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在十九世紀(jì)初，《紅樓夢》逐漸成為國民故事。有人認為其仍屬“淫詞”艷情小說之列，加以貶斥和嚴禁；但另有人卻認為其以“一世家”概括“百千世家”，雖是“稗史”，也有益于名教；甚至有人提出來應(yīng)該把《紅樓夢》收入“四庫”，進入“經(jīng)史子集”之列。有人覺得該禁毀，視之為精神上的鴉片；有人覺得其“助教化”“明明德”，視之為亂世中的良藥——在《紅樓夢》進入現(xiàn)代的過程中，伴隨著太多的論爭，背負著太多的想法和情緒。通過這些文字的梳理，我們不光了解到《紅樓夢》的誕生和流傳的始末，也管窺到社會歷史文化發(fā)展過程中的種種激蕩。

一

公元1868年，大清同治七年。

大清國這三十年的日子，實在不好過。七年前，熱河，帝國的皇帝在行宮中閉上了眼睛，不必再面對圓明園的大火，不必再聽英法聯(lián)軍的槍炮聲，不必再為撕裂帝國腹部的太平天國感到疼痛……

養(yǎng)心殿的龍椅上坐上了五歲的愛新覺羅·載淳，后面的那道簾子后面，坐著兩宮皇太后慈安與慈禧。而這位慈禧太后，在接下來的半個多世紀(jì)中，將成為這個老大帝國的實際統(tǒng)治者。

祖宗的家法還是祖宗的家法，天下卻不再是祖宗在時的天下。

她不得已要去應(yīng)對那些從山的那邊海的那邊跑過來的洋人，簽下來了一系列將被歷史烙上“喪權(quán)辱國”四字的條約，白花花的銀子與大片的土地被人拿去，她也知道，必須改變了。

七年過去了，她似乎干得還不錯，太平天國徹底被剿滅，祛除了心腹之患，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一干能臣進入朝廷，“師夷制夷”，自強求富的洋務(wù)運動有模有樣，她面前似乎出現(xiàn)了一道“中興”的弧光。

一海之隔的鄰居，日子同樣艱難的日本，十六歲的睦仁，依靠擁護者的支持，從戰(zhàn)敗的幕府將軍德川慶喜手里奪得政權(quán)，改江戶為東京，取年號為“明治”，登基成為天皇。徹底改變這個島國命運的“明治維新”，自此肇始。

北邊的鄰居俄羅斯，那個四年前剛從慈禧手里搶走了四十四萬平方公里中國國土的亞歷山大二世，因為宣布廢除農(nóng)奴制的法令，成為了“解放者”。而距離莫斯科一百九十多公里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那位曾經(jīng)在自己莊園里試驗解放農(nóng)奴受挫而一度心灰意懶的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伯爵，過去五年都在埋頭寫作。他這部名為《戰(zhàn)爭與和平》的長篇小說，還有一年，才能完成。

“小說”一詞，三四十年后，將成為中國最時髦也最重要的名詞之一。但在同治七年，1868年，一位因為興辦洋務(wù)有力而得以擢升的中國官員、江蘇巡撫丁日昌，頒布詔令，嚴厲查禁“淫詞小說”，他開列了一張一百五十六種的應(yīng)禁書目名單，其中包括：《紅樓夢》《補紅樓夢》《紅樓重夢》《續(xù)紅樓夢》《增補紅樓》《后紅樓夢》《紅樓復(fù)夢》《紅樓補夢》《紅樓圓夢》，以及《水滸傳》《西廂記》《牡丹亭》《金瓶梅》《續(xù)金瓶梅》《品花寶鑒》《子不語》《夜行船》……

二

時光倒流二十七年，丁日昌年未弱冠。廣東詩人黃昌麟寫了本詩集《紅樓二百詠》，一百首詠人，一百首詠事，都是七絕，請丁日昌品鑒。這本詩集的序與跋，都是丁日昌寫的。

他在序言中這樣評價黃昌麟的詩：“夫《紅樓》，幻事也。而作者竟能發(fā)乎情，止乎義，包廿二史治亂之跡，統(tǒng)四千余年得失之故，寓之聲詩，形諸詞韻，大有裨益于世道人心?！?/p>

