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原本異域，風月如何同天 ——論文藝作品中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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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發(fā)至今已一年多了，在那場艱苦卓絕的抗疫大考中，中國取得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的重大戰(zhàn)略成果。4月8日恰是武漢解封重啟一周年，在這一年多時間里，疫情帶給我們眾多思索，我們唏噓著生離死別的無奈，也感動著平凡英雄的偉大，震撼于國家制度的力量，也感佩于異國人民的情誼?；叵胛覈c其他國家在相互支援中的“詩詞唱和”，仍覺是一種溫暖的力量，也讓我們見證了文學藝術的魅力。從日本捐贈物資上貼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兩鄉(xiāng)”，到我們援外時的寄語“天臺立本情無隔，一樹花開兩地芳”“道不遠人，人無異國”等等，都蘊藉地傳遞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相互扶助、共克時艱的決心，正如網(wǎng)友所說，看到這些寄語，像是冬天從屋外走進來，拿起一杯現(xiàn)成的熱茶，五臟六腑都被安慰妥帖了。美妙的文字給予人的精神撫慰正如熱茶給予人的身體撫慰。這種超越國界和政治、也超越時代與地域的感同身受、無分你我并相互扶助的真情，把不同民族的心靈緊緊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對于身處疫情之中艱難苦熬的人們，怎能不是一種撫慰！所以，暖心的固然有那些捐助物資所給予的雪中送炭，更有那一番心心相連的真情。所謂有溫度的文藝，大概就是這樣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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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山川雖然異域，而風月是否同天，卻是因人而異了，就像疫情暴發(fā)后有些國家和地區(qū)對待中國的態(tài)度那樣。文藝創(chuàng)作同樣如此。毋庸置疑，文藝創(chuàng)作具有個體性和個性化，從材料的選擇、作品的運思、形象的塑造到最后的表達呈現(xiàn)，無不打上個人的印記，但是，文藝的價值卻在于它超出個體所具有的廣泛的社會性甚至人類性。無論是“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兩鄉(xiāng)”，還是“天臺立本情無隔，一樹花開兩地芳”“道不遠人，人無異國”，表達雖然各不相同，但是只因其蘊含了人類相同的情感，那就是山水相隔，情義相通，體現(xiàn)了不同國家和地域的人們守望相助、共渡難關的決心和信心，才具有了直擊人心的魅力。
那么，文藝中的這種情感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感呢？
首先，這是一種審美情感，不是自然情感，更不是生理欲望。一方面，它源于自然情感，源于我們對于外界的直接的情緒反應，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摒除了創(chuàng)作者自然的倫理意識、功利計較和生理欲念，實現(xiàn)了對于個體情緒的超越和普遍性的提升，是自然情感的凝練和升華，并且在文藝創(chuàng)作中，被文藝家賦予了美的形式。陸機在《文賦》中說：“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這種對于外物的感發(fā)，并不是一種自然的觸動，而是在“佇中區(qū)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的基礎上進行的。陸機認為，我們應該保持內(nèi)心的虛靜狀態(tài)，清除雜念，對人世間靜觀深覽，并且通過對古代典籍的閱讀來頤養(yǎng)情志；此外，陸機還提出，各種文體要“禁邪而制放”，在情感上禁止邪僻，語言上不能放縱。由此可以看出，在陸機所要求的這樣一種觀照前提和自我約束下，由外物感發(fā)并呈現(xiàn)于文藝作品中的情感當然不可能是自然的功利欲念支配下的情感。劉勰的《文心雕龍》中也有相似的意思，一方面，他說：“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瓪q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fā)”，“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春秋更迭、陰陽變化，我們的情感會隨之跌宕起伏，這些都是自然的現(xiàn)象；但是，另一方面，“并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qū)云譎，文苑波詭者矣”。文藝家的性情氣質(zhì)無不是在學識和風習的熏染陶冶中升華凝練而成，所以，即便面對同樣的自然景觀和社會人事，文藝家的創(chuàng)作卻能“各師成心，其異如面”。當我們的自然情感還被功利欲念所蒙蔽和糾纏的時候，自然也就難以產(chǎn)生“風月同天”的審美情懷。在當今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的情況下，對有些國家的政客而言，哪有什么風月同天、命運與共，有的只是經(jīng)濟與政治利益的爭奪，這樣的人當然與美無緣。
