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導演李行于2021年8月19日去世，享年91歲

對如今成長起來的最新一代中國影迷來說，“李行”這個名字，應該是非常陌生的，即便知道，或許也只是中國電影史教科書上附屬于“臺灣電影”的一部分，被作為置身“健康寫實主義”背景下的一個具體代表人物進行打量。所有的電影人物，若跳出這樣的框框，以他們自己生命的燃燒軌跡來看，都會令人有“復活”的感覺。對剛剛去世的李行導演來說，也是這樣，甚至，基于他與海峽兩岸70年來的具體歷史進程的密切關系，他在兩岸之間所做的電影交流努力，也因此成為難以復制的佳話。

李行生于91年前的上海，在上世紀40年代末隨父親移居臺灣前，就已經迷上影劇并立志獻身于此，因而在臺灣念大學期間便已深度參與話劇表演與導演工作，為其日后進入電影業(yè)奠定基礎。

上世紀50年代初，在經歷了數年由兼職到全職、自話劇向電影的表演生涯后，李行追隨導演唐紹華，逐漸從表演轉向身兼副導演。在此期間，他以副導演身份拍攝了《追兇記》《水擺夷之戀》《血戰(zhàn)》等片，終于在1958年執(zhí)導拍攝了閩南語電影《王哥柳哥游臺灣》，開啟“臺式勞萊哈代”賣座片時代。這部電影非常賣座，但并未改變他申請進入“中央電影公司”擔任演員和導演相繼失敗的事實。他也曾自組電影公司，出品的影片，置身當時的中國臺灣電影市場，應該說是比較正常的商業(yè)世俗電影序列。

真正標志著李行電影創(chuàng)作步入成熟的是他自1963年起陸續(xù)拍攝的一系列頗有師法意大利新現(xiàn)實主義美學成果意味的“健康寫實主義”電影，從“前健康寫實”時代描摹小民群像的《街頭巷尾》，初創(chuàng)“健康寫實”、聚焦鄉(xiāng)土建設的《蚵女》《養(yǎng)鴨人家》等，皆表現(xiàn)出基于傳統(tǒng)中國倫理精神資源的沉穩(wěn)風格。

上世紀70年代之后，隨著借助古裝題材探討中國傳統(tǒng)道德價值的《秋決》、瓊瑤作品改編電影《海鷗飛處》，以及起用林鳳嬌、鐘鎮(zhèn)濤等本地、跨地演員的新青年故事《汪洋中的一條船》《小城故事》，都成功在銀幕上組建起一個“李行宇宙”，令他成為這一時期臺灣電影的幾面旗幟之一。上世紀80年代，李行仍然秉持對傳統(tǒng)中國精神價值的探討，同時也逐漸轉向幕后，擔當為臺灣電影發(fā)展獻計獻策、評選優(yōu)秀電影的職責。

李行執(zhí)導的電影一共斬獲了七次金馬獎最佳影片，可以說是前無古人，也難有來者的紀錄，這其中固然有特定時代因素，但也證明了他的電影在發(fā)揚中國電影的文化價值、聚焦當代人精神圖譜方面的獨特價值。縱觀李行的導演生涯，很難用個性突出的“作者電影”框限，相反，在他將近30年的電影導演生涯中，始終不曾出現(xiàn)過分凸顯導演個人風格標符，而是以非常扎實的故事片視聽邏輯，聚焦一幕又一幕人間悲歡。

對個人風格的無意識隱匿及對中國人性格與價值的再三發(fā)問，令他成為對“導演身份”極為看重的今日世人眼中很容易被遺忘的歷史人物。在電影導演生涯后期，李行在多位導演參與的拼盤電影《大輪回》執(zhí)導的那段，最具傳統(tǒng)叩問氣息，意識形態(tài)也相對比較保守，與他參與電影公共活動時表現(xiàn)出來的敢做敢言性格，似乎產生了很鮮明的對比。從閩南語電影到國語片，到華語電影世界的新浪潮涌起時以《唐山過臺灣》為自己的導演生涯作結，李行在電影行業(yè)的角色也在悄然轉變。

從1990年首度率團赴北京參加中國電影家協(xié)會研討，到此后積極推動大陸電影參加金馬獎，及至多次赴大陸參加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長春電影節(jié)、金雞百花電影節(jié)等節(jié)展，促成延續(xù)至今的兩岸電影展映，2009年更創(chuàng)辦了“兩岸電影展”，疫情之前，李行導演三度出席中國電影資料館舉辦的個人作品展映交流活動，或在臺灣現(xiàn)身支持參加兩岸影展的大陸影人。李行導演30余年來不遺余力推動兩岸電影交流，甚至將其擁有版權的22部電影素材交由中國電影資料館永久保存，表達他對于心目中真正的“中國電影”的情念。

與謝晉、倪震、吳貽弓等電影人在兩岸關系逐漸解凍時期產生真摯的交情，同時亦努力向下一個時代傳遞中國電影精神的同時，李行導演的電影生涯，也恰恰映照出百余年來中國電影在歷史風云變幻中的承遞脈絡。比如他表演生涯一部比較重要的作品《翠嶺長春》，導演吳文超正是早在上世紀20年代的上海已經活躍的演員兼導演，亦是近年來新發(fā)現(xiàn)的早期電影《盤絲洞》的主演。這種隱沒的影史流脈，也見證了兩岸電影至今仍未褪去的“鄉(xiāng)愁”情愫。李行導演通過電影，講了一生對“理想中國”的愿景，努力到生命的盡頭，相信這也是一整代影人的縮影，值得在確定性與不確定性都同樣容易得到與失去的今天被珍重、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