丁日昌認為，《紅樓夢》是虛構(gòu)的小說，但是黃昌麟選擇這樣的題材來作詩，卻并不是純粹的個人抒情，而是從中間發(fā)現(xiàn)了治亂得失，所以是有價值的。

他的跋是駢文，感受一下：

嘆紅塵之苦夢，感粉黛之多情，久欲舒愁，深慚握筆，因聆雅致，忽觸幽衷。奏陽春白雪之曲，國中歌而和者何人？聽高山流水之音，座上知而賞者幾輩？謬蒙青眼，付我丹黃；焚香細讀，知其與廿史相發(fā)明；對月長吟，固已奪六朝之綺麗。

丁大人這件“打臉”的事，被不少后人笑。有人笑他“虛偽”，有人指責(zé)他年紀(jì)大了，地位變了，就失卻真性情，變成了“衛(wèi)道士”。這是心思單純、不無天真的判斷，也實在小看了丁大人。

丁日昌是開明豁達的洋務(wù)派能臣，他建立了江南機器制造總局，建成了中國第一條自營、自建的電報線路，派出了第一批留美幼童，建議改革科舉，改八股為八科，從船政學(xué)堂選擇優(yōu)秀學(xué)生派遣出國留學(xué)，組織翻譯西方科技書籍，在通商口岸建立報館，廣建義學(xué)。就在禁書的同一年，他擬定了三洋水師的章程，使自己提出的建立新式海軍的建議變得具體可行，他整頓綠營，建立練軍。任職上海時處理外交事務(wù)非常有力地捍衛(wèi)國家利益，收回了吳淞炮臺基地，丁憂在家興辦了輪船公司，晚年派人勘察重繪廣西與越南相鄰的邊境地圖。他還是為人稱道的藏書大家……

丁大人并不“冬烘”，他少年時的序跋與中年的禁書名單之間有著內(nèi)在一致的深層邏輯：世道人心。

換成今天我們可以理解的話來說，就是社會風(fēng)氣，精神文明建設(shè)。

黃昌麟的詩，發(fā)乎情止乎義，將“野史”與正史互相闡發(fā)，從中總結(jié)出興衰得失來，但并不是所有人讀《紅樓夢》都能如此產(chǎn)生“正能量”的。

陳其元在江蘇任職期間，深受丁日昌器重，他晚年辭官歸家，所著《庸閑齋筆記》里，記載了一個癡迷《紅樓夢》而死的女孩子。這個故事廣被引用，從來都是用來說明《紅樓夢》的藝術(shù)魅力。

他講了自己年輕時在杭州讀書的時候，聽說有個商人的女兒，生得美，還很會寫詩，最喜歡讀《紅樓夢》，以至于得了癆病，病情危急的時候，父母認為是那部書惹的禍，就把書扔到了火里，那女孩子在床上大哭著說：“為什么要燒死我的寶玉！”說完，人就死了。這件事在杭州城傳為了笑話。

陳其元在講這段故事之前，先說了這樣一段話：“淫書以《紅樓夢》為最,蓋描摹癡男女情性,其字面絕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為之移,所謂大盜不操戈矛也。”

這段話也廣被引用，用來說明《紅樓夢》如何在封建社會受到“歧視”，尤其那句“為最”，也被用來反證《紅樓夢》具有何等強大的“反封建性”——惡毒的詆毀后面，藏著深深的恐懼……

除了在研究資料中，我很少在別的文章中，看到這段話和這個故事同時被人引用。其實它們在《庸閑齋筆記》中是同一條。這段話之后，是丁日昌曾嚴令禁止“淫詞小說”一事，后面接著的是那個故事。

故事只是思想和行動的例證——陳其元要說的是“淫書殺人”。

今天的人類社會，依然如此認識問題，如此處理問題——舉兩個2020年的例子：中國的，“227”大團結(jié)；美國的，電影《亂世佳人》被下架……

禁書，對于丁大人來說，不過是日理萬機中的一件小事——英國軍隊賴在吳淞口一年了，要趕走；法國人在越南鬼鬼祟祟，廣西邊境要提防；有槍炮要造，有煤礦要開，有海軍要建……要是不被什么提醒了，這事兒，只怕他未必會有空再想。

