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法證明歲月有腳》創(chuàng)作談：在大地上，我們只過一生
我不是職業(yè)作家，也不能算是那種有著旺盛的創(chuàng)作激情的高產(chǎn)的寫作者，只是，從小被父輩熏陶出來的“鉛字情結(jié)”，總讓我惦記著寫作這件事——想寫一部好作品，想把文字作為自己活著和活過的生命痕跡。
距離上一次獨立完成長篇作品、并在《收獲》雜志上發(fā)表，至今已有17年。
生活中，我是個沒有什么嗜好的人，不事煙酒不喝茶、不愛歌舞也不喜戶外鍛煉、除了工作關(guān)聯(lián)的人際之外幾無社交；我的第一要務是照顧和教育我的三個孩子，讀書、聽音樂和看電影是我業(yè)余時間里幾乎全部的娛樂。但是，看的書越多、經(jīng)歷的事件越多，卻越是謹慎著思量著去動筆，怕是自己不夠用心或者不夠水準，糟蹋了故事，也降低了本心里對寫作這件事的神圣感。
在少年時代，曾做過作家夢。上大學那一年，作為保送生、在可以任意挑選專業(yè)的前提下，我執(zhí)意選擇了并不是報考熱門的中文系。
進大學后，有老師提醒我們，中文系并不是培養(yǎng)作家的地方。這句話有多重解讀方式，但無論論據(jù)有多么詳實，也不妨礙我在大學四年的時光中繼續(xù)做著作家夢。尤其是一提到大學生文學，大家都會說到喻杉的《女大學生宿舍》，而我所棲居的武大桂園宿舍，就是這篇小說的原型所在。這種“典型環(huán)境下的典型人物”的創(chuàng)作暗示，無疑是在引導我對“中文系不是培養(yǎng)作家的地方”這一說法進行抗辯。擔任過我的任課老師的，有德高望重的陸耀東先生，有年富力強的易中天老師，於可訓教授作為我的畢業(yè)論文指導老師，他們都在我追尋文學創(chuàng)作這條道路上，不遺余力地給予了無私的提攜。
年歲漸長，越來越務實，以為夢該醒了，就忙忙叨叨地投入到一些看起來與時俱進的時髦的生活。大學畢業(yè)那一年，我放棄了保送本系研究生的機會，風風火火地參加工作，急急忙忙地想把自己做成一名自強自立的職業(yè)女性。幾十年過去了，單看我的職業(yè)履歷，恐怕我真要算是好折騰、不安于現(xiàn)狀的那類人；但我這人干任何事情都很投入，一段時間里也相對的心無旁騖，寫小說、當作家這件事在我的日常生活排序中就越來越邊緣化了。2000年前后，我懷孕、待產(chǎn)、第一次當母親，終于得以從外面熱鬧的世界中抽身出來，在異地過了兩年安靜的離群索居的日子。那段時間，兒時的夢又回來了。我靜下心來，本著要和孩子一同成長的初衷，開始用電腦寫作，并申請到了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的文學博士候選人資格，研究方向是亞洲女性的文學創(chuàng)作。
做學問、尤其是用非母語的文字工具來從事文學評論，終究沒有成為我生命中的一個亮點——我的博士求學之路半途而廢。原因很多，但事后回想，決定性的因素還是在于那時的我過于現(xiàn)實，也不夠心靜。2000年前后在昆士蘭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華人學生，多半都是學理工科的，他們有獎學金和生活費補貼，而且大多比我年輕。我當時的情況是不用交學費，但生活費還是要自理的——所有碩士生、博士生的津貼都來自于他們導師的科研經(jīng)費，像我入門的這種純文學學科，不是關(guān)系到國計民生的重大課題，很難獲得澳大利亞國家財政的科研補助，也沒可能得到企業(yè)的贊助；我的導師自己搞研究都囊中羞澀，就甭提惠及到我了。那時候我參加一些中國留學生的社團活動，跟一群學理工的學弟學妹們在一起，聽他們討論獎學金的多寡，心里沒想法是不可能的。