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方衛(wèi)平教授，中國作家協(xié)會兒童文學委員會副主任、浙江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出版?zhèn)€人學術著作和評論集40冊。近年出版有《兒童文學的中國想象》《中國兒童文學四十年》《什么是好的童年書寫》《兒童故事的難度》《童年觀與中國當代兒童文學》《方衛(wèi)平學術文存》等；主編有“國際安徒生獎大獎書系”“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系列、“中國兒童文學大系”（增補卷10卷）、“當代西方兒童文學理論譯叢”“臺灣兒童文學理論館”“中國兒童文學名家論集”等。

《方衛(wèi)平學術文存》（十卷），方衛(wèi)平著，山東教育出版社2021年7月第一版，298.00元/卷

中華讀書報：首先，恭賀您的《學術文存》10卷本由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您是新時期以來，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界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之一；可以說，您的學術研究的探索，與整個新時期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的成果與面向息息相關。要談論您四十年兒童文學學術研究的歷程，我想，其起點可能是1982年初，您的學術興趣從文藝學轉向了兒童文學。1980年代初中期，發(fā)生認識論、精神分析理論、接受美學等二十世紀的西方學術文化學說正在被廣泛地介紹和傳播，您在自己的第二本論文集《兒童文學的當代思考》的“后記”中也談到，那個時候，“我強烈地意識到，我必須盡快地了解他們，熟悉他們”。我注意到，您的第一篇受到學界關注的論文就是《從發(fā)生認識論看兒童文學的特殊性》。繼該文之后，您還陸續(xù)寫作并發(fā)表過《兒童文學本體觀的傾斜及其重建》《兒童文學文本結構分析》《論兒童審美心理建構對兒童文學文本構成形態(tài)的影響》《童年：兒童文學理論的邏輯起點》等論文，直至后來由湖北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了《兒童文學接受之維》一書。

應該說，在步入兒童文學理論研究之初，您就將研究的對象鎖定了最難啃的硬骨頭——兒童文學基礎理論。是什么樣的背景和原因使您對兒童文學的基本理論萌發(fā)了如此強烈的學術興趣？ 在這一系列的研究中，您表達了怎樣的思考與觀點？

方衛(wèi)平：非常謝謝您那么有心。的確是這樣，最初進入兒童文學學術領域時，我就對基本理論探討充滿熱情?，F(xiàn)在想來，主要原因大概有三個方面。

其一是個人偏好，即本科階段培養(yǎng)的理論興趣。1977年考入大學時，我曾經以為認真聽課、讀書、考試，爭取好成績，就是好學生。第一學年的文藝理論課考試，我結合課外閱讀的《歐也妮·葛朗臺》《歐·亨利短篇小說選》等文學作品分析答題，未料取得了96分的全班高分。進入二年級，我才意識到，分數(shù)無需刻意重視，有專業(yè)、有深度的學習，才是大學生活應該有的樣子。我曾經在一篇文章里說過，這個時候我發(fā)現(xiàn)，我對文藝理論學科充滿了興趣和好感：一方面，它具有相當?shù)乃急嫘?、理論性，符合我喜愛理論思辨的性情；另一方面，它縱貫古今，輻射中外，人類文學藝術發(fā)展史上的作品、人物、事件等等，都在它的論述和統(tǒng)攝之中，這符合我偏愛藝文、尋求美感的人生趣味。于是，在本科二年級的時候，我把文藝學確定為自己的專業(yè)學習方向，并由此擴展到美學、哲學、心理學等理論領域及文學藝術的各個門類。本科時期，我還偷偷地寫下了將近20萬字的學術練筆文字，也開始發(fā)表淺陋的理論習作。

其二是時代提供的學術背景和環(huán)境。當我開始兒童文學專業(yè)學習時，正逢1980年代西方學術文化思潮大量引進的時期，所謂“新三論”“舊三論”等，幾乎是我們這一代人文學子人人都會迎頭撞上的理論學說，運用所謂新思潮來思考、處理面對的理論問題，一度成為一種學術時尚或本能。雖然這個過程難免夾雜著功利和膚淺等毛病，如喜歡用一些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的新概念、新術語來解釋一些老問題、偽問題，但我個人仍然懷念那個富有激情的時期，并認為這個過程對于自己的學習和成長是有益的。

