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有一個軍閥混戰(zhàn)時期。提到軍閥混戰(zhàn)，人們通常想到的是北洋軍閥之間的分分合合、打打殺殺。其實，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的軍閥混戰(zhàn)，不應該只是指北洋軍閥之間的爭戰(zhàn)。與北洋軍閥可對稱的，還有西南軍閥。西南軍閥集團形成的時間稍晚于北洋軍閥集團，而混戰(zhàn)則差不多同時期開始。沈從文的家鄉(xiāng)湘西，則屬于西南軍閥盤踞之地。

沈從文1902年12月出生。1931年秋，沈從文在青島寫了《從文自傳》，敘說的是自身20歲以前在湘西的生命歷程。從《從文自傳》可知，沈從文十四五歲便投身行伍。直到二十歲時離開湘西北上，五六年的時間，沈從文基本上在軍營度過，只有過短暫的脫離軍隊的時間。所以，《從文自傳》，也基本是上一本“從軍自傳”。不僅是《從文自傳》大量寫的是那時期湘西軍隊中的生活，以這五六年的軍旅生活為題材的小說，沈從文也寫了許多?！洞稀贰痘被?zhèn)》《入伍后》《傳事兵》《連長》《嘍啰》《卒伍》《哨兵》《逃的前一天》《一個體面的軍人》《夜》《我的教育》《參軍》《闕名故事》《說故事人的故事》《副官》《虎雛》《三個男子和一個女人》《顧問官》《過嶺者》《山道中》《新與舊》《大小阮》《會明》《張大相》等，這些作品都取材于沈從文的軍旅生活，或者說，都寫到了那個時期西南軍隊的人或事。還有詩歌《叛兵》，也是這類作品。沈從文那些雖然并未出現(xiàn)軍人、軍隊情事的作品，許多也是取材于軍旅生涯中的所見所聞。

《從文自傳》和這些小說中所寫的軍隊，應是袁世凱死后西南軍閥混戰(zhàn)時候的軍隊。從沈從文筆下，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種奇特的軍隊。他們并非土匪，相反，他們的任務往往便是“清鄉(xiāng)”，也就是剿匪。這些軍隊有正式的番號，有明確的軍紀，有嚴格的隸屬關系，在形式上很像正規(guī)軍；然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卻又實在像土匪。最突出的表現(xiàn)是，他們總是必須自籌軍餉。國家正規(guī)軍而須自籌軍餉，當然就很不正規(guī)。所以，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軍閥混戰(zhàn)時期的軍隊，是一種介于正規(guī)軍與土匪之間的武裝力量。這是特定時期的特殊軍事組織。北洋也好，西南也好，都是一樣。

美國的沈從文研究者金介甫在《沈從文傳》中說，這些取材于軍旅生活的作品，“事實上寫了他自己的成長過程”[1]。這說法當然能夠成立。《從文自傳》和一系列以軍旅生涯為題材的作品，共同顯現(xiàn)了沈從文離開湘西前的成長過程。

一、南北沖突中的湘西

北洋軍閥集團肇始于清末袁世凱的小站練兵，終結于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勝利。具體地說，是從1895年到1928年。這是目前學術界比較一致的看法。北洋軍閥集團不是一個單純的軍事聯(lián)盟。這一點，來新夏等人所著的《北洋軍閥史》特意做了強調(diào)。北洋軍閥集團，是一個“政治軍事集團”。特別是在民國成立后的16年間，由于北洋軍閥集團攫取了國家的統(tǒng)治權，便“成為各種歷史現(xiàn)象所圍繞的中心”[2]。同樣，“西南軍閥”也主要不是一個“地理概念”，更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地區(qū)概念”，“而首先是一個政治概念”[3]。謝本書、馮祖貽主編的《西南軍閥史》對西南軍閥集團的形成過程做了說明。辛亥革命后，袁世凱接替孫中山當上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1913年的“二次革命”，以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的失敗而告終，于是中國的大部分地區(qū)實際為北洋軍閥集團所統(tǒng)治。袁世凱悍然稱帝，西南地區(qū)打響了反對恢復帝制的第一槍。1916年6月6日，袁世凱死去，反袁戰(zhàn)爭也“不了了之”。北洋軍閥集團仍然掌握國家權力。而這時候，在南方，有著一些北洋軍閥勢力未能控制或未能完全控制的省區(qū)，主要是云南、廣西、四川、貴州、廣東、湖南這六個省區(qū)。反袁戰(zhàn)爭結束了，但反袁戰(zhàn)爭中組建，形成的軍隊繼續(xù)存在。于是，在這六個省區(qū)里，“逐漸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分成許多派系的地方軍閥”。這些南方的地方軍閥不屬于北洋軍閥集團，盤踞、活動的區(qū)域又基本上屬于西南地區(qū)，習慣上稱之為“西南軍閥”，或“南方軍閥”，以區(qū)別于“北洋軍閥”，或“北方軍閥”。北洋軍閥集團和西南軍閥集團，內(nèi)部當然都分有許多層級。而在西南地區(qū)，唐繼堯、陸榮廷算是頂級的軍閥了。以唐繼堯為首的滇系軍閥控制了云南、貴州兩省，并極力向四川挺進；以陸榮廷為首的桂系軍閥則主宰著廣西、廣東兩省，湖南也在其籠罩之下。所以，反袁的護國戰(zhàn)爭結束以后，“中國在事實上出現(xiàn)了北洋軍閥與西南軍閥兩個最大的軍閥派別”[4]。而沈從文便是在這時期的西南軍閥隊伍里從十五六歲至二十歲，生活了五六年。小說《我的教育》敘述了這樣的軍隊有著怎樣的生存方式，而沈從文則從少年到青年時期便是在這樣的軍隊里接受著“教育”。小說《夜》中說，大約是1919年的時候，“我們的軍隊”駐扎在一個小鄉(xiāng)鎮(zhèn)上，“忽然在××的民政長兼靖國聯(lián)二軍總司令的張某，以二軍名義命令我們的隊伍，限定日期把槍械表同名冊造去，以便在辰州的軍事會議時提出，不然將來便不能為政府承認這是正式軍隊”。而“似乎從民五討袁成軍以來，就從沒有遇到過那種講究認真的上司”[5]。所謂“民五討袁成軍”，就是指這支軍隊是1916年反袁戰(zhàn)爭中成立的。那么，這支軍隊為何又稱“靖國軍”呢？