適逢其時，我在一檔電視節(jié)目中看到了一個對電影演員陳沖的訪談，她談到自己為什么在美國沒有攻讀博士，原因之一是，一個學電影的文科博士在海外是不太好找到工作的，其二是，拿到碩士學位時她30歲了，她不希望自己在這個年紀上還在盲目地為下一個學位而消耗生命。陳沖的話對我影響很大，她說的學電影的博士和我在讀的文學博士，異曲同工。而我那時，年紀也正在奔三的門檻上。于是，我問自己，你真的是充滿激情地喜歡用英文來從事文學理論研究嗎？你拿到文學博士的學位后能在英語世界里找到心儀的工作嗎？你的未來需要這個博士的頭銜來加持嗎？就算你想撿起作家夢，念完這個博士就能讓你夢想成真嗎？——當我清晰地知道自己給出的全是否定的回答后，我向?qū)熖岢隽藷o限期休學。我跟導師說，如果能夠選擇，在文學領(lǐng)域，我愿意從事創(chuàng)作，而不是評論；而在我未來的人生道路上，我還是更愿意做一名積極的社會建設的參與者，而非只是用紙筆來旁觀和記錄時代的寫作者。導師說她理解我，也鼓勵我說，寫作是件越年長越有價值去嘗試和探索的事情，趁你還年輕，就多積累些寫作素材吧；說不定會有那么一天，你寫出一部好作品，你就成了其他博士候選人的研究對象了。
導師善解人意的說辭，像是對我的寬慰，而我更愿意把它當成是一種美好的祝愿。雖然不再是昆大的全日制學生，但我依然住在昆大校區(qū)的catchment，而且一住就是十余年。昆士蘭大學主校區(qū)內(nèi)有著全澳洲最美麗的藍花楹盛景，每年11月底是藍花楹的花季，也是大學的考試季，民間有種說法是，被飄下來的藍花楹花瓣砸中的學生考試會掛科——估計我就是那個看花看得忘了形、最后渾身披滿了飄落的花瓣的學子吧，足夠浪漫，也足夠遺憾。我把我在昆大的學籍號好好地保存了起來，思忖著要用自己的方式彌補這份遺憾——在終止學術(shù)研究生涯的這一年，我構(gòu)思動筆長篇小說《米卡》，從文學研究回歸文學創(chuàng)作。
《米卡》寫了個偷渡到巴黎、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的故事，小說標題就是女主人公的名字。在武漢話里，“米卡”就是極言其小的意思，取名“米卡”，寓意她卑微如塵埃的生命。小說中，我以一位出生于武漢、在巴黎工作的心外科醫(yī)生的視角，用第一人稱的口吻和倒敘追憶的方式，講述了“我”這樣一位高知精英和市井頑女“米卡”之間的愛與哀愁。小說最開始是在海外華人的門戶網(wǎng)站《文學城》上連載的，面對著一群忠誠的讀者每天催更，我完成的速度很快。我曾在巴黎生活過相當長一段時間，因此，這個故事的大背景和人物的生活細節(jié)，有著扎扎實實的現(xiàn)實基礎；而人物的設定和故事的推演，既是我的個人創(chuàng)作，也不乏讀者朋友每天給我的留言帶來的些許影響。小說連載過程中，有位身在美國的筆名為“飛魚”的讀者朋友，直接用我名字的漢語拼音全拼為我注冊了一個國際一級域名的網(wǎng)站，并利用她的業(yè)余時間，積極地把網(wǎng)上能找到的我的一些作品都放在了上面。兩個愛文學的女生惺惺相惜，這個網(wǎng)站她義務幫我維護了好幾年，直到后來她回到北京主持一家大型基金的工作，網(wǎng)站才關(guān)閉掉。我們至今沒有見過面，她回國后，我們逐漸失聯(lián)，但我相信，如果我堅持寫作，她一定會在或遠或近的某處關(guān)注我，而我的文字，便是回應她的最好方式。
海外的這些同胞讀者們的認可，極大地鼓舞了我的創(chuàng)作熱情；像我這樣一個用母語寫作的創(chuàng)作人，自然更希望能夠回到母語的文學世界中，與更多的母語讀者們探討分享。我認同作家陳村的那句話，中國最好的文學期刊中，《收獲》雜志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簡寫本”，位踞其首。所以，我決定向《收獲》投稿。