其三是當時兒童文學研究的理論現(xiàn)實。當代兒童文學經歷過長期、相對的理論“貧血”時期，盡管陳伯吹、賀宜、魯兵等前輩作家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前期曾經提出過一些很有意義的理論話題，但是直到1980年代初期，兒童文學理論積淀、學科建設的相對單薄和無力，仍然舉目可見。

我進入兒童文學領域就關注基礎理論研究，也許正是這些原因的結合，加上青年時代初生牛犢的熱情與“無知”造成的。

在多年的思考研究過程中，我的觀點也有一個逐漸積累和發(fā)展的過程。例如我最初感興趣的問題是，兒童文學的本質特點是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些特點？借助皮亞杰的發(fā)生認識論學說，我想從兒童心理結構和建構兩個維度來把握、闡釋兒童文學作為一個獨立文學門類、一個獨特文學集合（幼兒、兒童、少年的文學）的藝術特征（1985）。但是很快我也發(fā)現(xiàn)，兒童文學是成人與童年的藝術對話，所以在《兒童文學：在創(chuàng)作者與接受者之間》（1987）、《兒童文學本體觀的傾斜及其重建》（1988）等文章中，我試圖從創(chuàng)作與接受、兒童與成人等對話、融合的立場來看待兒童文學。后來，我在《兒童文學研究的理論意義》（1991）一文中提出了兒童文學及其理論建構應該具有超越自身學術價值的“胸懷和抱負”——“兒童文學研究的最高成果可以為整個文藝學、美學、心理學、教育學、哲學等學科提供思維成果和理論材料”的觀點。30多年過去了，這些觀點和立場，有的我還在堅持，有些則發(fā)生了變化。例如我在前幾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個人撰著的《兒童文學教程》一書中專設了“本質的兒童觀與建構的兒童觀”一節(jié)，結合近年來兒童與兒童文學研究的進展，提出了要超越單純的本質主義和單純的建構主義的立場。

中華讀書報：您和您的學術同儕們是在一個除舊布新的學術年代步入兒童文學思想領地的，可以說，您這一代學者，是兒童文學理論研究領域第一批受過系統(tǒng)學術訓練的學者。而1980年代，正是中國兒童文學掙脫政治話語的枷鎖，實現(xiàn)一場風起云涌的自我文學創(chuàng)造與美學革新的時代。誠如您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及的，您對中國兒童文學已有的歷史深懷熱愛之情，但同時又對傳統(tǒng)守陳的創(chuàng)作規(guī)則、美學觀念和僵化庸俗的學術意識形態(tài)深感不滿；時代對您這一代學者的要求是，實現(xiàn)歷史性的學術話語體系的創(chuàng)新。所以，我對您關注和推進兒童文學基礎理論創(chuàng)新的學術實踐，“心有戚戚焉”。

有意思的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對兒童文學史的關注和研究，成了您從事兒童文學理論活動的第二個重心。1986年第六期《文藝評論》上，發(fā)表了您的一篇重要論文——《我國兒童文學研究現(xiàn)狀的初步考察》。您在表達對當時兒童文學研究現(xiàn)狀的不滿和憂慮的同時，認為“對歷史的透視將為準確地理解和把握現(xiàn)實提供某種可能性……”；接下來，您陸續(xù)發(fā)表《理論的迷誤與理論的建設——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研究的歷史描述》《西方人類學派與周作人的兒童文學觀》等文章，并參與《中國兒童文學大系·理論卷》《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史》等的選編、撰寫工作，更于1993年出版了《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一書。什么樣的原因，促使您投身于兒童文學史尤其是中國兒童文學史的研究當中？如何看待史論研究對建構中國兒童文學基礎理論框架的作用，對推進新時期中國兒童文學學術發(fā)展的作用？

方衛(wèi)平：那篇“初步考察”寫于1985年9月。此文的寫作，緣起于當年7月我去昆明參加的“全國兒童文學理論規(guī)劃會議”。這次會議提出了關于推進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的雄心勃勃的計劃，但會議似乎也有一個很大的遺憾，就是幾乎沒有涉及對于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歷史的回顧與思考。而在我看來，今天的理論出發(fā)和學術起點，不僅是現(xiàn)實的背景和需要決定的，也是由歷史提供的可能和邏輯所提供的。所以，我萌生了寫作中國兒童文學批評史系列論文并撰著一本理論批評史的念頭。

