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緣起及其出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文社”）的“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是一套持續(xù)六十余年，影響幾代讀者的叢書。它以為讀者提供一套質量可靠的古典文學入門讀本為目標，計劃基本囊括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作家和作品。
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新版效果圖
這套叢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規(guī)劃出版的一套重要的古典文學叢書，它的誕生與時代背景有密切的關系，它的發(fā)展也與時代形勢息息相關。追溯它的歷史，了解它的緣起，不僅有助于我們把握這套叢書的寫作風格，掌握其特點，還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汲取書中的精髓，為我們進一步做好當前的古典文學普及出版提供有益的經(jīng)驗。六十年的歷史雖然不長，但是隨著人事的代謝和歷史資料的湮滅，這套叢書的早期歷史也開始模糊，以至于我們現(xiàn)在連叢書名稱何時開始使用也難以確定。今謹將叢書緣起及其相關問題試述如下，不準確的地方，還望方家指正。
一 叢書出版的內部環(huán)境
“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雖然由人文社編輯出版，但人文社并不是推動這套叢書誕生的唯一動力，它的形成其實是多種內外因素合力的結果。關于出版社方面的情況，還應從人文社建社初期的出版方針說起。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3月成立，5月第一任社長馮雪峰上任。人文社最初由中央宣傳部和文化部共同領導，主要的直接領導同志是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胡喬木，關于出版社的定位和方針，胡喬木專門找馮雪峰談過一次話，主要談出書的范圍和辦社方針，最后確立了“以提高為主”，逐步把人文社發(fā)展為“國家出版社的規(guī)模”的目標（《馮雪峰全集》第九卷，第17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所謂“國家出版社的規(guī)?！?，意即無論是數(shù)量還是質量，人文社應為我國出版機構的代表，代表了我們最高的水平。后來馮雪峰又進一步提煉為“古今中外，提高為主”，作為出版社的工作方針。
至于出版社初期的工作情況，馮雪峰說：“在出版社成立的一兩年或兩三年內就要搞出一套比較齊全的所謂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一套比較完整的‘名、洋、古’東西，當然還辦不到，即在五六年內也還是辦不到的；……在具體組稿中主要地朝著這方向走的。當時所采取的辦法是所謂‘一本一本的出’、‘先搞好哪一種就先出哪一種’、‘未能有定本之前就先出未定本’等等。……對于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也如此，沒有整理好的就先出稍加整理過的本子，或甚至就是翻印，企圖逐步達到出版一套經(jīng)過整理（加標點、分段、有具有‘權威’的序言，等等）的所謂定本?！@個中心和重點在53年以前是還不大明顯的，但在54年和55年的出書計劃和所出的書中就完全看得出來了?！保ā恶T雪峰全集》第九卷，第281頁）可見，在上述方針指導下，人文社的圖書出版確實把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放在了比較優(yōu)先的位置，并且形成了人文社最初的圖書格局，這一格局在1958年制定工作規(guī)劃時又進一步加強了。具體到古典文學出版方面，舒蕪在調入人文社時（1952年）曾詢問馮雪峰“古典文學編輯怎么搞法”，馮說：“從《詩經(jīng)》、《楚辭》到晚清小說，都要整理出版?，F(xiàn)在先整理出版《水滸》《紅樓夢》《三國演義》等小說。有的大家，例如李白、杜甫，出了選集，可以再出全集；其次柳宗元，可以只出選集，不出全集。……”（《舒蕪口述自傳》，第251—25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舒蕪的回憶與馮雪峰的文字頗相吻合。
二 叢書出版的外部條件
