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近年來，關于文學需要跨界、“破圈”的呼吁不斷高漲。去年九月，蘇州大學教授王堯直言小說界需要進行一場新的“革命”，認為在世界與人性急劇變化的今天，小說應當探尋新的結(jié)構世界的能力，重拾語言的文化屬性。本報《新批評》專刊隨即開展關于“新‘小說革命’”的一系列討論，引起文學界的關注和熱議。今年七月，由陜西省作協(xié)主辦，陜西文學院、《小說評論》雜志社、《收獲》雜志社承辦的文學活動“‘小說革命’與無界文學”在西安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評論家、作家、文學編輯和相關專業(yè)研究生就重新審視“小說革命”與文學邊界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暢所欲言，追問我們正從事的文學，我們正在寫的小說，究竟還有沒有新的可能性？

作為哪吒的文學 (在《收獲》APP“無界寫作大賽”啟動儀式上的發(fā)言)

李敬澤（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書記處書記）

今天的主題是“心如原野，文學無界”。文學是不是無界的？我覺得當然有界，宇宙都有盡頭，文學怎么會沒有邊界？但這文學的邊界、這宇宙的盡頭是變動的，可能在你家門口，或者在鐵嶺，或者是喜馬拉雅山，或者是在火星。我們必須在身體上在人心里，在地上和天上不斷探索、指認文學的邊界。

剛才我們聽了一場關于文學之“無界”的脫口秀。黃平說今天的文學太拿自己當藝術，我深有同感。他主要是在諷刺作家，我還想諷刺一下評論家，我們的評論家也太知道什么是文學，太知道什么是好小說。我們對此太知道了，脫口而出，但不是脫口秀，是順口溜，我們太像一個對生活和世界了如指掌的中年大叔，幾杯酒下肚就在自己的經(jīng)驗和習慣里嗨了起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建構起純文學的自律性，本來也是匆匆忙忙，各種湊合將就，日子長了就成了習慣成了顧盼自雄顧影自憐，成了傲慢與偏見，結(jié)果就是太拿自己當“藝術”。這樣的所謂藝術不是活的藝術，是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這樣下去我們的這個純文學大概率會變成昆曲，兄弟姐妹坐一圈喝茶吟唱。我現(xiàn)在也學幾句昆曲，清拍而已，唱的不好。昆曲很藝術、太藝術，行腔走板，差一點兒都不行，林黛玉進賈府，知道他們家規(guī)矩大，一步不能行錯，于是乎昆曲變成了遺產(chǎn)。但是文學不能這樣，文學必須是活的，文學要向時代、歷史和變動不定的人類生活人類經(jīng)驗開放，文學不能自律起來、封閉起來，不破不立、又破又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文學永遠要在它所不是中體認它自己是什么。

這個道理當然不是我的發(fā)明，大家都明白。大道理明白，落到實處落到家常日用就未必明白。所以，我們這些批評家也很擰巴，談文學談小說，總體上說、概括地說，大家都是種種不滿，不滿意、不滿足。但碰到一個個具體作品，那都是好，各種好，這叫個別表揚與普遍批評相結(jié)合。我們的頭腦里有一個自律自足的文學“理想國”，雖然柏拉圖不喜歡詩人，但我們還是像柏拉圖那樣想問題。然而特別擰巴的是，我們是現(xiàn)代人，我們的“理想國”、我們的城邦里預設著變革和創(chuàng)新，這種變革、創(chuàng)新幾乎是文學的合法性之所在，所以，我們必須在一個普遍性視野里釋放我們關于變革和創(chuàng)新的焦慮，然后，在回到個別性的時候，我們已經(jīng)放松下來了，我們回到了那個家常日用的舒適區(qū)，我們看不見那些讓我們不舒適的東西，甚至能夠抵達我們眼前的都注定是讓我們舒適的東西。批評如此，文學期刊也是如此。