袁世凱死了，由先前的副總統(tǒng)黎元洪繼任總統(tǒng)，而以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很快，以黎元洪為首的總統(tǒng)府和以段祺瑞為首的國務院便發(fā)生尖銳沖突，史稱“府院之爭”，其實不過是權力之爭。到了1917年5月間，黎元洪與段祺瑞之間的矛盾便到了絕對不可調(diào)和的地步，于是黎元洪只得罷免段祺瑞的國務總理職務，而以李經(jīng)羲代之。到了7月1日，又發(fā)生了張勛擁溥儀復辟的鬧劇，段祺瑞率領討逆軍敉平張勛的叛亂。張勛復辟收場后，由馮國璋代理總統(tǒng)。袁世凱固然公然踐踏《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但黎元洪、馮國璋、段祺瑞之流，也同樣視《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無物。這是孫中山萬難接受的。在孫中山心目中，《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中華民國的立國之本?！吨腥A民國臨時約法》被否棄，便意味著中華民國的實際滅亡。孫中山認為必須以武力捍衛(wèi)《中華民國臨時約法》。1917年8月初，孫中山通電全國，宣布在廣州建立臨時性的軍政府，以與北京對抗，而這個臨時軍政府的政治目標便是捍衛(wèi)《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所以又稱護法軍政府。孫中山此時便已下定了以武力北伐、推翻北洋軍閥掌控的北京政府的決心。而在反袁的護國運動中產(chǎn)生的西南軍事力量，自然便成為軍政府護法運動的基本武裝[6]。但是，滇系軍閥唐繼堯在參加護法運動的同時，又別具懷抱，在心里打起了自己的大算盤。既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又不愿意完全與孫中山保持一致，必須保持滇系軍隊自身的獨立性。這樣，唐繼堯便打出“靖國”的旗號，以示與“護法”的區(qū)別。唐繼堯參加護法運動，當然使護法運動的力量大為加強。但以“靖國”的名義參加“護法”，則使護法運動一開始便有了強烈的不和諧音。唐繼堯之所以在“護法”之外還要以“靖國”為出師之名，目的便是借護法戰(zhàn)爭而擴大自己的地盤，把權勢延伸到云南之外，甚至整個西南地區(qū)。既然打出了“靖國”的旗號，唐繼堯便將滇軍改組為“靖國軍”，自任總司令。稍后，又將四川、貴州的部分軍事力量收編，組建了“滇黔靖國聯(lián)軍”。四川、貴州的部分軍隊也成為“靖國軍”后不久，陜西、湖南、福建等省的某些軍事首腦，也樹起了“靖國”的旗幟[7]。這就是沈從小說《夜》以及其他一些相關作品中的軍隊稱作“靖國聯(lián)軍”的由來。

孫中山在廣州建立了軍政府，并且意在以武力推翻北京政府。北京的段祺瑞政府便一心要以武力剿滅南方的軍政府，實現(xiàn)南北統(tǒng)一。于是，在1917年10月，便開始了南北戰(zhàn)爭：南方護法軍政府統(tǒng)馭的西南軍隊與北京政府指揮的北洋軍隊之間的戰(zhàn)爭。而湖南則一開始便是南北對峙的前沿，是南北雙方激烈爭奪的地區(qū)。謝本書、馮祖貽主編的《西南軍閥史》指出：“湖南是南北軍閥爭奪的焦點，湘北岳州一帶主要控制在北方軍閥的手里，湘南主要控制在南方軍閥的手里?！盵8]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更好地理解了《從文自傳》中這樣的敘述：

那時節(jié)辰州地方組織了一個湘西政府。駐扎了三個部隊，軍人首腦其一為軍政長鳳凰人田應詔，其一為民政長芷江人張學濟，另外一個卻是黔軍旅長后來回黔作了省長的盧燾，與之對抗的是駐兵常德身充旅長的馮玉祥。這一邊軍隊既不向下取攻勢，那一邊也不敢向上取攻勢，各人就只保持原有地盤，等待其他機會。

單是湘西一隅，除客軍一混成旅外，集中約十萬人。我們部隊是游擊第一支隊，屬于靖國聯(lián)軍第二軍，歸張學濟管轄。全辰州地方約五千家戶口，各部分兵士大致就有兩萬。[9]

辰州這個小小的地方之所以集結了那么多部隊，就因為這是南北軍事力量交鋒的地方。馮玉祥其時是北京政府部隊中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長。在自傳性作品《我的生活》中，馮玉祥以兩章的篇幅回憶了在常德的所作所為。1918年3月，馮玉祥受命進軍湘西，而“途中，我接到署理常德鎮(zhèn)守使的命令”[10]。馮玉祥在常德駐扎了兩年，既是當?shù)刈罡哕娛率最I，也是當?shù)刈罡咝姓L官。至于與沈從文所投身的南方軍隊的關系，馮玉祥有這樣的敘述：

趙、譚的部隊當時雖然沒有向我進攻，但我卻不能不有所準備。因留少數(shù)在常德，其余都布置出去。南軍在距離我們防地百多里的地方監(jiān)視著，各不相犯。一日，駐漢壽的馮治安報告，說該方面南軍進迫，離他防地僅四十五里，仍繼續(xù)前進，恐有決裂之勢。那時馮為連長，那一面防地只他一連人。我頗不放心。因令團長鹿鐘麟帶一百多名手槍隊，夜間開了去，天明又轉回常德，天天如此，以防萬一。有一天南軍致函馮治安，說他們開來三四營人，請即讓開防地，以免殺伐。馮不肯屈服，回信說，我奉令在此駐防，在沒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前，決不擅離防地。南軍又來信說：“我們有三四營之眾，你一連人恐難阻止我們前進?！瘪T復信云：“在我們一連人未死完以前，你們休想前進一步?！瘪T治安答復如此強硬，南軍因即停駐，終于未敢進逼。[11]

馮玉祥的這番話，頗能讓我們見出當時南北雙方軍事對峙的真實情形。所謂“趙、譚”，指南方軍事將領趙恒惕、譚延闿。其時，北方將領中不認同段祺瑞武力統(tǒng)一政策、對南方作戰(zhàn)不積極者頗不乏人，馮玉祥即其一。當然要打仗，甚至有時還打得很激烈，但更多的時候、更多的地方是雙方對峙著。馮玉祥這番話中有“恐有決裂之勢”之語，說明本來是維持一種平衡的，是以雙方引而不發(fā)的姿態(tài)而暫時和平共處著的。所以，對于雙方的軍隊來說，這期間主要的工作并非是打仗，而是如何占據(jù)地盤并生存下去?！稄奈淖詡鳌芬埠?，沈從文那些以這期間軍隊生活為題材的小說也好，都絕少寫到打仗，原因即在此。

二、砍頭是為了斂財

沈從文的自傳和那些以軍旅為題材的小說，絕少寫到打仗，而寫得特別多的是殺頭，是軍隊殺百姓的頭。為什么會這樣呢？這還要從那時候軍隊的特殊性質說起。

軍隊殺百姓，總是以“清鄉(xiāng)”的名義。所謂“清鄉(xiāng)”，就是剿匪。《從文自傳》里多次說到清鄉(xiāng)；沈從文那些以軍旅生活為題材的小說，更是屢屢寫到清鄉(xiāng)。先說《從文自傳》。在《從文自傳·辰州》中，沈從文說：“一次軍事會議的結果，上游各縣重新作了一度分配，劃定若干防區(qū)，軍隊除必需一部分沿河駐扎防衛(wèi)下游侵襲外，其余照指定各縣城駐防清鄉(xiāng)?！盵12]所謂重新分配防區(qū)，就是重新分配生存的地盤。一支軍隊到了一個新的地方“駐防”，就是到這個地方來獲取生存資源，說白了，就是要這個地方為其提供糧餉。但要這個地方供養(yǎng)這支軍隊，總要有個理由。而理由總是“清鄉(xiāng)”，是為此地剿匪，是來為此地百姓服務。所以，沈從文筆下經(jīng)常寫到的“清鄉(xiāng)”，不過是一種名目。各部隊重新劃定地盤，根據(jù)的都是生存的需要。但這畢竟是南北戰(zhàn)爭時期，部隊重新劃定“防區(qū)”，不能完全不考慮北方軍隊的存在，所以，也要派一部分部隊沿河駐扎，“防衛(wèi)下游侵襲”，這顯然是指對北方軍隊馮玉祥部的提防。從這里也可看出，雖然是戰(zhàn)爭期間，雖然這些軍隊是以戰(zhàn)爭的名義組建，但戰(zhàn)爭卻實在不在軍隊生活中占據(jù)中心地位。占據(jù)中心地位的，是部隊的生存和發(fā)展，而生存和發(fā)展必然意味著對地盤的爭搶。大大小小的軍閥們，想的是怎樣借戰(zhàn)爭的名義擴充實力。

