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李：“作家學者化”與“學者作家化”再思考
“作家學者化”與“學者作家化”不是新現(xiàn)象，而是“太陽底下無新事”。作家以文學批評的形式發(fā)聲，闡述對于藝術作品的見解、評判作品藝術價值的高下，提出衡量真正的藝術品的尺度與標準、體認其他寫作者的技術與策略，介入到文學批評的生產之中實乃常事。蒂博代所說的“大師的批評”即公認的大作家對作品發(fā)表的意見，“大作家在批評上也有話要說。他們甚至說了許多，有時精彩,有時深刻。他們在美學和文學的重大問題上有力地表明了他們的看法”（蒂博代），“這是一種熱情的、甘苦自知的、富于形象的、流露著天性的批評”，是“批評與創(chuàng)造之流會合”，是作家的審美創(chuàng)造，是“尋美”的方式，是“創(chuàng)造本能的自然表現(xiàn)”。而學者馳騁才華、縱情筆墨、驅遣文字以從事文學創(chuàng)造者更是比比皆是?？v目現(xiàn)代中國文學發(fā)展歷程，放眼西方文學之流變，所謂作家參與批評，學者投身創(chuàng)造，實屬平常，才華橫溢、情思發(fā)達、思想敏銳、心靈浩瀚者往往會在不同領域爆發(fā)，將個人天性、稟賦、修養(yǎng)綜合融通而成就的“精神大觀”“美學奇景”多方位的向世人予以展現(xiàn)。因為是“常事”，所以關于此的討論也非新話題。
不過，近年來，眾多一線作家以頗為積極的姿態(tài)展開文藝批評活動，甚至棲身學院，面對大眾及青年學子，重釋經典，并關注同時代的寫作者，彰顯出批評的“同時代性”。這些批評中頗為可觀者，在文學趣味、藝術判斷、審美觀念上閃動靈光，文墨揮灑間翻涌“靈氣”，以靈動的筆法張揚批評作為特殊“創(chuàng)作”的創(chuàng)造性，強烈地表現(xiàn)個人對于“一種文學體裁的深層的活躍的天性”的洞悉，如此種種都令對匠氣的“職業(yè)的批評”、充滿喧嘩與騷動的“自發(fā)的批評”深懷憂思、希望以關于批評的危機意識倒逼批評的“改良”、憧憬著更為理想的批評的評論家、學者看到了從困境突圍的一種可能。另一方面，學院派的評論家、學者紛紛“破圈而出”，跨越學術研究與職業(yè)批評的疆界，耕耘于創(chuàng)作園地。他們收獲的“文學作物”，為當代文藝長廊頻增新景，繁榮豐富了當前文學的藝術品類，增加了“文學共和國”的多樣性。文學創(chuàng)作的“新勢力”也需要闡釋的互動來張揚現(xiàn)象中的合理性因素，一部分研究文學、熱愛文學者相信當代文學可借此想象與謀求更好的未來。在這樣的背景下，“舊話重提”的沖動有了現(xiàn)實基礎。如何“打通‘文’”與‘學’？關于“作家學者化”與“學者作家化”現(xiàn)象的再探討，這正是本文的寫作緣起。
討論任何一個話題，如果不能還原為一個問題，那么討論就缺乏指向性。所以關于“作家學者化”“學者作家化”，要展開探討，首先要把它“還原”成問題。談及“作家學者化”“學者作家化”現(xiàn)象，可以“還原”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理解“化”？“化”是不是意味著變化、轉化？如果是變化和轉化就有時間上的先后，有身份角色的建構、獲得隨著時間推移而發(fā)生的轉變。從這個意義上講，分析“作家學者化”“學者作家化”就要討論作家如何在一個時間過程里向學者去轉變，學者如何隨時間的流動展開文化實踐活動、“轉化”為作家——我們要在一個時間先后的序列里去研究說明“化”和“變”如何發(fā)生。這個問題在我看來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真問題，對于不少“學者化”的作家或“作家化”的學者來說，他們“復合型”的文化意識、跨界融通的文化實踐乃至“綜合性”的風格氣質的形成并不是“轉”的過程釀就“變”的結果，而是從一開始就是一體兩面的存在。
