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暉：錢遜先生的兩次學問轉(zhuǎn)向
人的一生注定要經(jīng)歷許多事，但并非所有的事都對我們產(chǎn)生同樣大的影響。有些事情，其性質(zhì)嚴重到挑戰(zhàn)自己多年形成的人生觀，被迫反思幾十年來的事業(yè)，懷疑久已選定的道路。這時我們騎虎難下。有的人缺乏勇氣，不敢面對，不愿挑戰(zhàn)自我。有的人敢于面對，自覺挑戰(zhàn)自我，終于開出了新天地，綻放出新光彩。
在意想不到的遭遇面前，能重新選擇人生道路的人不多，幾次重新選擇人生道路的人更少，錢遜先生可能屬于兩次改變?nèi)松较?、重新選擇人生道路的人之一。
錢遜老師是著名國學大師錢穆的第三子，但據(jù)他本人講述，少小之年長期與母生活，與父親接觸甚少。成年后，錢遜生活在新中國，從事馬列主義教學和研究近30年，與其父幾十年沒有來往。改革開放后，錢遜才得以親聞其父教誨、其父亦力圖培養(yǎng)他，但此時他已人至中年，事業(yè)和人生基本定型。盡管如此，他還是受到了其父的深刻影響，并導致他的后半生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氐絿鴮W，回到中國傳統(tǒng)，成為他后半生事業(yè)的重心。盡管他并未因此放棄早期多年從事的馬克思主義，但后半生事業(yè)重心與前半生迥然不同，則是不爭的事實。
1999年，錢遜先生從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任上退休后，他的事業(yè)和人生再次發(fā)生戲劇性改變，這可能也是他自己早年所未預料到的。從一個標準的學者變成地道的儒者，奔走在全國各地，出現(xiàn)在各大書院，現(xiàn)身于各種講壇，持續(xù)社會講學近20年。直到生命結(jié)束前近一個星期，錢老師已身患絕癥，自知時日無多，仍嘔心瀝血，全身心地投入到講學中。從學府走向社會，從書齋走向民間，不為金錢，不為虛名，錢老師退休之后、在生命最后20年所走的道路與以前的重要區(qū)別，可以說是他學問人生的第二次轉(zhuǎn)型。
如何理解錢遜先生的兩次轉(zhuǎn)型，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本文試圖以錢穆與錢遜1980年到1982年的一組家書為基礎(chǔ)，揭示錢遜兩次轉(zhuǎn)型的內(nèi)在動因，說明他是如何在步入中年以后，在其父指導和影響下幾次重啟人生的。
回歸傳統(tǒng)，精研《論語》
錢遜1933年出生于北平，幼年及青少年時期，其父錢穆先生或因為工作繁忙，較少在家；或因為抗戰(zhàn)離別、天各一方。青年時代錢遜與其父的較親近接觸，可能僅限于在蘇州的大約兩三年時間，彼時錢遜未超過16歲。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錢穆赴港、居臺，與大陸家人離別數(shù)十載，直到1980年夏在香港與大陸家人見面時，錢遜已年近半百。
錢遜先生早年成長道路有背叛父志的特征。他于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就瞞著父親，秘密加入了青年團（后改名為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后來于1952年上大學時入黨。1949年錢遜從蘇州考上清華大學歷史系，1952年被分派到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一年后人大畢業(yè)，回清華工作，開始了他長達20多年的馬列課教學生涯。他的夫人也是清華大學政治理論課教師。錢遜曾自述青年時代幾次拒絕其父要求，選擇了馬列主義，與時代同步，被組織認可。
