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行動：“新工人文藝”話語的知識光譜
2002年“五一”勞動節(jié)，一群由全國各地來京打工的青年工人（以孫恒、王德志等人為代表）成立了一個藝術團體，名為“新工人藝術團”。隨后他們又進一步創(chuàng)辦了民間公益機構“工友之家”，其初衷是為農民工提供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公益服務。這是一個有著自覺的身份意識、明確的文化訴求和行動理念的民間組織。他們提倡勞動文化，展開了一系列行動，創(chuàng)辦了同心互惠商店、同心農園、打工子弟學校、新工人劇場、打工文化博物館等，由此形成了以“皮村”為代表的帶有實驗性質的新型勞工社區(qū)。在此基礎上，這些兼具農民與工人身份的文藝青年開始創(chuàng)作電影、戲劇，拍攝紀錄片，出版原創(chuàng)歌曲專輯，發(fā)表詩歌、小說等文學作品，策劃打工春晚，舉辦“勞動文化論壇”“工人文化藝術節(jié)”……今天學界視野中的“新工人文藝”逐漸成形。
但是直到學者呂途（也是“工友之家”的重要參與者），于2013年和2015年分別出版了兩部引起知識界關注的關于農民工生存現狀的調查與訪談錄——《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與《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以及2017年女工范雨素在微信公眾號“界面·正午”上發(fā)表的一篇“爆款”的非虛構寫作作品《我是范雨素》，閱讀量突破了三四百萬，這群具有多重身份且始終處于邊緣位置的文藝創(chuàng)作者才集體浮出歷史地表，成為新的文化現象，占據越來越多的主流媒體和文化精英的視線。因此本文所談論的“新工人文化”“新工人文藝”更多地指向特定歷史階段（尤其是近十年來）的特定群體（以皮村文學小組為代表）的文藝創(chuàng)作與文化行動。我們的問題也從這里開始：這是一個什么樣的群體？他們有著怎樣的思想觀念？他們創(chuàng)作了怎樣的文藝作品？文藝給予他們怎樣的賦意？
一、命名：現實感與象征性
如何討論這一新現象，以及在什么意義上對其進行理論化和問題化的考察，這無疑是一個挑戰(zhàn)。已經有不少學者對這一群體進行研究和探討，他們大多以社會學、經濟學、傳播學和政治學為基本方法或理論框架展開。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比起“新工人文藝是什么”這樣的問題，我更想追問的是“新工人文藝是如何形塑而成的”，及其背后的思想與知識譜系。在我看來，工友之家與其說是經濟組織和政治組織，不如說是一個還在實驗中的文化組織。因為這個社區(qū)的整體生活方式更有影響力的其實是它的文化面向。對于工友之家而言，形塑新階級更重要的方法是文化。
新的工人組織被召喚出來，很顯然是源于社會的現實危機與文化危機。而這些危機在話語層面上首先表現為命名的危機，即何為“新工人”的問題?！靶鹿と恕?，無論是這些民間公益組織的內部成員還是外部的研究者，甚至是官方，基本上毫無爭議地將其指向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戶籍在農村的打工群體。主流文化、民間文化、精英文化在這一命名問題上沒有障礙地達成了一致意見。正是這種一致性無意中遮蔽了，或者說讓人更容易忽略這一命名可能潛在的問題。
其實，對于“新工人”，人們更為熟識的稱呼是“農民工”。然而。對“農民工”這一命名表示不滿的首先是這個群體自身?！靶鹿と恕笔谴蚬ふ呷后w自我正名的一次命名，“他們認為‘農民工’這個詞有歧視性，既非農民也非工人，像二等公民，是強加的……所以他們要自己來定義，叫新工人”[1]。呂途在《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一書中對“新工人”這一命名有著更清晰的闡述。她在三個層面上理解“新工人”：第一，區(qū)別于過去的老工人，主要是不同于國有企業(yè)的工人，即這是一群被排出公有制體制的工人；第二，與“打工的”這一稱呼也有差異?！靶鹿と恕边@一命名要超越被雇傭的勞動者的含義而成為國家和歷史主人翁的代表。第三，這一命名特別強調創(chuàng)造新興工人階級和新興工人文化的訴求。這種重新命名的嘗試是這個群體尋找身份認同和文化主體性的實踐過程，也是人們想象一個新階級的重要癥候?？梢哉f，“新工人”的自我命名是主體身份意識的一次覺醒。
