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文學跨界研究的若干思考
跨界研究中的問題
20世紀的西方文論流派眾多，各種理論層出不窮，眼花繚亂，80年代在國內(nèi)刮起了一股理論熱。我們引介了西方眾多前沿的理論，為文學批評與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方法，然而理論的過度膨脹卻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學性，導致文學研究的邊界開始變得模糊不清，跨學科的視角在為文學研究注入新活力的同時卻漸漸使其轉(zhuǎn)變了航向，對其他學科領域進行“殖民化”干預。這種胡亂的拼接套用給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良性發(fā)展帶來了負面的影響。對此，許多學者開始進行反思，西方文論是否完全適用于解釋中國當下復雜的文學現(xiàn)象，如果不能，中國本土理論的生長點又在哪里？是回歸傳統(tǒng)還是立足當下？這些成了當今中國文學理論界難以回避的問題。
何為文學理論和批評本體性特征？“文學”作為概念并不具有悠久的歷史性，而是后來才被建構起來的，我們談論的文學理論，基本是在這一新發(fā)明的概念范疇內(nèi)去重新回溯古代的經(jīng)典文本，通過學科的精細分工，把原來復雜而多層次的文本意涵切割成各個碎片，拼貼到各學科范疇內(nèi)，文本所具有的完整統(tǒng)一性儼然已遭破壞，被抽取出來的片段失去了具體的語境，即使符合文學理論的范疇，但背后復雜的關聯(lián)性，研究者卻難以窺見。中國古代的“雜文學”觀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這一現(xiàn)象，我們可以從中國歷代文論選的編選工作中看出，現(xiàn)代學術的學科意識如何滲透進這一具體操作過程。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從一開始就是以西方理論框架為指導，通過學科化、體系化、范疇化的遴選改造工作，把古代文論重新闡釋、梳理、分類和界定，納入現(xiàn)代西方學術體制與思維模式，從而造成古代文論話語的失落。經(jīng)過這一改造，我們已經(jīng)很難看到古代文論的原貌，比如套用西方的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來切割中國詩歌，簡化了中國詩歌的復雜性和情感的豐富性。中國古代詩文的傳統(tǒng)與西方文學觀念、研究范式存在很大的差異，單純的借用外來理論并不一定適用于中國傳統(tǒng)詩文。章學誠曾提出“六經(jīng)皆史”的命題，陳寅恪也提出“詩史互證”的命題，以詩證史，以史證詩，這充分說明了中國文史不分的傳統(tǒng)。文學的真正獨立是近現(xiàn)代才發(fā)生的。學者張哲俊認為，這一轉(zhuǎn)換過程脫落了文體的本質(zhì)因素，即史的因素，意味著以記述為主的文學轉(zhuǎn)向了以虛構為主的文學。在其看來，中國傳統(tǒng)詩文主要以記錄為主，區(qū)別于西方詩歌的“創(chuàng)作”，具有史的品格，這決定了以西方文學觀念來闡釋中國傳統(tǒng)詩歌的不適應性。
有些學者反其道而行之，過度強調(diào)了文學的本體論，其本意是為了矯正文學研究中“泛文化”的不良傾向，捍衛(wèi)學科的主體地位，但是從另一個層面想，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是否如一般學者所認為的那么清晰，如果僅僅從文學性的角度去闡釋文學文本，勢必會遮蔽一些復雜的文學事實。文學文本的生成本身就涵蓋了歷史、文化、心理等諸多文化現(xiàn)象，雖然它注重的是審美想象，但人是文化中的人，其意識往往受制于一定的歷史文化語境，純粹的文學是否真的存在也是值得懷疑的。譬如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時，“純文學”這個概念就往往帶有很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對抗，“純文學”早已成為一種新的話語權力，通過其自身的獨特性（形式、想象等），在捍衛(wèi)主體性的同時，策略性地實行某種顛覆，進而試圖獲得新的話語權。
