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繼往”與“開來”的歷史 ——1980年代“魯迅傳”寫作論析
內(nèi)容提要：1980年代“魯迅傳”書寫在魯迅傳記寫作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這一時期的“魯迅傳”在告別歷史過程中走向未來，既反思、超越以往的寫作模式，又為之后“魯迅傳”的發(fā)展積累了經(jīng)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80年代“魯迅傳”繼往開來的意義與時代有關：時代不僅為“魯迅傳”書寫帶來了新的起點和新的契機，而且還簇新了寫作者的觀念和具體的形式、手法等多個方面，至于其凝結和留存的經(jīng)驗同樣可作為一種資源。
關鍵詞：1980年代 “魯迅傳”
魯迅是中國現(xiàn)當代作家中立傳最多的人，同時也是近現(xiàn)代文化名人中立傳最多的人。自1920年代出現(xiàn)“魯迅傳”的雛形，到2021年1月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出版修訂版，近一個世紀出版各種由他者書寫的、成書意義上的“魯迅傳”已達300種之多（以版本為主，第2版和“修訂版”“增訂版”等均單獨列為一種；這一統(tǒng)計可能會由于文本形式、認知標準以及海外出版、是否列入著者文集等而在不同統(tǒng)計者那里有所出入）。
1980年代的時代轉型對于社會文化和各體文學創(chuàng)作的革新有著異乎尋常的意義，傳記寫作作為其中一個分支自是概莫能外。作為百年“魯迅傳”寫作的一個重要階段，1980年代的“魯迅傳”一方面繼承、總結了以往寫作的經(jīng)驗，預示了“魯迅傳”創(chuàng)作新時代的到來，一方面則是以全新的觀念和文本的有效探索，為跨世紀40年“魯迅傳”的發(fā)展與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新的契機”與“新的起點”
1980年代的“魯迅傳”共計43種。在“新時期文學”伊始，就有如此規(guī)模的“魯迅傳”出版，自是一個良好的開端。結合當時具體的歷史可知：1980年代來臨至少從兩個主要方面為“魯迅傳”的出版提供了“新的契機”。
其一，就文化語境來看，“魯迅傳”在1980年代迅速發(fā)展首先與現(xiàn)代作家作品和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的復興有關。隨著現(xiàn)代作家研究逐漸走向正常狀態(tài)、文獻資料發(fā)掘日漸豐厚，現(xiàn)代作家傳記作為現(xiàn)代文學研究之一部，在學術研究的推動下也得到了相應的發(fā)展。其二，思想解放、文藝政策的調整和改革開放的社會形勢，使文化界呈現(xiàn)繁榮的局面，出版業(yè)發(fā)展、刊發(fā)傳記園地的出現(xiàn)，西方現(xiàn)代傳記作品和研究文章的引入，都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促進了現(xiàn)代作家傳記的創(chuàng)作。再次，現(xiàn)代作家傳記作為一種創(chuàng)作形式，同樣受文學創(chuàng)作整體發(fā)展形勢的影響，而魯迅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偉大旗手、獨一無二的地位又在客觀上決定其是立傳的最佳人選，這也是“魯迅傳”數(shù)量多、作傳者眾的重要原因。
其二，就具體的時間節(jié)點而言，1981年正值魯迅誕辰100周年，文化界圍繞魯迅誕辰百年開展各種紀念活動，“魯迅傳”作為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除了多部“魯迅傳”如王士菁的《魯迅傳》（中國青年出版社1981年4月第2版）①、平心的《人民文豪魯迅》（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②、朱正的《魯迅傳略》（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③或是再版或是出版修訂版，呼應紀念活動之外，一批當時尚屬青年的作者也加入到這一行列中來。