人文社初期的出版方針是“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產(chǎn)生的重要背景，回過頭看，上世紀五十年代前期出版的“四大名著”、《儒林外史》等書也確實為這套叢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是出版社的內部情況。就外部條件來說，“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能夠成為經(jīng)典，也得益于時勢的玉成。有利的外部條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文社有其他出版社無可比擬的政策優(yōu)勢，二是大量優(yōu)質的作者資源和圖書資源匯聚注入人文社。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整頓出版行業(yè)比較混亂的局面，政府先后籌建了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古籍出版社等出版單位，同時對私營出版機構如開明書店、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進行公私合營的改造。改組前，這些私營出版單位的出版主業(yè)尚不明確，公私合營后，傳統(tǒng)的文史出版大社強社如商務印書館改組為高等教育出版社，同時保留商務印書館的牌子，主要擔負高等學校、中等專業(yè)學校各科教學用書的編輯出版任務，同時仍然保留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古籍、科技、工具書等書籍的編輯出版。中華書局則改組為財政經(jīng)濟出版社，同時保留中華書局的牌子，主要出版財政、金融、貿易、合作、農(nóng)業(yè)書籍，原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文、史、哲書籍可以繼續(xù)出版。雖說文史圖書仍然保留，但實際上此后幾年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文史、辭書等出版業(yè)務大多處于停滯狀態(tài)，直到1958年初國家再次調整出版分工，才重新奠定這兩家出版社目前主營業(yè)務的基礎。在這段時期內，古典文學和古籍出版主要安排由人文社、古籍出版社、古典文學出版社等幾個出版單位承擔。其中又以人文社承擔為多，影響力也最大。
為了滿足當時社會和學術研究的需求，1954年，人文社還設立了“文學古籍刊行社”，這其實是為古典文學編輯室掛的一個副牌，用以翻印專業(yè)的古籍和1949年以前的排印本。文學古籍刊行社運行的時間不長，1958年1月出版《樵歌》后，便似停用了。這或許跟1958年國家對出版工作重新做了分工有關，專業(yè)的文學古籍出版工作交給了中華書局。（關于人文社與中華書局的分工，1960年文化部又下發(fā)了同意“人民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關于出版分工的會議紀要”的公函，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0）》，中國書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326頁。）由此可見，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人文社是處在出版行業(yè)核心位置的，這種地位自然有利于優(yōu)質作者資源的匯聚。就此而言，“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能夠囊括眾多品質卓越的圖書，實在是時勢之必然。
與出版行業(yè)整頓的情況相同，這一時期，國家對國內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也進行了整頓。1953年2月，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成立后（該所1956年1月改屬中國科學院，1977年5月改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由鄭振鐸擔任所長。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創(chuàng)建的國家的第一個文學研究專業(yè)機構，囊括了眾多一流的學者。文學研究所成立時所確定的方針任務是：“按照國家的需要和本所的具體條件，有步驟有重點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觀點研究我國和外國的文學和文學理論。”（王平凡口述，王素蓉整理《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大事記〔上〕》，《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2010年第6期）關于該所早期的工作，據(jù)文學研究所已故研究員鄧紹基回憶：“研究所一成立就制定了古代文學研究組的比較長遠的任務，大致上分為兩個方面：一、為編寫一部多卷本文學史而開展的各項研究工作；二、古代文學作品的整理選注工作。那時俞平伯先生正從事《紅樓夢》整理工作，具體成果即《紅樓夢八十回校本》。錢鍾書先生正從事宋詩選注工作，具體成果是《宋詩選注》。余冠英先生繼完成《詩經(jīng)選》后，正從事漢魏六朝詩的選注工作，具體成果是《漢魏六朝詩選》?！保ㄠ嚱B基《淺談俞平伯先生的詞論著作》，《文學遺產(chǎn)》1998年第4期）鄧先生是1955年到所工作的，他的回憶大體還原了文學研究所當時的工作內容。文學研究所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古代文學作品的整理選注工作，其實這一設想早在文學研究所成立以前就已經(jīng)提出了。