近幾十年文化研究風行西方、席卷全球，給傳統(tǒng)的文學批評帶來了很大的沖擊，文化研究的領域日益擴張，涉及多個學科，專門的文學研究和批評逐漸被邊緣化、弱化，進而喪失文學的本體特征。文化研究跨學科的泛文化模式強制壓縮或剝奪專門的文學研究，強制運用文學場外的知識譜系、概念術語、思路方法介入文學研究領域，開展文學批評。過度泛濫的文化研究沖擊下的文學研究和批評日益遠離了文學和文本，文學性被消解，以文學審美為主的傳統(tǒng)闡釋模式被跨學科闡釋模式強勢干預和宰制，文學研究逐漸消融在包容萬象的文化研究中，有可能走向自我終結(jié)的現(xiàn)實危險。
面對文化研究的不斷膨脹，西方學者哈羅德·布魯姆發(fā)出了質(zhì)疑并堅持文學的審美原則，主張回歸文學經(jīng)典的閱讀。他感慨“今日的學術界已經(jīng)變得走火入魔”，“萬物破碎、中心消解，僅有雜亂無章在持續(xù)地蔓延”。文化研究可以吞咽一切看上去可以吸收的東西，這種生吞活剝會導致文學的自我毀滅，詩歌、戲劇、故事和小說的教學讓位于社會政治批判，通俗文學作品取代高雅的文學經(jīng)典。布魯姆認為經(jīng)典的文學著作往往在認知和想象上過于艱難，讀者沒有真正的文學熱忱和相當?shù)乃季S水平、文學涵養(yǎng)是很難讀懂的，像《失樂園》和《浮士德》這樣的經(jīng)典之作不可能被普遍共享，它們在認知和想象上的艱深決定了只有少數(shù)的讀者能夠深入的閱讀。在快節(jié)奏的消費時代，人們早已習慣去追求那種容易獲得的快樂，要經(jīng)歷艱難的閱讀才能獲得快樂這種事似乎不是每個讀者都愿意干的。在布魯姆看來，真正的閱讀應該是一種孤獨的活動，如果硬要叫一個不愛詩的人去熱愛偉大的詩篇，似乎不大可能。由于文化研究的介入，現(xiàn)在的文學研究者并不專心于文學研究的領域，一定要在跨學科的視野下侵占其他學科的領土，其結(jié)果導致的是“文學研究者變成了業(yè)余的社會政治家、半吊子社會學家、不勝任的人類學家、平庸的哲學家以及武斷的文化史家”。在布魯姆看來，這些研究者對作品本身不感興趣，而僅僅把作品作為反映作品之外什么東西的實例或者表征來對待，文學研究成了一種非量化的社會學，文學作品成了語境分析練習。把詩、戲劇或小說與故事的價值僅僅當成服務于統(tǒng)治階級的神話而完全剝離其美學價值，這樣的閱讀還不如去享受那些受剝削階級迫切要求的服務來得實在。
同樣的，文化研究近些年在中國學術界也是十分熱門，其興起與90年代社會整體環(huán)境的變化密不可分，特別是在商品經(jīng)濟的沖擊下，文學作為一種精神產(chǎn)品漸趨邊緣的位置，純粹的文學經(jīng)過商業(yè)包裝后以一種新的姿態(tài)出現(xiàn)，看似繁華，其人文精神的內(nèi)核卻大打折扣。意識形態(tài)不再以一種顯在的形式介入文學，卻變相地隱藏在商業(yè)機制中，擾亂人們的思考力，以致文學的批判精神在娛樂至死的年代里變得極其無力。面對復雜的文化現(xiàn)象，既有的文學理論資源（比如純粹的審美研究）難以做出合理的解釋，于是學界開始關注文化研究，借鑒其理論來彌補文學研究自身的缺陷，更為注重現(xiàn)代文學生成本身復雜的歷史文化語境，從而為破除僵化的研究范式、拓寬新的研究視域提供了可能。
跨界最終要指向中國“文學”本身
文化研究的跨學科視野給傳統(tǒng)的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活力，但跨學科并不意味著可以取消學科之間的邊界，在文學領域使用文化研究，落腳點應該還是文學。這也跟文化研究本身的局限性有關，比如作家作品研究比較注重審美個性、情感想象和形式創(chuàng)新，關注作家的個性差異，文化研究的理路就不大適用。文學研究跟文化研究兩者的研究對象彼此不同，“文學研究偏重對對象特點的探索，重視藝術創(chuàng)造的個別性、差異性；而文化研究則相反，它所關注的主要是一般性和共性現(xiàn)象”。在文學領域使用文化研究的視角，落腳點還應該是文學?，F(xiàn)在常常可以看到很多文章把文化研究理論放置在文學研究上，本意是要出新，但由于過分注重理論，反而弱化了文學性，文學分析成了證明理論的材料，比如對一些文學文本進行暴力肢解拼接，隨機收集一些文學現(xiàn)象、例證，去證明諸如現(xiàn)代性、民族國家想象這樣大的理論預設，忽略了文本自身的內(nèi)在邏輯、深層結(jié)構。這樣的研究大而無當，很容易造成學術泡沫。文化研究不注重藝術個性和創(chuàng)造性，其著眼點通常不在文學經(jīng)典，當下的文化現(xiàn)象雜亂無章，在一定程度上給文化研究帶來了極大的生長空間，這種研究更像是注重量化歸納的社會科學，從而偏離了文學。