至于民間，禁的是“淫書”，又不是“反書”，也沒誰會真的十分在意。陳其元也說，丁中丞的禁令沒什么效果。也許還有反效果——丁大人等于給這些書做了權(quán)威且有力的宣傳推廣。這有點兒像宗教改革時期羅馬教會給出的禁書名單，最為關(guān)注的是出版商，書單上只要出現(xiàn)新書名，立刻開始加印。

當(dāng)時就有人笑他“多此一舉”，丁大人等于給那些喜歡看“淫艷之書”卻并不知道具體看什么的少年子弟，直接開了一張“書單”。他們可以拿著單子去找了。

三

《紅樓夢》在十九世紀(jì)初，就成為了我們的國民故事。

雖然依舊躋身于艷情小說之列，但《紅樓夢》是新的，是特別的，是高端時尚的標(biāo)志。嘉慶二十二年刊印的得碩亭所著的《草珠一串》，又名《京都竹枝詞》，其中“時尚”門有這樣一首：

做闊（京師名學(xué)大器派者曰做闊）全憑鴉片煙，何妨做鬼且神仙。閑談不說《紅樓夢》（此書膾炙人口），讀盡詩書也枉然。

這首竹枝詞的后兩句經(jīng)常被引用——反話正聽，我就當(dāng)你是夸《紅樓夢》的。其實這不過是在說《紅樓夢》很流行，流行的未必是好的，鴉片一樣很流行。

“鴉片”兩字，是血淚斑斑的中國近代史上加粗加黑的關(guān)鍵詞，跟在它后面是一場又一場的戰(zhàn)爭，帶來割地賠款條約的失敗戰(zhàn)爭……

戰(zhàn)爭還未到來，生活依舊在巨大的慣性中向前滑行：

《紅樓夢》已續(xù)完全，條幅齊紈畫蔓延。

試看熱車窗子上，湘云猶是醉酣眠。

這是1819年的《續(xù)都中竹枝詞》中的一首。

《紅樓夢》作為流行IP，文化創(chuàng)意衍生品已經(jīng)到處都是了，有條幅、扇子、車窗裝飾畫……新鮮的黛玉葬花、湘云眠芍、寶釵撲蝶……已經(jīng)取代了陳舊的鶯鶯聽琴、嫦娥奔月、西施浣紗……

如果《紅樓夢》停留在這香艷叢中，這份新鮮感也會消失，再說它跟晴雯一樣，也就枉擔(dān)個虛名，一心要看淫書的人，翻開一定會失望的。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借石頭之口，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理念”，他選擇了談“兒女之情”這一題材，就知道會被別人誤會成相同題材的兩類作品：一種是才子佳人小說；一種是壞人子弟的風(fēng)月筆墨——那才是真正的“淫書”。他說自己寫的絕不是這兩種東西，他要“開生面，立新場”——那他要表達什么呢？

這世界上最荒謬可笑的事情，就是讓小說家“招供”——你想表達什么？

于小說家來說，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回答這個問題。至少曹雪芹，倒不必面對這樣的難堪與痛苦了，反而他通過開宗明義的一番“作者自述”，把這個問題變成了大家的難題與麻煩。倘若曹翁有靈，看著大家口沫亂飛地爭來爭去，一定會笑吧？這也算是對他諸多不幸的一丁點兒虛幻的補償。

據(jù)研究者統(tǒng)計，清代以《紅樓夢》為題材的詩作，留存到現(xiàn)在的還有三千余首，百首以上規(guī)模的集子就有多部。不只寶黛釵有人獻詩，十二釵人人有份，晴雯襲人紫鵑麝月平兒小紅等輩也能分到，賈母、劉姥姥、邢夫人、王夫人、薛姨媽有詩，尤二姐尤三姐有，她們的母親尤老娘也有，周姨娘趙姨娘有詩，就連賴嬤嬤、趙嬤嬤、李嬤嬤都有人歌之詠之。

歌詠小說中的人物和情節(jié)，其實是一種文學(xué)鑒賞和文藝批評，不過是用詩歌的形式寫成的而已。評論專著越發(fā)地多起來。有像涂瀛《紅樓夢論贊》那樣專門的“人物論”，也有二知道人的《紅樓夢說夢》、諸聯(lián)的《紅樓評夢》那樣的筆記體文集，說事兒也說人，還有不少專著或者雜論分析“筆法”、“用意”。對人對事的看法，對敘事藝術(shù)的理解，自然是千口千辭，眾說紛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紅樓夢》。

