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軍旅長篇小說新的表現(xiàn)方式與敘事空間在何方？
當代文學史中，軍旅文學始終是一個巨大的存在，在不同的社會歷史階段，或不同的文學思潮中從未缺席。從長篇小說的角度論，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歷史小說即“紅色經(jīng)典”和20世紀九十年代“新歷史主義”思潮影響下的“新歷史小說”構成了當代中國軍旅文學的兩個重鎮(zhèn)。
進入21世紀，軍旅文學沒能沿著上述兩個時期所建構的“文學傳統(tǒng)”繼續(xù)前行，而是進入了世俗化與后現(xiàn)代主義混搭的，甚至是無厘頭的欲望化敘事的泥淖。盡管近十年來“新生代”軍旅作家群開始整體崛起，以其獨特的審美體驗與視角，觀照當代軍人的生存境遇與情感狀態(tài)，為和平時期的軍旅文學寫作開拓了新的空間與向度，但在長篇小說領域還缺乏重量級、有代表性的力作。在這樣的歷史坐標系和文學史背景下，軍旅長篇小說新的表現(xiàn)方式與敘事空間在哪里？
評論家傅逸塵以歷史化背影中的“個人化”想象為切口一探究竟。
“歷史化”背影中的“個人化”想象
——關于軍旅長篇小說的隨想
01
因為戰(zhàn)爭本身的極端性與復雜性，以及對政治組織、民族國家甚至人類的生存發(fā)展走向起決定性影響，軍事題材一直為文學敘事所青睞并不讓人驚訝。但在世界文學的譜系里，軍事題材始終是一個充滿矛盾與魅惑的存在。戰(zhàn)爭本身可以說是沖突爆發(fā)的極端形式，敵對雙方的立場與利益幾乎無法調合，其目的往往也指向明確；但文學所關注的，或者說要表現(xiàn)的卻是極其復雜豐富的存在與形態(tài)，它往往超越了戰(zhàn)爭本身二元對立的政治性訴求，在更為幽微的人性與哲學的向度上進行深入獨特的探索與剖析。
當代文學史中，軍旅文學始終是一個巨大的存在，在不同的社會歷史階段，或不同的文學思潮中從未缺席，甚至說一直引領時代精神之先與文學思潮之頭亦不為過。從長篇小說的角度論，中國當代軍旅文學有兩個比較重要的時期，共同建構起當代長篇小說重鎮(zhèn)之形象。第一個重要時期便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歷史小說，即“紅色經(jīng)典”中的軍事題材作品。這些小說大都以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為背景，以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革命武裝為主體，書寫的是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戰(zhàn)斗歷程與流血犧牲的英雄人物，直接回應了新中國成立的合法性歷史訴求，成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主旋律”。
第二個重要時期開啟自20世紀九十年代，“新歷史主義”思潮影響下的“新歷史小說”?！靶職v史小說”解構了“紅色經(jīng)典”所描寫的正統(tǒng)的、單向度的革命歷史，對戰(zhàn)爭情境中人性的復雜性與歷史的偶然性等因素進行了探索性的開掘，為以往單向度的革命歷史增添了某種曖昧與不無吊詭的意味——已經(jīng)“歷史化”了的革命歷史遭遇了來自文學的重構或曰重新闡釋。隨著商品經(jīng)濟大潮席卷中國社會，世俗化、娛樂化成為文化主流，軍旅文學在文學領域也一再被邊緣化?！稗r家軍歌”無疑是20世紀九十年代軍旅文學的亮點，也可以說是“新寫實小說”的軍營別調，長期以來被宏大敘事所遮敝的個體軍人的現(xiàn)實生活與命運遭際開始被作家冷靜客觀地揭開。