《從文自傳·清鄉(xiāng)所見》，記述了真實的“清鄉(xiāng)”過程。一說要去“清鄉(xiāng)”，大家都很高興。出發(fā)前每人發(fā)一塊現(xiàn)大洋，這就足以令軍士們高興了。更值得高興的，是“清鄉(xiāng)”過程中總能得到些好處、撈到點油水。既然是奉命清鄉(xiāng)，“沿途每每到達一個寨堡時，就享受那堡中有錢地主用蒸鵝肥臘肉的款待”。到了目的地后，“各處團總來見司令供辦給養(yǎng)時，同時就用繩子縛來四十三個老實鄉(xiāng)下人”。原來，所謂“清鄉(xiāng)”，并不需要與“土匪”直接接觸，當?shù)貓F練一類地方武裝會把“土匪”事先抓捕，待“清鄉(xiāng)”部隊到后便送上門來。部隊到達此地后，供給也要當?shù)刎摀??！袄蠈嵿l(xiāng)下人”，便表明這縛送來的人，并非什么“土匪”。團總也許是隨機地抓了這些人來交差，也許是因為別的原因要這些人來頂罪。團總抓這些人或許抓得很隨意，而既然他們背負著“土匪”的罪名來了，清鄉(xiāng)部隊殺他們則殺得很切實。當天晚上便過堂，按“呈案”上的罪名輕重，每人“先來一頓板子，一頓夾棍”。第二天，將其中的27個人拉到田坪里殺了，是以砍頭的方式殺的。而之所以以這種古老的方式殺人，并非像有的研究者所說的那樣是為了增強威懾力，唯一的原因是節(jié)約子彈。“清鄉(xiāng)”部隊并不希望當?shù)孛癖姸急煌氐貌桓易鱽y：沒有了作亂的人，以后可就沒有了“清鄉(xiāng)”的借口。沈從文接著寫道：

第一次殺了將近三十個人，第二次又殺了五個。從此一來就成天捉人，把人從各處捉來時，認罪時便寫上了甘結，承認繳納清鄉(xiāng)子彈若干排，或某種大槍一支，再行取保釋放。無力繳納捐款，或仇家鄉(xiāng)紳方面業(yè)已花了錢運動必須殺頭的，就隨隨便便列上一款罪案，一到相當時日，牽出市外砍掉。認罪了的雖名為繳出槍械子彈，其實則無槍無彈，照例作價折錢，槍每枝折合一百八十元，子彈每排一元五角，多數(shù)是把現(xiàn)錢派人挑來。錢一送到，軍需同副官點驗數(shù)目不錯后，當時就可取保放人。

關于殺人的紀錄日有所增，我們卻不必出去捉人，照例一切人犯大多數(shù)由各鄉(xiāng)區(qū)團總地主送來。我們有時也派人把團總捉來，罰他一筆錢又再放他回家。地方人民既非常蠻悍，民三左右時一個黃姓的辰沅道尹在那里殺了約兩千人，民六黔軍司令王曉珊，在那里又殺了三千左右，現(xiàn)時輪到我們的軍隊作這種事，前后不過殺一千人罷了！[13]

所謂“清鄉(xiāng)”，就是去榨取金錢。而榨取金錢的手段真可謂兇殘歹毒之極。各地團總，本來是軍隊的幫兇，但軍隊有時也把團總捉來，罰一筆錢再放掉。這就有點幽默意味了。這一次，沈從文投身的這支軍隊，以“清鄉(xiāng)”的名義“住這里共計四個月”[14]。殺了一千人，榨得金錢無疑是巨款。這四個月里，部隊的給養(yǎng)當然也由當?shù)刎摀?。《從文自傳》接下來寫道：“四個月后我們移防到另一個地名懷化的小鄉(xiāng)鎮(zhèn)住下”，在懷化鎮(zhèn)住了一年零四個月，“大致眼看殺過七百人”[15]。比起四個月殺一千人，這要算少了?！稄奈淖詡鳌芬舱f得明白，所謂“清鄉(xiāng)”，“實際上就是就食”[16]。就食，當然是“清鄉(xiāng)”的目的，但又不是全部目的。如果僅僅是就食，是絕不需要殺那么多老實的鄉(xiāng)下人?！扒遴l(xiāng)”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籌餉。而不抓人殺人，是弄不來大筆金錢的。這一層，沈從文在小說《我的教育》有清楚的敘說?！段业慕逃冯m然名義上是小說，其實是真實的回憶，是對駐扎槐化鎮(zhèn)生活的“回想”。部隊駐扎槐化鎮(zhèn)，也是為“清鄉(xiāng)”而來。吃的用的都不錯，而“一切東西是團上供給的”?？芍@是以團為單位進行后勤保障。“排長早晚各訓話三次，他是早把這個體面的訓話背熟了多日，當?shù)剿玖顧z閱時也不至于出笑話的。排長訓話有三點，說是應當記清：一、不許到外面調(diào)戲別人婦女，二、不許隨便拿人東西，三、不許打架鬧事?！倍?shù)氐纳啼仯八麄儾鍑焓菤g迎我們的”[17]。小說中還寫到，部隊在殺了許多“土匪”后：

十點鐘排長集合，說了許多我們要愛國保民的話，同時我們在大坪里扯圈子唱新的軍歌，歌中意思是“同胞同胞，當愛助，當攜手，向前走?！蔽覀円慌湃擞之斦鏀y手作了一點鐘游戲，大家全歡喜得很，因為我們從××開拔，到如今已經(jīng)有二十天不作游戲了。雖然許多人已全是做父親的年紀了，對于玩，還是很需要的事，他們心上全是很天真。[18]

排長訓話的內(nèi)容，當?shù)匕傩詹鍑鞖g迎，新的軍歌表達的意思以及集體做游戲，此類的描寫在沈從文其他小說中也不難見到，而凡此種種，都表明這是一支國家的軍隊，是由國家統(tǒng)一管理的正規(guī)軍，是有著明確政治信念的新式軍隊。土匪的隊伍里決不會有如此情形。然而，這樣一支有著冠冕堂皇的紀律、唱著冠冕堂皇的軍歌的部隊，卻又的確是以清鄉(xiāng)為名來這里就食和搜刮的。為了就食和搜刮，他們習慣性地濫殺無辜?！段业慕逃分袑懙溃?/p>

一個團總又同了二十個親信，押解一群匪犯來了。“該死的東西”一共是六個。審訊時有三個認罰，取保放了。有三個各打了一頓板子，也認了罰，又取保放了。聽說一共罰了四千，那押解人犯來的團總，安頓在司令部喝酒，出門時，笑瞇瞇的同我們兵士打招呼，好像我們同他新拜了把子。

我聽到一個兵士說這是一種籌餉的最方便辦法。這人叔父是那軍法長，所說的話必定不會錯。聽到這個話，我心想，這也真是方便事。我們駐到這地方，六十里附近一共是一千多人。團上供給的只是米同柴火，沒有餉大家怎么能過年。人人都說軍隊駐防是可以發(fā)財?shù)臋C會，這機會如今就來了。有了機會，除慶賀歡喜，無事可作了。不過也想到這些人他會恨我們這隊伍。不過就是恨，他們也沒有什么辦法的，不甘心罰錢，我們把他捉來殺了，也仍然就完事了。[19]

由團上統(tǒng)一供給的米柴，當然也是在當?shù)貏儕Z的，只不過是以團為單位剝奪罷了，所謂“就食”無非就是這個意思。但是，不能保證餉銀的發(fā)放，那這軍隊是絕對不能維持下去的。軍餉自古對軍隊的存在、發(fā)展就很重要，而在民國初年從南到北的軍閥混戰(zhàn)時期，軍餉對于安定軍心又尤其重要。