1950年5月，文化部藝術局編審委員會召開了一個關于編選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叢書的座談會，據(jù)《鄭振鐸年譜》（陳?？抵?，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介紹，這套叢書是應蘇聯(lián)方面的要求編選的。余冠英《詩經(jīng)選譯·后記》中也提到他這本書的撰述原因：“我在1950年，為了供編譯‘中國詩選’的蘇聯(lián)同志作參考，曾選注‘詩經(jīng)·國風’約三十篇，并附白話譯文?！保ǖ?3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第2版）二者所述是同一件事。1950年8月15日，《新華月報》報道了編審委員會已經(jīng)開始編輯《中國古典文學》和《中國歷代詩選》兩套叢書的消息。前者由鄭振鐸主編，后者由郭沫若、鄭振鐸、艾青主編。據(jù)《俞平伯年譜》1951年7月紀事：“中央文化部藝術局著手編輯‘中國古典文藝叢書’，系統(tǒng)整理自漢樂府迄明清俗文學的中國古典文藝作品，其中包括《樂府詩選》《唐詩新選》《杜甫詩選》《白居易詩選》《宋元話本選》《元曲新選》《明清俗曲選》《紅樓夢》《三國志演義》《水滸》。俞平伯與鄭振鐸、魏建功、浦江清、錢鍾書等參加古籍整理工作?！保ā队崞讲曜V》，262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聯(lián)系鄭振鐸領導的文學研究所的工作計劃，我們似乎可以認為文學研究所的主要工作內容之一就是落實“中國古典文藝叢書”的設想。這或許也是文學研究所內古代文學研究人員配置比較強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學研究所內，古代文學（包括近代文學）部分占有一個特殊的位置：最先成立的研究組即是古代組，而在文學所全盛時期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古代文學也被公認是力量最強的一個分支學科。當時全所的一、二級高級研究員共14名，古代組占的比例很大，一級研究員3人……二級研究員4人……而中年研究骨干，亦以古代組為多，……當時都已在學界嶄露頭角，受到重視?！保ㄍ跗椒部谑?，王素蓉整理《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大事記〔上〕》）
回顧文學研究所的計劃與人文社的出版規(guī)劃，二者可謂不謀而合，其實這也毫不奇怪，因為當時主導古典文學整理研究和編輯出版的領導如胡喬木、周揚、鄭振鐸，彼此之間有很多交集，工作上也有交叉。在這種共識的引導下，文學研究所與人文社，一個是代表國內古典文學研究最高水平的學術機構，一個是代表國家水平的出版單位，雙方合作，順理成章。據(jù)說雙方曾有約定，文學研究所整理的古典文學作品均有人文社出版。
以上介紹文學研究所的情況，我們想說明的是，從作者資源這方面來說，當時的社會形勢也為“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的形成準備了良好的條件。當然這套叢書的作者也并不局限于文學研究所，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構成，這一點我們下文再做介紹。
三 叢書名創(chuàng)立的時間
既有有利的政策環(huán)境，又有良好的作者資源，一套品質優(yōu)異的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呼之欲出，那么，“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叢書名創(chuàng)立于何時呢？很遺憾，目前筆者尚未見到直接的材料。不過，根據(jù)下面一些史料，我們基本可以推定在1958年。
第一，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創(chuàng)建早期，為了擴大出書范圍，同時也是為了保護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聲譽，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整理本、研究評論集等往往先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義出版，社會反響好的，再以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名義出版（也有個別例外），這是保障國家出版社聲譽的一種權宜的方法。這一模式至1958年作家出版社分出后才取消。根據(jù)《人民文學出版社六十年·圖書目錄1951—2011》（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著錄的圖書信息來看，以作家出版社名義出版的圖書，都沒有標注“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