事實上，無論是中國古代關于童年、蒙學、兒童閱讀等問題的觀點及思想遺產，還是五四以后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現(xiàn)代初創(chuàng)時期發(fā)表、出版的大量文章包括理論著作，都是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理論建設繞不過去、彌足珍貴的歷史依托和學術來源之一?？上У氖牵?980年代中期以前，因為各種原因，除了魯迅等少數(shù)作家的觀點外，這些理論遺產總體上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研究。而理論批評的當代建設如果不以對歷史的了解和反思為背景和依據，那么它將可能是脆弱的、盲目的。因此，我們與歷史之間有著一種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的精神聯(lián)系，而歷史也以它自己的方式深刻地制約、引導、啟示著我們。我們從哪里來？ 我們將去向何方？ 我以為，對現(xiàn)實、對未來的探詢，首先應該是對歷史的探詢。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研究對于當代兒童文學基礎理論框架和學術建設的影響是深刻而重要的。

中華讀書報：除了理論家的身份，在您的學術體系中，對文學現(xiàn)場的鮮活評論和思潮的總結梳理，即批評也是一個重要的部分。1994年，您在甘肅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流浪與夢尋——方衛(wèi)平兒童文學文論》，1995年由明天出版社出版《兒童文學的當代思考》，199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逃逸與守望——論九十年代兒童文學及其他》，近十幾年來出版的評論集似乎更多了。那么，如何梳理和總結新時期以來兒童文學的思潮？ 看待文學批評的作用？ 文學批評是如何反哺您的理論體系的？1990年代至今，怎樣的兒童文學價值判斷標準成為您文學批評背后的理論基石？

方衛(wèi)平：新時期以來，當代兒童文學批評經歷了極為豐富的拓展，也取得了十分豐碩的成果。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我目睹也親身參與了中國兒童文學及其理論批評的演進與變革。從1980年代恢復正常文學生活秩序基礎上的先鋒寫作與批評探索，到1990年代經受商業(yè)環(huán)境、商業(yè)文化的挑戰(zhàn)與重塑，再到新世紀以來空前多元的拓展與發(fā)展，兒童文學批評既緊緊跟隨著兒童文學的藝術現(xiàn)場與現(xiàn)實，也以它自身的洞見和創(chuàng)造，推動著人們關于當代兒童文學現(xiàn)象、問題的更深思考。我在《中國兒童文學四十年》一書中，試圖以相對簡明、清晰的語言和線索，來描述、呈現(xiàn)新時期以來中國兒童文學的豐富歷程。毫無疑問，真實的文學歷史必定不會是簡明、清晰的，它一定充滿了復雜的、難以道盡的枝節(jié)與細部。但一種宏觀視野和視角的歷史觀察與批評，對于我們觀看、解讀、認識特定的歷史，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價值。它可能是我們進入歷史理解的一道必要的門檻。所以，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價值，即在于為文學作品、現(xiàn)象、歷史等的解讀，提供一種開闊、宏觀的批評坐標。它可能是從理論層面虛設的一個坐標系，有點兒像地圖的意思，但它所提供的總覽與定位，非常重要。

與此同時，我也認為，批評是一種更多地朝向細部的研究和解讀行為。就此而言，批評要面向細枝末節(jié)，它提供的是精細、精微的文學解剖。但解剖這個詞可能并不準確。最佳的文學批評不是對文本或現(xiàn)象做科學的條分縷析，而是以其對文學的敏銳判斷與洞察，解釋文學的不可通約化、獨一無二的審美表達話語，以及這種表達的效果、意義、智慧、價值等；以批評的感悟力、穿透力和解釋力，充分理解、呈示文學的蘊藉、豐富與多層。在我看來，最好的批評作品與最好的文學作品一樣，都包含令人沉迷的審美創(chuàng)造的愉悅。

我個人關于批評的這種理解是在長年的文學閱讀和批評探索中逐漸建立起來的。如您所說，它的確會“反哺”我的理論思考。這些年來，我一直提醒自己，盡量不做“懸空”的理論。理論有時候會把你帶到純粹的邏輯和玄思里去，當然那是另一種樂趣。但我比較小心。處理一些理論命題時，我會嘗試到具體的批評里去求證，不是為了證明理論對錯與否，而是試煉它與文本、與文學的貼近度，以及它之于文學的解釋效力。理論有其獨立的思想價值，但我現(xiàn)在更關注的是貼合文學的兒童文學理論。