有冠冕堂皇的軍紀，有老百姓插國旗歡迎，有內(nèi)容很高尚的軍歌，還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國家正規(guī)軍。哪有國家正規(guī)軍卻必須自己覓食、自籌軍餉的道理？而民國初年軍閥混戰(zhàn)時期的各路軍隊，從北洋到西南，卻正是這樣的軍隊。所以，民國初年軍閥混戰(zhàn)時期的軍隊，從北洋到西南，是中國歷史上一種形態(tài)極為特殊的軍事組織。而沈從文正因為混跡于此種軍隊若許年，才看了數(shù)不清的砍頭，才在青少年時期接受了一種很獨特的“教育”。

三、當軍閥猶如辦企業(yè)

自己覓食、自籌軍餉，這使得那時期的各路軍隊很大程度上是各路軍閥的私人軍隊。歷史學家陳志讓在其經(jīng)典性的著作《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中，對軍閥時期的軍隊性質有深刻的分析。陳志讓指出，軍閥時期的軍隊，實際上并沒有統(tǒng)一的指揮和管理系統(tǒng)。大大小小的軍事領袖，必須自己解決軍餉問題，這就必然要干涉民政。同時也就讓軍隊具有私有的性質：

私人的軍隊和私人企業(yè)有些相同的地方。軍官的主要考慮是籌餉來養(yǎng)兵；士兵和低級軍官的主要考慮是當兵來找一條生路。能干的軍官好象（像）能干的企業(yè)家，能多找錢使軍隊的糧餉充足裝備精良。錢多半來自農(nóng)業(yè)，所以土地和農(nóng)民變成了私人軍隊必須爭奪的對象。私人的軍隊也必須控制一個區(qū)域中的民政系統(tǒng)，才能從那個區(qū)域中取得養(yǎng)兵所需的資料。[20]

中國近代軍閥時期的軍隊具有“企業(yè)性”，是日本學者波多野善大在《中國近代軍閥研究》[21]一書中提出的觀點。陳志讓借用這個觀點分析中國近代軍閥的性質。在另一個地方，陳志讓又說：“這樣一來，軍閥就像大工廠的廠長，下級軍官就象（像）工頭。有辦法的軍閥等于能干的企業(yè)家，能籌款養(yǎng)兵。”[22]一個軍閥掌握著一支或大或小的軍隊，恰如一個企業(yè)家掌管著一個或大或小的私人企業(yè)。企業(yè)家必須讓手下的員工有盡可能滿意的經(jīng)濟收入。如果工資都發(fā)不出，那企業(yè)就得破產(chǎn)。反之，如果員工工資高于其他企業(yè)，優(yōu)秀的人才就會源源不斷地投奔而來。同樣，在中國近代的軍閥時期，掌握著一支軍隊的軍事領袖，必須日夜為部隊的糧餉操心。長期欠餉，后果是很嚴重的。官兵的潰逃還是小事，更嚴重的情形是兵變。陳志讓收集了1908至1936年間的兵變資料，這期間共發(fā)生了300次兵變，而1919至1929年的十年間便發(fā)生了206次。這十年里又以1919至1921年這兩三年間和1926至1929年這三四年間兵變最為頻繁，分別是68次和84次。在300次兵變中，湘、鄂、川三省共有101次，占總數(shù)的1/3。而“絕大多數(shù)兵變是經(jīng)濟性的，欠餉是主因”[23]。所以，軍閥之間的戰(zhàn)爭，“爭奪的對象是土地，是土地用來養(yǎng)武裝的人民。于是南北之爭，跟中國其它（他）的內(nèi)戰(zhàn)一樣，是軍人、團練、土匪的地盤之爭”[24]。企業(yè)家辦企業(yè)，是為了經(jīng)濟利益。而軍閥像經(jīng)營企業(yè)一樣經(jīng)營軍隊，也是為了升官發(fā)財。大小軍閥，只要不弄到“破產(chǎn)”的地步，發(fā)家致富都是不成問題的，當然有程度的差別。發(fā)財之外，還有做官。當然，做多大的官，攫取多少政治權力，取決于手中槍桿子的多少。頂級的軍閥，以手中的軍隊為資本，可以參與最高權力的爭奪。小些的軍閥，也可以憑借手中的軍隊，奪得省縣級的政治權力。而做官與發(fā)財，又是不可分的。只要做了官，發(fā)財便不在話下。軍閥們辛辛苦苦、小心翼翼地經(jīng)營和擴充軍隊，必定有他們的理由。陳志讓又說：“至于當軍官的人，他們從軍不但是職業(yè)，而且是上進的階梯，由此而取得財富、權力、地位。他們想存錢，買田地房產(chǎn)，提高自己和家里人的生活。”各級軍閥收入，當然不可能有一個全國統(tǒng)一的標準。薪俸比起士兵雖然高許多，但他們不會主要靠薪俸發(fā)財。貪污、克扣、吃空餉甚至倒賣軍火，才是他們的生財之道。陳志讓指出，日本學者波多野善大在他的《中國近代軍閥研究》一書中列舉了許多那時期通過帶兵而發(fā)了財?shù)能婇y。不僅僅是張作霖、曹錕、李純這類大軍閥因為帶兵而富可敵國，“積累了幾千萬元，投資于地產(chǎn)、高利貸、近代的企業(yè)等”，就是“小軍閥也搞得不錯”。福建的陳國輝，雖然帶的是民軍，也聚斂了800多萬元。即使一個小軍閥，只要沒有出什么大事，斂個數(shù)百萬元是不成大問題的。軍閥掌管部隊雖說像辦企業(yè)，但又究竟不完全等同于辦企業(yè)。企業(yè)家如果破產(chǎn)了，就很難有翻盤的機會。軍閥則不如此。一般的軍閥，通過打仗獲取財富、權力，當然，這必須打的是勝仗。如果被打敗了，那就投降。投降之后，或者被收編，或者被遣散，都有東山再起的機會。被收編了，原來的軍官仍然還當軍官，原來的士兵仍然還當士兵。被遣散了，還可以帶著殘部暫時當土匪。都還有路可走。不過，當軍閥比真正地辦企業(yè)，也有特別的兇險之處，那就是一旦失了兵權，就有性命之憂。帶著一支近乎私家的軍隊，長期與人爭地盤、搶資源，難免與人結下血仇，自然也就難免有那日夜想著尋仇的人。當兵權在手時，他人要尋仇自然不易；但一旦失了兵權，歸為平民，那就時刻有遭報復之可能。“張宗昌、曲同豐、譚浩明、洪兆麟、徐樹錚、張紹曾、孫傳芳等，都是煊赫一時的軍閥，都是在戰(zhàn)敗之后，被復仇的人刺死的。曹錕的家竟被搶劫；陸榮廷的孫兒，改了姓名，十三歲時在上海被人刺死；魏邦平敗退之后，自己化裝為西崽（茶房、侍者），逃到香港。軍閥自己的安全靠他們手下的軍隊?！彼裕败婇y帶兵是一種騎虎不能下背的局面”[25]。正因為如此，那些大大小小的軍閥們，總是千方百計要把手中的軍隊維持下去，并且還盡可能發(fā)展壯大。

北洋軍閥與西南軍閥，在根本性質上并無大差異。但是，西南軍閥又確有頗異于北洋軍閥處。謝本書、馮祖貽主編的《西南軍閥史》說：

西南軍閥事實上是一批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內(nèi)部派系林立，既無“團體”之稱，又無統(tǒng)一機關可言。他們內(nèi)部矛盾很多，但是為了對抗北洋軍閥的吞并，在利益一致時也能暫時地“聯(lián)合”起來。[26]