文學研究借助跨界的視野來研究文學本來無可厚非，但大部分的研究者在跨界之后離本學科越來越遠，最后已經(jīng)完全脫離了文學，這種現(xiàn)象應該引起一定的警惕。早在1940年代，袁可嘉就看到詩與社會學和心理學之間復雜的糾纏關系，但不忘指出文學研究的落腳點仍是文學本身：“我們無論采取社會學或心理學的觀點，我們的目的是在對具體作品有更深的理解和領會，而決不是為了去注釋社會學的信條或心理學的臨床診斷。無論在什么情況之下，我們不談文學則已，如果還想談的話，我們的最后目的顯然是在接近具體的文學作品，而不在盲目接受別的學科所包含的理論體系。因此，無論是從社會學或心理學出發(fā)，我們的目的地應該是文學而非其它?！保ㄔ杉巍段业奈膶W觀》）四川大學教授李怡在其學術文章中也多次表明，跨出文學的邊界是為了回到文學之內(nèi)?？缃缡潜匾模耙驗橹袊F(xiàn)代文學創(chuàng)作所攝取的、關注的的確不是純文學的藝術，而是包含了我們各自現(xiàn)實需要和人生經(jīng)驗的內(nèi)容，跨出文學進入完整的社會文化，是可以幫助我們更加清晰細致地把握更為豐富復雜人生經(jīng)驗，有助于更深入地解讀文學創(chuàng)作現(xiàn)象”。一切跨界的目的還是要指向中國“文學”本身，通過“文史互證”的方式，最終的落腳點還是文學。這里稍微辨析一下“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之間復雜的糾纏關系，兩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張力，傳統(tǒng)的歷史觀追求的是客觀的事實敘述，新歷史主義卻認為歷史是被建構的，不可避免地帶上文學敘述的虛構成分，如何剪裁、拼貼歷史事實，受控于意識形態(tài)、制度等外部力量，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歷史的真實性，而且歷史所關注的往往是宏大事件，對歷史發(fā)展進程有導向意義的史實才被記錄在案，歷史的豐富性往往被遮蔽，官方、正統(tǒng)的歷史書寫很少關注日常生活?！拔膶W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歷史敘述的空白，呈現(xiàn)出更為復雜的歷史面貌。一方面，虛構的文學通過隱蔽的表達形式想象歷史，其內(nèi)在邏輯反而具有一定的真實性；另一方面，文學創(chuàng)作者始終離不開其生活的時代語境，無論作品如何虛構，總會觸及一些真實的歷史現(xiàn)場，盡管是以斷片的形式呈現(xiàn)，但將若干的斷片收集起來，便可以盡可能地還原當時的社會文化場景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價值需求等。文學文本以經(jīng)驗和情感為立足點，通過想象性的形式表達，最后反而可以指向某種真實，彌合正統(tǒng)歷史的縫隙。日記、回憶錄這些看似真實的敘述，書寫者基于種種原因，反而隱藏了自己最真實的內(nèi)心情感表達和對歷史事件的評判價值，所以，通過歷史文本和文學文本之間的相互補充、對比，或許更能還原真實的歷史和作家復雜而豐富的精神世界。
文學畢竟不同于其他自然學科，注重的是情感、經(jīng)驗與想象，文學研究的核心應該是對文學作品所潛藏的豐富的人文精神寶藏進行深入挖掘與闡釋，對意義和價值保持深切關注，而不是暴力地操起各種理論的“手術刀”對其肢解性的闡釋，消除文學文本的精神內(nèi)涵，剝奪文學的藝術性。理論品格的建構固然必要，但完全忽視文學性的理論已經(jīng)越出了文學研究的邊界，這里并非要否定理論的價值，只不過我們討論的框架是放在文學研究的范疇內(nèi)。一般性的理論可以不拘泥于文本，它有其自身的建構方式。譬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更多地是來源于臨床實踐建立起來的假說，而不是從文本或文學現(xiàn)象中生成的理論，從嚴格意義上說，它是一種原創(chuàng)性理論而不是文學理論。文學研究之所以會如此關注精神分析理論并把它當成一種批評方法，更多的是因為文學與心理學同樣以“人”作為研究對象，關注其精神層面，只不過方法不同而已。文藝學學科借助“精神分析”的批評方法，確實拓寬了文本批評的視野，對文學文本的理解和闡釋得以更深一層，雖然是借用場外理論，但并不妨礙對于文學文本的理解，如果把這個理論當成一種固定范式，強加到所有文本，就不切實際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研究還是要回到文本本身，注重文學的審美特性，充分關注其人文價值和精神內(nèi)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