從曾慶瑞的《魯迅評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直接在正文之前的扉頁印有“謹以本書獻給偉大的文學家 偉大的思想家 偉大的革命家魯迅一百周年誕辰（1881.9.25-1981.9.25）”、林志浩的《魯迅傳》（北京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同樣在扉頁印有“謹以此書獻給魯迅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到林非、劉再復的《魯迅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在“后記”中提到“謹以這本極不成熟的書，作為魯迅誕生一百周年的紀念”④，以及陜西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后改為浙江文藝出版社）于同期出版的同題為“魯迅研究叢書”中的傳記類著述，⑤都說明歷史為“魯迅傳”提供了前所未有、生正逢時的契機。至于像陳漱渝在《民族魂——魯迅的一生》的“跋”中提到的1981年7月7日下午《中國青年報》編輯顧志成同志冒雨來訪，“約我為該報撰寫一篇供連載用的魯迅傳記，作為該報紀念魯迅一百周年誕辰的重點文章之一”，還有北京廣播電臺對此連播、浙江文藝出版社對此出版等情況，⑥更是在印證上述論斷的同時顯示了其內(nèi)在的復雜過程。
“再版”與“修訂”一方面接續(xù)了1940年代“魯迅傳”的創(chuàng)作史，一方面則是和1980年代新生的“魯迅傳”一起構成寫作的“新起點”。直觀地看，“再版”與“修訂”在客觀上實現(xiàn)了新版本傳記與“傳主”研究深入及相關資料發(fā)掘與整理的互動，在主觀上是以修改、增訂的方式實現(xiàn)了傳記家的理想，但若從更深、更廣的視野看，則與“魯迅傳”的歷史化和不同的時代性密切相關。如果將時代性理解為處于變動狀態(tài)、具體的、可劃分為不同階段的“此在的語境”，那么，“再版”與“修訂”顯然還包括一種傳記觀念和寫作策略的調整并對后起的傳記寫作者構成“影響的焦慮”。應當說，對于1980年代第一次書寫“魯迅傳”的作者們而言，之前的“魯迅傳”既是其必要的參照，又是其渴望超越的對象。這種對于“再版”與“修訂”的前輩傳記家來說同樣適用的邏輯，不僅顯現(xiàn)了傳記家一貫肩負的寫作使命，而且還包含著語境變化后的整體性反思。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魯迅傳”的最致命的弱點是先驗設定、將魯迅局限于已有的歷史判定之中，以致以謳歌代替記述，以尊崇簡化歷史，這種以英雄、傳奇代替人物生平自是極大限制了“魯迅傳”的發(fā)展。1980年代的“魯迅傳”通過“再版”“修訂”與“重寫”適時推動了“魯迅傳”的書寫，提升了“魯迅傳”的水準。
從1980年代“魯迅傳”的寫作情況來看，除了誕生為數(shù)眾多的“魯迅傳”以及諸如曾慶瑞的《魯迅評傳》，林志浩的《魯迅傳》，林非、劉再復的《魯迅傳》，彭定安的《魯迅評傳》，陳漱渝的《民族魂——魯迅的一生》，林賢治的《人間魯迅》（第一、二部）等優(yōu)秀之作外，“魯迅傳”在具體的文本敘述和形式表現(xiàn)上也實現(xiàn)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一批新的寫作者如陳漱渝、林非、彭定安、林賢治等，開始進入到“魯迅傳”的寫作領域并出手不凡。他們的實踐在1990年代之后30年的歷史間繼續(xù)延續(xù)與拓展，既積極推進了“魯迅傳”的歷史化進程，又衍生出一批質量上乘的傳記，打造了一支水平過硬的寫作隊伍、培養(yǎng)了一批研究人才，這些顯然對于“魯迅傳”的“時代轉型”和未來發(fā)展有著非凡的意義。
二、“寫出我心中的魯迅”
“寫出我心中的魯迅”作為1980年代魯迅研究界十分響亮的“口號”，⑦在相當程度上激發(fā)了這一時期“魯迅傳”寫作者的熱情。較為明確地在傳記寫作中對此口號進行回應的是彭定安，他以《我心中的魯迅——寫在〈魯迅評傳〉后面》為自己所寫之傳記的“后記”，并結合自己寫作的體會寫道：
前面記述了這本評傳產(chǎn)生的艱辛經(jīng)歷。它留下了作者自己生活的印記。這種生活經(jīng)歷，也許對于理解魯迅的思想作品，更產(chǎn)生了有益的效果；在跌宕的生活中，更深地去感受魯迅的為人和他教我們?nèi)绾巫鋈?，感受到魯迅思想的深邃，對人生、社會的剖析的深入、準確、明晰，感受到他的文字的精美，人格的偉大。于是而形成一個“我心中的魯迅”。我更不揣冒昧，不顧淺陋，寫下了這個“我心中的魯迅”。我想，其中是否也蘊含著我自己的生活的印記呢？⑧
“寫出我心中的魯迅”之所以如此令傳記寫作者們追崇，是因為其在反思以往“魯迅傳”寫作模式中，抵達了傳記寫作的理想狀態(tài)：在充分地掌握傳主已有材料的基礎上，融入了對傳主寫作的個性化體驗，從而實現(xiàn)了傳記寫作過程中的客觀與主觀的統(tǒng)一，“寫出我心中的魯迅”的本質是以個體的方式寫出了“一個真實、完整的魯迅”。顯然，即使面對相同的材料，由于傳記家個性及理解的差異，也會形成有多少寫作者就有多少本不同的“魯迅傳”的局面?！皩懗鑫倚闹械聂斞浮碑斎粺o法等同于寫出完美無缺的“魯迅傳”，因為任何一位寫作者在具體寫作、材料取舍、布局謀篇的過程中都會有自己的印記和局限，但“寫出我心中的魯迅”卻可以在最大限度發(fā)揮傳記家能動性的過程中，顯現(xiàn)當前這本傳記的藝術個性，符合人物傳記的寫作規(guī)律，從而向優(yōu)秀的“魯迅傳”行進。