有些學者在取得了相當?shù)膶W術成就之后，因為近些年其小說、詩歌、散文創(chuàng)作“浮出海面”，創(chuàng)作實績?yōu)榇蟊娝?，甚至大有“?chuàng)作與研究齊飛”“文學批評與文學寫作協(xié)奏”之勢，而被視為實現(xiàn)了“學者作家化”的“轉型”。實際上，梳理他們走近文學繆斯、走上文學之路的過程以及細查他們的創(chuàng)作談或作品后記，不少學者接受“文學啟蒙”之際，首先是醉心于創(chuàng)作，而不是寧愿一味沉溺于封閉式理論玄想。即便是在與那些洞悉了人類精神密碼、穿透世界幻象、追問存在之謎的哲學殿堂的偉大心靈的對話中，感受到理論、形而上之思在解釋現(xiàn)象世界時所具備的力量，最初作為文學青年、校園詩人、美文作者的他們選擇的是以文學的語言和形式重新將從理論里認識的世界再次“發(fā)明”出來。他們有的早年已發(fā)表過作品，有的則積攢了一定數(shù)量凝聚青春情思的抽屜文學，然而缺乏一個真正有效的機會讓他們以持續(xù)的創(chuàng)作為業(yè)、早早地向世人宣示他們的才華與文學激情。個人發(fā)展中理想與生活實際的錯位、順勢而行的人生選擇、以文學研究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代償方式，種種的陰差陽錯或者生活道路的岔開帶來的新機遇，使他們廁身于學術機構，在文學研究領域躬耕一方園地。在他們有了時間、精力的余裕以后，舊作推出或者舊文與持續(xù)創(chuàng)作的“新篇”雜合成集刊發(fā)，便給大眾留下了知名學者換條跑到再出發(fā)的“學者作家化”印象。今天列入“學者作家化”現(xiàn)象的不少討論對象，其實很早就有文學夢，他們創(chuàng)作上的起步未必大幅地遲于學術研究，不過是在實際的職業(yè)選擇上，他們主要棲身于高校和學術研究機構，以學術研究或文學批評上取得的成就、以學者身份為公眾熟知，創(chuàng)作作為個人的興趣、修養(yǎng)如潛流一般貫穿于個人的文化生活和文化實踐之中，隱而不彰，一俟恰當?shù)臅r機出現(xiàn)，便從隱到顯。當我們把知名學者在學術上臻于成熟之后集中推出文學作品看作是時間過程里前后有序的轉變、轉化，并以之為基點來研究學者如何向作家轉變，那么就忽略了大有意味的創(chuàng)作“起源”。更確切地說，對于那些今天在創(chuàng)作上“爆發(fā)”的學者來說，他們最初的模樣本來就是作家與學者面孔的結合，在職業(yè)發(fā)展的不同階段，我們只是看見了“半張臉的神話”，現(xiàn)在燈光亮起，他們轉過臉來，另外半張臉的神采吸引了人們的目光。研究還是創(chuàng)作、學者還是作家，也許在個體文化生活實踐與職業(yè)身份展開的不同階段有主次之分、顯隱之別，但未必是先有甲，再由甲而乙的轉變。
就“作家學者化”來說，今天以駐校作家身份進入大學成為兼職教授、講授創(chuàng)意寫作、指導寫作實踐、推出文學評論集或品讀世界經典作品專輯的知名作家，學術界也很少把他們作為完全意義上的學者或文學評論家來看待，他們也并不按照現(xiàn)行學術體制對于學者的學術考核要求立身以及追求職業(yè)上的自我實現(xiàn)。在學界和公眾認知當中，他們仍然是作家，進入高校也主要是發(fā)揮作家在寫作上的優(yōu)勢來推動寫作人才的培養(yǎng)，而不是作為文學史研究、史料研究或者文藝理論方向上的專業(yè)學者重新開辟學術園地。而且作家對同儕的成果或者世界經典作品進行品讀、賞鑒，好像自古而今，無論中西，都是普遍存在的現(xiàn)象，比較研究、琢磨別人是怎么寫的、探究別人寫得怎么樣，從而尋出自己文學世界的“道”與“路”大概是每個作家的基本自我修養(yǎng)，也是創(chuàng)作無可回避的必經之途，這很難作為作家是否“學者化”了的根本依據(jù)，更何況作家評論作品的方式往往有獨特的路數(shù)，不受“系統(tǒng)化”的學院批評以及學院批評話語生產機制的囿限，這就更難將其與“學者化”的批評等量齊觀。從前述幾個層面來講，討論從作家到學者的轉化或轉變，意義不大。