文學研究所1956年劃歸中國科學院主管，它組織整理的作品選，出版時最初會在扉頁或封面上標記“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校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第×種”（也有個別例外）。查閱人文社編輯部所藏樣書，并承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的張劍先生惠告，印有這種文字標記的圖書有六種，即余冠英選注《詩經(jīng)選》（第一種）、王伯祥選注《史記選》（第二種）、余冠英選注《三曹詩選》（第三種）、余冠英選注《漢魏六朝詩選》（第四種）、錢鍾書選注《宋詩選注》（第五種）、吳曉鈴等選注《話本選》（第六種）。據(jù)這幾本樣書來看，《詩經(jīng)選》1956年以作家出版社名義出版，1958年始列入?yún)矔?957年4月出版的《史記選》上扉頁上僅標有“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校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第二種”文字，封面、扉頁無“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文字，該書八十年代初才被放入?yún)矔??！稘h魏六朝詩選》（扉頁）、《宋詩選注》（封面）1958年9月出版，并列“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校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第×種”?！对挶具x》1959年出版，僅標有“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校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第×種”，無“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三曹詩選》在七十年代列入?yún)矔?。?jù)此似可推定，“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叢書名的使用早不過1957年，晚不過1958年。1958年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選本尚有羅根澤編、戚法仁注《先秦散文選注》，李炳英選注《孟子文選》，方孝博選注《荀子選》等。
第二，另一份材料是1958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制的“五年出版規(guī)劃草案”，其中“中國古典文學部分”列了三大叢書：“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叢書”“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爸袊诺湮膶W讀本叢書”已然在目。該叢書“編輯說明”第一條說：“本叢書基本上依據(jù)國務院科學規(guī)劃委員會‘整理和出版古籍規(guī)劃草案’中關于‘中國古典文學讀本’的計劃進行編選整理?！?0種，擬在1962年前出齊。但為了目前的迫切需要，也擬選較好的舊選本加以重印?！卑矗骸罢砗统霭婀偶?guī)劃草案”完成于1958年6月，“草案”中的“中國文學讀本目錄”與人文社“五年出版規(guī)劃草案”之“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書目一致?！皵M選較好的舊選本加以重印”的“舊選本”當指1958年以前人文社已出版的圖書，叢書所列書目，本社已出版的又做了星號標記，共21種。如此看來，大部分“舊選本”于1958年重印時加上了“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之叢書名的原因應該是很清楚的了。
根據(jù)以上兩個方面的證據(jù)，我們基本可以推定“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的叢書名確立于1958年。在1958年人文社五年規(guī)劃中，讀本叢書列了五十種，包括詩、詞、文、戲曲和古典小說，基本涵蓋了中國古代每個時代文學中的經(jīng)典作家和作品，從此奠定了叢書的發(fā)展方向。
四 叢書作者團隊的組成