聯(lián)系歷史，“寫出我心中的魯迅”首先是針對此前“魯迅傳”的書寫而提出的。有關這一點，就當時魯迅研究整體存在的問題來看也是成立的。作為一個漸進的過程，1980年代“魯迅傳”書寫自其誕生伊始，就顯現(xiàn)出明確的超越意識：反思此前在“左”的思想影響下的書寫模式，寫出真實的、有血有肉的魯迅，進而符合人物傳記寫作的一般規(guī)律……是當時傳記寫作者普遍關注的問題，寄托著此刻的傳記理想。曾慶瑞在近60萬字的《魯迅評傳》之“前言”中談及“怎么寫”時以“要寫人，而不寫‘神’”為突出問題，并在“前言”和“后記”中反復力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⑨的意義，就當時來看可謂道出了“魯迅傳”寫作者的心聲。一部傳記是一個人的“歷史”，它只有先做到真實可信才能成為關于歷史的記錄、才能堅持基本的唯物史觀?！罢鎸嵖尚拧彼膫€字雖看似簡單，但從具體實踐的角度理解，還包括不為尊者諱、“全面記錄”和回歸時代、還原傳主等一系列復雜的課題。這些課題，對于渴望告別以往、重新出發(fā)的1980年代“魯迅傳”書寫，尤具探索的意義和價值。
1980年代的“魯迅傳”就篇幅上說，相對于以往有顯著的增加：無論是再版修訂，還是新生的文本，史料的發(fā)掘、整理與日趨豐富自是一個重要因素，但與之相比，刻畫更為完整、真實的魯迅形象以“寫出我心中的魯迅”顯然更具目的性。如以林志浩的《魯迅傳》為例，“由于傳記體裁宜于敘述和描寫，不宜于過多地議論，因而有些為魯迅立傳的作者喜歡多寫經(jīng)歷和事跡，至于作品部分，則偏重小說而忽略雜文。這就往往影響到魯迅傳中前后期內(nèi)容的比重。由于魯迅后期時間短，經(jīng)歷和事跡也相對地少，而作品部分則大量是雜文，如果只著重寫經(jīng)歷和事跡，結果必然是魯迅的后期——作為共產(chǎn)主義者的輝煌戰(zhàn)斗歷程，反而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忽略雜文，對共產(chǎn)主義者的魯迅缺乏足夠的描述和評論，這幾乎成了魯迅傳記寫作中的慣例。我私自以為，這似乎不是一般的問題，而是關系到能否真正表現(xiàn)魯迅偉大人格的大問題”⑩。正是看到了以往傳記的不足，林志浩的《魯迅傳》才有意加重了魯迅后期部分寫作的分量：他的《魯迅傳》分三編、共27章，“第三編 1927—1936”共14章，從篇幅來看超過全書的一半以上。不僅如此，他還有針對性地加強了對魯迅雜文作品的分析，從而在填補以往“魯迅傳”寫作不足的過程中凸顯了自己作品的特色。
再以林賢治的《人間魯迅?第一部：探索者》（花城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和《人間魯迅?第二部：愛與復仇》（花城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為例，兩部系列傳記因為成書相對較晚的緣故，在具體寫作過程中曾以十分詳細的筆墨書寫了魯迅的婚戀經(jīng)歷——其不僅寫到了魯迅在日本求學期間，因接連收到母親病重的來信而歸國但結果是遵母命與朱安完婚的經(jīng)過，以及魯迅的妥協(xié)和這場婚姻注定的不幸，而且還詳細地記錄了魯迅與許廣平之間的愛情經(jīng)過以及兩個人內(nèi)心的掙扎，這些相對于此前傳記很少涉及的內(nèi)容，雖實現(xiàn)了一種寫作上的突破，但究其實質卻是任何一部合格的傳記都應當做到的。作者之所以將自己的“魯迅傳”命名為“人間魯迅”，其目的就是希望將曾經(jīng)一度被“神化”的魯迅請回“人間”，以正常人的姿態(tài)書寫魯迅、還原魯迅并讓大家了解血肉豐滿的魯迅：“平凡的偉大才是真正的偉大。魯迅是‘人之子’，人所具有的他都具有?！?1恰恰是為魯迅作傳時持有的最基本同時也是最合理的寫作尺度。
總括而言，“寫出我心中的魯迅”作為影響到1980年代“魯迅傳”寫作及至魯迅研究的觀念，是時代語境與寫作之間對話的結果，展現(xiàn)了時代對于傳記寫作的需求，寄托了當時傳記家們的寫作理想，“魯迅傳”由此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需要指出的是，既然是觀念，就必然要通過實踐來完成，是觀念就會在具體寫作中轉化為某種方法論，進而決定“魯迅傳”的文本形態(tài)。
三、形式、手法實踐多樣化的初現(xiàn)