為了靠攏我向往的《收獲》雜志刊發(fā)水準，我對《米卡》初稿又數(shù)度進行了大量篇章的更改，完善了細節(jié)，潤色了文字，把在海外網(wǎng)絡上連載的急就之作，認認真真地修理成細節(jié)、場景、人物關(guān)系上都經(jīng)得起推敲的文稿；然后，我把它打印出來，厚厚的20多萬字的稿件，投遞到上海巨鹿路的收獲雜志社。一個當過外資出版公司首席編輯的人，在她30歲時，作為一名自由投稿者，心懷忐忑、惴惴不安地把自己心儀的作品交給郵局，信封上寫著的收件人是“雜志編輯部老師”；然后，數(shù)著日子期盼著遙遠某處的編輯的回音——回想起來，因為自己在業(yè)余時間的文學創(chuàng)作而經(jīng)歷著這樣的反差與錯位，究其根本，源自內(nèi)心深處對文學的那份虔誠。
從投稿的那一刻起，我似乎又開始做起作家夢了。
我在寫給編輯的信中留下了我的電子郵箱地址。幾個月后，在幾乎以為小說石沉大海時，我收到了編輯老師發(fā)來的郵件。編輯老師的郵箱前綴是“魯濱遜”的漢語拼音，這個充滿了文學幻想和漂流聯(lián)想的郵箱號，帶給了我朝思暮想的驚喜——根據(jù)“魯濱遜”老師的修改意見，我再度增加了一些人物的矛盾沖突，同時適當壓縮了文稿的篇幅，之后，《米卡》發(fā)表在2005年《收獲》的長篇專號春夏卷卷首。發(fā)表后，“魯濱遜”老師又給我轉(zhuǎn)來一些讀者來信，有家影視公司很快買走了小說的影視改編權(quán)，小說隨即也作為單行本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面世。出版的新書封面題字和扉頁畫都是我的長子韋斯理設計的，那時他才四五歲光景，他以能和媽媽一起出書為榮，而我總記得自己懷孕時的初衷——要和孩子一起成長。“魯濱遜”老師借此鼓勵我趁熱打鐵繼續(xù)好好寫作，但那時我剛得到一份新工作，興師動眾地從澳洲回到祖國、在深圳的一家國企里當高管。本著要對自己負責、對工作負責、對雇主負責的宗旨，寫作這事，在我的生活重心中再次被邊緣化了。
直到2016年，韋斯理突發(fā)重病去世。韋斯理是一個在數(shù)學、文學及音樂領(lǐng)域有杰出成績的天才少年，他中學時連跳兩級，12歲成為“門薩”俱樂部成員，既是澳大利亞奧林匹克數(shù)學競賽國家隊的選手，又是昆士蘭州最年輕的專業(yè)鋼琴家，15歲時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精算系錄取。他撰寫的研究金庸作品的古典文獻的論文作為IB考試高級漢語類的A+論文，被其母校圖書館收藏。在他去世后，澳洲本地的英文報紙以《罕見的天才的告別》為題，整版報道和追思著韋斯理的故事。他所畢業(yè)的小學專門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個“Maths & Arts Award”獎項，在每年的應屆畢業(yè)生中嘉獎一位像他一樣在數(shù)學和藝術(shù)領(lǐng)域齊頭并進的優(yōu)秀學生。韋斯理離開后，很長時間我都閉門不出。我的心理醫(yī)生用各種方式啟發(fā)我要學會Move on（朝前走），但心里的負荷太重，我動不了——這個讓我起心動念要和他一起成長的孩子，在最燦爛的花季離開了——我看不到Move on的希望。
我一遍遍地翻閱從前寫的日記、為韋斯理記錄的博客文章，里面的一則小故事，讓我醍醐灌頂——
韋斯理問，媽媽，你說，這個世界上買得起寶馬奔馳的人，和能夠出版一本有分量的歷史小說的人比起來，哪個數(shù)量會多一些。
我笑了，回答說，當然是前者。
然后，他堅定地說，是啊，媽媽，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這一年，他不過14歲。