所以，我們也要警惕，我們是不是在很舒適地談論“無界”。比如很多朋友談到了文體問題，似乎所謂“無界”就是文體的混雜、越界。文體固然重要，但文體上花樣百出其實解決不了我們的問題，演雜技耍盤子，眼花繚亂滿天盤子，最后一收勢，手里還是那兩個盤子，并沒有多出一個。比起“體”來，更重要的是“性”，文學性遠比文體重要。很多人都在談論文學的衰微，這固然是我們大家都看得見的，但是，另有一件事大家可能視而不見，一方面是被我們現(xiàn)有的觀念所固定的“文學”的衰微，但另一方面，是文學性的大規(guī)模泛化、擴散、流溢，文學性是水是噴泉，溢出了“文學”的壇壇罐罐，四面八方淹了一地。所以我們面對的是文學的危機而不是文學性的危機。剛才大家都在說脫口秀，我忽然想起李誕最近寫了一本小說，那是絕對純文學的，比純文學還純，一看就是當年文學青年里的先鋒青年，加繆等等托生轉(zhuǎn)世。我就覺得很有意思，顯然，李誕和我們是一樣的，認為這個才是文學，我現(xiàn)在是在搞藝術，不是在搞通俗庸俗的脫口秀。他為什么不想想，勾欄瓦舍、豆棚瓜架，脫口秀里可能自有一種野的、沒有被指認沒有被充分賦形的文學性。他腦子里也有一個柏拉圖式的文學城邦，其中是絕對沒有脫口秀的，一定要把脫口秀演員趕出城門。

什么是文學性，它在哪里？在一個時代的生活、感性、想象、話語和思想中，那個文學的幽靈文學的風如何閃現(xiàn)和吹動，我覺得這是比文體、文類等等更為根本、更為緊要的問題。這個時代需要我們發(fā)現(xiàn)和發(fā)明新的文學性，需要打開城邦的門，走到廣闊的原野上去。

上午的議題是“文學革命”，我發(fā)現(xiàn)每當觸及“革命”二字的時候，朋友們都是一臉遲疑，可能是覺得“革命”二字何其激烈。我倒覺得“革命”用在這里沒什么不恰當，我們黨不斷地自我革命，走過一百年的奮斗歷程，文學有什么理由不自我革命。而且我認為文學革命的理由從來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迫切，只要眼光稍微放得遠一點，視野稍微放得大一點，我們就能夠看到，一方面承平日久，我們守著藝術的小城邦，過著安定舒適的日子；另一方面，歷史已經(jīng)遠遠走在我們前面，時代已經(jīng)遠遠走在我們前面；文明的形態(tài)、生活的形態(tài)，已經(jīng)遠遠走在我們的前面；最根本、最重要的是，人本身已經(jīng)遠遠地走在了文學的前面。我們在座的所有人，如果現(xiàn)在就架起測謊儀問一遍，你讀那么多的小說你喜歡嗎？你真的喜歡嗎？你真的不厭倦嗎？我不知道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結(jié)果。這個時代的人到底是什么狀況，自我和他人和世界是什么狀況，這已經(jīng)不是我們已有的文學觀念、經(jīng)驗和話語所能夠應付、能夠賦形和表現(xiàn)的，如果說，文學面臨著可能的衰微，那是因為文學需要革命。

我有時很怕讀我們有些作家的創(chuàng)作談，我感覺他是在展示他的文學小廟，里邊供著各種各樣的神，也許是吧，也許那真是他的神，但是，那些神都沒有見過小廟之外的世界，文學說到底也不是對這個小廟這些神負責，你又不是廟祝道士，你能不能直接面對小廟之外的星空和大地？

今天我發(fā)現(xiàn)，我在無意中好像炮制了不少華麗的格言，什么文學是強人的事業(yè)，文學是老狐貍的事業(yè)，對此我不打算負任何責任?，F(xiàn)在我要提出新的格言，文學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心如原野、文學無界？當我們身處這樣一個世界意義上、人類意義上的文明之大變的時候，為了讓未來依然會有文學，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品質(zhì)和行動？

——我覺得，文學應該是哪吒。《西游記》里有孫悟空大鬧天宮，那是革別人的命，很好，而另一方面，哪吒，這個童子這個少年是革自己的命，他拋卻已有的一切，走出他的廟宇和城邦，進入廣闊原野，越過種種界限，獲得一個新的心。他脫胎換骨，然后在原野中，摘一枝荷花，或隨手摘一枝別的什么植物，就以此作為自己的身體、獲得一個新的身體。我想，這應該就是新的、投入這個時代偉大變革的文學。