即使僅從書名上看，1980年代的“魯迅傳”已包括“正傳”“評傳”“故事”“畫傳”“印象記”等形式，這種表面上籠統(tǒng)的區(qū)分方式，依據(jù)不同標準特別是結合具體文本還可以進一步劃分：如郭同文編著的《魯迅青少年時代的故事》（山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何啟治的《少年魯迅的故事》（“童年文庫”之一種，新蕾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張能耿的《魯迅的青少年時代》（“魯迅研究叢書”之一種，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鄧云鄉(xiāng)的《魯迅與北京風土》（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等，就因為只描寫了魯迅生平的一個階段而成為具有“階段性”或曰“半部書”性質的傳記（即敘述傳主部分生平）。而像羅慧生的《魯迅與許壽裳》（“魯迅研究叢書”之一種，浙江文藝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范志亭的《魯迅與許廣平》（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等，則可以列入“關系式”的傳記。此外，還有像李霽野的《魯迅先生與未名社》12（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倪墨炎的《魯迅與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這樣難以歸類、但又對傳記研究本身提出特別案例的文本，等等。值得補充的是，2018年9月，浙江大學學者陳力君在《論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連環(huán)畫中的魯迅形象》（《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9期）一文中曾著重談論了1970、1980年代魯迅的連環(huán)畫，為我們多年之后重新審視1980年代“魯迅傳”書寫帶來不少啟示。“連環(huán)畫”雖圖文并茂、文字內(nèi)容不多，但與人物傳記在敘述上是沒有區(qū)別的。1980年代魯迅的“連環(huán)畫”主要包括黃侯興的《魯迅的青少年時代》（人民美術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張震麟編文、翁開恩繪畫的《魯迅在廈門——魯迅的故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張震麟編文、陳德西繪畫的《魯迅在廈門——魯迅的故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等等。它們和《魯迅傳》（電影連環(huán)畫冊，中國電影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為“魯迅傳”認知提供了非常獨特的文本形式，而其為誰所讀、怎樣傳播同樣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說，一位作家傳記形式的多樣，可以理解為其傳記寫作已進入繁榮的階段?！棒斞競鳌痹?980年代現(xiàn)代文學研究復興期就取得如此成就，預示了其不斷走向成熟的未來。當然，在形式多樣化的同時，手法也必將相應的豐富起來進而適應于形式、作用于結構。在曾慶瑞的《魯迅評傳》中，著者在涉及本書的“體例”“體裁”時就曾有“本書不是傳記文學，也不是理論著作，而是帶有較為濃厚的評論色彩的人物傳記。不同于舊有的一種‘評傳’的是，拙著不是‘傳記’加‘評論’的截然兩部分，而是寓評于傳，傳、評結合，追求題材的連貫性，結構的完整性”13。結合“魯迅傳”的發(fā)展史可知：曾慶瑞的說法既指向了1920至1940年代現(xiàn)代作家傳記初期常常呈現(xiàn)為“小傳+評論”式的不成熟的傳記形式（實則更接近于今天的某位作家的研究資料匯編），同時也指向了那種將傳主生平和創(chuàng)作進行專題式評說、“評”“傳”分離的寫作形式，從而在強調從整體意義上理解“評傳”的過程中凸顯了自己傳記的特色。
與之相比，林賢治的《人間魯迅》第一、二部則呈現(xiàn)了另一種圖景：其一，長篇系列?！度碎g魯迅》包括“第一部?探索者”（17萬字，從出生寫到1916年）、“第二部?愛與復仇”（30萬字，登上文壇到南下廣州）和“第三部?橫站的士兵”（30萬字，到上海的最后10年）。第三部雖于1990年5月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第1版，但就其寫作時間，顯然在1980年代。在“魯迅傳”剛剛起步、初現(xiàn)繁榮的年代，林賢治便以“三部曲”的形式書寫魯迅，自是深入理解傳主并攢足了力氣。林賢治的《人間魯迅》不僅開創(chuàng)了“魯迅傳”系列寫作之先河，還由此成為20世紀200余部“魯迅傳”中最長的一部，其典范意義毋庸置疑。其二，文學的筆法和哲學的品格。