諸聯(lián)說：

《石頭記》一書，膾炙人口，而閱者各有所得：或愛其繁華富麗，或愛其纏綿悲惻，或愛其描寫口吻一一逼宵，或愛隨時隨地各有景象，或謂其一肚牢騷，或謂其盛衰循環(huán)提矇覺瞶，或謂因色悟空回頭見道，或謂章法句法本諸盲左腐遷。亦見淺見深，隨人所近耳。

諸聯(lián)同學(xué)倒是寬容得很。

《紅樓評夢》和《紅樓夢說夢》都是筆記體，逐條寫來，涉筆成趣，我選了些附在這一章后，有想看的自行看看，你會發(fā)現(xiàn)，不少條目與21世紀(jì)的公眾號文章頗有神似之處，有“槽點”，有“淚點”，有時走個心，抒把情，有時抖個機靈，開開玩笑，他們從大觀園里的女子身上看到了科場命運，我們看到了職場命運，用的是相同的腦回路。

這依然是“有意思”的部分，是“得淺”，那么“得深”之處，就必然走向“有意義”了。這個意義，還很重大。

“盲左腐遷”說的是左丘明與司馬遷，一個盲人和一個遭受宮刑的“罪人”，前者寫了《左傳》，后者寫了《史記》。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經(jīng)史子集，是正經(jīng)書，史部還在子部之前，《紅樓夢》以“一世家”概括“百千世家”，雖是“稗史”，也有益于名教。

年輕的丁大人也看到過這個意義，能看到這些的當(dāng)然是士大夫?！都t樓夢》素來討讀書人的喜歡，清代的士大夫如此，民國乃至當(dāng)今的知識分子也如此，這群人的天然使命，就是給這世間萬物賦予意義。

于是，有人提出來應(yīng)該把《紅樓夢》收入“四庫”，進入“經(jīng)史子集”之列。當(dāng)然，也有人覺得該禁毀，還有人把《紅樓夢》看成精神上的鴉片煙，幼稚荒唐地提出應(yīng)該報復(fù)性地輸出海外用來“流毒”。

那情形倒如賈雨村形容的正邪兩氣相遇——兩不相下，既不能消，也不能讓，不過兩邊心不齊，力卻很協(xié)，一起把《紅樓夢》從那香艷叢中給推了出來。

四

出來倒是出來了，只是該落腳在何處？

《紅樓夢》說的是什么——這個問題，依舊是個問題，而且越來越難回答。

不過對于《紅樓夢》來說，這顯然是件好事，答案越多，刊印的書越多，它的生存度就越高。到了同光以后，市面上的《紅樓夢》，主要都是以評點本的形式存在，不帶批注的《紅樓夢》也有，但帶批注的評點本顯然更受歡迎。

各種各樣的評點本，都在試圖回答這一問題。

多解釋一句，中國的“說部”，與現(xiàn)代概念的小說所涵蓋的內(nèi)容不盡相同，它包括各種虛構(gòu)敘事作品，《西廂記》是雜劇，《牡丹亭》《桃花扇》是傳奇，都是劇本的形態(tài)。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國人弄懂了內(nèi)容，當(dāng)時也會歸到“說部”里去的。

“說部”中的名著常有名家的評點本，如《三國演義》有毛宗崗父子評點本，《水滸傳》《西廂記》有金圣嘆的評點本，《金瓶梅》有張竹坡的評點本，這些作品因此也獲得了“奇書”、“才子書”這樣的封號，金圣嘆還給才子書排了位次?，F(xiàn)代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建立之后，這被看作獨特的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方式。當(dāng)時人沒有這種概念，只是覺得更好看——跟開著彈幕追劇大概是一種感覺。而且這個發(fā)彈幕的人肯定不是“小學(xué)生”，沒有“中二病”，是你喜歡且欽佩的大咖，甚至就是“愛豆本豆”——金圣嘆自己的粉就不少，他見識高邁，深刻幽默，一針見血，逸趣橫生，看得你忍不住會心一笑。好的評點本身就是杰出的創(chuàng)作，我讀金圣嘆批的《西廂》，就有如此感覺。