有界無界的辯證法

郭冰茹（中山大學教授）

金代詩學理論家王若虛在《文辯》中以問答的形式來說明一種文體的觀念，“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問：‘無體乎？’曰：‘有。’‘然則果何如？’曰：‘定體則無，大體須有?！边@種回答的順序說明“有”是對“無”的基本框定，無體是建立在有體的前提下，無界是對有界的補充、修訂或者升華。因為，有體才有行文的基本規(guī)范，才能更好地實現(xiàn)敘述者的敘述目標。無論西方文學理論中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四分法，還是中國傳統(tǒng)目錄學中的經(jīng)史子集，都有一定的體式，然而文體之間的邊界從來都是開放的、流動的。就文學的“敘事”而言，敘事廣泛地存在于各個文體中，而為了更有效地“敘事”，文體的跨界現(xiàn)象在創(chuàng)作中也并不少見，散文化小說、詩化小說、新聞小說、散文詩等概念的提出，即是對此類現(xiàn)象的概括和描述。

怎么認識文學的“無界”？從宏觀上說，文學寫作無邊界是具有可行性的。只要作者確立的寫作目標，無論敘事、議論還是抒情，怎么有利于寫作者的表達，就可以怎么寫，而不必受制于文體的局限。但如何在有和無之間認識“無界”卻是需要探討的。這涉及三個問題，一是內(nèi)容與形式的問題，即：寫什么和怎么寫。我認為寫什么就是怎么寫。在現(xiàn)代小說觀念中，形式為內(nèi)容服務，內(nèi)容與形式相統(tǒng)一的美學原則是建立在內(nèi)容形式二分法的觀念上的，但一部作品是否能被干凈整齊地切割成內(nèi)容與形式兩部分仍是值得討論的，如果文學作品所要反映的生活、所要表達的人生是立體的、多層面的、繁復的，甚至是流動的，那么它就應該是一個完整的意義整體，“寫什么”本身也就變成了“怎么寫”。二是實錄與虛構的問題。無論以何種方式敘事，“無界”的基本寫作態(tài)度是“實錄”。從敘事的層面上看，小說與散文都具有很強的敘事性，雖然散文常因紀實被視為“非虛構”，而小說因其想象力被看作是“虛構”的。在中國小說生成的過程中，史傳是小說的母體，馮夢龍在敘事方式總結(jié)說“史統(tǒng)散而小說興”，但對寫作態(tài)度上而言“實錄”的精神仍然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本態(tài)度。三是讀者閱讀感受和閱讀期待的問題。無界就是給讀者“一些別的”。當下的文學作品作為文化產(chǎn)品的特征越來越明顯，對“無界”的理解也需要考慮讀者的接受。大多數(shù)讀者對文體有相對穩(wěn)定的認知，在閱讀之前會抱有一定的閱讀期待，“無界”在某種程度上是張愛玲說的“要什么就他們什么，此外再多給他們一些別的”，這個“一些別的”跨越理解為跨越文體邊界所帶來的閱讀感受。

對文體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學觀念、文學研究以及創(chuàng)作實踐發(fā)展演變的結(jié)果。西學東漸后的知識的更新形成了新的文學秩序。將文學分為散文、小說、詩歌和戲劇四種類型是對中國傳統(tǒng)“雜文學”的重構。在尊重文體之間“定體則無，大體須有”的基本特征的前提下，重視文本的內(nèi)部構成和文體間的相互融合，對文學“無界”的重新認識，也是對中國文章傳統(tǒng)的回應。

一種小說先鋒性變革的感召與實踐

金春平（山西財經(jīng)大學教授）

王堯老師所提出的“新‘小說革命’”，包含著他對當前小說的敘事觀念、敘事方法、敘事形態(tài)、敘事美學、敘事效能的整體批判與文學反省，停滯的小說觀念、固化的小說模式、單調(diào)的小說風格，即缺乏沖決性、創(chuàng)造性、開拓性和解放性的此在小說的歷史，構成其命題當中革之所“命”的無物之陣。