如果把“作家學者化”做更寬泛的理解，意指作家的知識儲備、思辨能力、思想者的精神氣質、學者式的探究意識、寫作中的智性追求，包括以學問、理念、知識熔煉生活素材，從而生發(fā)及表述獨特經驗的能力，那么，不少作家都有培植學問素養(yǎng)、提高思想力，鍛煉智性思維的自覺意識，甚至有的作家本身的創(chuàng)作風格就有很強的理性特征，或者說作家自身即為“理性型”的作家，藝術表達方式里“理智”超于“情感”，這樣的作家常常在寫作中調動豐厚的知識積淀，顯露出學者風范、理性氣質。當然，還有一些作家自覺地運用知識補經驗之缺，大寫“知識”而小寫“人情”，以文學形象來說明對于世界的根本理念——這同樣使“學者化”的風格表露無疑。以王安憶為例，她是進入高校從事文學寫作教育時間既久又積年有成，且推出授課講稿，以獨特的文學評論文字獲得贊譽的駐校作家、兼職教授，但從公共認知來看，她真正獲得認可的身份還是作家，而不是學術研究專業(yè)性突出的學者。不過，就王安憶的創(chuàng)作來看，又確乎能看到作家學者化的風格、氣度。在我看來，王安憶是偏理性型的寫作者，她創(chuàng)作臻于成熟以后的作品有很明顯的理性風格，這也有可能是她早期創(chuàng)作里本有的不那么強烈的理性特征被擴大和強化了。如果將她的《小說課堂》等分析文學文本的著作與她個人的小說對讀，其語言表達與認識的提煉方式常常讓人生出似曾相識之感——感性的閱讀體驗、生活經驗與理性的概括、抽象熔鑄一體。她文學評論里的文字放進小說里也并不違和，有些表達基本相通，我想，這還是在于作家對經驗、體驗的處理總有往玄虛、抽象、認知層面的判斷去升華的慣性。她在評論性的文字里說“但是有一個更久遠的博弈，這個博弈還未完，還未決出勝負，那就是未來的時間”，在小說里寫“青年在街巷里面的出現(xiàn)有點不一樣，有點類似于重寫文學史的意思”。這樣的句子在評論與小說里互換似乎也沒有太大問題。在不少作品里，王安憶鮮少把經驗停留在生活實感的層面，以實寫實，總是習慣性地要對經驗做出判斷、評點，對經驗進行抽象，提煉出理性化的評析，作家慣于用自己的認知模式和眼睛制造對于經驗的“認識裝置”，她把揭示經驗背后更根本的道理作為小說敘述的一種不可回避的倫理。這樣的表達方式無疑需要作家有理性思辨的能力和較好的理論素養(yǎng)，而這兩點，王安憶都不缺乏，把她視為“作家學者化”的一個代表，應該是合理的。更不用說李洱在《應物兄》中對于龐雜知識的鋪陳、串聯(lián)，建構的巨型“知識型”敘事，執(zhí)迷于知識的智性，其“作家學者化”的氣質與特點得到極為硬核的體現(xiàn)。隨著今天高等教育的普及，整體國民教育體系的完善，作家的代際更迭體現(xiàn)出新的群體性特點，即70、80、90后作家里高學歷擁有者越來越多，接受過完整、專業(yè)甚至高階文學教育、文學訓練者比較常見，比如葛亮、甫躍輝、王威廉等青年作家。對這樣一批寫作者來說，知識素養(yǎng)、專業(yè)修養(yǎng)和智性訓練、理論視野融入到他們的寫作當中，是自然之事，是應有之意。由此視之，“作家學者化”就更難說是特殊現(xiàn)象，而是越來越成為普遍的存在。
尤其需要強調的是，學者作家化，從今天的網(wǎng)絡文壇來看，實在是太普遍了。有大量“準學者”甚至學者以網(wǎng)絡作家的身份活躍于網(wǎng)絡寫作平臺，混跡于晉江、起點、豆瓣。我們現(xiàn)在的討論在設置議題、闡釋題旨時其實就先把這部分群體排除在外了。電視劇《大唐榮耀》的原作小說就是中南民族大學的教師寫的網(wǎng)文。一個科技工作者、科研人員、一個從事經濟學、社會學研究的專業(yè)研究人員完全有可能在網(wǎng)絡上寫科幻小說、寫耽美同人、寫仙俠玄幻。我的一個朋友就是文學專業(yè)的博士候選人，她也在網(wǎng)上寫種田文，她所加入的網(wǎng)文作者群，其中不少人擁有高學歷、是高知，不過大家從不顯揚線下的學術身份、學術背景與高知學歷，而是共同遵守網(wǎng)絡文學的形式話語、寫作規(guī)則和交往規(guī)范，這樣的寫作者算不算學者作家化呢？當然算。