當(dāng)時有不少人喟嘆《紅樓夢》未能遇上金圣嘆，不然定會好看煞人。

金圣嘆是想不回來了，但還有別人，更多的別人。

批紅樓的人，有的可能是源于出版商的請托，但多半是因為自己真心喜愛。如張新之，他是北京人，但是往來于南北官署，顯然是在為賓做幕。他從黑龍江都護府，到福建莆田，最后在臺灣府署完成了對《紅樓夢》的批注，歷時二十四年。

民國之前，最為流行的評點本《紅樓夢》是由王希廉、張新之和姚燮三家批注的。王希廉，字雪鄉(xiāng)，號護花主人，書齋名雙清仙館；張新之，號太平閑人，又號妙復(fù)軒；姚燮，字梅伯，號大某山民。

從存世的評點本來看，《紅樓夢》的出版一直都沒中斷。即便有些地方發(fā)了禁令，換個名字照樣出——《紅樓夢》太刺眼，我就改回用《石頭記》，再不行換成《金玉緣》，還有改稱《大觀瑣錄》的，大多還要帶上“增評補圖全本”的字樣。版本質(zhì)量參差不齊，評點的人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位之外，還有各色別的名號。

評點全書，一般是要總體性地回答“《紅樓夢》的內(nèi)涵與意義”這個問題。

這個主要體現(xiàn)在卷首的“序”與“讀法”，內(nèi)文中的批語通常涉及到人物評價、文筆賞析等等。

護花主人的回答是：《紅樓夢》專敘寧榮興衰事，勸懲示儆，警醒癡迷，雖“小說”卻有教化功能如經(jīng)史。

太平閑人的回答是：《石頭記》乃演性理之書，祖《大學(xué)》而宗《中庸》……大意闡發(fā)《學(xué)》《庸》，以《周易》演消長，以《國風(fēng)》正貞淫，以《春秋》示予奪，《禮經(jīng)》《樂記》融會其中。

大某山民的回答是：此書空中結(jié)撰，但非空中樓閣，作者經(jīng)歷一番，所以此書雖“假”，不妨做“真”看。

此外，雖然沒有刊印卻有一定影響的桐花鳳閣主人陳其泰的批注，他給出的答案是：繼《離騷》……發(fā)憤而著書。

不管是什么吧，反正《紅樓夢》此時總算擺脫了容易被人誤解的艷名，端麗高貴起來。只可惜，“助教化”也好，“明明德”也罷，自敘經(jīng)歷，發(fā)憤著書，到了這個時候，都無法成為《紅樓夢》安穩(wěn)的立足之地了。

時代的風(fēng)云早起了，此時則成了雷霆暴雨?！巴庵信d”，幻覺般地消失了，黃海上，沉下去的不只北洋水師的軍艦，還有這個老大帝國三十年自強的努力。北京城里，“戊戌六君子”人頭落地。譚嗣同橫刀向天，梁啟超遠走日本。

梁啟超在日本創(chuàng)辦了《清議報》。第一期上就登了他的《譯印政治小說序》。梁啟超發(fā)現(xiàn)，西方列強乃至日本的進步，政治小說的功能最高——小說是國民之魂。他認為中國國民的這個“魂”，不行！

述英雄則規(guī)畫《水滸》，道男女則步武《紅樓》，綜其大校，不過誨淫誨盜兩端。陳陳相因，涂涂遞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

剛剛從“衛(wèi)道士”的淫書名單上掙脫出來，又上了“維新派”的淫書名單，想必這部書內(nèi)心也是很崩潰。

“小說界革命”來了，而《紅樓夢》成了革命對象。

五

二十世紀(jì)開始了。

對于大清帝國來說，這是個狼狽不堪的庚子年：義和團，八國聯(lián)軍，庚子賠款，辛丑條約……東北海蘭泡，俄國軍隊大肆屠殺著大清龍興之地上的子民，亡國滅種的烏云籠罩在這個古老帝國的上空。