進入21世紀，軍旅文學沒能沿著上述兩個時期所建構的“文學傳統(tǒng)”繼續(xù)前行，而是墮入了世俗化與后現(xiàn)代主義混搭的，甚至是無厘頭的欲望化敘事的泥淖。首先是“紅色經(jīng)典”在影視劇改編與重拍中“梅開二度”，隨后而起的是抗戰(zhàn)題材長篇小說熱與抗戰(zhàn)“神劇”熱，這些作品往往置常識于不顧，將英雄傳奇妖魔化、反智化、戲謔化，嚴重損害和扭曲了革命歷史小說的敘事本質與政治合法性訴求。消費時代的來臨和大眾文化的崛起，早已從根本上改變了當下文學的言說機制，自然也包括軍旅文學創(chuàng)作。事實上，軍旅影視劇的熱播并不能表明軍旅文學，尤其是軍旅長篇小說的真正繁榮。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新生代”軍旅作家群開始整體崛起，以其獨特的審美體驗與視角，觀照當代軍人的生存境遇與情感狀態(tài)，為和平時期的軍旅文學寫作開拓了新的空間與向度。然而遺憾的是，這批以中短篇小說出道且成績優(yōu)異的“70后”作家，在長篇小說領域還缺乏重量級、有代表性的力作，其社會影響力與前述兩個時期的作品尚無法比肩。
02
在這樣的歷史坐標系和文學史背景下，軍旅長篇小說新的表現(xiàn)方式與敘事空間在哪里？這是一個極其迫切且無法回避的問題。檢視當下的軍旅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無論從數(shù)量還是質量上看，戰(zhàn)爭歷史題材仍然占據(jù)主流。對此，一個通行的說法是這與長篇小說的文體特征有關，對生活的認知與經(jīng)驗的積累往往會導致創(chuàng)作的相對滯后。從小說敘述的角度論，正在發(fā)生的現(xiàn)實也已成為歷史，長篇小說從本質上講就是歷史敘事。在這樣的邏輯前提下，當下的軍旅長篇小說敘述或言說的就是歷史本身，作家首先面對的是要對“歷史化”進行一番祛魅。因為“歷史化”是意識形態(tài)窄化的結果，換言之，是秉持某一意識形態(tài)立場與觀念對歷史認知進行的理性建構。也即，歷史是由這一觀念認知主體所描述和建構出來的，它并不與本真的歷史存在嚴格對應，這其間存在著諸多斷裂與縫隙。這些斷裂與縫隙恰恰為那些試圖探尋歷史本相的嚴肅作家們提供了打撈歷史豐富存在、發(fā)揮“個人化”想象的敘事空間。
歷史敘事當屬宏大敘事，尤其是當代中國革命歷史敘事，有如一股巨大的洪流，裹挾著那些最為原初和本真的涓涓細水與沙粒，一路高歌而去。最終留下的是冷硬骨感的巨石，而那些富于生命溫度和生活情態(tài)的細水與沙粒，則早已消弭無跡。從文學的角度論，宏大敘事當然是歷史敘事的主體或主流，主導著社會思想和時代精神，并產(chǎn)生過許多經(jīng)典的史詩性巨著，如《戰(zhàn)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生存與命運》等等。不過，當我們仔細閱讀這些名著時會發(fā)現(xiàn)，它們之所以成為經(jīng)典，恰恰在于作品沒有忽略那些普通人的個體生命存在，在于以細節(jié)的形式保留了大量戰(zhàn)爭中的日常生活經(jīng)驗，這使得宏闊詭譎的歷史敘事有了可觸摸、可感知的血肉。而“紅色經(jīng)典”中的軍事題材長篇小說，何以至今仍為廣大讀者所青睞，也是因為作品中大量真實的生活細節(jié)。這些細節(jié)是歷史的源頭，豐富而真實；是積土與跬步，后來的高山與千里都來源于它們。也就是說，那些細水與沙?？赡芨咏鼩v史本相，或者說就是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歷史尚未成為巨大的洪流時，或者已經(jīng)成為巨大的洪流時，人的復雜性與歷史的偶然性在革命歷史的整體中都應該是巨大的存在，構成了革命歷史的最初底色，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革命歷史的進程與走向。鑒于宏大敘事的某種缺失，“個人化”敘事，或敘事中的“個人化”想象，就尤其需要強調，不是反撥，而是豐富與拓展當下軍旅長篇小說的敘事空間。這種“個人化”想象，不同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私人化”敘事，強調的是以往英雄與傳奇話語的背面，即更多地還原和展現(xiàn)“歷史化”大敘事投影下個體生命的生活與命運。