說到兒童文學批評標準，近些年來，我常常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什么是好的兒童文學？2019年我出版的一本個人論文集，題名就叫《什么是好的童年書寫》。這個問題乍看之下，有一定的危險性。文學的面貌、樣態(tài)應該是非常多維的，這么說好像是要用一根標尺去限制它的多維性。但我所說的“好的童年書寫”，不是要用一個“好”的標準去衡量、評判所有的兒童文學作品，而是提出我關于當代兒童文學最重要的藝術價值與審美精神的判斷與倡導。在我看來，批評應該不憚于下判斷——包含厚重積累和慎重思考的、負責任的判斷。我認為，當代中國兒童文學正走在一條探索、建構自身童年美學的道路上，這種童年美學，既與當下世界兒童文學的審美精神相通，又體現(xiàn)著中國語言、文化與現(xiàn)實的獨特性。它的語言、故事、童年觀等，都參與著這種童年美學的書寫。在我選評的《最佳兒童文學讀本》的前言里，我曾經說，我希望通過這套讀本來“展現(xiàn)兒童文學的純真和質樸，幻想和幽默，玄思和深邃，豐富和大氣”，這是我的兒童文學批評標準的一種表達。

兒童文學的面貌無疑是多種多樣的，但它最獨特的審美和藝術氣質，在根本上源于童年時代特有的身心和語言的純真狀態(tài)，由此誕生了童年漫無邊際的創(chuàng)造想象，蓬勃活潑的生活力量，悠遠深邃的思想氣質，以及豐富遼闊的生命感覺。我所說的“純真”，不是什么也不懂的幼稚，而包含了一種混沌中的清明，稚樸中的純善。惟有在健康的童年和成熟的成年（也許是老年）中，才能看到這樣的“純真”狀態(tài)。兒童不一定都是幼稚的，尤其是今天的兒童。不論幼稚還是不幼稚的童年，其彌足珍貴的方面之一，在于它始終尚未脫卻童年特有的“真”的感覺、狀態(tài)、性情和直覺。這種童年之“真”，本身就是一種充滿力量的審美境界。我一再強調，兒童文學作品的面貌盡可以是多元的，就像童年生活的面貌也是多種多樣的，但要從多種多樣里洞見、寫出童年獨特的“真”，非常不容易。

中華讀書報：新世紀以來，當代兒童文學迎來了它興盛的寫作和出版時期。受到來自市場的激勵，兒童文學的寫作與出版“眾聲喧嘩”，原創(chuàng)兒童文學作品的數(shù)量以一種快節(jié)奏、高密度的方式逐年激增。在市場與文學糾葛不清的復雜文化場域中，在混沌多面的創(chuàng)作出版現(xiàn)實中，理論評論工作者承擔著為兒童文學生態(tài)廓清價值體系之責。其中，我注意到了您幾篇重要的學術論文，如2012年發(fā)表在《文藝爭鳴》的《童年寫作的厚度與重量——當代兒童文學的文化問題》、2013年發(fā)表在《上海師范大學學報》的《商業(yè)文化精神與當代童年形象塑造——兼論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藝術革新》、2015年發(fā)表在《當代作家評論》的《當代原創(chuàng)兒童文學中的童年美學思考——以三部獲獎長篇兒童小說為例》、同為2015年發(fā)表在《南方文壇》的《中國式童年的藝術表現(xiàn)及其超越——關于當代兒童文學寫作“新現(xiàn)實”的思考》，以及我個人推崇的一部專著《兒童文學的中國想象——新世紀兒童文學藝術發(fā)展論》，均在其刊發(fā)的時段激起了強烈的反響。可以看到的是，面對新的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出版格局，“價值論”成為您新世紀兒童文學理論視閾的核心，以及您立足于既有中外兒童文學理論與批評實踐的基礎上，期待建構涉及兒童文學價值判斷和評價理論系統(tǒng)的根本性研究問題?！巴暧^”“童年美學”“文化價值”，成為您新世紀理論體系中的三個關鍵詞。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的學術研究從“本質論”轉向“價值論”？如何評價新世紀以來，近二十年的兒童文學的文學實踐與本體拓展？您將給出怎樣的批評架構與理論形式，以評判其價值旨歸？