香港，孫中山接任興中會會長，為免“子子孫孫為他族奴隸”，他和他的同志們，開始了一次又一次把頭顱與炸彈一起投向清政府的起義。

歐洲，德國物理學(xué)年會的例會上，馬克思·卡爾·路德維?！て绽士俗髁恕墩撜９庾V中的能量分布》的報告。報告中那個被他叫做“基本作用量子”的h，后來被命名為普朗克常數(shù)。此前的物理學(xué)自此成為“經(jīng)典”，現(xiàn)代物理學(xué)破繭成蝶，朝前只需再飛一千多個日夜，就是“愛因斯坦奇跡年”。

瑞典，諾貝爾獎設(shè)立。第二年，第一屆諾貝爾文學(xué)獎頒給了法國作家蘇利·普呂多姆，而不是俄國的那位托爾斯泰伯爵。這位普呂多姆是高蹈派詩歌的代表人物，一位“為氣球、氣壓計歌唱，為海底電纜、攝影技術(shù)，為物種起源和特定引力測定而歌唱的詩人”。

因為獲獎?wù)卟皇菍懗隽恕栋材取た心崮取贰稇?zhàn)爭與和平》和《復(fù)活》的托爾斯泰，42位歐洲知名作家和藝術(shù)家在媒體上表達不滿，以至于瑞典文學(xué)院不得不在第二年公開做出解釋，他們充分肯定了托爾斯泰取得的偉大文學(xué)成就，但他的小說“沒有理想，否定一切文明，提倡無政府主義思想……”

在東京，梁啟超的《新小說》創(chuàng)刊了。第一期上他發(fā)表了在國內(nèi)引起巨大反響的《論小說與群治的關(guān)系》：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fēng)俗，必新小說；欲新學(xué)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開宗明義之后，梁先生開始分析這“不可思議之力”是怎么支配人的：“熏、浸、刺、提”，小說如同空氣、糧食一般，對人的精神影響巨大。氣勢如虹的長文中被拎出來作為壞典型批判的有：《三國》《水滸》《石頭記》《桃花扇》《西廂記》……總而言之：

今我國民輕棄信義，權(quán)謀詭詐，云翻雨覆，苛刻涼薄，馴至盡人皆機心，舉國皆荊棘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薄無行，沉溺聲色，綣戀床笫，纏綿歌泣于春花秋月，銷磨其少壯活潑之氣；青年子弟，自十五歲至三十歲，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為一大事業(yè)，兒女情多，風(fēng)云氣少，甚者為傷風(fēng)敗俗之行，毒遍社會，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綠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為哥老、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淪陷京國，啟召外戎，曰惟小說之故。嗚呼！小說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

梁先生痛心疾首，想把老大帝國變成少年中國，這些有毒的“空氣”與“糧食”就要不得：“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擁有巨大慣性的現(xiàn)實，不會因為梁先生的一聲斷喝，猝然轉(zhuǎn)向；新的中國小說，也不會因為這熱烈的召喚，應(yīng)聲從天而降。但梁啟超的倡議還是得到了廣泛的認同與呼應(yīng)。談小說總比寫小說要容易些，而且“新”的具體內(nèi)涵是什么，寫之前，總要弄弄清楚。數(shù)年間，三百余篇關(guān)于小說的理論文章遍布中國的刊物。

原本因為跟讀者關(guān)系親近，只被出版業(yè)偏愛的“說部”，開始被知識分子青眼以待，仔仔細細打量身量高低、容顏丑俊，要弄清楚它們的家世來歷了。

提出“小說救國”的王鐘麟，認為要振興小說，不能不知道自己國家小說的歷史。他完成了一篇《中國歷代小說史論》，發(fā)現(xiàn)自己家的東西也不是全不能看，至少他看到了三個意義：憤政治之壓制；痛社會之混濁；哀婚姻之不自由。

當(dāng)然不止他一個人發(fā)現(xiàn)了：原來別人家有的，我們家也有。新的目光中，《水滸傳》《紅樓夢》的形象改變了：它們成為了社會小說。

南社的陳蛻，江蘇人，曾任鉛山知縣，后任《蘇報》主編，寫了不少《紅樓夢》評論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集。在《列石頭記于子部說》里，有這樣的話：

《石頭記》一書，雖為小說，然其涵義，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學(xué)家、大理論家之學(xué)說，而合于大同之旨，謂為東方《民約論》，猶未知盧梭能無愧色否也。