命運讓錢遜與清華大學文科的復建相連。1972年中美關(guān)系解凍后，趙元任先生于1973年四五月間回國探親，據(jù)聞曾提出與清華師友見面。趙元任曾是新中國成立前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與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并列。1938年赴美后，趙元任先后任教于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多所美國名校。然就清華而言，自1952年院系調(diào)整后，文科舊貌蕩然無存，從事與當年類似人文學科者幾乎沒有。趙元任的到訪，或兆清華文科重振之先聲。1980年，清華大學校長劉達、副校長何東昌在《光明日報》發(fā)表《重視大學文科，多辦大學文科》的文章，拉開清華文科復建之序幕。1982年，陳寅恪弟子、時任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的蔣天樞給中央領(lǐng)導陳云寫信，其中建議將清華大學建成一所包括文科在內(nèi)的綜合性大學，引起校領(lǐng)導高度重視。此間，清華大學于1980年將原來的文史教研組改為文史教研室，為全校本科生開設(shè)文史和社會科學選修課。1985年，清華大學從文史教研室分出中文系和思想文化研究所。1993年，清華大學在中文系、社會科學系、思想文化研究所等單位基礎(chǔ)上，成立了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開啟了文科復建的嶄新階段。清華大學文科的重建是歷史的必然和時代的要求。在這一過程中，文史教研室是清華大學恢復文科以來最早的正式文科機構(gòu)，地位和角色非常特殊。
錢遜先生1980年與定居臺灣的父親錢穆重新建立起聯(lián)系，并在同年8月底與其父在香港相見，此前此后獲得其父多番教誨。在此期間，錢遜調(diào)入文史教研室，并于1982年至1985年3月任清華大學文史教研室主任，1985年3月至1999年退休之前，錢遜長期擔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在清華大學文科恢復、重建的過程中，錢遜先生是當之所無愧的元老和開創(chuàng)者之一，亦以自己的身份、職務(wù)為清華文科重建作出了重要貢獻。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錢遜先生開啟了一種新的學問及人生。這一過程的起點在哪里？ 是不是該追溯到他1980年開始與其父通信的時候？
早在1980年4月，錢遜與其父在隔絕31年之后首次聯(lián)系。錢穆在是年4月17日給錢遜的復信中寫道：“頃得來書，乃知父子相念，雖各處各方，而此心則同，甚感欣慰”（《錢穆先生書信集——為學、做人、親情與師生情懷》，黃浩潮、陸國燊編著，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2014年，頁19。下引此書只注頁碼）。其情深切，其意萬千。錢遜緊接著再次致信，欲讀其父之書，有意主動接受乃父影響。錢穆遂在6月10日第二封給錢遜的信中，推薦讀其所著《國史大綱》及《論語要略》二書，并囑“你能細細玩誦此兩書，當值你終身受用”（頁22-23）。后來他又勸錢遜讀其《論語新解》一書，稱此書“最盼細讀”（頁44）。由此可知，錢遜先生后來終生研究、宣揚《論語》，與其父關(guān)系甚大。
1980年8月底，錢遜與兄妹赴香港與其父相聚，相處7日。別后不久，錢穆在9月24日給錢遜的信中，促其辭去課程、專心讀書。在11月24日給錢遜的兩封信中，錢穆又一再敦促他早日“改換工作，暫不任課、專力讀書”（頁34），“此乃你最先當注意之事。勿忽勿忽”（頁38），急切盼其早轉(zhuǎn)方向。錢遜跟其父討論“改換工作”“轉(zhuǎn)換任務(wù)”，時間在1980年9月-11月之間。這一時間與他從馬列課教員轉(zhuǎn)到文史教研室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時間大體吻合。不難發(fā)現(xiàn)，錢遜1980年后變換工作、到文史教研室任職，以及后來長期在思想文化研究所任職，背后有乃父的影子，也非常符合乃父對他的期待。此間為了鼓勵錢遜，錢穆先后多次讓其夫人給錢遜寄去“十數(shù)種”自著之書，并在信中告知錢遜“我最近曾在此故宮博物院講‘中國人生哲學’”云云（頁35）。1998年錢遜出版《中國古代人生哲學》一書，想必受過其父影響。