無論是北洋軍閥還是西南軍閥，都不能說是土匪。但是，讀《從文自傳》和那些以軍閥部隊生活為題材的作品，我感到西南軍閥的土匪性要比北洋軍閥濃厚些。北洋軍閥集團畢竟多年執(zhí)掌國家領導權，其軍隊的國家色彩要比西南軍閥強烈些。同樣是割據(jù)一方和搜刮盤剝，方式上也有南北差異。讀《從文自傳》和另外那些小說，我們知道西南軍閥以“清鄉(xiāng)”為割據(jù)和盤剝的基本方式，軍餉經(jīng)常靠“清鄉(xiāng)”來籌集。不了解那時期西南軍閥的生存策略，便很難理解《從文自傳》和一些小說中，為何總是寫砍頭：軍隊砍無辜百姓的頭，而且一砍便砍許多。

李宗仁是在護國戰(zhàn)爭時便在桂滇從軍，在隨后的護法戰(zhàn)爭中也是西南軍隊的基層軍官。他的回憶錄對這時期西南軍閥割據(jù)的情況有較多的描寫，實在可以與《從文自傳》和沈從文那些以這時期軍隊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對照著讀。李宗仁回憶說，當時各地小軍閥林立，籌餉自然是很困難的事，于是“有的將領甚至鼓勵士兵搶掠以提高士氣”[27]。李宗仁并且敘說了自己率部駐扎廣西北流時曾以出賣槍彈的方式籌錢。李宗仁說，當時總司令部只下發(fā)十分微薄的伙食費，其他開支必須自籌?！鞍赐赳v軍通例，總是就地取材，派捐包賭，甚至無理勒索，隨意苛求，居民也不以為異?！钡钭谌蕸Q心不按慣例行事。到最后時刻，李宗仁決定將傷兵病兵繳回的閑置不用的槍撥出100支，每支配上200發(fā)子彈，以每支150元的價格賣給地方防匪的團隊，以度（渡）過難關。[28]

《從文自傳》和那些小說里，雖然沒有寫到軍隊直接搶劫百姓的事，但那種所謂的“清鄉(xiāng)”，卻實在就是搶劫，甚至比一般的搶劫更其惡劣。搶劫，如果百姓不反抗，用不著殺人。而沈從文筆下的“清鄉(xiāng)”，則必定屠殺“老實的鄉(xiāng)下人”，而且總是殺得很多。殺人，固然有殺雞儆猴的目的。殺掉一些人，其他人才能乖乖地送上罰款。但如果僅僅是殺雞儆猴，用不著殺那么多，何況多殺一人便少收一份罰款。這是因為，那些被殺掉的人，往往是當?shù)氐某鸺?、鄉(xiāng)紳等希望他死。仇家、鄉(xiāng)紳事先運動了部隊，當然，也送上了錢：這錢，應該比那本來可以不死的人應交上的罰款更多，至少不能更少。

“清鄉(xiāng)”并不是唯一的籌款方式。沈從文小說《顧問官》一開始就說，駐防四川某地的某個師，官兵加家眷共有三萬人，槍則有兩萬支。但每月從上面領取的“協(xié)餉”卻只有四萬元，平均每人一元多。這當然遠遠不夠。“此外就靠大煙過境稅，與當?shù)馗骺h種戶吸戶的地畝捐、懶捐、煙苗捐、煙竹捐等支持。軍中餉源既非?？萁?，收入不敷分配，因此一切用度皆從農(nóng)民剝削。農(nóng)民雖成為被剝削的家伙，官佐士兵伕固定薪俸仍然極少，大家過的日子皆不是兒戲。兵士十冬臘月常常無棉衣，從無一個月按照規(guī)矩關過一次餉。”[29]這個師長肯定是當?shù)煤芷D難的。這樣的部隊，就是火藥桶，隨時會出問題。

四、當兵是為了掙錢養(yǎng)家

唐德剛根據(jù)有關資料和個人計算，說在1916至1928年間（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全國大小軍閥有3000個左右。他無限感慨地說：“他們所統(tǒng)率的槍兵，總共不下百余萬。可憐的中國，就在他們這三千多個大小軍閥的混戰(zhàn)之下，而沒有亡國滅種，也真是個奇跡?！盵30]3000多個大小軍閥的說法，大體可信。但說軍閥部隊的總兵員是百余萬，肯定是十分保守的估計。陳志讓在《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中說：“軍隊、團防、土匪是軍閥時期脫離生產(chǎn)的武裝農(nóng)民，人數(shù)應該在五百萬以上。同一時期中國的新式工業(yè)人口不過二百萬?！盵31]陳志讓說的是軍隊、團防和土匪加起來有500萬以上，唐德剛說軍隊一項是百余萬。如果陳志讓所說可信，那么團防和土匪決不會共有400萬，這二者的相加，應該都大大少于軍隊。所以，軍閥時期的軍隊總人數(shù)，應該有好幾百萬。

軍閥時期，熱衷于當軍閥者大有人在。那是一個“有槍便是草頭王”的時代。當不了大軍閥，就當個很小的軍閥也好。唐德剛說，最小的軍閥，甚至只有槍兵數(shù)十人，占據(jù)的地盤不過幾個小鎮(zhèn)，但也可“征夫抽稅，自治自為”，也可當個小小的“土皇帝”[32]。這么多軍閥在割據(jù)著、混戰(zhàn)著，意味著需要有充足的兵源。當兵的主要是農(nóng)家子弟。那時候還沒有“拉壯丁”這種做派。陳志讓說，“拉壯丁”是抗日戰(zhàn)爭開始后才出現(xiàn)的[33]。這讓我們知道，在那軍閥割據(jù)和混戰(zhàn)時期，各路軍隊的士兵，都是自愿參軍的，并沒有任何人強迫他們?nèi)タ笜?。《從文自傳》和沈從文的那些小說，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沈從文是自愿參軍；他筆下的那眾多士兵，也都是自愿進入行伍。《從文自傳》對此有過明確的解釋：

在我生長的那個地方，當兵不是恥辱。本地的光榮原本是從過去無數(shù)男子的勇敢搏來的。誰都希望當兵，因為這是年輕人一條出路，也正是年輕人唯一的出路。[34]

沈從文的家鄉(xiāng)鳳凰，兵文化的傳統(tǒng)遠比中原地帶深厚，沒有“好男不當兵”的觀念。但在這時候年輕人之所以都愿意當兵，根本原因還在于當兵“正是年輕人唯一的出路”。