眾所周知，“新工人”更早的時候被稱為“民工”或“農民工”。從“農民工”到“新階級”，命名變化本身就意味著建構一個新階級主體性的可能與限度。“農民工”一詞盡管被打工者群體所否定、棄用，但這個曾經的命名更為直觀地呈現了農民和工人相遇的歷史時刻，也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歷史時刻。它內嵌于二元對立的城鄉(xiāng)差異的結構性社會關系中。以“農民工”為名意味著我們要面對的不僅是工人階級的問題，也是農民階級的問題。2002年工友之家成立之初并不叫“工友之家”，而是以“農友之家”為名的。彼時的創(chuàng)辦思路與行動理念與“三農”問題、鄉(xiāng)村建設路線息息相關，發(fā)起人孫恒等人在“三農”問題的背景下設想和展開運動路徑。這是工農聯盟的左翼思想在新的歷史語境中的一次新嘗試。然而，將“農民工”重新命名為“新工人”，將“農友之家”更名為“工友之家”，這一過程中，打工者的自我身份確認更為清晰地指向了工人而非農民。對農民身份的排斥，一方面很容易在話語層面上遮蔽掉新階級形成過程中更為復雜的社會關系與危機來源，另一方面也顯示了這個新命名仍舊沒有擺脫以城市文化為核心的西方現代性話語的指引?！稗r民”這個最初從日本舶來的轉譯詞，在西方現代性話語中一直被視為前現代的代表，被視為傳統的、落后的社會力量，甚至是盲流，是烏合之眾。在這個意義上說，以“新工人”為名既提出了新的訴求，也可能帶來新的階級區(qū)隔。而落到現實層面上，中國的工人階級共同體的建構能否剝離農民問題而實現，仍是一個值得重新思考的問題。
如果新工人階級僅僅只是以工友之家為代表的打工者群體的自我命名，或許我們可以把新的命名視為一種自我期許，一種形塑新階級的文化動力。然而，在話語等級體系中用“新工人”為打工群體重新賦意的同時，戶籍制等國家實際制度并沒有改變曾經的“農民工”、如今的“新工人”作為暫居者和邊緣人的社會地位和生存狀態(tài)。于是，農民工群體在“新階級”的命名下被置于一種悖論式的處境之中：在話語層面，他們是新階級，是現代化理論框架中極具價值的主體，是未來的希望；而在現實層面，他們仍然是落后的客體，是歷史的負擔。想象與現實的落差，使得“新工人”這一命名可能淪為對“農民工”這一“未完成的無產階級”的象征性安撫，抑或是自我的想象性激勵。
二、詩學：文化與階級的錯位
當“新工人”被區(qū)別于“農民工”或“打工者”時，“新工人文藝”也就有必要區(qū)別于毛澤東時代的“工人文學”、1990年代興起的“打工文學”以及新世紀以來的“草根文學”等。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我們應該將“新工人”的文藝與“新工人文藝”區(qū)分開來?！靶鹿と宋乃嚒钡某珜д邚囊韵氯矫鎻娬{了“新工人文藝”“新”的內涵：
一是創(chuàng)作主體，新工人文學的創(chuàng)作者是新工人，或者至少有過新工人生活經驗的作者；二是批判意識，新工人文學對工人的身份有某種自覺，認同“勞動者創(chuàng)造世界”的理念，對現代、工業(yè)等文明有所反思和批判；三是未來視野，新工人文學追求一個更加平等、公平的現代世界或人類文明。[2]
從這個意義上看，“新工人文藝”是雙重危機的產物。它既要作用于“新工人”的階級危機，又要克服當下的文學危機。上述對“新工人文藝”的闡釋使得“新工人文藝”看上去不同于之前文學界所討論的由知識分子書寫的“底層文學”。“新工人”不再是文學中被代言的客體，而是可以自主發(fā)聲的主體。然而，實際上，并不存在未經啟蒙而橫空出世的文藝創(chuàng)作者，“新工人文藝”的創(chuàng)作者也是被啟蒙者。
2008年，工友之家開始創(chuàng)辦工人大學，最初旨在提供免費的電腦職業(yè)技能培訓。很快，工人大學的課程規(guī)劃的重心就由電腦技能課轉向以人文社會科學課程為主的“公民教育”，其中包括了社會學、文學、法學等課程，授課者大多是學院出身的各專業(yè)領域的學者。從呂途所教授的課程大綱中，我們可以窺見工友之家對新工人文化和未來生活藍圖的想象：工人文化；團結經濟；勞動價值；勞動權益；鄉(xiāng)村建設；社會性別。[3]通過這些課程，工友之家致力于培養(yǎng)“市民化”的打工青年，而以范雨素、郭福來、小海為代表的皮村文學小組也是這些努力“市民化”的打工青年的一部分。這些課程構成了“新工人文藝”創(chuàng)作者的知識背景，無疑也影響了他們的文藝觀念和審美傾向。從這個角度看，新階級的文化領導權看似掌握在“新工人”手中，實則作為創(chuàng)作者的“新工人”，很可能是在知識分子話語的推動下，不自覺地去思考自身的命運。換句話說，“新工人文藝”也是一種經過知識分子形塑的文藝。