歷史強調的是結果，即便有過程，也是概括性的。小說正相反，它要彌補的恰恰是歷史所遺漏，或遮蔽的那些更為鮮活的細節(jié)。他們往往是被革命歷史大潮裹挾著，或隨波逐流，或搏擊潮頭，是多面的人生與故事。他們依照自身的邏輯在“革命”中翻滾，歷史的不確定性，以及個體命運遭際的偶然性，構成了“革命歷史”講述中的“革命英雄傳奇”的投影部分，有如一枚硬幣的背面。如果我們認可“所有的文學都是作家的自敘傳”這句名言的話，那么“個人化”敘事，或敘事中的“個人化”想象，在小說的歷史敘事中就具有無可爭議的邏輯合法性。
歷史與文學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領域，有時甚至是對立的。歷史是真實的存在，而文學則是虛構的文本。也因此，歷史學家對作家寫作的所謂歷史小說常常是不屑的，他們詬病作家時也是義正而辭嚴的，似一種居高臨下的審問與批判。后結構主義歷史學家海登·懷特認為：歷史事件雖然真實存在，不過它屬于過去，對我們來說無法親歷，因此它只能以“經(jīng)過語言凝聚、置換、象征以及與文本生成有關的兩度修改的歷史描述”的面目出現(xiàn)。同樣的歷史事件，通過不同的情節(jié)編排，完全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意義。雖然標榜“客觀真實”的歷史話語渴望與“科學”聯(lián)姻，一再拒絕承認它和文學間的親緣關系，然而在進行敘述建構時，它采用的卻是以“虛構”為特征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隨處可見的“悲劇”“喜劇”“浪漫”“諷刺”這類情節(jié)類型；在進行歷史解釋時，它使用的卻是傳統(tǒng)詩歌常見的“隱喻”“換喻”“提喻”“反諷”這類語言表述模式。在海登·懷特的分析下，歷史話語的文學性昭然若揭，歷史和文學之間的界墻轟然倒塌。
魯迅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而且像《左傳》等諸多歷史著作中都有大量精彩的文學描寫，有的干脆就是小說的虛構筆法。就文學的本質而言，把真實作為標準，或將真實作為“現(xiàn)實主義”的同義詞，顯然是虛偽的，批評家沒完沒了地討論、爭辯作品的“真實性”或許也是虛妄的。進言之，當真實成為小說存在的前提的時候，文學性的意義就是無皮之毛了。
03
站在當今時代的立場，重建虛構敘事與戰(zhàn)爭歷史的關系既是重要的，也是艱難的。事實上，對歷史敘事真實性的強調已經(jīng)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轉化為小說這一虛構文體中的紀實色彩，并在歷史敘事中帶動了跨文體寫作時尚或風潮的興起。毋庸置疑，在虛構敘事中增強紀實性的確是還原歷史真實的一種簡單直接且有力有效的手段。在這里，真實感與文學性似乎已成為某種難以超越的悖論。
由此，我想到了《保衛(wèi)延安》和《紅日》，還有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前兩部小說都選取了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著名戰(zhàn)役，事件的真實性自不必說，其中的主要人物也都是真實的，但它們都沒有受史實的束縛。作家充分發(fā)揮了小說的虛構性本質，展開文學性想象，既成功地還原了兩場戰(zhàn)役，還塑造出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歷史與文學人物形象。我還想起上大學時閱讀姚雪垠長篇小說《李自成》時的感受，那不是在讀歷史，純粹是在看小說。人物形象與心理、細節(jié)、環(huán)境等文學性元素充盈在小說的所有空間，歷史的進展似乎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物的成長、命運的跌宕以至于生命的毀滅。