我通過指導學生論文了解到一位年輕的海外高校人類學博士何襪皮（本名何晴）。她從國內到國外，都是名校教育背景，做人類學研究，關注犯罪心理，犯罪與空間是她的一個研究方向。何襪皮一邊運營新媒體，開設公號，直接擇取典型的社會案件作為分析對象，寫精密的分析文章，收獲百萬粉絲，同時也寫罪案小說，或者說融入罪案情節(jié)的小說，但她在創(chuàng)作上嶄露頭角其實是通過線下的文學雜志得以出道與出圈。何襪皮的創(chuàng)作利用專業(yè)的知識儲備探究人類深層的犯罪心理、分析罪與罰背后的人性根源，融通俗罪案故事的元素入嚴肅的文學書寫而成就“純文學”的品質，甚至以罪案的情節(jié)形態(tài)和由極端性的事件、生命情境引發(fā)的哲思來尋求思想與形式上的“先鋒性”。她寫罪案的部分作品具有非常鮮明的寓言化寫作特色，以超強的想象力建構完全超離于現(xiàn)實世界的虛構世界，用變形的人物、超現(xiàn)實的環(huán)境來構成對現(xiàn)實的強勁隱喻。我的看法是，在這種寓言化的寫作里，作家調動了她的知識積累和所熟悉的理論范式，按照合乎理論解釋的結構模式，把她小說中虛擬世界里的事件、人物提煉為意義符號，形成“虛構與寓言”的特色。這樣的寫作是不是“學者作家化”呢？或者說算不算“作家學者化”呢？我覺得也算。寫過《瀝川往事》的作家施定柔，她本人是多倫多大學東亞系博士研究生，她寫過所謂的水墨新武俠，如《迷俠記》《迷行記》《迷情記》。作品中有些部分的意涵已經不能完全以武俠小說的通俗品格視之。三部武俠小說寫下來，武俠味越來越淡，甚至有了反武俠的意味，加入了成長小說的意趣，通過人物的流浪與漂泊，對信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愛情的皈依等關涉生命根本處境的問題有不乏深度的追索與探問。這樣的寫作有沒有受到她的專業(yè)素養(yǎng)、學術功底的影響呢？這是否關涉“學者作家化”或者“作家學者化”呢？我覺得是相關的。對于上述活躍于網(wǎng)絡世界的寫作者來說，他們也未必是謀定了學院內的工作、確定了以學術為志業(yè)的人生方向甚至小有成就以后才向網(wǎng)絡文學寫作者轉變，大概起步的時候就是雙線并行，難分先后。但這部分“學者作家化”的現(xiàn)象幾乎被排除在我們的視野之外。
前述種種，不過想說明，把“學者作家化”“作家學者化”看作特殊的轉化，將現(xiàn)象還原為“如何化”“怎樣變”、在時間過程里“轉變”怎樣發(fā)生、意義何在等問題去探討，不太有意義。一是目前議題設置的方式忽視了大量網(wǎng)絡上的學者作家化，拋開了網(wǎng)絡文壇，假若將這部分群體納入考察視野，則會更加凸顯“學者作家化”的普遍性，稀釋特殊性。二是很多時候，“特殊”的轉化并不存在。
如果把討論的話題“作家學者化，學者作家化”還原為作家和學者應不應該互化，可不可以互化的問題，那么這就更沒有問題了。從古至今，從西方到中國，答案是確定的。最偉大的作家有不少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文藝復興以來，這樣的文化巨匠照亮了人類文明的天空。我們的文化巨人魯迅先生，說他是學者毫不為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史上，“學者作家化”“作家學者化”好像是普遍現(xiàn)象，而非個別的存在。這些“巨人”在知識學養(yǎng)上的積淀，使得作家的“學者化”如同撒鹽入水，不著行跡，沒有障礙。兼容學者與作家之長，振兩翼而高飛，正是他們作為復合型知識分子或文人的實然與本然。有一種擔憂，認為學者思維與作家思維，學者的語言表述體系與作家大相徑庭，“作家學者化”造成作家在兩種身份意識和思維方式之間切換，有時未必能最大程度激發(fā)寫作上的活力，反而由于膠著于學理思辨，多了匠氣，少了靈氣，語言失去輕盈鮮活，而陷于板滯枯澀。不過，我的看法是：作家學者化不一定會妨礙作家寫作能力。只有個人天才和能力的高低，沒有能不能“化”的問題。