在“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早期的發(fā)展歷史中，文學研究所的學術支持無疑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五十年代，文學研究所的古代文學主要有兩個組，一個是以何其芳為組長的文學史組，負責編寫文學史，另一個是以余冠英為首的古典文學組，負責編選本。文學研究所學者為“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貢獻的選題不下10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余冠英先生。1952年國內高等院校調整后，余先生由清華大學轉入文學研究所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便把自己的學術重心放在古典文學的選注工作上。余先生身體力行，到文學所后，他不僅修訂了1950年完成的《樂府詩選》，又陸續(xù)撰著了《詩經(jīng)選》《三曹詩選》《漢魏六朝詩選》三種重要的選本，1963年又主持《唐詩選》的編選工作?！斑@幾部選本不僅以其通俗淺近使一般古典詩歌愛好者受益，而且以其學術性受到廣大研究者的重視。先生的選本注釋，一方面廣采前人成果，對前人舊作作了科學的整理吸收，顯示出深厚的功力；一方面又在篇義解說和詞句注釋上有許多精辟的創(chuàng)見?！保f鳳娟《余冠英先生的生平及其學術活動》，《文獻》1988年第1期）余先生的選注本是大家公認的普及與學術結合的典范之作。我們甚至可以毫不夸張的說，余先生在當代古典詩歌選注上的貢獻，無人能出其右。（相關評述，還可參閱李華《余冠英古籍整理成就書評》，《文學評論》1999年第2期。）
其他如錢鍾書《宋詩選注》，王伯祥《史記選》、俞平伯《唐宋詞選釋》，何其芳主持的《唐宋詞選》等，也都是當代的名作。文學研究所這些專家的選本為當代古典文學作品選注立下了最基本的規(guī)范。文學研究所與人文社的密切合作延續(xù)至今，鄧紹基《金元詩選》、曹道衡《樂府詩選》、陳鐵民《王維詩選》等，也先后被納入讀本叢書。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有相當多的作者是人文社古典文學編輯室編輯，除了“四大名著”這類集體整理的作品，在詩歌方面有陳邇冬、舒蕪、周汝昌、李易等，戲曲有顧學頡。此外，尚有個別游離于組織的作者，如張慧劍、張友鶴等，作為特約編輯，參與古典文學的選注工作，成績突出。由于八十年代以后，編輯身份的作者逐漸減少，相形之下，五六十年代的這一現(xiàn)象反而更顯得引人矚目。為什么會有一批出版社編輯自己撰著的圖書呢？首先，人文社在立社之初即規(guī)劃出版一套古典文學方面的系列叢書，并且很快組織人力整理了《水滸》（聶紺弩主持）、《三國》（顧學頡等整理）、《紅樓夢》（汪靜之等整理）、《西游記》（黃肅秋等校注）等古典小說的代表性作品。該項工作推進的時間和速度比文學研究所既早且快。這些圖書出版后產(chǎn)生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在考慮創(chuàng)立“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時，就已經(jīng)計劃把它們收入其中。其次，出版社創(chuàng)立伊始，人們對出版政策以及政策尺度的把握尚未有清晰的邊界，還需要進一步探索，出于謹慎，出版社也不敢放手約稿。據(jù)舒蕪說：“那時候我們還不敢向社外放手約稿。新中國初建，國家文學出版社初建，強調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要用馬克思主義思想來校注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究竟怎么搞法呢？我們心里都沒有底，只好先定一個小范圍的選題計劃，首先出版那些‘民主性精華’最多、‘人民性和現(xiàn)實主義精神’最多的作品。在這個小范圍的選題計劃內，又大部分是由編輯部的人自己來擔任整理校注工作，以便摸索積累經(jīng)驗。總之，是很謹慎的做法?！保ㄊ媸徔谑觯S福蘆撰寫《舒蕪口述自傳》，261—262頁）這種顧慮不是沒有道理的。例如古典文學編輯室保留的馬茂元《楚辭選》的書稿再版修改檔案，初稿的前言在再版時，做了大幅修訂，其中有一條馬先生書寫的浮簽：“新版《楚辭選》前言（五八年九月發(fā)稿），黨委領導同志親自抓前言修改工作，改正了舊版前言中關于歷史分期問題等根本缺點?！?/p>
1960年發(fā)布的《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三年至八年（1960—1967）》草案里就說：“前一個時期由于沒有全面的、長遠的規(guī)劃，從事實際工作的某些同志對黨的政策，特別是對毛主席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產(chǎn)的指示，體會不夠，整理出版工作比較零散，而且在一個短時期內還發(fā)生過一些偏差和錯誤。例如有些書出版的目的性很不明確，只是為出書而出書；有些書的內容消極成分較多，有害青年身心的健康，也不加選擇、不加控制地出版和發(fā)行了。”可見舒蕪的憶述確實反映了當時社會形勢的實際情況。對于編輯承擔編著任務在當時也不是沒有質疑，王任叔到人文社擔任副社長、副總編輯后（1954年開始主管社內工作），就曾批評編輯自行撰稿是“關門辦社”“打伙求財”。八十年代后，國家對出版工作進行比較深入地改革以后，這種情形才逐漸轉變。不過，應該指出的是建社之初，出版社所網(wǎng)羅的古典文學編輯也多是學殖深厚的學者，他們深諳古典文學藝術。