在《人間魯迅》第一部“勒口”的“內(nèi)容說明”上，有“全書力求從歷史哲學的高度，去概括中國偉大的思想者——魯迅的一生。作者以散文的抒情筆調，通過對魯迅在創(chuàng)作、社交、婚姻、愛情、友誼等不同層面的描寫，再現(xiàn)他以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為本位，敢于懷疑、勇于探索的斗爭性格，展示了長達半個世紀，充滿期待而又艱難的心靈歷程”。如果僅就文字排列情況來看，《人間魯迅》確實運用了散文的筆法，但仔細閱讀全書，不難發(fā)現(xiàn)作者在“散文的抒情筆調”之外，還運用了大量的議論、描寫、分析和詩性的筆法，力求在展現(xiàn)魯迅生平各個階段、生命各個方面的過程中深入到魯迅的內(nèi)心世界，揭示其心路歷程?！度碎g魯迅》在文學性方面超越之前所有的同類傳記，與著者林賢治是一位詩人密切相關。但就追求而言，林賢治想要表達的并不局限于此。在和張夢陽的通信中，林賢治曾不無動情地寫到想寫出一點關于魯迅的“本質的東西”即“魯迅的獨立的哲學品格”。15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說是林賢治詩人兼文化學者的身份決定其采用了文學的筆法，不如說他是期待以文學的筆法呈現(xiàn)更為生動、真實的魯迅?！皻v史人物之所以偉大，正在于我們可以因他而深刻地意識到自身的存在；在存在方式的選擇中間，我們根本不愿拒絕他的靈魂的參與”“真正的巨人活在時間的深度里。應當相信，歷史終會把最有分量的東西保留下來?！边x擇文學的筆法利于《人間魯迅》的開放性、閱讀性和參與性，同時也利于讀者在潛移默化中形象地感受魯迅的形象、理解魯迅的品格。
客觀地說，曾慶瑞的《魯迅評傳》和林賢治的《人間魯迅》為1980年代“魯迅傳”書寫提供了兩種基本的筆法：前者傾向于人物研究具有很強的歷史感；后者傾向于文學創(chuàng)作帶有很強的藝術性。由此聯(lián)系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學界關于傳記屬性存在的爭議即歸屬于“史學說”“文學說”還是“邊緣學科說或文史結合說”16，“魯迅傳”的探索在為自身積累豐富經(jīng)驗的同時，又以生動的個案形式與傳記研究發(fā)展趨勢保持一致。這一點，是我們在回顧1980年代“魯迅傳”書寫時必須要注意到的。
四、經(jīng)驗的凝結與留存
1980年代“魯迅傳”在取得突出成就之余，也存有一些不足，這些可以稱之為正反兩方面的經(jīng)驗，以凝結和留存的方式見證并影響著“魯迅傳”的創(chuàng)作史，值得我們在總結的過程中獲得新的認知。
從問題方面上看，1980年代的“魯迅傳”書寫必然帶有轉折年代的痕跡。從沿革流傳的角度，1980年代的“魯迅傳”尤其是1980年代前期的還無法完全擺脫之前年代的印記：張夢陽在回顧這一時期“魯迅傳”書寫時就曾結合曾慶瑞的《魯迅評傳》以及林志浩的《魯迅傳》，指出其從“思維模式到語言風格”，依然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左’的痕跡”，依然會從“革命”的角度對魯迅“人為的拔高”或是“強加”（如留日期間的“革命黨之驍將”的說法）。17之所以會有“左的痕跡”，是因為歷史的慣性不僅需要一定時間方能化解，還在于寫作者本身觀念的轉變需要時間的沖洗。事實上，類似上述的現(xiàn)象在1980年代“魯迅傳”的具體書寫中是很多的。比如：因“為尊者諱”觀念的束縛，就造成絕大多數(shù)“魯迅傳”一般不涉及或一筆帶過魯迅與朱安、許廣平之間的婚戀故事；還有為了突出魯迅，對魯迅的“論戰(zhàn)對象”采取臉譜化的書寫甚至是人為的貶低……這些追本溯源都可以歸結到“左”的意識，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魯迅傳”的真實性和歷史價值。
“轉折年代的痕跡”在效果上，自是易于形成歷史的遮蔽和史實的錯訛，但如果一旦涉及史實問題，我們要探討的又遠不止這些。從1980年代后期的“魯迅傳”在史實再現(xiàn)上明顯呈現(xiàn)出高于前期寫作的趨勢，我們不難看出史料發(fā)掘與整理、研究的深入以及觀念的嬗變，都可以成為一部傳記整體寫作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1980年代“魯迅傳”的特殊性在于，其在經(jīng)歷魯迅史料發(fā)現(xiàn)、整理和研究上升期的同時，還邂逅我國人物傳記寫作的“重生階段”，這種同步提升、結伴同行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魯迅傳”的寫作和魯迅乃至現(xiàn)代文學研究之間的關系緊密而又充滿“緊張感”：許多文獻資料都處于發(fā)現(xiàn)、整理和考證之中，許多一度形成的文學史結論都需要重新修訂，如何及時、準確地吸納最新的結論都會對正在行進的“魯迅傳”產(chǎn)生影響，因此，1980年代“魯迅傳”書寫在漸次提升的過程中在某一時段呈現(xiàn)迅速發(fā)展的現(xiàn)象并不讓人感到意外。與此同時，上述過程也以“間接的方式”（主要指易于為讀者所忽視）告訴我們：任何一部“魯迅傳”都是寫作者在博采史料的基礎上精心完成的；“魯迅傳”質量的高低和寫作者前期準備、及時追蹤研究動態(tài)以及自身的藝術修養(yǎng)、文字功夫之間，呈現(xiàn)出生動而鮮明的正比關系，1980年代諸多“魯迅傳”作者日后成為享譽學界的魯迅研究的專家，其根源即在于此。