同時，“革命”也昭示著一種未來的希望與前景，即仍然對小說文體的內(nèi)生力、解放力、增殖力充滿信心，小說“變革”亟待建立起與新的歷史時期、與當代人的社會生活、精神振幅、心靈廣度、生命深度相適應、相契合，并且具有超越性、穿透性、典型性的文學思想和藝術美學。

走走老師所提出的“無界文學”，則是呼應了王堯的“新小說革命”，即新小說革命是一種自發(fā)的、內(nèi)在的、積極的文體反省與行動欲望，而“無界”則充當了這場新小說革命的切實而生動的未來圖景，它標志著一種革命之后的小說美學境界，也勾勒著革命之后小說文體理應抵達的文學方向與可能。

正是由“小說革命”到“小說無界”的邏輯與行動，激發(fā)著人的藝術創(chuàng)造精神，激勵著人的探索創(chuàng)新，文學的崇高的價值奧義、藝術的超越之美得以誕生。盡管他們可能不得不經(jīng)受同時代的壓抑或冷落，卡夫卡、佩索阿、惠特曼、卡瓦菲斯、艾略特、喬伊斯、貝克特等，但是文學史最終給予了他們最耀陽的榮光。

因此，我更愿意將“新‘小說革命’”與“無界文學”，視為一種對當前小說匱乏先鋒性、缺乏創(chuàng)造性的變革感召與目標企圖。也因此，新小說革命和無界文學，也就具有了多重的意義內(nèi)涵。

第一，“新‘小說革命’”和“無界文學”是一種具有內(nèi)在預設性的批評話語。它們以對當前小說“不滿”的決絕姿態(tài)，試圖建設一種以“先鋒性或創(chuàng)造性”為核心的文學批評標準，由此推進小說文體的開放、革新、創(chuàng)造、建設，作家通過對小說持續(xù)的先鋒性探索，來發(fā)現(xiàn)、捕捉、演繹和抽離人性的、社會的、歷史的或人文境況的本質(zhì)性與總體性精神，在對總體性和本質(zhì)性精神的審視、批判與對話當中，構建具有當代性、未來性和超越性的小說世界。

第二，它們是當前人文精神的蠡測裝置，隱含著對小說主體性精神的召喚，這種召喚、確立或重構，源自于當代作家、批評家、讀者所身處的歷史語境的隱秘而強大的觀念侵蝕的刻意反叛——包括消費主義、解構主義、意識規(guī)訓、技術科層、權力機制等。因此，“新‘小說革命’”和“無界文學”是對當前文學變革所發(fā)生的精神人格與人文語境所進行的批判性重塑——包括重申作家必須具備先鋒性、創(chuàng)造性、開放性的文學觀念，必須堅守對文學的探索精神與創(chuàng)新品格的信仰，批評家必須不斷提升發(fā)現(xiàn)能力、判斷能力和對話能力，特別是堅守文學批評的道德良知。這是它們所蘊含的超越文學本體之外的審視、反思與改造當前人文精神境況的深遠涵義。

第三，“新‘小說革命’”和“無界文學”作為當下具有感召性的文學理念和具有理想性的實踐前景，具有強大的觀念驅(qū)動與統(tǒng)攝力量。無論是“小說革命”還是“無界文學”，終究將在文體觀念、思想觀念、美學觀念、敘述觀念等領域得以實踐，這注定了“革命”的“進行時”與無界的“未完成”。而小說革命的“歷史感召”與個體探索的“無界文學”，也恰恰構成由“小說革命”到“無界文學”的歷史脈絡的“多元而一體”“觀念與實踐”彼此支持的總體結(jié)構。無界的文體實驗成為“小說革命”的必然內(nèi)容，更重要的是，“小說革命”又時刻規(guī)約、勘驗與激勵著小說文體的積極、主動、自覺的敞開、解放與創(chuàng)制，直至不斷抵達文學的“無界”“原野”。

因此，“新‘小說革命’”和“無界文學”是對當前小說精神文化征候的警示與反省，是對諸多正在進行中的“不斷突破小說文體邊界”進程的強力催化，更是對身處于文學慣性滑翔或惰性寫作語境當中，小說家所應具備的先鋒性、創(chuàng)造性、反叛性和開放性的感召與動員。