——韋斯理去世，沒有留下任何遺言和遺書，他在昏迷的最后時刻有一度清醒，喊了聲“媽媽”，這是他臨走前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后的回聲。我常常回憶那天清晨的那個場景，回憶著韋斯理的那聲艱難但無比清晰的呼喊，我更愿意去相信，這是召喚，不是辭別。我們沒有道別，我們還要再見——而文字，是我們隔著時空交流的方式。
整理韋斯理的遺物，面對的是他未完成的長篇歷史小說《藍花楹》的手稿、提綱和龐大的各類歷史資料、素材。帶著對他的思念Move on，我決定沿著他的思路，幫他把這部小說完成。
《藍花楹》是部三部曲的長篇史詩，講述的是第一代澳大利亞新移民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拓荒建國的故事?；氖瓒嗄甑膶懽鳎俣忍峁P，尤其是駕馭這種宏大敘事的跨越百年歷史的題材，總覺得有些力不從心；既要尊重史實，寫得有分量、有內(nèi)容，還要尊重讀者，寫得好看、吸引人，這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挑戰(zhàn)，但我堅持了下來。
獨立成書的第一部，有40多萬字，2019年6月由武漢出版社出版；首印面市即告罄，兩個月后再版加印。2019年歲末，馬不停蹄地在中國和澳洲數(shù)個城市完成了《藍花楹》第一部的全球巡回簽售活動后，我計劃是從2020年春節(jié)后，順著韋斯理留下來的素材和寫作大綱，一鼓作氣地動筆寫第二部。出版社也申報了出版計劃，一切都在從容地推進中。
我有三個孩子，韋斯理走后，底下還有年幼的弟弟妹妹需要我照顧。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爆發(fā)前，我的生活狀態(tài)是空中飛人似的——我的工作地在武漢，孩子們在澳洲上學，所以我的時間分配是中國和澳洲、一邊一半，每個月至少會有一次往返中澳。每年12月是澳洲的圣誕新年大假，我都會帶著孩子回國探親、在武漢住上個把月的時間，然后趕在次年一月中旬，送他們返回澳洲上學。2020年1月19日，我陪同護送孩子們乘機離開武漢，原定的計劃是我在澳洲待兩周，待孩子們安頓下來后、于2月5日返程回國。后來發(fā)生的事情眾所周知，也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一種聞所未聞的冠狀病毒打亂了全人類的生活節(jié)奏，我的返程目的地武漢成了全世界第一個被封鎖的城市，我回國的航班被取消，我的中國簽證被宣布作廢，澳大利亞和中國邊境封鎖，而我所居住的昆士蘭州宣布對澳洲的其他州封鎖州界，學校停課，全城宵禁……武漢成了一個被妖魔化的城市，我這個來自武漢始發(fā)航班的武漢人，只得以不變應萬變——識趣地閉門不出，做好了蝸居在澳洲家中打持久戰(zhàn)的準備。
原以為2020年一月份在澳洲的停留是如常般的兩周時間，所以，所有的寫作素材、歷史文獻、包括我的筆記本電腦，都留在了武漢?！端{花楹》的第二部暫時是完成不了了，但這禁足的日子，是最好的不被打擾的寫作機會，于是，隔離在家的我，構(gòu)思來寫這部《我無法證明歲月有腳》。