與魯迅有過交往的現(xiàn)代作家、報人曹聚仁曾認為，為魯迅作傳的人應當與魯迅結識，并因此為“了解魯迅的人，如周作人、周建人、孫伏園、許壽裳諸氏都不曾動筆，許廣平所寫的也只是印象記”18而感到遺憾。曹聚仁的看法從當代人寫當代人的角度上說，自有其道理，但從為歷史人物立傳的角度說，卻未必符合實際。在充分掌握史料、深入理解傳主和具備高超文學性的前提下，后人同樣會寫出優(yōu)秀的“魯迅傳”。只是在此過程中，傳記家應當先成為一個優(yōu)秀的歷史方面的學者，而后還要成為一個優(yōu)秀的文學寫作者，并最終在傳記文本中彰顯自己的“德、才、識、力”。結合1980年代“魯迅傳”具體文本，林非結合自己《魯迅傳》寫作提出的“素樸而又高峻”19；陳漱渝在《民族魂》中所言的“要在選材上做到‘博學約取，厚積薄發(fā)’，在語言上做到‘文華而不失實’，似乎也多少要有些功力”20，都是值得借鑒的經(jīng)驗21。
1980年代“魯迅傳”寫作方面積累的經(jīng)驗還有很多。比如，何啟治的《少年魯迅的故事》（新蕾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在“后記”中提到的“我想要在真實性和科學性的基礎上，寫出生動有趣、形象感人的故事來，這應該是對傳記文學的另一面的要求?？紤]到青少年是這本小書的主要讀者對象，我還想在通俗性和知識性等方面作一點嘗試……”22其實已涉及現(xiàn)代作家傳記的閱讀與接受的問題。單演義的《魯迅在西安》（魯迅研究叢書，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朱忞、謝德銑、王德林、裘士雄編著的《魯迅在紹興》（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等敘述形式較為特殊的文本，則涉及對傳記本質和范疇的理解，在實踐層面上豐富“魯迅傳”寫作與研究的同時也豐富了傳記的寫作與研究。還有一些院校編輯的收錄魯迅生平的“內(nèi)部資料”，其中有的后來正式出版，有的雖未出版但流傳頗廣，它們的存在豐富了“魯迅傳”的認知域。此外，還有如日本學者增田涉的《魯迅的印象》（鐘敬文譯，陳秋帆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這樣的海外與港臺地區(qū)出版的文本，對于“魯迅傳”寫作提供的特定個案、啟示與經(jīng)驗，等等，都值得進一步整理、甄別、歸納與借鑒。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2018年一般項目“新詩史料學建設研究”（項目編號：18BZW168）和山東大學重大課題“中國現(xiàn)當代作家傳記整理與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王士菁的“魯迅傳”，在1940、1950、1960年代有多個版本出版，此次的“第2版”主要相對于王士菁《魯迅傳》，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年10月第1版。
②該書之前有光華出版社1941年2月初版；新文藝出版社1956年10月第1版等多個版本。
③該書之前有作家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的版本。
④林非、劉再復：《魯迅傳》（后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77頁。
⑤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魯迅研究叢書”，1980年開始陸續(xù)出版，共29種，其中，單演義的《魯迅在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張能耿的《魯迅的青少年時代》（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屬“魯迅傳”系列。浙江人民出版社（后改為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魯迅研究叢書”，在確立“叢書”出版時將之前的部分著述列入其內(nèi)，因此可從1979年開始陸續(xù)出版算起，共16種。