其次，這是一種普遍性的人類情感。雖然面對外物，人各有其情，但是，文藝中的情感，卻不應該只是某一個文藝家的一己情感。浪漫主義思潮興起時，很多偉大的文學家、藝術家和理論家都宣稱，藝術就是藝術家內(nèi)心情感的流露，勛伯格說，“事實上，藝術家所努力追求的只有一個最大的目標，就是表現(xiàn)自己”，蘇珊·朗格針鋒相對地提出，“一個藝術家表現(xiàn)的是情感，但并不是像一個大發(fā)牢騷的政治家或是像一個正在大哭或大笑的兒童所表現(xiàn)出來的情感。……藝術家表現(xiàn)的決不是他自己的真實情感，而是他認識到的人類情感”。這是文藝作品能夠跨越國界和政治、在不同時代和地域的人們之間產(chǎn)生共鳴的情感和心理基礎，得到了很多文藝家和理論家的認同。習近平總書記說，“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文藝作品作為“心相通”的最好載體，成為“不同國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溝通的最好方式”，就在于它表達了這種普遍性的人類情感。命運共同體不僅僅是經(jīng)濟上的共同體，還有價值觀的認同與情感和心理的相通、相契，所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文藝不會缺席。
最后，這是一種在反思、追問基礎上面向未來的深刻的情感。魯迅說，在“感情正烈的時候，不宜作詩，否則鋒芒太露，能將‘詩美’殺掉”，而且，“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后的” 。因為在外物的感發(fā)下，人的自然情感往往是即時的、瞬發(fā)的，直接而強烈，就像小孩的嚎哭一樣。只有在反思過去、思考現(xiàn)實、追問未來的過程中情感才如同釀酒一樣，發(fā)酵、沉淀，最終超越個體和當下，而有了深度和濃度。四季的交替、萬物的更迭，引起文藝家對于宇宙的廣博和人生的短促、自然的恒常與人事的變遷等等的思考，而這種思考又加深了他們對于自然景物的進一步感知，在心緒的回環(huán)往復中，情感不斷凝練、推進、深化，這種經(jīng)過沉淀的情感才有了深摯、感人而永恒的力量。所以，陸機之所以會“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是因為作者對于四時萬物的感嘆和思緒融入了對于宇宙人生的思考，如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這樣的千年喟嘆一樣，絕不是作者偶然的情感沖動，相反卻有著強烈的宇宙意識、人生意識、歷史意識或宗教意識，因此，也才能引導我們“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對人生的有限作無限的遐想，對歷史和現(xiàn)實作深沉的反思。正如王元化所說，“作為構成文學因素的感情，不能是瞬息即逝的一時沖動，或脫離思想普遍意義的感興，它必須被現(xiàn)實所喚起，被思想所提高”。
這種反思和追問，不僅使文藝家發(fā)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這樣的生命感懷，也使文藝作品超越個體和當下，在不同地域和時代的人們之間產(chǎn)生廣泛而持久的共鳴，具有了永恒的魅力；同樣，這種反思中不斷深化的情感也使人類得以勇敢地面向未來，產(chǎn)生躍升的動力，追尋理想的人性和美好的人生。因為，盡管四季有春夏，人情有冷暖，世間有善惡，但是，正如人們都向往春天一樣，人類也希冀人世間充滿的是真摯的溫情和善意，而不是冷漠和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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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中情感的這種審美性、普遍性和深刻性，決定了文藝作品不應該僅僅是對生活的自然主義的記錄，更不應該成為“‘惡’的集散地”、苦難的展覽館。它既寫出了我們痛苦無助時、激越歡欣時、孤獨寂寞時等等想說而說不清的情感和思緒，抓住了我們深藏于心、連我們自己也覺得微不可察的人性潛流；但是，也看到了我們深陷泥淖卻對未來充滿希冀的力量，和面對苦難時艱苦卓絕的努力，它讓我們感覺我們在活生生地活著，痛苦、失望乃至絕望地，同時又充滿希望、快樂地活著，它是讓我們在黑暗中看到光亮，在絕望中找到希望，在丑惡中追尋美好，在現(xiàn)實中保有理想的東西……總之，如海頓說的，“藝術真正的意義在于使人幸福，使人得到鼓舞和力量”。正是這種力量，使我們在面對人性的丑惡和卑劣、社會的黑暗和齷齪時保持清醒、無情批判，在遭遇個人的苦難、社會的災難時，“感悟美好、觸摸希望”。
所以，真正的文藝家是“偉大的人”，因為他們不是囿于杯水風波的人，不是僅僅“咀嚼著身邊的小小的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全世界”的人，而是自覺以為“無窮的遠方、無數(shù)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魯迅語）的人，寬闊的胸襟、超越的精神、悲憫的情懷、精湛的技巧，讓他們的作品跨越地域和時代的阻隔，在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的人們之間產(chǎn)生共情，凝聚精神，匯集勇氣，共擔風雨。因此，真正的文藝原就是有溫度有深度的。
災難之下，文藝的確不像醫(yī)學、科學那樣，直接迅速地拯救國家和民族于困境，也不是我們生活中的硬核必需品，甚至它還不如“武漢加油！”這樣的口號來得直接和提氣。但是，只要文藝家和我們擁有共享一片風月的情懷，他們的作品就會像和煦的春風一樣，吹散人們心頭的霧霾，療愈人們疲憊而受傷的心靈，迎來鮮花爛漫的春天！
（作者系南京藝術學院副教授、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京藝術學院基地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