陳志讓在《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中，專列一章分析“士兵”問題。陳志讓引用了社會學家陶孟和發(fā)表在《社會科學雜志》1930年6月號上的《一個軍隊士兵的調(diào)查》。陶孟和對1920年代駐扎在山西太原的某部隊五千人中的一千人進行了調(diào)查。這一千人中，87.3%來自農(nóng)業(yè)或沒有職業(yè)的家庭；余下的則是小手藝人、商人、醫(yī)生和教書先生。那些來自農(nóng)民家庭的士兵，即便家中有田產(chǎn)，平均田產(chǎn)也在27.74畝之下，因此其中71.1%的人不能僅靠種田維持家庭生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士兵中只有21%的人沒有父母需要贍養(yǎng)。49%的人則父母俱存。部分人的父母可由兄弟姐妹照顧，但21.3%的人是獨生子。在獨生子中絕大多數(shù)父母俱在，而絕大多數(shù)沒有耕地或房產(chǎn)。絕大多數(shù)沒有結婚。但不管結婚與否，作為成年男子，都有掙錢養(yǎng)家的義務。所以，據(jù)陶孟和了解，他們之中“絕大多數(shù)要寄錢回家供養(yǎng)父母和其他的家庭人口。至于他們的年齡，多在15至29歲之間，占全體的88.5%。這個部隊士兵的每月收入在6.3元至9元之間，根據(jù)資歷等因素而略有差別。而在南方，例如廣東地區(qū)，同期士兵的收入還要略高于北方，1914年平均月收入12元。1917年軍隊數(shù)量增加，士兵的月收入平均6元至7元。在其時的四川農(nóng)村，如果一個五口之家的自耕農(nóng)家庭耕種了一百畝地，每年總收入也就百來元。所以，一個在部隊當兵的人，如果每月有8元錢的收入，就相當于一個耕種百畝地的自耕農(nóng)家庭的總收入了。自耕農(nóng)無須交租。如果是租種他人的土地，那大部分收入就要交給地主，所剩就無幾了。所以，在那時候，“當兵實在是職業(yè)，是窮人的一條生路”。只要能夠正常領取軍餉，當兵的都能寄些錢回家。當然，當兵可能死傷。在那近代軍閥時期，雖然常打仗，但傷亡率極低，打仗常常近乎兒戲。1922年的直奉戰(zhàn)爭，雙方動員了20多萬人，傷亡則雙方相加才四五千人，傷亡的概率是2%至2.5%[35]。1917年7月1日，張勛在北京擁溥儀復辟，段祺瑞組建討逆軍進京討伐。張勛的辮子軍有四五千人；段祺瑞組建的討逆軍分幾路進軍北京，總兵力也有數(shù)萬人。在幾個地方打，打了好幾天，結果是張勛的辮子軍僅死“數(shù)十名”，而討逆軍“人馬一無損傷”。[36]

沈從文小說《說故事人的故事》中的“我”，可以視作就是作者本人：

我那時是收發(fā)員。年紀是十七歲。隨了一個師長到龍?zhí)?。在龍?zhí)稌r賀龍還是我們部隊的團長，除了成天見到他來師部打兩百塊底麻將牌以外，并沒有看得出這偉人在嘴上生有獠牙，或者額上長角。晚近偉人真是來得不同了，本事不要，異相全無，運氣一來忽然就偉大了。

那時做收發(fā)員的我，每月拿十三塊六毛錢的月薪，另外到副官處領取伙食津貼三元，每天早上起來靠在那戲臺看樓上用擦面牙粉刷牙，白天坐到白木案前把來去公文摘由記下，吃飯時到軍需處去吃洋芋煨牛肉，晚上到河邊去看看上灘的船，發(fā)薪時就到一個傳達姘婦開的賭場上去把幾塊錢輸?shù)綋淇松先ァｅX越輸撲克賭術也就越精了，賭術越進步錢也越輸?shù)每蓱z……[37]

一個17歲的師部收發(fā)員，月薪13.6元，每月還有三元錢的伙食補貼，加起來就是16.6元，全年就有幾百元錢的收入，那在當時的南北農(nóng)村，都絕對是巨款。

左玉河主編的《民國社會生活史》，對民國時期農(nóng)民階層的勞動收入有專門介紹。1922年，金陵大學教授卜凱對河北鹽山150戶農(nóng)戶的收入狀況進行了調(diào)查。鹽山150戶農(nóng)家，人口平均每戶四五人，而家庭年平均收入為42.38元[38]。這意味著，一個在外當兵的人，只要每月有三四元錢的軍餉，就相當于全家勞動一年了。

正因為如此，盡管軍閥蜂起而需要大量兵源，卻并不愁募不到兵。北方是這樣，南方也是這樣。謝本書、馮祖貽主編的《西南軍閥史》，從農(nóng)村人口過剩的角度，解釋了西南軍閥多如牛毛的原因。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凋敝，農(nóng)業(yè)人口大量過剩，便為軍閥部隊的戰(zhàn)亂提供了兵源。民國初年，全國人口在3億至4億之間，而90%是農(nóng)業(yè)人口。人均可耕土地平均只有3畝。兵連禍結、生產(chǎn)技術又落后，農(nóng)村經(jīng)濟破產(chǎn)，大量的流民和過剩人口，部分進城謀生，部分落草為寇，另一條出路就是當兵?！败婇y桿子一樹，城鄉(xiāng)幾萬人可以集中起來。四川的軍閥為什么一下子就可以集中幾萬人、十幾萬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農(nóng)業(yè)人口沒有出路。誰的軍隊多，誰的勢力就大。民國初年，西南六省區(qū)的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1/3，這就保證了西南軍閥各派系士兵的來源?！盵39]人口過剩自然是軍閥不愁兵源的原因之一。但根本原因還在于當兵能掙到遠比務農(nóng)更多的錢。如果當兵的餉錢遠低于在家務農(nóng)所得，那即使農(nóng)村人口過剩，人們也不會熱衷于當兵。

沈從文小說《說故事人的故事》中的“我”，應該是家境比較好，無須他寄錢回家，所以他可以把每月的軍餉都花在賭場上。但這種情形并不多。絕大多數(shù)士兵，要把軍餉的大部分拿回家。如果他們沒把錢拿回家，而是花在嫖賭上，那不說明家中不需要他們的錢，只是說明他們很需要控制自己的能力。但沈從文小說《會明》的主人公會明，可就不同了。會明在部隊已經(jīng)生活了十年：“他是陸軍第四十七團三十三連一個火（伙）夫。提起三十三連，很容易使人同時記起當洪憲帝制時代國民軍討伐袁時在黔湘邊界一帶的血戰(zhàn)。事情已十年了。那時會明是火（伙）夫，無事時燒飯炒菜，戰(zhàn)事一起則運輸子彈，隨連長奔跑。一直到這時，他還仍然在原有位置上任事。一個火（伙）夫應該做的事他沒有不做，他的名分上的收入，也仍然并不與其余火（伙）夫兩樣?！盵40]會明身份是火（伙）夫，但做的事比一般火（伙）夫多，雖然收入并不因此增加，會明也無怨言。特意提到“收入”，說明會明在軍中堅守十年，無非是為了這份收入；而干了分外的事也不要求加薪，正因為對原來那份收入是滿意的。這一次，“因為打倒軍閥打倒反革命，三十三連被調(diào)到黃州前線”。要打仗了：

打仗不是可怕的事，在中國當兵，不拘如何膽小，都不免在一年中有到前線去的機會。這火（伙）夫，有了十年的經(jīng)驗，這十年來是中國在這新世紀別無所為只成天互相戰(zhàn)爭的時代，新時代的紀錄是流一些愚人的血升一些聰明人的官。他看到的事情太多，死人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若他有機會知道“君子遠庖廚”一類話，他將成天嘲笑人類憐憫是怎么一回事了。流汗，挨餓，以至于流血腐爛，這生活，在軍隊以外的人配說同情嗎？他不為同情，不為國家遷都或黨的統(tǒng)一?！粸椤皼_上前去就可以發(fā)三個月的津貼”，這呆子，他當真隨了好些樣子很聰明的人沖上前去了。[41]

沒有人能夠強迫一個農(nóng)民在部隊當十年火（伙）夫，除非他自己愿意。會明無疑是自愿的。他愿意在軍隊服役，愿意在打仗時沖上前，并非因為任何政治信念，乃是為了那份津貼。小說中的會明，是一個極其老實厚道的農(nóng)民，可以想象，十年來，他那份津貼最大限度地拿回家了。家中也是滿意的，不然早就催他回去了。