其中，俞芳的《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浙江文藝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羅慧生的《魯迅與許壽裳》（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朱忞等編著的《魯迅在紹興》（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陳漱渝的《民族魂——魯迅的一生》（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可作為“魯迅傳”系列。值得指出的，上述叢書及傳記的出版，雖與特定年份相合，但同樣也與1980年代初期現(xiàn)代文學研究整體再次興起的大趨勢有關。
⑥20陳漱渝：《民族魂——魯迅的一生》（跋），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187-190、190頁。
⑦張夢陽：《魯迅傳記寫作的歷史回顧（六）》，《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8期。對于這一“口號”，作者還曾在文中進一步闡釋：“由于魯迅傳是對魯迅生平、著作和一個時期魯迅觀的比較全面的反映，所以魯迅傳記作者對這一口號更為熱衷?！?/p>
⑧彭定安：《我心中的魯迅——寫在〈魯迅評傳〉后面》，《魯迅評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5頁。
⑨13曾慶瑞：《魯迅評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前言第2-4頁、后記第795頁,前言第8頁。
⑩林志浩：《魯迅傳》（后記），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509頁。
1115林賢治：《人間魯迅?第一部：探索者》，花城出版1986年版，引言第2頁、引言第2頁。
12分上下兩編，上編為“魯迅先生與未名社”，下編為“紀念魯迅先生”，另有“附錄”。
14張夢陽：《魯迅傳記寫作的歷史回顧（四）》，《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6期。
16全展：《中國當代傳記文學概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頁。
1719張夢陽：《魯迅傳記寫作的歷史回顧（三）》，《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5期。
18曹聚仁：《魯迅年譜》（校注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1年版，編者小言第1頁。
21這里所言的經(jīng)驗，既包括其他“魯迅傳”作者，還包括本書作者自己。《民族魂》之后，陳漱渝出版過多部“魯迅傳”，如陳漱渝《魯迅》（名家簡傳書系），中國華僑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陳漱渝《魯迅評傳》（中國現(xiàn)代名家傳記叢書），中國社會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陳漱渝《魯迅正傳》（名家正傳叢書），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陳漱渝《民族魂——魯迅》，漓江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陳漱渝《搏擊暗夜——魯迅傳》（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傳叢書?第五輯），作家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以及大量關于魯迅生平的著述。在《搏擊暗夜——魯迅傳》“后記”，他曾以“簡而言之，我只想把它定位為一部能夠取信于讀者而又能讓他們看得明白的普及性讀物”為自己“這部魯迅傳”定位，并指出自己“堅持采用中規(guī)中矩的老套路”，可見多年寫作經(jīng)驗對其寫作產(chǎn)生的影響，見該書第339-340頁。
22何啟治：《少年魯迅的故事》，新蕾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頁。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人文社科青島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