個人的綜合素養(yǎng)協(xié)調能力達到什么地步就呈現(xiàn)什么樣子。個體因天賦、才能的差異會帶來“化”的結果不同，但絕不是“學者化”根本地影響了一個寫作者成為好作家。同樣，“學者作家化”會不會妨礙個體成為一個好的學者？我認為也不會。中外許多一流的作家兼學者甚至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巨擘已經充分證明了杰出者憑借天賦、才能、經驗完全可以使學者、作家兩種身份、氣質、思維、語言調和到一個理想的狀態(tài)從而孕育藝術性與思想性兼具的杰作。對于“化”的好不好來說，才能和天賦可能是天花板，知識可以就補一部分，但是知識頂不開這個天花板，而這不構成對“學者作家化”和“作家學者化”產生質疑的普遍性問題。另外，某些學者的寫作路向和研究之間是高度相關的，研究未必影響創(chuàng)作，只是知識如何哺育寫作的問題，而且文學史視野與文學史意識能夠使寫作者更清晰地面對“影響的焦慮”，為自己的寫作確定偉大的方向，所以應不應該“化”、能不能“化”都不是問題。
所謂的“兩化”現(xiàn)象到底在什么層面會成為問題呢？如果“作家學者化”“學者作家化”涉及到批評話語的生產機制、涉及到文學場域象征資本的積累，涉及到資本、制度化的權力與圈層化社會關系對文化生產的運作產生的影響時，是否成為問題？在體制層面去思考“作家學者化”“學者作家化”對于當下文學生態(tài)的影響時，會不會發(fā)現(xiàn)問題？我認為正是在上述意義上，“作家學者化”“學者作家化”可能顯示了真正具有危機性的問題。當作家雙重體制化，一方面作為專業(yè)作家在作家序列里體制化，一方面作為高校特殊聘任的教師被半體制化或全體制化；當批評家、學者與作家的關系開始成為同一體制內的同事同儕乃至“同盟”，使得學院批評因為這種體制上的親緣關系而有所偏重的時候，真正自由、尋美、獨立的批評何以產生？反過來，當學者成為作家，由于個體本身以批評家、文學領域專業(yè)學者身份對于“文學場”的深度介入，先行獲得的象征資本、集聚的話語資源會不會為他們的創(chuàng)作引發(fā)關注、收獲榮譽“鳴鑼開道”？在出版、發(fā)行、推送和被評論研討的層面，學者們的文學作品是不是會與那些“野蠻生長”而殺入文學圈、具有創(chuàng)作實力、但還沒能被充分關注的作家一樣，完全以創(chuàng)作的杰出度被“平等視之”？還是會享受由體制性的結構力量以及基于身份而掌握的話語權力轉化而來的先發(fā)優(yōu)勢？由于體制化的身份和基于這種身份產生的主流話語場中的作家與學者的密切互動到底對我們的文學生態(tài)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一方面，它可能使我們的寫作和批評具有了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文學創(chuàng)作與批評，還能不能堅持美學至上、藝術第一的標準？在這個意義上來講，如果在雙重體制中，我們去強調一個作家借由體制優(yōu)勢成為學者，或者一個學者憑借前述的先發(fā)優(yōu)勢介入文學生產、傳播、評價環(huán)節(jié)建構新的權威形象、成為重要作家，這其實應該引起警醒和反思。
但是反過來講，我覺得學者應該“作家化”，這未必是通過最大限度調用文學場內的象征資本、話語權力的方式突出“優(yōu)秀作家”的身份或者標示創(chuàng)作上的“成功”，而是在學術思想表達、批評話語的生成上向藝術創(chuàng)造的精美、凝練、獨特的個人風格、不拘一格的文體意識去靠近，將批評文本或者學術文章當作真正展示藝術獨創(chuàng)性、融合文學性、講究可讀性的文本，讓其經由自己的心與筆的孕育得以誕生。學者如果通過“作家化”尋找到破除固化的學術思維、學院知識話語系統(tǒng)表達程式的僵化的途徑，可謂“善莫大焉”。比如李健吾的印象主義批評，可讀性非常之高，他的批評文字有很強的文學性，真正在批評中以文學的方式貼近文學和批評對象。他本人寫劇作，也是學者，他身上體現(xiàn)出的“學者作家化”在今天仍然具有非常正面的示范價值。