這是一部記述我們這一代“70后”成長歷程的現(xiàn)實題材小說——在“文革”的后期出生，粉碎“四人幫”后進了小學，趕上改革開放，是最后一批小學只念5年的孩子，1989年秋天考進大學；又是最后一批統(tǒng)招統(tǒng)分、在大學里還有伙食費和糧票補貼的大學生，也是第一批要交宿舍生活費、要嚴格參加軍訓、沒有英語四級證書就拿不到學士學位的學生……大學生活中，我們這些中文系學生的學習內(nèi)容就是要把其他人的興趣素養(yǎng)當成專業(yè)來鉆研，古漢語、甲骨文、民間戲曲、外國文學，不管你喜不喜歡，這就是你的基本功；但更多的時候，我們心甘情愿地在張愛玲和亦舒的文字中分辨有情與無情，在三毛的沙漠故事和金庸的武俠世界中尋找自由，聽崔健和趙傳的歌，背海子和舒婷的詩，跳《友誼地久天長》伴奏的交誼舞……那是一個剛從計劃經(jīng)濟時代走向市場經(jīng)濟的時代，“ 70后”們經(jīng)歷了從“天之驕子”的躊躇滿志、到面向社會時、臉先著地這條必經(jīng)之路——這群人的成長，和整個社會的進程一樣，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深切地打上了大時代的烙印。我們的故事，就是這個時代的足跡。我想敘述的是，有些人在不可逆、不可言、也無法對抗的各種現(xiàn)實境遇下，面對著信仰與背叛的拷問而掙扎，在責任與夢想的糾纏中，經(jīng)年累月，終于成長為遠離理想、成熟世故的那種他們年少時并不喜歡的樣子。這也許是個哲學范疇的悖論吧，我總記得塔拉·韋斯特弗在《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中這樣寫道，“無論你成為誰，無論你把自己變成什么，那就是你本來的樣子。”——距離我們上大學那年，已經(jīng)過了30多年了，是時候在回望中自省了。站在今天的年歲和閱歷上，我們應該有足夠的智慧來提煉和再現(xiàn)這一代人的悲歡。
我構(gòu)思了6位有著不同成長背景的主人公，每個人都有自以為是的使命、責任和信念，而“自由”，曾是他們共同追求的理想。本來計劃寫的這部長篇小說分為上、中、下三卷，每卷以10年的一個階段性的故事為劃分：第一個十年是1989到1999年，主題“破土”，講述的是大學校園里的故事和剛踏入社會的一些周遭；第二個十年是2000到2010年，主題“綻放”，講述的是這幾個年輕人面對新世紀的新思潮做出了決然不同的人生抉擇；第三個十年為2010到2020年，主題“果實”，6個人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人生長河中，或收獲了夢寐以求的成功，或面對著無能為力的凋零，或徹底放飛了自我、從心所欲……我以王爾德的一句話作為整部小說的精神提煉：“每個圣人都有不可告人的過去，每個罪人都有潔白無瑕的未來?！?/p>
記得我剛進大學時，有位高年級師兄曾推薦我看三本書，它們分別是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杜拉斯的《情人》和記載薩特與波伏娃傳記人生的《心心相印》。這三本書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講述了男女之間跨越幾十年的愛情。無論讀者如何理解詮釋，三個故事里的男主人公都能讓故事里的女方相信，“我對你的愛，至死不渝”。我想，這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神韻，也是這世間女人的命門——我也是信的，無論是在少年時閱讀這些作品那會兒，還是我年近半百、百毒不侵的今天。所以，我在這部長篇小說中，把這三部作品作為了故事發(fā)展的暗線：女主人公的人生軌跡，從憧憬“心心相印”的初戀開始，經(jīng)歷了成為“情人”的迷茫，后來又在2020年的新冠病毒這種類似霍亂的時期中，朝花夕拾……而故事的主線，是一群名校大學生，從進校開始軍訓時要理發(fā)、美其名曰“從頭開始”，到他們經(jīng)歷了求學、北漂、辭職、出國、海歸、創(chuàng)業(yè)這30年的風雨之后，在夜雨敲窗時聚首，中年人回望來路，期待“從頭開始”。