此外，錢穆亦在與錢遜的通信中，多次傳授讀書方法，囑咐讀其書不宜求速、不可貪多，“萬弗欲速，匆匆看過，將全無益處”（頁43）；自己所寄之書，他希望錢遜“一一細讀，萬勿粗心求速，隨便翻閱……此層務(wù)盼注意”（頁38）；又建議讀其書時，要反復多看，“惟盼你讀我書……須仔細緩看”，必要時“須反覆重讀，一書看兩遍盡不妨”（頁43）。錢穆并多次希望錢遜讀書過程中隨時來信請教，“遇讀一書有心得，可繼續(xù)在來信中提及”“俾我……有所指示”（頁43）。
此間錢遜果真下苦功讀書，并向錢穆寄去讀書心得，復請教《論語》及儒學方面的問題，如知命與求仁的關(guān)系問題，錢穆亦在回信中一一開示，詳解儒家思想中命、仁與性的關(guān)系。在1982年7月28日給錢遜的信中，錢穆開頭即說“四月來信，提出幾問題，知你讀書用心，頗有欣慰”（頁47），對錢遜讀書進步給予肯定。此外，錢遜亦在信中問及讀書順序，錢穆在回信中稱，古書“并無一定次序。但重要的必該讀，不重要的可不讀”；至于讀他本人之書，“先讀你喜歡的、感興趣的，通讀一書自能再讀他書”。（頁47-48）
由上可知，自從錢遜與乃父1980年建立聯(lián)系之后，一直在錢穆指導下讀書為學，包括指導他從《論語》等書讀起，以及催促他轉(zhuǎn)換工作，傳授他讀書方法等。
不過，錢遜多次強調(diào)，他的學問轉(zhuǎn)向絲毫不意味著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恰好相反，他仍然堅信馬克思主義，只不過主張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與儒家相結(jié)合。從這一點看，錢遜并沒有簡單地繼承父志，而是在繼承的同時，保留了自我。錢遜亦在個人回憶中稱自己與其父31年后再次相聚，“我們之間有了太多的隔膜”“我也受到父親的責備”（《錢穆家庭檔案：書信、回憶與影像》，錢行、錢輝編，九州出版社，2021年，頁290）。因而錢遜與其父的和解，不是簡單屈從，而是他心目中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和解。
筆者猶記得一件事。2019年8月錢遜先生去世后，在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紀念錢遜的座談會上，與錢遜同事數(shù)十載的劉桂生先生記起一件事。劉桂生教授回憶說，當年他得知錢遜將要赴港，遂擬若干問題，托錢遜轉(zhuǎn)呈其父，欲知錢穆意見。待錢遜香港歸來，見到劉桂生，劉問及其父意見，沒想到錢遜大吐苦水。大意是他在香港見父，原本相聚甚歡，待他呈上問題，其父態(tài)度遂變。原來錢穆對劉的學識頗為賞識，遂怪其子，何以問不出同樣水準的問題來？ 這事令我印象深刻，因思錢穆晚年教子心切。
1988年，錢遜出版《論語淺解》一書，這可能是他從馬列課教師轉(zhuǎn)到中國思想史研究后的第一本儒學專著。距離與其父重新聯(lián)系、獲其指導，已有8年。到1991年，錢遜出版《先秦儒學》時，對儒家思想有了相當全面深入的研究，此時距與錢穆建立聯(lián)系已有11年。從《先秦儒學》一書可以看出，錢遜雖然年近50才開始儒學研究，但經(jīng)過這些年，已打下良好基礎(chǔ)，故能形成己見。這一切，我們從上面的線索梳理中不難看出錢穆的巨大影響，特別是自從《論語淺解》之后，他對《論語》的個人興趣，一直延續(xù)到生命最后一刻，陸續(xù)出版了《儒學圣典：〈論語〉》（2001）、《〈論語〉讀本》（2007/2010）、《平天下——〈論語〉的處世智慧》（2009，音像版）、《〈論語〉講義》（2012）、《〈論語〉處世智慧》（2010）、《孔子的活法：〈論語〉里的人生之道》（2010）等多部有關(guān)《論語》的專著。錢婉約女士在《殫精竭誠傳〈論語〉——我的三叔錢遜先生》（《文匯筆會》，2019年10月29日）一文中，亦詳細介紹了錢遜先生如何以“春蠶到死絲方盡”的精神帶動她在各界講習、傳授《論語》的經(jīng)歷。