本心與活的文學

劉大先（《民族文學研究》副主編）

“心如原野，文學無界”這個主題讓我想起蕭乾的一段軼事。

1929年初春的一天，剛考入燕京大學讀書的蕭乾與同學楊剛在圓明園廢墟上散步聊天。他們之間發(fā)生了一個爭論，楊剛責問蕭乾為什么不認真讀一些重要的理論書，它們能指導人生，否則會走彎路，付出代價。蕭乾回答說，理論不過是個地圖，代替不了親身的旅行，而他想要體驗光怪陸離的大千世界，不帶地圖去采訪人生。許多年之后，兩個好朋友的命運恰如他們彼此最初的傾向一樣，發(fā)生了分途。楊剛成了周恩來辦公室秘書，后又任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處長、《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蕭乾浪跡天涯，是二戰(zhàn)中唯一在歐洲采訪的中國記者，而最終成了作家和翻譯家，我們都知道他后來翻譯了《好兵帥克》《尤利西斯》。

蕭乾晚年在回憶錄中將自己比作“未帶地圖的旅人”，表明了一種對于人生的認知。放寬來看，我們每個人的所面對的大千世界與命運遭際，都充滿變數(shù)，無法事先規(guī)劃，計劃永遠跟不上變化。文學也一樣，它與世遷移，本來沒有所謂的界限和框架，可以看作是個體與他的外部世界和內(nèi)心生活之間互動的結(jié)果。

文學的形態(tài)、樣貌與實踐一直不斷地發(fā)生著異形換位：它的載體從金石龜甲到竹木皮帛，從謄抄與印刷的紙再到打字與復制的電子文檔；它的體裁從歌樂舞一體到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再到小說詩歌戲劇散文；它的觀念從功利、實用到審美，從雜文學到純文學，再媒介融合時代的泛文學；它的創(chuàng)作者從業(yè)余到職業(yè)再到泛寫作，從天才論到日常論……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于界的不斷建立與界的不斷破除。

如果心有自由的追求，那么文學也就有自由的實踐。際遇無常，應物無方，山巒緬渺，江河浩蕩。這樣的心是絕假純真最初一念的本心，這樣的文學是源頭既清、波瀾自闊的活的文學。

文類解放的自由與審慎

徐剛（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在《詞與物》的前言中，福柯曾指出此書的靈感來自閱讀博爾赫斯作品段落時發(fā)出的笑聲。這個段落引用的所謂“中國某部百科全書”將動物劃分為以下幾類：一、屬于皇帝的；二、有芬芳香味的；三、馴順的；四、乳豬；五、美人魚；六、傳說中的；七、自由走動的狗；八、包括在目前分類中的；九、發(fā)瘋似地煩躁不安的；十、數(shù)不勝數(shù)的；十一、渾身有十分精致的駱駝毛刷的毛；十二、其他的；十三、剛剛打碎罐子的；十四；遠看像蒼蠅的。在此，?？陆柚柡账惯@種看似標準不一，層次混淆，甚至荒謬絕倫的分類，以寓言的方式向我們指明了我們思想的極限。事實上，這種笑聲動搖了我們的思想中所有熟悉的東西，進而向我們表明了命名與分類，即語言與事物的秩序之間的荒謬關系。

今天的文學，奠基于一種形成于19世紀的現(xiàn)代文學觀念。小說、戲劇、散文和詩歌的劃分，又何嘗不是一種荒謬的命名？今天的“當代文學”，正面臨著邊界被不斷質(zhì)疑，乃至突破的境地。我們看劉慈欣的《三體》，講述的是外星文明與人類存亡的故事，它不再局限于中國故事，因此也打破了“中國當代文學”中“中國”這個民族國家文學的界限；而以“爽”為旨歸，事實上復活了晚清民初娛樂文學形式的網(wǎng)絡文學，則有力地沖擊了“中國當代文學”中“當代”的界限；最后，如火如荼的“非虛構”文學則直指“中國當代文學”中最關鍵的以虛構為核心的“文學”的界限。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今天的跨界恰逢其時?！靶娜缭?，文學無界”，正是要吹響文類解放的號角，回到更具包容性，更自由的文學概念。這是要打破今天界限分明的文類壁壘的堅冰，向一切的惰性思維和習慣勢力宣戰(zhàn)。這也是對文學邊界的探索，對于不可能性的挑戰(zhàn)，最終體現(xiàn)的是作為整體的文學的價值。