我看到黃燦然關于孫康宜《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概論》的評論，出于對這部既講了常識、又寫了知識，還提供大量卓識的著作的激賞，黃燦然直言：“記得十多年前有人提倡‘作家學者化’，但我卻想反過來提倡學者應‘作家化’。因為學者也是作家，寫作者都是作家，沒理由不在有見識的基礎上寫得生動明白?！?他期待學者不光有見識，還能在寫作這件事上寫得好看、耐讀、有意思、不沉悶——畢竟學術文字也是一種寫作。黃燦然之所以把孫康宜的這本書看作“是出色的學者作家化的例子”，更重要的一點就在于他認為孫康宜“像一位成熟的優(yōu)秀詩人批評家那樣寫”，“我說她像一位優(yōu)秀的詩人批評家那樣寫，是因為我不得不承認，我打開這本書，很快就以詩人的角度來讀，而不是以一般讀者的角度：作者簡直使我代入書中詩人的角色。”我想這里的贊譽源于學者不完全作為創(chuàng)作行為的旁觀者、分析者而是以其卓越的學識、藝術修養(yǎng)，把作家思維或者說將自身擬想為甚至化身為詩歌創(chuàng)作者的思維、語言、對于創(chuàng)作過程的體認融入到學理性的闡發(fā)中，從而引起了閱讀者——同時作為詩人、詩歌評論者、翻譯者的閱讀者的“惺惺相惜”與“心心相印”。尤其當學者不是從外部去探究詩歌寫作的生發(fā)機制，而是“從詩人內部去探索他們的探索”，展現(xiàn)詩人如何在內心的驅動之下，以心靈、特殊的文化心理、人格精神為過濾器，“過濾他以前的傳統(tǒng)和他所處的現(xiàn)實，來創(chuàng)建自己的個性和形象”，這就深深地引起了一個寫作者的共鳴——因為這樣的“學者作家化”的寫作揭示了詩人處理現(xiàn)實與傳統(tǒng)的方式，以及建構自身藝術形象和形成個人藝術風格的道路，它無疑為一個有志向的詩人提示了向何處去尋求建立自我和完成自我的可能性。這是自然是極有意義的“學者作家化”。
還有一種積極的“學者作家化”意味著向社會介入的行動——不滿足于既有的體制化身份帶來的知識視野、實踐方式、生活實感上的限制而尋求與社會更廣大層面的互動和連接。比如說梁鴻寫《中國在梁莊》，比如黃燈寫《大地上的親人》。今天確實有一些學者不滿于學院派理論操演以及流連于文本內循環(huán)的批評話語的不及物與棄置現(xiàn)實，選擇以文學寫作來恢復現(xiàn)代知識人與現(xiàn)實、社會之間的切身聯(lián)系，表達社會關懷，既調動生活經驗，又調動理論資源，把寫作作為一種更直接、有力的文化行動，介入到時代生活的現(xiàn)場之中。這樣的“學者作家化”產生的示范效應，包括這一群體中極富社會責任感的個人直接指導普通民眾拿起筆進行寫作，會觸動樂觀的文化期許——文化平權的可能性或許由此而生——這是讓人樂見其成并愿意支持的。
就“作家學者化”來說，令人期待的狀態(tài)是作家可以把身份的“化合”當作契機，去對流行的社會控制邏輯提出抗辯，釋放文學創(chuàng)作在直面社會現(xiàn)實進行文化建構時所具有的更強的行動力量。我看到趙學勇多年前的一篇文章，談到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文化人格建構。我認為無論是“學者作家化”還是“作家學者化”，最后應該落實到現(xiàn)代知識分子理想文化人格的建構以及這種文化人格對于塑造良好文化生態(tài)、精神文化風氣的現(xiàn)實作用上來?，F(xiàn)代文學發(fā)展史上，“作家學者化”“學者作家化”，實際上是一體兩面。許多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寫作活動、文化活動、學術活動很難說只是為了完成一種創(chuàng)作理想或學術理想，而是關涉整個中國文化乃至社會的現(xiàn)代轉型，所以不少作家、學者會主動從多面出擊，來完成對于文化變革、社會變革的介入。