詩的本質(zhì)》，《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47頁。
30 周倫佑：《非非主義：不可抗拒的先鋒》，《懸空的圣殿——非非主義二十年圖志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頁。
31 《浪潮》（第2輯），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非非評論》（第2期）1987年5月；《藝術(shù)廣角》1987年第2期。
32 《非非評論》（第1期）1986年8月。
33 《藝術(shù)廣角》1989年第1期。
34 當為清華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譯者為黃正東、唐少杰。
35 Word（語言）與world（世界），這兩個詞，可能具有相同的詞根。
36 或為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譯者為高名凱。
37或“跟隨道說”（Nachsagen）。
38 [德]海德格爾：《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237-271頁。
39 藍馬：《語言革命——超文化》，《海水與浪花——藍馬詩文集》（文論卷），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頁。
40 王泉、朱巖巖：《解構(gòu)主義》，《西方文論關(guān)鍵詞》，趙一凡、張中載、李德恩主編，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268頁。
41[法]阿蘭?羅伯-格里耶：《未來小說的道路》，《現(xiàn)代西方文論選》，伍蠡甫主編，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頁。下引格里耶，均見此文。
42 何小竹：《我與“非非”》，《燦爛——第三代人的寫作與生活》，楊黎編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6-557頁。下引何小竹，均見此文。
43參見周倫佑《當下語境中的非非主義》，《藝術(shù)?構(gòu)詩學》，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頁。
44 這兩件作品，很奇怪，卻并未收入藍馬僅有的兩種詩集。參見《藍馬圓來詩歌選集》，中國戲劇出版社2009年版；《海水與浪花——藍馬詩文集》（詩歌卷），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
45 周倫佑：《證詞》，《在刀鋒上完成的句法轉(zhuǎn)換》，唐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頁。周倫佑在接受采訪時自稱，“介入即變構(gòu)：對現(xiàn)實的變構(gòu)”，實在難以得到筆者的茍同。
46 關(guān)于前文化理論對佛學的呼應，筆者有過較為深入的論述：“藍馬為他的一系列舊文增加了若干注釋，這些注釋不妨如是理解：文化即世間；非文化、超文化即出世間；語義即妄念；世界即名相；退出文化、語言和世界即放下萬緣；前文化還原即破除所知障；還原之至境即實相無相；前文化狀態(tài)即本來面目和大歡喜之境；人人皆有非非性即眾生皆有佛性?！眳⒁姾痢斗欠侵髁x與當代佛學無意識闡釋——讀〈藍馬圓來文論集 〉，重證早年一個觀點》，《闡釋之雪》，中國言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33頁。關(guān)于前文化理論向人生哲學的轉(zhuǎn)化，可以溯源到《非非主義第二號宣言》對“人的解放”的相關(guān)論述，還可參見藍馬《痛苦與幸福》，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佛法與幸福》，中國國際出版社2010年版；《幸福是自己給的》，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
47 楊黎：《楊黎說：詩》，《小楊與馬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頁。
48 《新京報》編《追尋八十年代》，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頁。
[作者單位：四川省遂寧市文廣旅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