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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何謂“中國風圖畫書”?
來源:中華讀書報 | 常立  2021年06月30日09:55

當作者在創(chuàng)作圖畫書時首先想到的是兒童本位的好故事與圖文敘事的好方法,中國的圖畫書可能才真正走上自己的巔峰。在那時,創(chuàng)作者可以自由創(chuàng)作屬于中國孩子、也屬于世界孩子的圖畫書,而“中國風”不言而明、自在其中。

定義“中國風圖畫書”極其困難,它很難被提煉為一個精準的概念?!爸袊L”有時表現(xiàn)于文字,有時表現(xiàn)于繪畫,有時基于故事的題材,有時基于故事的主題,有時依據(jù)繪畫的風格,有時依據(jù)繪畫的技法,有時來自作品的內(nèi)在需要,有時來自作者的主動選擇。我們可以據(jù)此給其一個描述性的定義:凡是在文字、繪畫、題材、主題、風格、技法等方面,具有鮮明的中國元素,能讓人聯(lián)想到中國風格的圖畫書,可以一概稱之為中國風圖畫書。

這是一個廣義的定義,涵蓋范圍足夠廣闊,但不能回避一些具體的質(zhì)疑。譬如,韓煦的《走出森林的小紅帽》明明采用了中國傳統(tǒng)的拓印技法,但幾乎沒有人會認為它是中國風圖畫書。為什么會這樣呢?要想厘清這一問題,需要進一步追問:究竟在敘事方面具有什么樣的標志性特征,我們才會把一本圖畫書視作真正的中國風圖畫書?我嘗試把中國風圖畫書敘事的標志性特征一一列舉出來。一部中國風圖畫書作品,并不需要具備全部以下特征,具有其中一個或幾個,就有可能被稱為是中國風圖畫書。

其一,中國故事。中國故事包括中國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寓言、童話、詩歌、小說、童謠等,也涵蓋了從古至今的時間范圍,它可以是傳統(tǒng)的老故事,如蔡皋的《曬龍袍的六月六》,取材自土家族民間故事,也可以是關(guān)注當代生活的新故事,如熊亮的《我的理想》,以一個當代鄉(xiāng)村小學生的同題作文作為圖畫書的文字。韓煦《走出森林的小紅帽》講述的故事與歐洲著名童話《小紅帽》發(fā)生深度互文的連接,因此不被視作中國風圖畫書。當然,也不是所有講述中國故事的圖畫書就一定是中國風圖畫書,一個中國故事還需具備其他一個或幾個標志性特征,才能被確認為中國風圖畫書。

其二,水墨畫。水墨畫被視為中國傳統(tǒng)繪畫的代表,無論是只有黑白兩色的基本水墨畫,還是富含多種顏色的進階水墨畫,即彩墨畫,都能喚起一種不言自明的中國風。熊亮的多數(shù)圖畫書都采用水墨畫法,常以書法筆意入畫,自然成為中國風圖畫書的代表人物。蔡皋除水墨畫法外,也運用水粉畫法,但其畫面仍具中國彩墨的神韻,她的水粉圖畫書和水墨圖畫書一樣,也帶有強烈的中國風格。

其三,民間元素。一部圖畫書,如果不用水墨畫法,有沒有可能成為中國風圖畫書?答案是肯定的。朱成梁很少用水墨畫法,但也是中國風圖畫書的代表人物,這既是因為他經(jīng)常講述中國故事(比如《團圓》《棉婆婆睡不著》等),又是因為他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汲取了豐富的民間元素,如《團圓》《打燈籠》《灶王爺?shù)墓适隆分械墓?jié)日禮俗文化,《別讓太陽掉下來》中的動物玩具形象等,他還借鑒了多樣的民間美術(shù)技法,將年畫風格、木刻風格、漆器色彩等融入作品中。其他中國風圖畫書中,也時常能見到布藝、剪紙、泥塑等源自民間藝術(shù)的繪制方法。

