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詩能在我們心底回響
阿赫瑪托娃一生經(jīng)歷的苦難，比一般詩人多，但是，她卻將那些我們無法想象的苦難化為了深沉而明亮的詩。讀新近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阿赫瑪托娃詩集《我們不會告別》，再一次印證了我的這個看法。詩本來難寫，譯詩更難。不同語言系統(tǒng)的轉換中，如花的芬芳很容易在風的傳遞中稀釋，甚至流失殆盡。阿赫瑪托娃的詩譯本很多，這本新譯有什么與眾不同之處，是我很好奇的。
這種好奇由來已久。不僅是對阿赫瑪托娃詩的好奇，也是對所有現(xiàn)代詩的好奇。好詩是可以吟唱的，這是我國也是世界所有國家詩歌的傳統(tǒng)，我國的《詩經(jīng)》和外國的《荷馬史詩》，都是吟唱的結晶。那么，什么樣的現(xiàn)代詩，才能夠在我們的心底回響？
在我有限的讀詩經(jīng)歷和對詩淺薄的認知中，我覺得起碼應該具備這樣兩點，一是要有詩意，二是要有音樂性。如今詩的門檻很低，早沒有布羅茨基所說的“藝術就其天性，就其本質而言，是有等級劃分的……在這個等級之中，詩歌是高于散文的”。如今的詩，恰恰散文化甚至口水化嚴重，譯詩受其影響，這樣的現(xiàn)象更為明顯。也就是說，不錯的詩中，能看到詩意的閃爍，但是，音樂性能感受得到就比較難了，這不能不說是現(xiàn)代詩的一種遺憾。作家沃爾科夫在和布羅茨基談及阿赫瑪托娃詩的時候說：“《安魂曲》是一個出色的文本，但只有一種含義。音樂能夠加深這種含義，能夠驟然照亮詩中的一種新的層次。”
讀這本《我們不會告別》，難得讓我感受到對阿赫瑪托娃詩中的詩意和音樂性雙重重視的層次。對于阿赫瑪托娃詩作在艱難兼混亂時世中的深刻意義，一般人都很重視，愿意從詩句中感受、捕捉和開掘。但是，如果只有意義而失去詩意和音樂性，我想很難成就一個完整的阿赫瑪托娃。在詩意和音樂性這兩點中，詩意是人們普遍重視的。不過，如果缺少了音樂性的介入，這種詩意的表達會打折扣。這就像歌詞不錯，沒有好的旋律相佐，也難以劍鞘相合，葡萄美酒夜光杯那樣讓人美不勝收。
“我再不需要我的雙足，
就讓它們變成一條魚尾！
我在清涼怡人的水中游蕩，
遠方的棧橋泛著微茫的白光。
我再不需要馴服的靈魂，
就讓它化作一縷煙，輕煙，
繚繞在黑色的堤岸上，
升騰起淡藍色的霧嵐?！?/span>
──《我再不需要我的雙足》
雙足/魚尾，靈魂/輕煙，棧橋/堤岸，這樣詩意的句子，相信都是原詩有的元素，關鍵是翻譯成中文，讓我能夠感受到可以吟唱的韻律。那些比興、想象和襯托，便不再單擺浮擱，而更有了詩的韻味。
在《今天沒有我的信》中，用的也是這樣一唱三嘆的手法：
“今天沒有我的信，
許是他忘寫了，或是走了；
春天銀鈴般的笑聲在啼囀，
船只在港灣里飄蕩，搖晃，
今天沒有我的信……
不久前他還和我在一起，
如此多情的，溫柔的我的他，
可那是白色的冬季，
如今已是春，春天的憂傷有毒，
不久前他還和我在一起……”
詩中蕩漾著音樂，音樂托浮起了詩，讓春冬兩季的炫目對比，讓分別的思念，唱得那樣動人心扉，才會讓“春天的憂傷有毒”一句觸目驚心。
再看《總有地方存在簡單的生活》中的前兩節(jié)：
“傍晚，那里的小伙隔著籬笆，
同鄰家姑娘傾談，只有蜜蜂
能捕捉那輕柔的話語。
而我們生活的莊重而艱難，
在苦澀的相逢里恪守禮儀，
一陣輕率的風突然掠過，
會吹斷剛開始的交談?！?/span>
多像一首敘事詩的開頭，將艱難的生活化為委婉的傾談。不知為什么，讀這首詩的時候，我想起最近唱得很響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那首敘事性很強很深情的歌。