軍閥時期士兵軍餉的普遍水平，對軍閥是很大的壓力。老是欠餉不行；而軍餉的額度低于平均水平，也不行。不能低于士兵在家務農(nóng)的水平，不然招不到兵；還不能低于別的部隊，否則人都跑光了。所以，在那時期，要當一名軍閥，確實需要企業(yè)家的才干。而只要能籌到餉，就能把軍閥當下去；如果特別具有弄錢的能力，就能把軍閥當?shù)煤艽蟆?/p>

五、西南軍閥部隊的文化素質

沈從文15歲參軍，在部隊生活了五六年（中間有過短暫的脫離），20歲時到北京，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生涯，數(shù)年間便嶄露頭角。這五六年間的行伍生活，自然成為沈從文豐富的創(chuàng)作源泉。但如果認為僅僅是這期間的“生活”成為沈從文的創(chuàng)作資源，那就未免失之于片面和偏頗。這五六年里，沈從文不僅有著在現(xiàn)代作家中是很獨特的生活實踐，也受到了一定的文化教育。說得直白些，這五六年間，沈從文不只是每天吃狗肉、看殺頭，還讀了不少的書，是各種各樣的書。如果沒有在這期間讀了那些書，沈從文絕不可能到了京滬后不幾年便能登上文壇。當然，如果沒有這五六年在軍營中的讀書生活，沈從文也不會想到要走出湘西，到文化中心地區(qū)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關于這方面的情形，金介甫在《沈從文傳》中有比較清楚的敘說。

來新夏等人所著的《北洋軍閥史》指出，袁世凱于1895年接手編練新軍后，便大力開創(chuàng)軍事學堂，讓官兵們盡可能接受近代軍事教育。于是：

袁世凱按不同需要開辦的各類軍事學堂，其門類之多，規(guī)模之全均為前此所未有，這是對中國軍事近代化改革的一大貢獻。他使北洋軍閥集團中絕大部分官弁，都接受過不同的軍事教育。以上情況也使人們改變以往認為北洋軍閥人物是一群目不識丁的赳赳武夫這一誤解。[42]

在軍事學堂，外語通常是必修課。還有經(jīng)史一類“公共課”。近代軍事教育，其實基本上是近代科學文化教育。北洋軍閥部隊中，大多數(shù)官兵都不同程度地接受過外語和近代科學文化教育，這是近代軍閥部隊的一大特色。北洋軍閥部隊是如此，西南軍閥部隊也一樣。

謝本書、馮祖貽主編的《西南軍閥史》，在第一章里設專節(jié)論說了“西南各省的新軍與軍事學堂”。袁世凱在天津小站是以“國家”的名義編練新式陸軍，這部隊是屬于朝廷而非屬于地方的。而隨后，各省也開始仿效袁世凱，編練屬于各省的新軍，當然，名義上也要聽命于中央。湖南新軍于1902年底開始編練。西南各省在開始仿效袁世凱、張之洞編練新軍的同時，也仿效他們開辦各類軍事學堂。大致是各省先有武備學堂，后改為陸軍小學。有的省份還開辦速成學堂、講武堂。清末有選派學生到海外留學的熱潮。各省督撫也熱心地向國外（主要是日本）選送學習軍事的學生。同時，各省督撫“對已畢業(yè)于日本士官學校和各種軍事學校的留學生都爭相延攬，成為風氣。據(jù)1908年的統(tǒng)計，赴日學習軍事的留學生不下一千余人，已畢業(yè)回國的有229人，西南諸省占有不小的比例”?！扒迥┬萝姷膭?chuàng)建與軍事學堂的興辦，造成了一支與舊式八旗、綠營、練軍完全不同的軍隊，士兵和軍官有較好的素質，能掌握比較先進的軍事技術，某些高級軍官還懂得外語?！薄翱傊迥┬萝妱?chuàng)建和軍事學堂的興辦，既為辛亥革命爆發(fā)提供了條件；也為以后軍閥統(tǒng)治形成提供了條件?！盵43]

明白了這種背景，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從文自傳》中這樣的敘說：

當我轉入高小那年，正是民國六年，我們那地方為了上年受蔡鍔討袁戰(zhàn)事的刺激，感覺軍隊非改革不能自存，因此本地鎮(zhèn)守署方面，設了一個軍官團，前為道尹后改屯務處方面，也設了一個將弁學校。另外還有一個教練兵士的學兵營，一個教導隊。小小的城里多了四個軍事學校，一切皆用較新方式訓練，地方因此氣象一新。由于常常可以見到這類青年學生結隊成排在街上走過，本地的小孩，以及一些小商人，皆覺得學軍事較有意思。有人與軍官團一個教官作鄰居的，要他在飯后課余教教孩子，先在大街上操，到后卻借了附近的軍官團操場使用，頃刻之間便搜集了一百人左右。[44]

那些年，從北洋到西南，各種級別、各樣性質的軍事學校如雨后春筍。沈從文的家鄉(xiāng)鳳凰，這樣一個偏遠之地，竟然也有四所軍事學校出現(xiàn)，當然，是很低層次的學校。沈從文也進入了這樣一個“預備兵的技術班”學習，在這里學習了八個月，才正式進入部隊當兵。這樣說來，沈從文也在少年時期接受過軍事學校的教育。

在《從文自傳·懷化鎮(zhèn)》中，沈從文寫了部隊在懷化鎮(zhèn)“清鄉(xiāng)”的情形。殺人、吃狗肉，當然是生活中的重要內(nèi)容。但也不僅僅是這樣：“大家有時也談談學問。幾個高級將校，各樣學識皆像個有知識的軍人，有些做過一兩任知事，有些還能做做詩，有些又到日本留過學?！盵45]可見，這樣的軍閥部隊中，卻是新舊知識分子都有。《從文自傳·姓文的秘書》中，寫了一個學者型的軍人。這個司令部新來的秘書官，隨身帶來的書中有《辭源》?！掇o源》在沈從文面前呈現(xiàn)了一片知識的海洋。沈從文受這個文秘書的影響很大。后來，“同另一個老書記約好，三人各出四毛錢，訂一份《申報》來看”[46]。那時候，在湘西這樣的地方，能夠訂閱《申報》，應該很罕見。應該說，正是從訂閱《申報》開始，沈從文對外面的世界有了持續(xù)的了解。也可以說，走出湘西，到大城市闖蕩的念頭，是從訂閱《申報》開始產(chǎn)生。與文秘書相識后，沈從文對書籍有了強烈的興趣。他想經(jīng)常翻看那套文秘書視若拱璧的《辭源》，文秘書則總是藏在箱子里，輕易不給看。于是，沈從文便“只能看看”《秋水軒尺牘》《西游記》一類書。沈從文特別提到《西游記》是從副官長處借來的，可見這個副官長也是有文化的人。有時候，沈從文就“用公文紙頭描繪戲臺前面的浮雕”。這也算是很好的美術訓練。文秘書的《辭源》讓沈從文魂牽夢縈，文秘書偶爾也滿足一下沈從文的愿望：“但我夢里卻常常偷翻他那寶書，事實上也間或有機會翻翻那寶書。氫氣是什么，《淮南子》是什么，參議院是什么，就多半是那本書上知道的”[47]。

《辭源》是第一本令沈從文愛不釋手的“書”，這其實很有預示性。沈從文后來成為小說家固然與文秘書的這套《辭源》有關系；而沈從文后來又成為博物家，成為研究中國文化史的學者，就更與文秘書的這套《辭源》有關系了。這個文秘書實在是沈從文生命中一個極重要的人。所以，金介甫說：“懷化鎮(zhèn)那位姓文的秘書，對沈從文后來棄武從文、走上治學道路起了很大作用，這位舊中國文人再一次在沈從文面前提供了他們社會生活的一個典型?！盵48]