歷史的經驗與過去的事實在今天還有啟發(fā)意義。學者和作家身份的“化合”理應成為社會知識人體驗以及重塑自我身份的路徑，推助他們去思考身份或者文化意識上的“融通綜合”到底能夠給研究和寫作帶來怎樣的解放力量，從而打破文化幻覺，真正把個人意識和公共意識連接起來，尋求文學在社會層面發(fā)揮更大聯(lián)通作用的可能。同時，這種“化合”完全可以導向更加個人化和風格化的寫作，不是學術思維與表達成規(guī)壓制或沖淡了個體的文學風格，恰恰相反，有才能且有領悟力的寫作者其實能夠發(fā)揮“化合”對于風格化的增強效應。實際上，無論是對于學者型作家來講還是作家型學者來講，我覺得都應該如此。
此外，我們還可以由“作家學者化”“學者作家化”現(xiàn)象出發(fā)去思考現(xiàn)代有機知識分子的生成，這個“有機”不一定要還原到葛蘭西的意義上，可以做寬泛的理解，即“真正使才智無利害關系地運用”，闡明藝術，并且端正品位，重構批評家和作家的典范作用。探討“作家化”和“學者化”，應該提醒或者呼喚批評家、學者、作家對于制度化的力量、結構性的制約帶來的文化惰性要有清醒的認識，自覺地對結構化力量的馴化保持張力，堅持獨立、有韌性的文化姿態(tài)。我們也應該把對“作家的學者化”、“學者作家化”的研究、探討向網(wǎng)絡文壇的延伸，破除學院批評與現(xiàn)有的主流文學研究在面對網(wǎng)絡文壇、依托于網(wǎng)絡的新興寫作現(xiàn)象時，因為主流的作家、學者對網(wǎng)絡形式語言的隔膜而造成的批評話語、研究范式的有效性不足的窘境。我們完全可以鼓勵、發(fā)動、呼吁現(xiàn)在為數(shù)甚眾的活躍于網(wǎng)絡媒體、具有“準學者”身份又在網(wǎng)絡新文類寫作上游刃有余、開疆拓土的這部分寫作者，參與到對網(wǎng)絡文學的研究、評論中來，兩手都抓，充分發(fā)揮自身對網(wǎng)絡文學形式話語的認知優(yōu)勢，沖開目前兩個文壇在“研究”和“批評”上仍然沒有完全打破的壁壘，為當前文學研究、文學批評注入新的活力。
我們還要意識到另一種危機?！白骷覍W者化”已經是今天的一種現(xiàn)實趨勢，出生于1950年代很多作家可以調動社會經驗去創(chuàng)作，包括60年代的作家，有些作家或許依靠寫經歷、寫個人親歷的生活，作為“生活型”“經驗型”創(chuàng)作者就能立足——雖然未必能長期保持較高的創(chuàng)作水準，持續(xù)有高質量的“產出”。但代際劃分中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作家情況不太一樣，尤其80、90后作家，他們不大可能大規(guī)模地依據(jù)社會進程的重大的起伏跌宕對于個人生命過程的有力楔入而提供的社會經驗、生活經驗、切身的歷史感去創(chuàng)作。他們生活在社會平穩(wěn)發(fā)展的時期，不少人受過完整的高等專業(yè)教育，甚至具有碩博研究生層面的高學歷，良好的學歷教育、專業(yè)教育使他們具有更好的綜合文化修養(yǎng)、得以汲取更豐富的思想文化資源，也使他們對于知識、理論有更強的親近感，更容易調用知識、理論彌補經驗的匱乏、不足。當日常生活不能通過個體對于經驗的體認而進入文學創(chuàng)作，個體因經驗不足而依靠理論輸出來對生活實感、經驗的匱乏進行補救，寫作者“學者化”的理論優(yōu)勢、知識優(yōu)勢、長期學院教育的深層影響一定程度上會導致作家的文學文本滑向與西方理論“互文”的形態(tài)，或者說形成與理論高度“對標”的路徑依賴。雖然這未必意味著令人悲觀的現(xiàn)實，但一味以樂觀的態(tài)度排遣其中潛藏的隱憂也不見得明智。面對隨時代文化語境之變而出現(xiàn)的“作家學者化”“學者作家化”的新動向，怎樣重新鍍亮日常經驗對于寫作的意義，不輕易以理論去封印敏感的心靈、翻滾的血氣和在世間與山河父老相遭遇的肉身，這恐怕也是我們需要去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