具體到“新工人文學”，引人注目的主要有兩類：一是非虛構的紀實文學；二是現代詩寫作?！靶鹿と宋膶W”的非虛構寫作，以范雨素、李若等人為代表，常見的主題是城鄉(xiāng)差異，作品中往往不可避免地流露出苦難、控訴與悲情。這些情感確實表達了批判的意味，但這種批判是軟弱的，不具備改變現實的力量。非虛構寫作作為近年來廣受關注的文類，之所以能成為“新工人文藝”的創(chuàng)作武器，一方面源于非虛構寫作所仰仗的“階級詩學”和現實主義的美學面向同打工群體生存狀況的契合，另一方面則是中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推動。正如劉卓在分析當下流行的非虛構寫作時所指出的，非虛構寫作背后的動力來自中產階級?！斑@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八九十年代以來一直存在著現實主義的寫作，卻沒有產生介入現實的影響，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非虛構’以相對簡單的敘事產生較大社會反響的原因——在后一個語境中已經發(fā)展出了自己的發(fā)言者、接受者，他們有著相同的認知結構?！盵4]
至于“新工人文學”的詩歌寫作，同樣充滿了形式的意識形態(tài)陷阱?！靶鹿と嗽姼琛蓖尸F出卡林內斯庫所說的先鋒的或媚俗的面向。詩歌作為一個有著高度的形式要求、自成體系的文體，具有更強的“純文學”意味。且不論“純文學”審美觀念的意識形態(tài)起源，詩歌這種自帶內在的思維方式、語言慣性和修辭策略的文體，是否真的有助于敞開工人經驗、批判社會現實，而不發(fā)生美學上的異化，這是值得斟酌的問題。尤其是當“新工人詩歌”的創(chuàng)作者，如小海，沉浸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藝術時，毫無意外地都會追求“陌生化”的美學效果。于是，那些原本對工人而言十分熟悉的工廠空間和雇傭制度下受剝削的打工生活，在詩歌中難免產生變形，與現實拉開了一定的距離，批判的力量也由此減弱。另一些“新工人詩歌”則充斥著“夢想”“青春”“靈魂”“奮斗”等已被高度商業(yè)化、景觀化的陳詞濫調。[5]而“溫情”與“悲情”這兩種情感體驗是大多數“新工人詩歌”的通病?！皽厍椤闭Q生于庸俗的個人奮斗的“勵志型”話語，它用廉價的感情掩蓋了剝削與異化的階級問題。而“悲情”則容易發(fā)酵成一種后革命時代的“左派的憂郁”，亦無益于改變現狀。
如果說“新工人”階級是呼喚階級話語的復歸，那么提倡“新工人文藝”也就預示著重啟“階級詩學”的行動。然而，諸如“工友之家”這種狹小而流動的社區(qū)，在中產階級與精英階層推動下進行的文化與行動，是否可以生成新工人新的階級意識，這是一個還有待證明的問題。我們希望的是，新的階級不僅僅是一個在文化上、階級意識上擁有話語權的“新工人”階級，更重要的是要實現一個在社會生產實踐中有主導權，在社會公共事務上有廣泛參與性和行動力的新階級。如何塑造這種嶄新的歷史主體性，才是左翼話語和“新工人文藝”真正需要面對和思考的問題。
注釋：
[1]工友之家：《勞動文化論壇資料集》，北京工友之家文化發(fā)展中心，2009年，第13頁。
[2] 張慧瑜：《另一種文化書寫：新工人文學的意義》，《文藝評論》2018年第6期。
[3] 郭佳：《追問新工人文化》，《人間思想》第十一輯，（臺北）人間出版社，2019年，第297頁。
[4] 劉卓：《“非虛構”寫作的特征及局限》，《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年第1期。
[5] 羅崗，田延：《旁觀他人之痛——“新工人詩歌”“底層文學”與當下中國的精神狀況》，《文藝爭鳴》2020年第9期。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