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蹤跡十年心
2010年秋，我在專業(yè)課上讀到一首詩，第一行是“如果人能說出他愛的”，詩人的名字很陌生：路易斯·塞爾努達。如果說，彼時彷徨中的我一直隱隱等待某個不一樣的開始去寫全此后的故事，那么，這就是一切的開始了。他的聲音咒語一般縈繞在耳邊揮之不去，我想讀更多他的詩。那天下課以后，我迫不及待去圖書館尋覓，卻發(fā)現(xiàn)漢語資源幾乎一片空白，沒有單獨成冊的譯本，只有前輩譯家所譯的寥寥幾首詩散見于期刊和選集。一番周折，我在圖書館一樓角落的卡片檢索抽屜里找到他的西語版詩選名目，從閉架圖書區(qū)借出原版的《一條河一種愛·被禁止的歡愉》。那本詩集小小的一冊，黑色封面，第一首詩，《我愿獨自在南方》，第一行，“也許我遲緩的雙眼再看不見南方”。又一個神啟般的瞬間。從未做過詩歌翻譯的我第一次萌生了想把這本詩集翻譯出來的念頭，自己都嚇了一跳。
從那一年至今，從事西班牙語文學翻譯竟逾10年了，塞爾努達成為不少詩歌愛好者熟悉的名字，他的詩題成為某一屆北大未名詩歌節(jié)的主題，某行詩甚至還在《戀與制作人》的游戲臺本里閃現(xiàn)。2016年，我在他的詩歌全集中文版的譯后記中引用了馬雁的詩句：“你成為眾人分享的記憶，/而我此生的工作是對記憶的鐫刻?！睂ξ叶?，文學翻譯本質上正是刻書一般的勞作，是曠日持久的鑿石匠活計，隨時可能鑿壞，隨時可能需要返工，且最終的成品大多時候難以盡如人意，然而翻譯的對象都是自己珍視與欽慕的，從心底里希望他或她能被更多人讀到乃至喜歡，這份工便可以無盡期地做下去。
過去的10年，我從北京去往倫敦，再遷至馬德里，在漫長的求學生涯結束后重又回到北京定居，跟隨著每一位翻譯對象寄托于文本的生命片段勾勒自己的生長痕跡。偶爾翻開使用過的原著，零零星星夾雜著各種寫了草稿的紙片，印著不同咖啡館或酒吧名字、地址的餐巾，吸油紙一般脆硬的質地，毫不軟塌，適合寫字。過往人生的節(jié)奏里那些隱匿的美感，仿佛最終與翻譯過程中的點滴記憶疊加起來，融為一體。
修改《奧克諾斯》的譯稿時，在塞維利亞短住過半個夏天，每個清晨趁著暑氣還未蒸騰起來，跟著吱吱呀呀的灑水車，按圖索驥地尋找書中寫到的街巷與建筑。兜兜轉轉，總會在不一樣的天色中走到塞爾努達出生的房子面前。花邊環(huán)繞的瓷質紀念牌上寫著“1902年9月21日，路易斯·塞爾努達出生于此，愛、痛苦與流亡的偉大詩人，滿懷感激的塞維利亞紀念他”，《奧克諾斯》開卷幾篇寫到的院子、樓梯與涼棚就在院墻的后面。那條名為“空氣”的巷子很窄，不通車子，我用后背抵著另一側的墻站著，絡繹的行人從我面前走過，有時候會停下腳步對著紀念牌拍一張照又離開，留下我繼續(xù)長久地站在那里。記得有一天，塞維利亞沒有太陽，11點整的時候，風中吹來鐘聲，介于鐘鳴與鈴鐺之間的金屬音色，我與一堵墻相顧無言，在詩人的名字里找到世上最大的安慰。
或是那本熬了三個夏天、仿佛總也譯不完的波拉尼奧的《帝國游戲》，灼熱干燥的馬德里，外頭的陽光照得人發(fā)昏，國家圖書館的圓形大廳里卻一如既往不見天光，全靠桌上的一盞小燈，某一天在那盞發(fā)綠的燈下譯到書中戀人醒來，四目相對忽然認不出彼此，在互不相識之中，他們感受到有什么東西破裂了。
還有翻譯阿萊克桑德雷的時候，他在散文中回憶起大學時代曾于馬德里圣伯納德街上的舊書店偶遇阿索林，而譯到這段的我當時恰好坐在同一條街的咖啡館里。相隔近百年的兩個時空疊加，令人想起沈從文先生說過的，“一些生死兩寂寞的人，從文字保留下來的東東西西，卻成了唯一聯(lián)接歷史溝通人我的工具。因之歷史如相連續(xù)，為時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載之下百世之后還如相晤對”。與原作者相隔紙面的情感共振，一條秘密甬道敞開，通往可以共有的記憶，這是不是文學翻譯想要抵達的地方？
兩年前回國后，因為翻譯出版了皮扎尼克的詩歌全集，我經歷了一場前疫情時代的歲末狂歡，兩個月里每個周末都坐著火車去不同城市，在風格各異的書店，面對形形色色的讀者，講同一個阿根廷詩人的故事。不曾想，在那之后，危機降臨，世界動蕩，自己也經歷沉淪與重啟。回首望去，10年前摸索著開始翻譯的時候，滿腔熱血，一無所知，僅僅憑著按耐不住想要分享一個文本、想要在漢語中看見它的心情，近乎執(zhí)拗地把自己鐘愛的作家作品往他人眼前推，雖勤勉有余，勇氣可嘉，難免借著年少氣盛將自我的幻覺和主觀的能動性看得過于大了。10年后的今天，那樣積極的迫切感不再（隨之而去的還有跌宕激動的心境），更愿意相信讀者與作家、人與書的相遇是需要各按其時的，譯者的努力與塵世間的諸多勞作一樣沒有想象中那樣重要，更是常有徒勞的可能。從事文學翻譯、在總也無法圓滿的語言轉化中耗盡時間，僅是我所選擇的生活方式，是我希望打開自己生命的辦法，如此就足夠了。畢竟，翻譯的過程中那些無法用語言復刻、不為人知的幸福瞬間永遠地屬于我，不會因為任何外部的影響而受到半點折損。這或許是一種收縮的姿態(tài)，但我寄希望于它能帶來更綿長的力量。
在戴望舒先生所譯的《西班牙的一小時》中，阿索林寫道：“在近代的世界中，細巧而有耐心的手工藝是在很快地消滅下去了，我卻賞識著那些匠人的愛，小心和感心的忍耐。我這個旁觀者所期望于文人的匠人者，便是這種工作的熱忱。文學的工作應該是忍耐和愛。”文學翻譯或許永遠是折磨人的，因為成品終究總是不夠好的，詩人冷霜寫過一句“我們何時才能免于羞愧”，用在文學譯者身上何其恰當。與此同時，翻譯又是絕妙的陪伴，讓人沉迷其中，忘卻周遭種種。無數(shù)個夜晚，窗外幾乎沒有車聲，人聲也俱寂，這樣的時刻，在字里行間凝固生命中那些不發(fā)一言的瞬間，原本被龐雜紛繁事務糾纏的人，本想追問世間萬物是否都有限時的人，忽然安下心來，對照與轉化，手中一支踏實的筆，亦可手潔心清，不至羞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