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的兩面體驗
在談閱讀尤其是文學閱讀這事兒之前，我倒想先為“不讀書”或者“讀不進去書”的人們說兩句話。
對于閱讀，我們好像習慣認為，人就應(yīng)該讀書，讀書是一件高尚的事。這話乍看當然也沒錯兒，不過往下推演，卻往往會變成這么一個意思：因為讀書可以使人高尚，那么讀書的人就比不讀書的人更加高尚。
有些觀念習焉不察，細想則會疑竇重重。
作為一個以寫字兒和看字兒為生的人，我當然希望讀書的人越多越好，而且都讀文學作品就更好了。但這種希望又很難說不包含著自私的成分，跟種麥子的希望所有人都吃饅頭、種稻子的希望所有人都吃米飯一個道理。
話再說回來，當我們面對一個被業(yè)績壓得喘不過氣的公司職員、一個被訂單催得團團轉(zhuǎn)的快遞小哥、一個被作業(yè)逼得夜以繼日的學生，好像真沒資格要求人家去讀什么。
事實上，比起讀書，不讀的原因似乎更加理直氣壯——誰都不容易，誰都挺累的，而讀書的成本又那么高，除了經(jīng)濟成本，還有時間成本。
不是誰都有心情在咖啡館里攤開一本“三卡一村”（卡夫卡、卡爾維諾、卡佛和村上春樹），更不是誰都有工夫為了一顆“有趣的靈魂”而變著法兒地去做“無用的事”。
因而對于文學閱讀的提倡與推廣，我想我們首先沒必要那么“何不食肉糜”。
雖然讀點兒文學不容易，但這年頭還是有人讀，這就更難得。每當在地鐵和火車上看書，發(fā)現(xiàn)車廂里也有別人在看書，我會覺得人家的情操比我高多了——這事兒對我也就是業(yè)務(wù)學習，對人家卻并非題中應(yīng)有之義。而作為一個號稱和文學打交道的人，我又能和這些比我情操更高的朋友分享點兒什么呢？
反正情操本身是不配聊了，姑且說說文學閱讀的兩種體驗。
一種體驗是，我們可以通過文學閱讀暫時忘掉生活。前面說過，誰都不容易，誰都挺累的，生活總在繼續(xù)而我們又總得應(yīng)付，那么讀書可以幫助我們從那些應(yīng)付里逃離片刻。這種逃離當然是讓人舒服的，好像打開書本，地鐵也不擠了，公交車也不晃悠了，火車上旁邊座位的手機功放也不吵了。都說開卷有益，那么這種有益首先是舒服。
此外，人就活一輩子，但我們可以通過閱讀來觀摩、體驗別人的一輩子，這就仿佛不止活了一輩子，而這又仿佛是一種比舒服更加高級的益處。都說“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其實倒不如說是“躲開小樓成一統(tǒng)”，我們儼然短時間地忽略了自己的閉塞、乏味以及煩瑣。
然而人還有個毛病，就是有時需要忽略生活，但有時忽略生活的能力又有點兒太強了。這一方面在于我們的記性不好，用媽揍孩子的話說叫“撂爪就忘”，對于曾經(jīng)的困惑、苦悶和創(chuàng)痛，我們總是好了傷疤忘了疼；另一方面則在于我們的感受能力終歸有限，或者說還很容易陷入某種“選擇性感受”的蒙蔽中去，于是常常忽略了那些正在發(fā)生的困惑、苦悶和創(chuàng)痛，從而真誠地假裝歲月永遠靜好。
而面對這個毛病，我想我們需要的是文學閱讀的第二種體驗，也就是由閱讀幫助我們重新想起生活來。對自己的生活有反思，這是人的基本能力。對別人的生活有同感，這是人的可貴品德。對公眾的生活有關(guān)懷，這更是人的現(xiàn)代素養(yǎng)。
上述能力、品德與素養(yǎng)，恰恰也與文學的本質(zhì)息息相關(guān)。恰恰因為如此，若干年前的中國人才除了“鴛鴦蝴蝶派”之外還需要魯迅、茅盾和沈從文，今天的中國人才除了“修仙言情”之外還需要那些讀起來稍嫌費勁但能讓人走心走腦子的文學作品。
對于我們所讀的作品而言，它們也只有幫助人們認識了自己、別人和公眾的生活，才算做到了真正的“及物”和“現(xiàn)實關(guān)懷”。
在文學閱讀中，我們可以實現(xiàn)忘掉生活卻又想起生活。但我想，后一種體驗也許更加重要。
石一楓，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著有長篇小說《玫瑰開滿了麥子店》《紅旗下的果兒》《戀戀北京》《心靈外史》等，小說集《世間已無陳金芳》《特別能戰(zhàn)斗》等。獲得魯迅文學獎、馮牧文學獎、十月文學獎、百花文學獎、小說選刊中篇小說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