《從文自傳·學歷史的地方》，說自己因為繕寫能力突出，從川東回到湘西后，便到統(tǒng)領官身邊作書記，住在一處山上高處的單獨新房子里。這是本軍的會議室，也是統(tǒng)領官的工作室。房間里放著四五個大楠木櫥柜，櫥柜里放著百來軸宋元明清的舊畫，與幾十件舊銅器和瓷器。書籍則有十多箱，還有一大批碑帖。不久，統(tǒng)領官又買來一部《四部叢刊》?！斑@統(tǒng)領官既是一個以王守仁曾國藩自許的軍人，每個日子治學的時間，似乎便同治事時間相等，每遇取書或抄錄書中某一段時，必令我去替他作好。”[49]這統(tǒng)領官實在就是一位學問家了。沈從文替他管理書畫，替他抄錄資料，是很好的學術訓練?！芭f畫與古董登記時，我又得知道這一幅畫的人名時代同他當時的地位，或器物名稱同它的用處。全由于應用，我同時就學會了許多知識。又由于習染，我成天翻來翻去，把那些舊書大部分也慢慢地看懂了。”[50]如果說從文秘書的《辭源》，沈從文了解了許多東西的辭典意義，那從這統(tǒng)領官那里，沈從文見識了許多東西的實物形態(tài)。更重要的是，把那些舊書也慢慢看懂了?！耙虼藷o事可作（做）時，把那些舊畫一軸一軸的取出，掛到壁間獨自來鑒賞，或翻開《西清古鑒》《薛氏彝器鐘鼎款識》這一類書，努力去從文字與形體上認識房中銅器的名稱和價值。再去亂翻那些書籍，一部書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時代的人時，便去翻《四庫提要》。這就是說我從這方面對于這個民族在一段長長的年分（份）中，用一片顏色，一把線，一塊青銅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種種藝術，皆得了一個初步普遍的認識。由于這點初步知識，使一個以鑒賞人類生活與自然現(xiàn)象為生的鄉(xiāng)下人，進而對于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發(fā)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興味。若說這是個人的幸運，這點幸運是不得不感謝那個統(tǒng)領官的。”[51]

在軍閥部隊的五六年時間，沈從文不但打下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礎，也打下了學術研究的基礎。統(tǒng)領官的草書很不容易辨認，沈從文作為書記官卻不得不硬著頭皮辨識，漸漸地竟然從統(tǒng)領官的龍飛鳳舞中認識了許多新字。到了這個時候，沈從文便在精神上把自己與那些軍中同伴區(qū)分開來了。他開始常常一個人到山上河邊去玩，而“總拿了一本線裝書。我所讀的一些舊書，差不多就完全是這段時間中奠基的”[52]。沈從文感到了精神上的寂寞。他渴望與人交流，而軍營里已沒有可以交流的人。毫無疑問，他必須離開。后來，沈從文所在的部隊購進了印刷設備，設立了報館，沈從文被調(diào)入報館。于是，沈從文開始接觸新文學。

在沈從文的一些小說里，也寫到了其時軍閥部隊中的有一定文化的人?！短拥那耙惶臁防锏哪莻€書記官，是一個讀過《水滸傳》《三俠五義》的人，并且把自己的《水滸傳》一類書借給他人看過?！秱魇卤分械膫魇卤瑫淅镉小段倪x》和《古文辭類纂》。前任傳事兵留下的《公務日記》，以十分富有文學性的語言記述了許多“私事”?！豆珓杖沼洝防镞€有前任傳事兵隨手畫下的畫，或者是以一種玩笑的方式畫下的各種人臉或全身像，或者畫的是“獅子樓飲酒”“三氣周瑜”一類故事。這當然是小說筆法，而且兩任傳事兵都可能有作者本人的影子。但這樣一篇寫軍閥部隊的小說，卻讓人感到那樣的部隊里也有著這樣的詩情畫意。小說《顧問官》中的趙頌三，雖然在作者筆下是一個丑陋的人物，但他是前清的秀才，曾經(jīng)當過圣諭講解員、私塾教師。民國成立后作過縣公署科員、警察所文牘員。后來不知何種原因進入了軍隊，跟隨部隊輾轉各地。地方事務既“全由軍人支配”，趙頌三“也便如許多讀書人一樣，寄食在軍隊里，一時作小小的稅務局長，一時包辦屠宰捐，一時派往鄰近地方去充代表，一時又當禁煙委員”[53]?？芍诋敃r軍閥的部隊里，前來寄食的“讀書人”頗多。而軍閥部隊之所以能夠吸引許多讀書人前來效力，就因為割據(jù)的軍閥部隊為了籌餉，必然接管地方民政。而管理民政，用得著讀書人。軍閥割據(jù)，能夠為許多讀書人提供飯碗。而許多讀書人前來就食，也會提升部隊的文化水平。所以，軍閥部隊的文化素質，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之高的，此前沒有一個時期的軍隊有如此文化水平。

可以說，如果沒有在軍閥部隊開始了讀書讀報，沈從文不會萌生走出湘西到大城市闖蕩的念頭；如果沒有在軍閥部隊讀了許多書，沈從文即便有了出外闖蕩的念頭，也沒有這份勇氣。

注釋：

[1][48]［美］金介甫：《沈從文傳》，符家欽譯，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第36、42頁。

[2][42] 來新夏等：《北洋軍閥史》上冊，東方出版中心，2016，第4、157頁。

[3][4][8][26][39][43] 謝本書、馮祖貽：《西南軍閥史》第一卷，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第1、2-3、12、16、185-186、18-28頁。

[5] 沈從文：《夜》，載《沈從文全集》第五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53頁。

[6][7][36] 彭明、周天度等：《中華民國史》第三卷（1916—1920），中華書局，2011，第130-137、100-104、79頁。

[9][12] 沈從文：《從文自傳·辰州》，載《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第301、301頁。

[10] 馮玉祥：《我的生活》上冊，北方文藝出版社，2010，第275頁。

[11] 馮玉祥：《我的生活》下冊，北方文藝出版社，2010，第313-314頁。

[13][14] 沈從文：《從文自傳·清鄉(xiāng)所見》，載《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第302-303頁、304頁。

[15][45] 沈從文：《從文自傳·懷化鎮(zhèn)》，載《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第306、309頁。

[16][46][47] 沈從文：《從文自傳·姓文的秘書》，載《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第317、316、317頁。

[17][18][19] 沈從文：《我的教育》，載《沈從文全集》第五卷，第201、217、211頁。

[20]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0，第2頁。中國近代軍閥具有“企業(yè)性”，是日本學者波多野善大在《中國近代軍閥研究》一書中提出的觀點，為陳志讓借用。

[21]［日］波多野善大：《中國近代軍閥研究》，河出書房新社，1973。轉引自來新夏等著《北洋軍閥史》上冊，第13頁。

[22][23][24][25][31][33][35]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0，第75、81、32、82-85、77、74、72-74頁。

[27][28]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上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第96、119頁。

[29][53] 沈從文：《顧問官》，載《沈從文全集》第八卷，第232、236頁。

[30][32] 唐德剛：《段祺瑞政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第129、20頁。

[34][44] 沈從文：《從文自傳·我上許多課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書》，載《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第284、284頁。

[37] 沈從文：《說故事人的故事》，載《沈從文全集》第五卷，第379-380頁。

[38] 左玉河主編：《民國社會生活史》上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第45頁。

[40][41] 沈從文：《會明》，載《沈從文全集》第九卷，第85、87頁。

[49][50][51][52] 沈從文：《從文自傳·學歷史的地方》，載《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第355、355-356、356、3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