方衛(wèi)平：我在《兒童文學的中國想象》一書前言中提到，經歷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探索與拓展，新世紀以來的中國兒童文學處在“一個相對確定、穩(wěn)定和具有保障性的經濟、精神和藝術的發(fā)展環(huán)境中”?？傮w上看，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創(chuàng)作面貌與藝術版圖是空前多元的。童書商業(yè)化的不斷演進，一方面將越來越多的作者、作品資源帶入到兒童文學的創(chuàng)作與出版領域，另一方面，在市場回報的保障下，一些藝術上的新探索和新嘗試也得以更從容地展開。當然，它所帶來的一些問題，比如跟風寫作、投機出版等，也在不斷引起人們的警惕。進入新世紀以來，兒童文學的閱讀也進一步普及，甚至呈現(xiàn)出全民化的態(tài)勢。在早期和基礎教育階段，不論學校還是家庭，對兒童文學閱讀的重視都在不斷加強。童書出版之所以成為新世紀出版業(yè)的熱點之一，與上述原因都有關聯(lián)?？傮w上，新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的發(fā)展，令我們對它的未來充滿了想象和期待。

在此過程中，我們對于兒童文學的理解也在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什么是兒童文學？ 這個在過去的概論和史述中往往能夠得到清晰處理的概念，現(xiàn)在變得越來越需要慎重對待。新世紀以來有過若干次圍繞兒童文學作家、作品發(fā)生的藝術和文化爭論，我把它們看作傳統(tǒng)的兒童文學文類觀、藝術觀經歷重新打量、探討和鍛造的過程。兒童文學應該寫什么？ 應該怎么寫？ 如何思考其中“寫什么”和“怎么寫”之間的關系？ 一方面，我們越來越意識到，傳統(tǒng)的兒童文學邊界有待新的討論和商榷，對兒童文學來說，首先要思考的或許不是題材上應該“寫什么”，而是面對特定的題材時究竟應該“怎么寫”。在一個新媒介時代，童年生活的眼界變得空前廣闊，兒童與成人生活之間的許多邊界也變得前所未有地模糊。兒童文學的寫作應該直面當代童年生活的這種豐富性和復雜性。但另一方面，對文學來說，“怎么寫”的選擇最終也將決定它寫出的是“什么”?；蛘哒f，“怎么寫”其實就是“寫什么”。這么一來，怎么寫就不僅是一個文學表達方式的問題，而是跟文學的觀念、精神等密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彼此詮釋和體現(xiàn)。這也是這些年我為什么一直強調兒童文學的“童年觀”“童年美學”和“文化價值”思考的原因。在我看來，“童年觀”“童年美學”和“文化價值”的思考，關系的不是抽象的觀念或價值，而就是最具體的藝術問題。

中華讀書報：爬梳資料之時，個人淺見是，如果歸納總結您四十年兒童文學理論架構的發(fā)展歷程，即是從“本質論”研究到史論、思潮辨析，再到“價值論”研究，當然，這些階段的理論研究是歷時共存的，只不過在特定階段有突出的研究面向。那么，您如何看待自己學術生涯理論體系構建的體系，和特定時間段的轉向？

方衛(wèi)平：謝謝您的概括，也提醒了我。從事理論工作以來，我并沒有刻意去思考體系的問題。如果說我迄今為止的理論思考和批評探索形成了某種體系式的結構，那可能是長期的理論和批評思考自然而然的結果。我很看重“轉向”一詞，因為它再次提醒我，理論和批評跟創(chuàng)作一樣，只要在寫作的思考的進程中，就必定處于不斷的變化和自我修訂中。這種變化，既是理論和批評活力的重要體現(xiàn)，也是個人思想活力的證明?；叵胛易约旱难芯繗v程，青年時代的研究，對理論本身往往有著格外的關切和熱情。理論的那種指向根本問題的宏大統(tǒng)攝力、解釋力，對年輕人可能特別有吸引力。皮亞杰的認知理論、接受美學理論，都曾對我思考、研究兒童和兒童文學產生重要的影響。我對中國兒童文學及其理論批評歷史的關注和深入，在很大程度上彌補和平衡了理論可能導致的某種懸空的宏大。真實的歷史既在一定程度上服從理論的概括，也總是充滿了理論難以統(tǒng)攝的細節(jié)；同時，有關歷史的許多講述也充滿可疑之處。其實當下文學現(xiàn)場也是如此。我仍然非?？粗乩碚摰膶W習、積累和修養(yǎng)，但也一直強調，對兒童文學的研究而言，只有落實到最具體的文學和文本場域中，理論的統(tǒng)攝和思考才能轉化為批評解釋的效力?？傊?，要警惕理論概括的自恃自大，也要警惕在現(xiàn)象的紛亂蕪雜中迷失，這是我從事兒童文學史、兒童文學現(xiàn)象和思潮研究的基本態(tài)度。