馮雪峰告訴舒蕪“整理時要發(fā)揚樸學家的精神，目的是供給讀者一個可讀的本子”。舒蕪回憶審閱余冠英《樂府詩選》，“在原稿上貼意見條，把所發(fā)現(xiàn)的一切問題，大自政治思想，理論學術，小至一個字，一個標點符號，一個一個寫在小條上，貼在書稿上，請作者處理”（參考舒蕪撰《舒蕪》，古吳軒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頁）?，F(xiàn)在看來，他們當年的探索是十分有益的，他們不僅撰著了經(jīng)典的古典文學整理本，還在具體的編輯工作中與其他作者一起，為撰著古典文學選本樹立了基本的標準。與此同時，他們的專業(yè)的審稿意見對書稿質量的提高也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20世紀五十年代，執(zhí)教于高等院校的專家學者也是“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作者的重要組成。如《杜甫詩選》就是請馮至（北京大學）選定篇目，浦江清（北京大學）、吳天五（浙江師范學院）注釋的。該書1956年以作家出版社的名義出版，1958年重印時收入?yún)矔?。另外還有馬茂元（上海師范大學）《楚辭選》，游國恩（北京大學）、李易（人文社）《陸游詩選》等。但是相對來說，所占的比重要要小一些。與此同時。還有一些則以所在高校的古典文學教研室（組）的名義署名，如《李白詩選》署名為“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七八十年代，這種集體撰著的方式比較流行，如山東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選注《杜甫詩選》、安徽師范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組選注《李商隱詩選》、四川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選注《宋文選》、四川師范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選注《歷代文選》，等等。到九十年代，隨著著作權法的實施，署名才逐漸改為實際的撰著者。這也是時代使然。
五 結語
前輩們的業(yè)績，不僅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遺產(chǎn)，也留下了寶貴的經(jīng)驗。五十年代以后，人文社推出了很多詩文選本，但并不是所有的詩文選本都列入?yún)矔校环矫媸怯捎趨矔畛跻?guī)劃時五十個品種的限制，致使一些評價有爭議的作者未能列入，另一方面是人文社對這套叢書的品質把關非常嚴格。當時，無論是作者還是出版社，對重要圖書稿件的要求特別嚴格。如俞平伯根據(jù)文學研究所安排，承擔“唐宋詞選”選注工作，先印了征求意見稿，為此他特寄一份給龍榆生：“擬編唐五代詞選，去取之間，殊難有新面目，并將所中印出之未定稿一分（份）奉上，懇求教正。宜刪宜增者，如荷示及，尤感！”（此信見“字響調圓：龍榆生藏現(xiàn)當代文化名人手札展作品集”巡展）后來選注《唐詩選》時，也同樣印行了“征求意見稿”。該意見稿編輯了43人80首詩歌的注釋，并附錄了擬選詩篇目錄。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經(jīng)典選本其實包含了一代學人的集體智慧。從出版的角度來看，據(jù)曾擔任古典文學編輯室主任的杜維沫說：“這套叢書的要求比較嚴格。過去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做法是，先出一個選本，在社會上聽聽反映，覺得反映不錯，再經(jīng)過修改，把它列入讀本叢書?！保ā墩務勅嗣裎膶W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書籍》，北京市新華書店編輯《書籍知識講稿匯編》，第104頁）由此而言，列入?yún)矔芟袷菍δ潮緯敖?jīng)典化”的認定。
至20世紀七八十年代，這套叢書對品種的限制放寬，諸多口碑很好的選本陸續(xù)加入其中，繼而成為經(jīng)典，如此既提高了一本書的影響力，也提高了叢書的整體聲譽，它們給廣大讀者留下了無限美好的記憶。回顧叢書六十年的歷史，盡管有些選本，在選目上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時代因素的影響，與后人的關注點有所參差，但其主體部分內容仍具有價值。另外，作者在具體細節(jié)如注釋、分析等方面竭盡所能地錘煉而達到的深入淺出的效果，仍不失精彩和光輝。時至今日，學術環(huán)境和出版環(huán)境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古典文學的普及依然是一個艱巨的課題，“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發(fā)展的歷史經(jīng)驗對這項工作的仍有良多啟迪。
（轉載自“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