我是1989年9月11日那天到武漢大學入學報到的，十多年后的9月11日那天以獨立技術(shù)移民的身份從北京飛抵澳洲，這一次在2020年9月11日這一天完成了這部長篇小說。我信奉生活是需要儀式感的，當儀式感來自天意的時候，就更加讓我相信，有些事，有些人，是有宿命的。
這部小說的標題——《我無法證明歲月有腳》——來自美國詩人艾米麗·狄金森的詩句，這句話深邃地解釋著歲月與個人成長之間的微妙關(guān)系。我以此文向?qū)懗鲞@樣金句的詩人致敬。我們的故事，和這個時代勾連得如此緊密；甚至可以說，要不是因為那些具體年份的具體事件，我們都長不成今天這樣具體的樣子。比如我在小說開篇時寫到了一個來自真實生活的細節(jié)：1989年9月12日那一天，武漢大學所有入校新生在學校的“九一二”大操場集合，接受主題為“反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第一次訓話；而這個操場之所以有這樣的名字，源于1958年的9月12日毛主席曾在此接見過武漢的大學生代表。這是個很有儀式感和歷史意義的巧合，而在我們這群人的成長中，還有不少類似的經(jīng)歷，所以，我把這些以小見大的細節(jié)，都編織到了小說的故事中，用這部小說來復刻了一群“我們”——所謂滄桑巨變，不過是死去的時間在我們的人生中長出了世故、玲瓏與腐朽。歲月是否有腳，誰能證明？誰需要去證明？
把文稿發(fā)給了《收獲》雜志社的“魯濱遜”老師，一個月后，接到編輯老師的電話，他認真看完了小說，就一些細節(jié)處理的問題，和我長談了兩個多小時。老師的修改意見是，壓縮篇幅，精簡人物，強化主角；如果想突出女性意識，就把重點放在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上。老師還專門強調(diào)說，“我能從小說中讀到你對武漢的熱愛，你寫的每一次吃飯的場景都很有武漢特色，每一道武漢菜的來龍去脈都寫得特別用心。你就要用這種寫飯菜都能寫出故事和人性的心思，讓女主人公身上所帶有的時代符號，更具象、更靈動。記著，好作品是要慢工出細活的。”
放下電話，記取了編輯老師的意見，我大刀闊斧地推倒重來，重寫了超過三分之一的篇章?！奥こ黾毣睢保以趯ξ淖值拇蚰ブ?，一點點地回到了大學時代，回到了我們住的桂園宿舍的桂花香氣中，回到了珞珈山和東湖的山水秀致里，回到了小兒女情長地相互依偎在露天操場里看《喜寶》電影的那些細節(jié)上……那些氣息、味道、場景、顏色，促使著指尖與鍵盤的勾連，故事從腦海呈現(xiàn)于電腦的屏幕，又縈繞彌漫了我所有的思緒，讓我沉迷于文字帶給我的寧靜與滿足。記得韋斯理曾經(jīng)告訴過我，彈琴彈到一定境界后，手指的肌肉神經(jīng)是有記憶的，也就是說，指尖會自然順著旋律的流淌來落鍵。這次的寫作，仿佛就體會到了這種手指肌肉的記憶。
在我因疫情困守在澳洲時，我的父親于2020年8月在武漢突然病逝。父親曾用大仲馬夸小仲馬的一句話來表達過他對我的期待，他說，“你是我最好的作品?！备赣H曾把我當成是他的驕傲，但在他告別這個世界之時，我卻無法陪伴左右。我把韋斯理當成是我此生最大的榮耀，期盼他有著無比輝煌燦爛的未來，但他匆匆走完了16年短暫而非凡的一生。一次再次地面對至親的逝去，向死而生，我需要更加謹慎地走完人生已進入倒計時的辰光。我常常用葉賽寧的詩句提醒自己，“在大地上，我們只過一生”——我的父親，還有我的長子，他們已飛升到天空。大地上，剩下的是我，正帶著他們無處不在的祝福，走完余生。寫作，會讓我回到從前，回到那些場景和細節(jié)之間，回到那些愛與被愛的故事里，把從指縫中流淌掉的光陰又用指尖的敲擊抓取回來，這些肌肉的記憶，其實來自血脈，來自生命。
深愛與虔誠，是活下去的意義——時至今日，我看到，寫作會是我未來的前程。
感謝《收獲》，感謝我的責編“魯濱遜”老師。在大地上我們都只過一生，但若能在《收獲》上留痕，也是文學人生中的極大收獲了。