踐行儒學 走向民間
如果說，退休之前，錢遜先生的身份是一個標準的學者，以研究《論語》及儒家思想為主，倡導馬克思主義與傳統(tǒng)文化相結(jié)合；退休之后，錢遜先生的身份逐漸從理論轉(zhuǎn)向?qū)嵺`，從書生變成活動家。雖然退休后從未放棄儒學研究，但他的重心卻慢慢地放在儒學傳播之上，變得越來越像實踐中的儒家，而不僅僅是書齋中的學者。
我們都知道，對待儒學的兩種態(tài)度——一種是以第三者身份研究，一種是以實踐者身份踐行——是有本質(zhì)不同的。在清末科舉制度被廢除之后，以經(jīng)學為中心的、活的儒家傳統(tǒng)走向衰微。雖然儒學研究從未中斷，但以儒學為生命關(guān)懷，嚴格踐行儒家價值，已不再流行。然而，學習儒家思想和人類其他優(yōu)秀思想一樣，只有從理論到現(xiàn)實，才能落到實處。對于儒家思想的精華，只有付諸實踐，才能古為今用；只有活學活用，才能真正激活。否則我們談?wù)摾^承和發(fā)揚傳統(tǒng)思想的精華，就可能是一句空話。
遺憾的是，現(xiàn)代中國學術(shù)全盤接受了西方學科體系。在以文史哲等為中心的人文學科中，每個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受西方學科精神影響，學者們的主要工作都是研究而不是踐行，真正踐行的人越來越少。學界流行的風尚也是以理論成果而不是踐行精神相標榜。一個人可以著作等身，但不需要人品高尚；可以侃侃而談，但不需要言行合一，乃至于理論脫離實際，高喊恢復傳統(tǒng)，修養(yǎng)放置一旁；整日復興國學，德性功夫不做。
錢遜先生與許多儒學研究者的最大差別之一，在于身體力行。他對儒學的興趣決不限于理論，一直主張功夫。他晚年能在人生道路再跨出一步，走出校園、走向民間，全身心投入于儒學傳播事業(yè)，正是這種身體力行的一種體現(xiàn)。錢遜晚年傳播國學，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就我個人所知，除每年暑期到香港定期講授《論語》外，他曾在北京什剎海書院講授國學可能數(shù)百場，包括連續(xù)三年為北京市中小學教師講《論語》；在山西聚壽山書院為社會各界人士講授國學至少數(shù)十場。他還曾到過很多其他大大小小的民間書院或社會場合，義務(wù)講學不下一二百場。也許有人以為錢老師這樣做是為了掙錢，這是個很大的誤會。清華大學河北發(fā)展研究院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徐林旗老師多次邀錢遜講課，有一次錢老師主動問徐林旗，你們請人上課，缺不缺錢??？ 要不要我給你們一些支持？ 錢老師的話令徐林旗大感意外，因為徐老師請人授課，總想著課酬的事，沒想到錢先生還想自己貼錢，這令徐老師非常意外和感動。
筆者于1996年因錢遜先生從外單位調(diào)入清華，與錢先生共事20余年，在他退休之后亦未中斷往來，故對錢遜的待人風格體會頗深。我的印象是，錢老師性格和易，沒有架子，與人為善，謹慎自持（這里不談工作上的事情）。我曾與錢老師一起參加各種學界及社會活動，多次護送他回家。印象特別深的是，錢老師在各種場合，寡言少語，從不夸夸其談，對于自己的家世、特別是作為錢穆之子的身份從不主動提起，亦從不在任何場合宣傳其父思想、觀點或成就。我曾不止一次問及他與其父關(guān)系，他也總是三言兩語，言簡辭約。在課堂上，他可能會采用錢穆著作為課本或資料，但對錢穆思想從無半點捍衛(wèi)、辯護之意，甚至鼓勵別人批評。多年前，本所他指導的一個研究生欲以錢穆為學位論文主題，竟遭錢遜反對，大意似是認為沒必要。另有一位學生當面對錢穆有所批評，錢遜聽了不但不反對，還表示認可，令該生大感驚訝。