當然，所謂跨界，也不能隨心所欲，它要建立在牢固的行業(yè)技能的基礎之上，要更加審慎地實施。想要出圈，先得入圈?！拔膶W無界”，也要警惕原野上的“迷失”或“翻車”?？缃缭炀偷摹熬W(wǎng)紅爆款”，熱度只是一時，口碑才是永恒，守正創(chuàng)新才能行穩(wěn)致遠。

聲音（按姓名首字母排序）

叢治辰（北京大學副教授）：文學就像我小時候的胡思亂想一樣，不斷撞擊和打開那個小小的“我”，讓我看到有限的個體經(jīng)驗難以企及的遠方和深處。我想也正因為此，那些偉大的文學創(chuàng)造者才會不斷去探索新的藝術形式和手段，形成新的理念，造成紛紜的流派。我相信文學是為了打開桎梏，解放那個小小的“我”到廣闊的原野里去。如果我們用文學不斷地制造了新的囚籠，讓大千世界反被文學所束縛，那我們真是辜負了文學，也辜負了大千世界。

淡豹（作家）：現(xiàn)在一個很重要的特征是，讀者也在跨界。來的路上還一直在想我自己是從哪里跨到哪里的問題，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不想這個問題了。一方面，身份定義是評論家、學者、出版機構、和媒體的工作，不是寫作者自身的工作。另一方面，好像從哪里跨過來并不重要，跨的姿勢好不好看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走進的是文學。文學不設限，文體也不設限，小說可以是隨筆、評論、與人物命運的雜糅，長中短篇的分割方式也在受到挑戰(zhàn)，我們參與到共同的解放之中，跨界是一個廣泛的事實。

李壯（中國作協(xié)創(chuàng)研部助理研究員）：出圈不易，它需要我們經(jīng)得起質(zhì)疑、經(jīng)得起罵，需要我們有一顆大心臟。因此，出圈的基礎，是我們自身要足夠強大：文本足夠強，內(nèi)心也要足夠強。借用李敬澤老師的一句話，我們要做文學的強人，文學是一碗強人的飯。文學出圈的前提，是要做好文學的基建、養(yǎng)好文學的土壤，是要說真話、動真格，是要善待批評、善于批評、以及善意批評。

馬小淘（《人民文學》編輯、作家）：文學的本身沒有邊界，同時文學可以被無限闡釋，每個讀者都可以找到自己抵達文學的獨特方式，文學對我們的意義也沒有邊界。但其實寫作者的能力是有限的。智力、境界、對世界的感知能力，從愿望到表達的路徑，想法與呈現(xiàn)，都會隨時限制著寫作者。我們做的事也許是無界的，但個人能力終歸還是會成為限制自己的界限。無界，這個詞本身就充滿了誘惑和迷人，我們既然選擇這個具有無限可能的寫作，那么，終其一生，就將在有限的能力和無界的文學之中，做一只勞作的螞蟻。

石一楓（《當代》編輯、作家）：名字是自己的，永遠是別人叫，分量卻在自己身上。有多少“我想說，我不能說，可是我還得說”的糾結(jié)？有多少“這才是我，你卻老想讓我當你以為的我”的尷尬，又有多少“我站在橋頭看風景，其實是想讓你們看正在看風景的我”的自戀？而假如有一個機會，哪怕是能暫時卸掉名字的負擔，對于今天寫作的人或許也是一件幸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許只有匿名才能讓我們放手追尋夢寐以求的豐富、自由和無限可能。

弋舟（《延河》雜志副主編、作家）：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有云：“圓形人物隨時準備走進更加廣闊的生活，每一次都展示出性格中新鮮的一面。檢驗一個人物是否圓形，要看它是否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讓我們感到意外?！薄獔A形小說家隨時準備走進更加廣闊的生活，每一次都展示出性格中新鮮的一面。那么好吧，現(xiàn)在讓我戴著口罩，再蒙上眼罩，力爭去成為一個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