其四,散點透視。中國繪畫與西方繪畫的主要差異之一是透視方法不同。一般認為,西方繪畫多采用焦點透視,觀畫者視點固定,畫中物體縱深方向的平行線在無窮遠處消失于同一點,即沒影點,而中國繪畫多采用散點透視,觀畫者視點隨畫游走,俯仰隨意,遠近從心,畫中各處物體的沒影點也各不相同。這并不是說,中國風圖畫書必須采用散點透視,而是說這種傳統(tǒng)的中國透視方法確實常見于中國風圖畫書中,例如蔡皋《百鳥羽衣》的32-33頁,畫面中間是船上的阿壯和落水的皇帝,畫面左下角是岸上觀看的人群,右上角是彼岸觀看的人群,但并不遵循遠小近大的透視原則,從此岸到彼岸,包括河中央,人物的大小比例都基本相同,每個人的表情卻各不相同、栩栩如生,這是在召喚讀者的眼睛隨著畫面盡情游覽,延宕了閱讀體驗的時間。又如熊亮《二十四節(jié)氣》的谷雨、立夏兩頁,以散點透視法展現(xiàn)時令循序漸進的各種變化,《游俠小木客:可怕的預言》也以同樣手法展現(xiàn)各個慶忌小人騎著小馬在水上疾馳的不同形態(tài)。散點透視的運用,常常是中國風圖畫書向讀者發(fā)出的請一讀再讀的邀請。

其五,留白。留白并不是中國風圖畫書獨有的繪畫手法,但確實是一種極其能體現(xiàn)中國風的手法,中國繪畫高手往往也是留白高手,擅以方寸之地顯天地之寬,更深得留白之美,“一個字也沒有的地方有一種寂靜的美和空曠的美”(蔡皋,《一蔸雨水一蔸禾》)。在中國風圖畫書中,留白在敘事方面往往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蔡皋的童謠圖畫書《月亮粑粑》采用了大量留白手法,圖書前半每一跨頁的左側(cè)均留白,偶有小圖。熊亮的《看不見的馬》講述的是一段戲中戲的故事,在圖畫書中上演了一段京戲。我們知道,京戲中的馬是看不見的,演員在舞臺上只靠一根馬鞭、各種動作與對白,就能表演出與馬有關(guān)的各種場景。熊亮想要在這本書中讓讀者接受的是雙重的藝術(shù)假定性,既要讓讀者接受京劇藝術(shù)中的看不見的馬,也要讓讀者接受圖畫書中的看不見的馬,還有什么比留白手法更能完美地實現(xiàn)這一目標呢?因此,在整本書中,讀者看不到馬,書中連一點馬的影子都沒有,凡需要馬出現(xiàn)的場景,均作留白處理。

關(guān)于中國風圖畫書敘事的標志性特征或者還有,讀者也可以無窮盡地列舉下去,這些已列出和未列出的特征將組成一個關(guān)于中國風圖畫書的“知識集”(repertoire),我們可以通過這個不斷擴充、改變的知識的集合,更多地了解中國風圖畫書及其敘事。與其去嚴格規(guī)定中國風圖畫書的定義,不如通過閱讀、思考和分析去探究中國風圖畫書的敘事將走向何方。

為了預測未來我們常常會回顧歷史。圖+文的連續(xù)性敘事元素在中國可以上溯到遠古人類的巖畫、西周青銅器紋飾、文圖合一的甲骨文、連環(huán)長卷故事畫等,木版彩印技術(shù)在明朝末年已經(jīng)達到極高水平,石版印刷技術(shù)在晚清時期已有能力實現(xiàn)大批量的商業(yè)化印刷,可以說現(xiàn)代圖畫書誕生所需的技術(shù)條件與敘事手法最遲在晚清時期均已準備充分,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而現(xiàn)代圖畫書在中國姍姍來遲的理由之一,正是這“東風”即現(xiàn)代兒童觀的生成遲遲未至。直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周作人和趙景深等人才完成了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最初構(gòu)建,為兒童文學指明了“兒童本位”與“文學本位”的理論趨向。

越來越多的中國風圖畫書的創(chuàng)作者意識到了這一點,更多采用兒童本位的敘事立場,成為中國風圖畫書敘事的一個發(fā)展趨勢。中國風圖畫書敘事的另一個發(fā)展趨勢是:在保持中國風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作者越來越熟練掌握圖畫書敘事的世界語法。

在未來的某一天,當“中國風圖畫書”成為一個歷史名詞而不是眾人矚目的焦點時,當作者在創(chuàng)作圖畫書時首先想到的是兒童本位的好故事與圖文敘事的好方法,中國的圖畫書可能才真正走上自己的巔峰。在那時,創(chuàng)作者可以自由創(chuàng)作屬于中國孩子、也屬于世界孩子的圖畫書,而“中國風”不言而明、自在其中。我希望未來的這一天,離我們并不遙遠。

(本文作者為浙江師范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