話說得有點兒激動，盧梭臉紅不臉紅不重要，反正寶玉在他眼里已經(jīng)是自由平等的化身：“恨社會不平，恨男女不平，恨夫婦不平，恨奴主不平，嘆婚姻不自由，恨言論不自由”。認為寶玉可以“為共和國民，共和議員，共和大總統(tǒng)”。

選賈寶玉當(dāng)共和國的大總統(tǒng)——也是蠻有意思的想象。再想想，單是在大觀園里搞競選，寶玉能勝出的幾率有多少呢？

這話透著清末知識分子對“共和”熱切卻不無天真的想象。有趣，可以笑，但不可以嘲笑，今天我們天真依舊——看看我們?nèi)绾螄鳤I寫的七律嘖嘖贊嘆，又如何想當(dāng)然地到處蓋著“古城”……

這篇文章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論證目的。都共和了，《石頭記》也成了東方的《社會契約論》，但對它的褒獎方式，是要將其列入子部——因為曹雪芹“抗手老莊、突駕董楊足矣”。以前愛《紅樓夢》的評者，大著膽子敢要的位份，頂多讓它增列四庫，自然是在集部。

民國二年，陳蛻先生就去世了。他的這些話，大概也只有柳亞子和南社的朋友們聽聽，或者一百年后，哪個想靠著《紅樓夢》拿博士學(xué)位的人，翻資料的時候會翻出來。畢竟梁啟超先生的聲音，還是更響亮些。

不過就算真遂了陳蛻先生的心愿，讓《紅樓夢》入了子部，它也安生不了。用不了幾年，一群后生會嚷嚷起來，別說子部，就連“經(jīng)”都該扔了，“孔家店”要被砸了。

六

想必曹雪芹行過大善，他留在人間的這點兒文字骨血總能逢兇化吉，遇難成祥。原本《紅樓夢》解讀中一直存在、但并不過分彰顯的“索隱”一脈，這時卻和時代的脈搏發(fā)生了奇妙的共振，使得這本書又柳暗花明起來。

“索隱”一詞，有人考出自《易·系辭上》，“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指的是探求隱微的事理。具體到《紅樓夢》這本書，就是從小說描寫之人事，索出“本人”、“本事”和“本意”。

《紅樓夢》以抄本形式流傳的時候，關(guān)于這部書的“本事”傳說就有了，最直接的是曹家本事——這個不算太“隱”。流傳最多的是“明珠家事”說，寶玉就是那位納蘭容若，十二釵是他身邊的士人；還有“和珅家事”說，十二釵對應(yīng)的是他的十幾房姨太太；此外還有“傅恒家事”說，因為外有皇后，內(nèi)有王妃；“金陵張侯家事”說，這位一等侯張謙家有書中類似的變故。一百多年下來，“寶玉是納蘭”的說法最為流行，但也沒誰認真去索——夢外說夢，聽聽也就算了。

二十世紀(jì)初的“索隱”完全不同了，有理論，有方法，力圖邏輯自洽，體系架構(gòu)完整，他們要整體對《紅樓夢》完成“符碼翻譯”，把這本“政治小說”“民族小說”的本來面目，清晰完整地呈現(xiàn)給人看。

他們索出來的“本事”，無論是雍正朝的、康熙朝的，還是順治朝的，或者是從南明亡一直到雍正五朝的，都是為了揭露清廷的黑暗——如元培先生所言：“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

時代需要政治小說，我們定睛一看，原來手邊這本《紅樓夢》，就是政治小說——你說巧不巧？

如此索隱的專著印刷出版，都得等到“共和”了之后。

在《紅樓夢》進入現(xiàn)代的過程中，伴隨著太多的論爭，背負著太多的想法和情緒。然而也有一次例外，在光緒三十年，這部書與一個人，有過一次安靜的、最初不為人所注意的邂逅。

這個人，就是王國維。

他寫《紅樓夢評論》那年，還曾寫過一首《出門》詩。那詩是王國維先生寫給自己的，與《紅樓夢》并不相干，但那詩的后四句，卻仿佛是對著這部書說的，且提前告訴了這部書，接下去要經(jīng)歷的一切：

百年頓盡追懷里，一夜難為怨別人。我欲乘龍問羲叔，兩般誰幻又誰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