這些年來，我對兒童文學的審美價值、藝術精神等多有關注和探討，因為我越來越發(fā)現(xiàn)，文學和藝術問題，歸根結底可能是價值問題、精神問題。過去我們大多傾向于把觀念和技藝分開來，有時更強調觀念，有時更強調技藝。但我讀得越多，越是感到，這兩者在文學中是一體的。對兒童文學來說，文本中的童年觀、童年價值和童年精神不是獨立于文學技藝之外的觀念物、精神物，而是不可避免地與特定的技藝融為一體并從中得到體現(xiàn)。所以，很多技藝上的問題，究其根本，其實是童年觀、童年價值和童年精神的問題。反之亦然。在我看來，當代兒童文學的藝術突破，必然同時是一種童年觀和童年精神理解和表現(xiàn)的突破。

中華讀書報：新世紀以來，由于市場的向好，兒童文學作家隊伍在不斷擴大的同時，理論評論工作者的隊伍卻始終是有限的。或許是因為文學創(chuàng)作更易在大眾處獲得反響，所以比較熱鬧，但歸根結底，還是因為理論工作的高門檻。理論工作的艱辛，不僅僅體現(xiàn)在理論體系的形成、理論話語體系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理論工作更意味著，對巨量歷史與現(xiàn)在作品進行閱讀、審視、思考和辨析，面對文學現(xiàn)實進行原創(chuàng)性的理論闡釋，給出規(guī)律性的思考，指出問題，明晰方向。理論創(chuàng)新不易，但您40年來都身處兒童文學理論創(chuàng)新的前線，在不同階段都給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學現(xiàn)場以闡釋、浸透和引領。如此驚人的理論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的源泉為何？ 動力為何？

方衛(wèi)平：您說得客氣了。我在大學時代認真思考過自己未來的方向。我在大學階段對理論和批評就有特殊的鐘愛。那些年，我狂熱地、常常是半通不通地閱讀了文藝學、美學、哲學的許多理論著作。1980年夏天，我在大三的那個暑假里無知無畏地寫下《試論美的本質》一文，試圖一舉解決美的本質問題?，F(xiàn)在想來當然是稚氣十足，但青年時代莽撞的勇氣里，好像也有那么一點命運的消息。后來，我進入兒童文學的理論和批評領域，幾十年來，從來沒有想過易其道而行。仔細想來，一個是術業(yè)有專攻的信念和執(zhí)著，另一個，這么多年的兒童文學理論思考和批評寫作，也漸漸覺悟出其中足可安身立命的精神。這些年來，我的兒童文學理論和批評，不只是把兒童文學作為研究的對象，也從中體味著關于文學、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許多領悟。童年的問題不是孤立的，它牽一發(fā)而動全身。兒童文學如何看待、思考、書寫童年，背后其實是如何理解文化、理解人的問題。兒童文學藝術里的“真”與“拙”，“小”與“大”，涵詠起來滋味無盡?？梢哉f，我所看重、傾慕的兒童文學藝術境界，也是我向往的為人、為文之境。我現(xiàn)在讀兒童文學，談兒童文學，談任何一個具體的兒童文學文本，常感到既是文學批評，也是某種意義的自我啟蒙。一個微小的細節(jié)讀到深處，讀出的是文本里的童年、文學和文化，也是自己的所思、所系、所慕。一旦朝向自我內心的充實和愉悅成了理論批評最大的動力，不全力去做，反而感到不能身安。我很幸運，所志之業(yè)亦是所樂之業(yè)，夫復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