在《我學會簡單、明智的生活》后兩節(jié)中，有著類似的抒情敘事的調性：
“我回到家，毛茸茸的小貓?zhí)蝮?/span>
我的手掌，更惹人憐愛的啼叫。
湖畔木材廠的塔樓上，
燃起明亮奪目的燈光。
只是偶爾有鸛雀飛落房頂，
叫聲劃破周身的寂靜。
而倘若你來敲叩我的門扉，
我感覺，我甚至不會聽見?！?/span>
那種深沉感情詩意的表達，那樣生活化，卻不瑣碎。周身那樣寂靜，卻聽不見渴望相逢中的敲門聲，是怎樣的一種心情和情境！讀這首詩，真的像是聽一首動人的民謠。我們也有民謠，我們也唱相逢，但我們只會這樣直白地表達──“他不再和誰談論相逢的孤島，因為心里早已荒無人煙”。我們便不會有“倘若你來敲叩我的門扉，我感覺，我甚至不會聽見”那樣讓人心痛的感覺。詩意是詩的第一道門檻，音樂性是詩的第二道門檻。我們愿意在門外蹣跚。
年輕的譯者董樹叢，在她翻譯的這本《我們不會告別》中，認真而傾心注重阿赫瑪托娃這樣詩意與音樂性的表達。我以為是難得的，也是與有些譯作相區(qū)別的重要一點?？梢钥催@樣的例子，比如《海濱公園的小路漸漸變暗》中一句有名的詩，有的翻譯為“清淡的月光像雪花的星星，就在我的頭頂上飛跑”。董譯為“輕盈的月亮在我們頭上漸次飛旋，宛如綴滿雪花的星辰”。孰優(yōu)孰劣，一目了然。僅看“輕盈”與“清淡”，“飛旋”和“飛跑”，就可以看出翻譯的水平與功力，字面的橫移，只要會外語，不難做到，但是，好的翻譯，需要擁有文學修養(yǎng)以及詩意的敏感的感受和干凈而蘊藉的表達。
再舉一例，《我們不會告別》，這也是這本新書的書名。只看前后各一節(jié)，有的翻譯是──
“我們倆不會道別，
──肩并肩走個沒完。
已經(jīng)到了黃昏時分，
你沉思我默默無語。
我們倆來到墳地，
坐在雪地上輕輕嘆息，
你用木棍畫著宮殿，
將來我們倆永遠住在那里?！?/span>
董譯是──
“我們不會告別，
不停地肩并肩徘徊。
天色已近黃昏，
你在沉思，而我無言。
或許我們坐在揉皺的雪地
在墓旁，發(fā)出輕輕嘆息。
你用木棍描畫著宮殿，
我們將永遠棲居那里。”
仔細比較，“告別”和“道別”，“墳地”和“墓旁”，意思一樣，意味卻不盡相同。顯然，“墳地”說得太隨意，缺少了感情，相信不會是阿赫瑪托娃的本意。“畫著宮殿”和“描畫著宮殿”，雖然只是多了一個“描”字，其中的心境和心情差別很大?！拔覀儭?，去掉了“我們倆”的“倆”字，則多了分別之前的莊重感。而雪地前多了“揉皺”擬人化的定語，不僅讓雪地有了形象，也道出分別之際時間長久中的不舍和難言。
可見得董譯是經(jīng)過認真推敲過的。中國古詩，講究煉字；布羅茨基講過詩中“一個詞在上下文中特殊的重力”關系。這樣字與字、詞和詞之間的推敲斟酌，是應該得到贊許的。
我們如今的譯作繁盛，不僅在時間上和世界同步，而且數(shù)量驚人，遠超過其他國家。這樣的速度與數(shù)量（且重復甚多），很容易泥沙俱下，蘿卜快了不洗泥，不僅新譯者容易如此，就是老譯者也時而見之。遙想當年傅雷譯《約翰·克利斯朵夫》，在克利斯朵夫剛降生時那一句“江聲浩蕩，自屋后升起”，陡然而起畫外的空鏡頭一般，言簡意深，可謂經(jīng)典，已是闊別久遠。因此，亂花迷眼之中，在選擇譯本時，一定要小心。在這樣譯林叢生繁榮與泛濫并存的背景之下，董樹叢為這本《我們不會告別》付出的努力，值得肯定和信任。因為只道當時是尋常，如今真正做到，是不那么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