不是說姚雪垠不重視史料，恰恰相反，姚雪垠在明史及清史史料的搜集與研究上是下了大氣力的，為了增強環(huán)境描寫的真實感，他甚至親自考察了李自成率起義軍與明、清官軍征戰(zhàn)的主要戰(zhàn)場。但作者以“深入歷史與跳出歷史”的原則，成功地刻畫了李自成、崇禎皇帝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使小說的文學性遠遠高于歷史真實本身。而莫言的《紅高粱家族》與“新歷史主義”也不是一回事，多少受了點“尋根文學”的影響恐怕是事實。那是關于高密東北鄉(xiāng)的一段塵封的歷史記憶，莫言以其非凡的文學膽識與藝術想象力將其再現(xiàn)了出來。文學與藝術的本質就是虛構，真實并不是判斷其水平高下的唯一標準，文學畢竟不可與歷史劃等號。真實性是某種前提，是基礎，但絕非文學進行歷史敘事的全部。也就是說，小說家首先應當沉入歷史現(xiàn)場，最終又必須以文學性和想象力超越歷史語法的束縛。在復現(xiàn)與超越這二重敘事倫理中間，文學的超越當然是小說家不須猶疑的唯一選擇，亦是衡量戰(zhàn)爭歷史敘事的終極標準。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期待著在一種有力量且有意味的格局中來展開對新時代軍旅長篇小說的某種瞻望與想象。這種格局或許包含如下關鍵詞：現(xiàn)代性倫理、人生體驗、獨一無二的表現(xiàn)方法、一個不尋常的事情正在發(fā)生的幻覺、特別的尖銳性或目的論。理解這些關鍵詞并不難，難的是創(chuàng)作主體對散落在“歷史化”投影中的歷史碎片進行充分發(fā)掘、有效提煉與整體概括；是超越線性的歷史觀，讓不同政治陣營中的人物在戰(zhàn)爭的極端情境和沖突中經(jīng)受肉體、生活方式、價值判斷、思想精神的互見與試煉；是創(chuàng)作主體基于現(xiàn)代性的寫作倫理傳遞對歷史更加全面的理解和更為深切的體認，進而表呈出新的文學趣味和氣象；是在虛構敘事與現(xiàn)實真實的混沌關聯(lián)中，用更加深刻、精準且有力的形而上思考建構起有意味的文學經(jīng)驗，最終以文學的方式超越歷史的偏見和局限。
戰(zhàn)爭歷史從來不是涇渭分明、光滑如鏡，實則是亂世求生、紊亂繁復的欲望之海。我們往往習慣于關注奔流到海的大河，而選擇性地忽視了如毛細血管般從各個來路匯入大河的支流，人心和人性永遠是看似平靜的水面之下那洶涌起伏的暗流。一個復雜、立體且有深度的人物形象，既可能是力抗歷史洪流的自由靈魂，是覺醒的自由人，不斷追尋未知的未來，也可能是命運之神所掌控的玩偶。作家們要想象和探尋的正是這種極具魅惑感的可能性。在這種探尋之下，歷史本身的“實感”或許不再是敘事的重點，意識形態(tài)的藩籬也是需要突破和重新審視的對象。以“現(xiàn)代性”的、個人化的立場重新反思、闡釋和建構錯綜復雜的歷史，歷史的可能性和人的存在感都將得到極大的釋放。
將個人經(jīng)驗、日常生活與大的時代變局交織纏繞在一起，使讀者感到歷史既是經(jīng)由人對外在世界變化的自發(fā)反應而展開的，又是在一連串重大、公開的事件中呈現(xiàn)出來的。如此，歷史將不再被局限于彼時彼地的特定時空，而成為一種可以被當下通約和共享的情境，承載著作家對戰(zhàn)爭、對歷史、對人的省察與思辨。軍旅長篇小說對戰(zhàn)爭歷史的虛構將不再單純強調“逼真”的幻覺和認知的功能，而人的命運和生命存在的諸種可能性會越發(fā)受到正視和尊重，進而生成另一重歷史的意義。于是乎，軍旅長篇小說便不再是單向度的敘事，“個人”將被從歷史中拯救、解放出來，重構與“民族國家”的關聯(lián)也便成為可能。
“‘現(xiàn)代性’不是一個肯定的概念，但也不是一個否定的概念，它是一個反思的概念?！保ɡ顥钫Z）事實上，對于軍旅文學而言，無論是大歷史還是個人化，終究可以歸結為精神的勝利；而差別和裂隙終將被靈魂、信仰、理想、情感的意義消融、彌合、超越，完成“現(xiàn)代性”意義上的對戰(zhàn)爭歷史的反思與重構，進而達至英雄敘事的存在與理想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