該如何理解錢遜晚年走向社會、走向民間的第二次人生轉(zhuǎn)向？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我認為也可從其父錢穆的教誨中發(fā)現(xiàn)重要秘密。從錢穆給兒子的信似可看出，錢穆希望把自己對國學精髓的理解傳給兒子，而儒家傳統(tǒng)落實為做人功夫，“做”永遠比“說”重要。故早在1949年錢穆去大陸之前，即曾規(guī)勸錢遜讀《曾國藩家書》。在1980年二人重新聯(lián)系后，錢穆不僅在家書中指導錢遜讀書，亦教他為學與做人結(jié)合。在1980年11月24日給錢遜的信中，錢穆稱“你已年過四十，倘讀此數(shù)書覺有興會，一可循此好好做人，一可走上自己研究之門徑。盼能從此努力，再過三十年，自可從此走上一道路。惟盼勿心急心粗為主要”，并稱自己寄給錢遜的書“或在教人如何修養(yǎng)做人，或在指示學問從入之門徑”（《錢穆先生書信集——為學、做人、親情與師生情懷》，頁38）。又在1981年2月15日的信中告誡錢遜，“你年事已不輕，并在學術(shù)界做事，幸加努力，不以無知無識，虛度此生，則我所望也。能懂得一些是一些，萬勿輕發(fā)大理論大意見，誤己誤人。切戒切戒”（同上書，頁44）。此外，錢穆還將自己兩位在大陸的弟子酈家駒、洪廷彥介紹給錢遜，希望錢遜“常能接近他們”，并囑“你該以長一輩禮事之，常向他們請教”，要錢遜通過此二人了解該接近何人。（同上書，頁36）
上述通信幫助我們理解，錢遜先生何以后來一直倡導“讀《論語》，學做人”，強調(diào)儒學的精髓不在知識，而在做人。我想錢遜自己在人生道路上是盡力按照其父的教誨做的，他晚年學問從理論到實踐的轉(zhuǎn)向，與他在其父多年熏染下，對儒學或傳統(tǒng)文化精髓的體悟有關(guān)。
余論
20多年前（應(yīng)該是1995年），筆者第一次見到錢遜、也是第一次到他家時，曾看到他家客廳放著一個鑲框的大幅錢穆畫像。從他看其父畫像時的神情，我能感受到他的某種心態(tài)。但在后來多年共事的過程中，從來聽不到錢遜主動提及其父，尤其是乃父對他的影響，甚至還有他明確表示不同意其父觀點的時候，我曾經(jīng)猜測，錢遜老師由于個人經(jīng)歷，在學問上基本上沒受錢穆什么影響。但最近研讀錢穆給錢遜的信件，細看錢遜回憶文章，聯(lián)想到錢遜生前的一系列言行，顛覆了我以前的猜測。我現(xiàn)在傾向于認為，錢遜后半生的學術(shù)事業(yè)基本上是按照其父的教導開展的。錢遜后半生的兩次學問轉(zhuǎn)型，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其父影響下的產(chǎn)物。
當然，錢遜的轉(zhuǎn)型除與其父有關(guān)外，也與時代環(huán)境有極大關(guān)系，同時也是他個人自覺選擇的結(jié)果，不能全部歸結(jié)為其父影響。本文無意否定其他因素的重要性。錢遜在回憶父親及總結(jié)自己的一生時說，“人們常說我是家學淵源，我總感到十分的慚愧”（《錢穆家庭檔案：書信、回憶與影像》，頁159），“我真正自己來認識父親，是在隔絕了三十多年之后”（同上書，頁291）；“在我的后半生，父親通過他的著作給予我的影響是重大而深遠的”（同上書，頁159），“父親的著作、父親的教誨和父親一生的為人，在這方面給我的教育是我終身不忘、終身受用的”（同上書，頁290）。這些都能表明，錢遜的后半生確實是在默默地繼承父志，并付出了一系列行動和抉擇。
偶爾聽人說，錢遜的天資不及乃父，故在國學上的成就亦不及乃父。但我認為，錢遜的國學道路是經(jīng)歷多次戲劇性變化所致，是特定時代環(huán)境與個人選擇的結(jié)果。他的經(jīng)歷與其父截然不同，亦不能用其父的標準來衡量。不管錢遜的天資和學問是否超過乃父，有一點是肯定的，他是一位真誠的探索者，對于生命意義的執(zhí)著追求和對家國天下的深厚情懷，加上時代因素和其父錢穆先生的影響，導致他一生的幾次重大轉(zhuǎn)型。一個人的外在成就是一回事，內(nèi)心的追求則是另一回事。我們不能過分在意所謂的外在成就，錢遜老師一生學問的幾次變化本身就是一種頗有意味的學術(shù)現(xiàn)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